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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很多人了解中国是从陶瓷开始的，以至于陶瓷(CHINA)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尤其是欧洲许多国家，把拥有中国陶瓷看成高贵身份的象征。
中国早在8000年前便发明了制陶技术，是世界上最先烧造和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然而奇怪的是，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却还没有一本像样的《中国陶瓷史》，近代流行在世界上的有关中国陶瓷方面的书籍大多数是欧洲人写的，上世纪30年代左右日本则成了研究中国陶瓷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遗憾。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空白如今已经被中国人自己填上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有关方面便开始组织撰写陶瓷方面的书，陕西也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和书籍，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作者正是禚振西教授。2008年8月的一天，我来到了研究耀州窑的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客座教授、耀州窑研究会名誉会长、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禚振西先生的家中。
被誉为20世纪陕西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和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耀州窑遗址，位于陕西铜川市黄堡镇南侧，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在唐代，这里就开始建窑烧瓷，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元末明初停烧，前后历经800多年。目前，已在原窑址上建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耀州窑博物馆。这是目前我国挖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多、工艺流程合理、序列化最强的古代陶瓷遗址，也是世界陶瓷遗址发掘之最。这一切都和禚振西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禚振西先生可是个大忙人，她基本上不住在西安，而是住在和她的生命息息相关的陶都——铜川市。那里是她事业起步的地方，也是她创造辉煌的地方。猛一见她我有些吃惊，一是没有想到是位女士，二是没有想到她已经70多岁了，不过她的心理年龄和精神状态非常年轻，身体也非常好，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禚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名人”，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百科探秘》栏目都作过她的访谈节目，中央电视台《俗说文化》栏目还分4集介绍了她和古陶瓷，2007年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在陕西连续作了7场“寻宝”节目，她是在陕西聘请的两位专家之一。陕西卫视《天下宝物》也连续作了4期节目，系统介绍了她和陕西耀州瓷。其他还有许多电视台争相采访她，快成电视明星了。
不过对这些看起来很“风光”的事情她似乎并不太在意，大部分节目她自己都没有看过，连光盘也没有，一来没有时间，二来她对这种“名”早就淡漠了。她的目标，就是要再多出几本陶瓷方面的研究报告和书籍，给后人再留下一些东西。她的爱人杜葆仁先生也是陕西省考古所的研究员，夫妻二人曾在耀州窑遗址共同发掘了十几年，丈夫积劳成疾，因病去世。他在临终前专门对她交代：“但凡有条件的话，无论如何要把书出版出来。”她将这一份沉重的嘱托放在心的最深处。
考古工作者写书，可不是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而是要在田野里、在乡村里、在广阔的大地上去研究，去写作，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截至目前，禚先生已经出版的考古报告集有《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宋代耀州窑址》《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耀州窑瓷鉴定与鉴赏》《耀州窑瓷》(中文版和日文版)，另外还主编和参与编写了十余本著作。其著作获得陕西省历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两次获得陕西文博系统优秀成果一等奖，五次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两次获得三等奖。1997年，因其对中国古陶瓷研究的贡献突出，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她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位华人。
考古是个苦差事，提起他们当年的苦，那真有说不完的话题。禚先生告诉我说，她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吃苦。禚先生生在抗战时期，父亲母亲都毕业于北平艺专，父亲学画，母亲学音乐。抗战爆发，全家从山东流浪到大西北，出身于大家闺秀的母亲哪里受得了这般苦，不久就生病去世了。当时她只有3岁，却要帮助父亲照顾l岁的弟弟，所以从小就特别能干。1961年她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从实习员一直作到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她还记得当年在考古现场有许多群众发议论：“不是说来了个大学生、专家教授吗?怎么和农民一样啊，这活比农民还苦啊!”
还在大学期间她就参加了考古挖掘工作。一次考古时发现了一个墓穴，因为尸体腐烂奇臭无比，戴上3层洒了香水的口罩都下不去，谁都不愿意下去。她喝了几口酒，咬牙下去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清理出大量的古代文物。她的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上世纪50年代耀州窑进行第一次发掘，挖出大量瓷片，她1961年大学毕业后分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很幸运地整理了这批瓷片，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第二年下田野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那里认识了她后来的先生杜葆仁，一个朴实能干的技术员，后来他们花5元钱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开始了共同的生活和创业。
那时全国的考古工作都停了，他们不舍得停，没有钱雇民工就自己挖。她们每天要挑100担土，自己开荒种地，自己打窑洞，两人同甘共苦度过了60年代初的饥饿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抓住难得的工作机会，她一咬牙把还没有断奶的孩子抱给街坊喂养，晚上实在想孩子了，12点时偷偷跑去门缝看，不到1岁的孩子不吃不睡，嘴里不停地叫着“妈妈”，她流着眼泪跑了回来。为了事业，她可以说牺牲了自己的全部个人生活，一个女同志，不容易啊!
1973年她作为领队，又一次发掘了黄堡耀州窑遗址，1974年发掘了玉华窑，这两个窑奠定了她耀州窑考古研究的基础。1976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全国组织编写《中国陶瓷史》的写作班子，她是陕西编写组的组长。这又给她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她跑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考察，几乎走遍了当时的所有博物馆和文物商店，积累掌握了大量的资料。
1981年，中国成立了古陶瓷研究会，禚先生是西北地区的理事，因为每年要开几次会，这又为她走南闯北考察提供了机会。在采访中，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真是运气好啊!”我问她为什么身体这么好，她说“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发愁”。看着这位受了一辈子苦，却没有抱怨只有感恩的考古工作者，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
1984年，禚振西和她的先生杜葆仁第二次来到被誉为“十里窑场”的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开始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耀州窑发掘。那一年，耀州窑遗址被评为全省考古十大发现，全国考古百大发现，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关注。此时他们夫妻二人也把家搬到了那里，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戏称他们是“夫妻店”，提议陕西省文物局通报表扬他们。
虽然1998年就退休了，但是她却似乎更加忙了，有几十个社会兼职和聘书。她还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被评为陕西建国50年十大杰出妇女代表。
多年来，禚先生十分热心在社会上介绍宣传中国古陶瓷文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她就在全国各地办讲座，在西北大学举办的文博学习班系统讲授陶瓷知识，在《收藏界》《收藏》等杂志社及一些报社兼任专家顾问，面向社会进行咨询和鉴定工作，参加了许多义务学术宣传活动。用她的话说，就是希望通过她的宣讲，使中国古代陶瓷艺术能够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让人们了解和认识古代陶瓷，由此传承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化中的深刻内涵和博大精深。她的讲座因有丰富的工作生活经历，讲课内容深入浅出，生动，深刻，受到广泛的欢迎。
如今禚先生已经是名扬海内外的考古和陶瓷专家，多次应邀出国出境讲学，到过日本、英国、新加坡以及港、澳、台等地区。古稀之年仍然马不停蹄，退休后又发掘了三个窑场，其中“陈炉窑”被评为非物质文化，并获得“全国首届田野考古奖”三等奖，又出版了两本书，同时还有几本书正在写作中。更为可贵的是，退休之后，她自费考察全省的陶瓷窑址，已经走了40多个，写出了大量的调研报告。
这是一个在田野上唤醒生命、挖掘生命和抒写生命的女人，是一个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考古和古陶瓷研究的学者，是为中国为陕西古代文化传承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劳动者。是的，现在她成了名人，成了“大家”，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但这从来不是她的目标，这几十年来，她只知道默默地耕耘，默默地收获。正是这几十年的积累，换来了今天的辉煌，或许这就是“无心栽柳柳成荫”的注解吧!
让我们向这些在田野上默默耕耘的学者致敬!
(责编：雨岚)
中国早在8000年前便发明了制陶技术，是世界上最先烧造和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然而奇怪的是，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却还没有一本像样的《中国陶瓷史》，近代流行在世界上的有关中国陶瓷方面的书籍大多数是欧洲人写的，上世纪30年代左右日本则成了研究中国陶瓷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遗憾。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空白如今已经被中国人自己填上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有关方面便开始组织撰写陶瓷方面的书，陕西也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和书籍，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作者正是禚振西教授。2008年8月的一天，我来到了研究耀州窑的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客座教授、耀州窑研究会名誉会长、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禚振西先生的家中。
被誉为20世纪陕西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和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耀州窑遗址，位于陕西铜川市黄堡镇南侧，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在唐代，这里就开始建窑烧瓷，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元末明初停烧，前后历经800多年。目前，已在原窑址上建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耀州窑博物馆。这是目前我国挖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多、工艺流程合理、序列化最强的古代陶瓷遗址，也是世界陶瓷遗址发掘之最。这一切都和禚振西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禚振西先生可是个大忙人，她基本上不住在西安，而是住在和她的生命息息相关的陶都——铜川市。那里是她事业起步的地方，也是她创造辉煌的地方。猛一见她我有些吃惊，一是没有想到是位女士，二是没有想到她已经70多岁了，不过她的心理年龄和精神状态非常年轻，身体也非常好，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禚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名人”，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百科探秘》栏目都作过她的访谈节目，中央电视台《俗说文化》栏目还分4集介绍了她和古陶瓷，2007年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在陕西连续作了7场“寻宝”节目，她是在陕西聘请的两位专家之一。陕西卫视《天下宝物》也连续作了4期节目，系统介绍了她和陕西耀州瓷。其他还有许多电视台争相采访她，快成电视明星了。
不过对这些看起来很“风光”的事情她似乎并不太在意，大部分节目她自己都没有看过，连光盘也没有，一来没有时间，二来她对这种“名”早就淡漠了。她的目标，就是要再多出几本陶瓷方面的研究报告和书籍，给后人再留下一些东西。她的爱人杜葆仁先生也是陕西省考古所的研究员，夫妻二人曾在耀州窑遗址共同发掘了十几年，丈夫积劳成疾，因病去世。他在临终前专门对她交代：“但凡有条件的话，无论如何要把书出版出来。”她将这一份沉重的嘱托放在心的最深处。
考古工作者写书，可不是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而是要在田野里、在乡村里、在广阔的大地上去研究，去写作，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截至目前，禚先生已经出版的考古报告集有《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宋代耀州窑址》《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耀州窑瓷鉴定与鉴赏》《耀州窑瓷》(中文版和日文版)，另外还主编和参与编写了十余本著作。其著作获得陕西省历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两次获得陕西文博系统优秀成果一等奖，五次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两次获得三等奖。1997年，因其对中国古陶瓷研究的贡献突出，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她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位华人。
考古是个苦差事，提起他们当年的苦，那真有说不完的话题。禚先生告诉我说，她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吃苦。禚先生生在抗战时期，父亲母亲都毕业于北平艺专，父亲学画，母亲学音乐。抗战爆发，全家从山东流浪到大西北，出身于大家闺秀的母亲哪里受得了这般苦，不久就生病去世了。当时她只有3岁，却要帮助父亲照顾l岁的弟弟，所以从小就特别能干。1961年她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从实习员一直作到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她还记得当年在考古现场有许多群众发议论：“不是说来了个大学生、专家教授吗?怎么和农民一样啊，这活比农民还苦啊!”
还在大学期间她就参加了考古挖掘工作。一次考古时发现了一个墓穴，因为尸体腐烂奇臭无比，戴上3层洒了香水的口罩都下不去，谁都不愿意下去。她喝了几口酒，咬牙下去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清理出大量的古代文物。她的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上世纪50年代耀州窑进行第一次发掘，挖出大量瓷片，她1961年大学毕业后分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很幸运地整理了这批瓷片，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第二年下田野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那里认识了她后来的先生杜葆仁，一个朴实能干的技术员，后来他们花5元钱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开始了共同的生活和创业。
那时全国的考古工作都停了，他们不舍得停，没有钱雇民工就自己挖。她们每天要挑100担土，自己开荒种地，自己打窑洞，两人同甘共苦度过了60年代初的饥饿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抓住难得的工作机会，她一咬牙把还没有断奶的孩子抱给街坊喂养，晚上实在想孩子了，12点时偷偷跑去门缝看，不到1岁的孩子不吃不睡，嘴里不停地叫着“妈妈”，她流着眼泪跑了回来。为了事业，她可以说牺牲了自己的全部个人生活，一个女同志，不容易啊!
1973年她作为领队，又一次发掘了黄堡耀州窑遗址，1974年发掘了玉华窑，这两个窑奠定了她耀州窑考古研究的基础。1976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全国组织编写《中国陶瓷史》的写作班子，她是陕西编写组的组长。这又给她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她跑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考察，几乎走遍了当时的所有博物馆和文物商店，积累掌握了大量的资料。
1981年，中国成立了古陶瓷研究会，禚先生是西北地区的理事，因为每年要开几次会，这又为她走南闯北考察提供了机会。在采访中，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真是运气好啊!”我问她为什么身体这么好，她说“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发愁”。看着这位受了一辈子苦，却没有抱怨只有感恩的考古工作者，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
1984年，禚振西和她的先生杜葆仁第二次来到被誉为“十里窑场”的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开始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耀州窑发掘。那一年，耀州窑遗址被评为全省考古十大发现，全国考古百大发现，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关注。此时他们夫妻二人也把家搬到了那里，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戏称他们是“夫妻店”，提议陕西省文物局通报表扬他们。
虽然1998年就退休了，但是她却似乎更加忙了，有几十个社会兼职和聘书。她还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被评为陕西建国50年十大杰出妇女代表。
多年来，禚先生十分热心在社会上介绍宣传中国古陶瓷文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她就在全国各地办讲座，在西北大学举办的文博学习班系统讲授陶瓷知识，在《收藏界》《收藏》等杂志社及一些报社兼任专家顾问，面向社会进行咨询和鉴定工作，参加了许多义务学术宣传活动。用她的话说，就是希望通过她的宣讲，使中国古代陶瓷艺术能够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让人们了解和认识古代陶瓷，由此传承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化中的深刻内涵和博大精深。她的讲座因有丰富的工作生活经历，讲课内容深入浅出，生动，深刻，受到广泛的欢迎。
如今禚先生已经是名扬海内外的考古和陶瓷专家，多次应邀出国出境讲学，到过日本、英国、新加坡以及港、澳、台等地区。古稀之年仍然马不停蹄，退休后又发掘了三个窑场，其中“陈炉窑”被评为非物质文化，并获得“全国首届田野考古奖”三等奖，又出版了两本书，同时还有几本书正在写作中。更为可贵的是，退休之后，她自费考察全省的陶瓷窑址，已经走了40多个，写出了大量的调研报告。
这是一个在田野上唤醒生命、挖掘生命和抒写生命的女人，是一个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考古和古陶瓷研究的学者，是为中国为陕西古代文化传承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劳动者。是的，现在她成了名人，成了“大家”，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但这从来不是她的目标，这几十年来，她只知道默默地耕耘，默默地收获。正是这几十年的积累，换来了今天的辉煌，或许这就是“无心栽柳柳成荫”的注解吧!
让我们向这些在田野上默默耕耘的学者致敬!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