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万的高额索赔、记者的个人财产被冻结，发生在2006年的这场诉讼，将企业与媒体间的矛盾发挥到了极致。
　　由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报道了富士康集团女工站12小时工作，富士康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诉讼，起诉《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侵害其名誉权和商业信誉，并提出天价索赔。富士康集团的母公司正是台湾的鸿海集团，其老板是赫赫有名的郭台铭。
　　


　　早在两年前，郭台铭就使用过这种伎俩。2004年，鸿海也曾因一篇报道，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假扣押”了台湾《工商时报》一记者的个人财产，同时向其个人索赔3000万元新台币。其行为引起了台湾地区和海外各地媒体从业人士的强烈抗议，最终双方达成合解。
　　这一次郭台铭依然想采取这种强硬的姿态，对其他媒体也起到警示作用。没想到，却遭遇媒体的狂轰滥炸，这种集体抵制的力量肯定超过郭台铭当初想象。
　　这场原本是以“大鲸鱼对小虾米”的游戏，却演变成“大象与老鼠”的局面。3000万的诉讼费改为1元后，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日报》很快达成合解。在双方联合声明中，互相表示了对对方的尊敬，前一分钟的剑拔弩张瞬间化解。
　　在这场企业的危机事件中，由于富士康采用了非理性的强硬手段，虽然最终与媒体和解，但对其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而《第一财经日报》，虽然一开始表面上处于劣势，但它却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还为自己塑造了客观公正的媒体形象。
　　对企业来说，任何有利于建立自己美誉度的行为，都只算是万里长征的一步。而负面的传播却可能带来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
　　建立良性沟通机制是一条根本的原则。如果将那些失败的危机公关案例放在一起，无论是雀巢奶粉“碘超标”还是光明“回产奶”事件，没有及时地与媒体沟通一定是他们的通病。
　　美国危机管理专家奥古斯丁对危机处理有一个精辟概括：“说真话，立即说。”
　　从2006年的SK-II“铬钕门”危机，一直到SK-II暂时退出中国市场，宝洁中国都没有对此事件进行一个正式、全面回应，甚至当消费者根据厂商的承诺退货时，遇到重重阻碍，危机实际上从产品质量危机演变成了诚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