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艺术馆里,陈列着艺术大师罗丹的一尊巴尔扎克雕像。雕像身披宽袖长袍,头部微仰,双唇轻闭,额纹紧蹙,目光深邃,仿佛正在构思一部新作,酝酿一个细节,捕捉一个确切的词语。可是,如果看得再仔细些,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断了双手的巴尔扎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罗丹最初雕塑这个作品时,雕像的双手是完好的。只是因为这双手雕塑得太出色了,以致转移了人们应该注意的视线——这尊雕像的脸部,因为罗丹的创作意图是为了表现巴尔扎克深思的神态。因此,当罗丹在雕像完成后,听到他的学生对这双手发出的赞扬声:“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出这双手,它们简直像活了一样!”“老师,如果您不再创造别的,单凭这双手也足以使您永垂不朽了。”他不但不感到高兴,相反却怒气冲冲地抡起大斧,把“这双举世无双的完美的手”砍了下来。他严肃地告诉学生们说:“这双手太突出了,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们已经不属于这个雕像的整体了,所以我不能不把它们砍掉。”
　　任何艺术品都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每一部分的布局,都必须服从整体的需要,服从整个创作意图的需要。罗丹雕塑的这双手固然美,但它却冲淡了巴尔扎克雕像整体的意图,喧宾夺主,砍掉它是不足惜的。这种从整体出发的布局艺术,被称为“结构”。
　　文学作品的结构同样是根据作者的整个创作意图——主要是由作品主题思想的需要而决定的,它包括材料的取舍,主次、详略的安排,描写的顺序,线索的设置,情节的进展以及作品中的抒情、议论、写景部分等。
　　一些青少年文学爱好者读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常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小说中革命者夏瑜的形象要比小市民华老栓光辉得多,为什么小说不以夏瑜的活动为明线、主线,以华老栓的活动为暗线、副线,而恰恰相反呢?难道在生活中华老栓这种人要比夏瑜更重要吗?
　　乍一听,这话颇有道理,但是,它却忽视了作者的创作意图。须知,鲁迅先生创作《药》的目的,并非为了歌颂像夏瑜这类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当时,辛亥革命早已过去,这一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貌,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开出的药方是治不好中国社会的病的。那么,疗治旧中国病根的“药”在哪里呢?鲁迅先生认为,关键是要启发群众的觉悟,唤醒沉睡的灵魂,这才是疗治旧中国最要紧的“药”,也是小说《药》的立意所在。因此,他把一个愚昧无知的灵魂华老栓推到故事的第一线,而让夏瑜退居幕后,从而突出了作品旨在启发群众觉醒的意图。华老栓一心给患有肺病的儿子小栓寻找最好的“药”,可是他却糊涂地把人血馒头当作药方,结果造成了儿子的夭折。
　　为什么华老栓会愚昧到这种地步呢?通过茶馆中一群茶客谈“药”的场面引出的一条暗线告诉我们,关键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发动的这场战争忽视了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启蒙。献身革命的夏瑜一心给患了“病”的古老中国寻找最好的“药”,结果不但自己的革命行动被人们当作“疯了”,甚至连自己的血也被未曾觉醒的人民群众当作“药”来服用!通过结构上这一合理而巧妙的明暗两条线索交叉推进,小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题:根治中国社会最需要的“药”,是唤醒民众,决不能重蹈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覆辙。
　　描写顺序的结构安排,同样也要从主题的需要出发。小说的描写顺序,多数运用顺序写法;但小说《祝福》却采用倒叙,让小说一开始就掀起高潮:在鲁镇的人们正忙着“祝福”的阵阵鞭炮声中,已经沦为乞丐的祥林嫂拄着竹竿、拿着破碗,一步步向作品中的“我”走来,但她不是来乞讨钱财的,而是为了向知书识礼的“我”乞讨人生答案的:“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这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因为这是小说主人公祥林嫂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为令她不安、最为痛苦的矛盾。生命,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留恋的意义,因为她早已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失去了祭祀上供的权利,甚至失去了做奴隶的权利;她所关心的是:死后有没有灵魂。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她又充满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她希望死后有灵魂,这样,她就可以在“阴间”和自己心爱的儿子阿毛、丈夫团聚;她又害怕死后有灵魂,因为阴间的阎王要把她的身体锯成两半分给两个丈夫。
　　小说正是在这里,进入了主人公灵魂深处发生尖锐冲突的高潮。这个高潮安排在小说的开篇处,是独具匠心的:只有把这种怵目惊心而又令人大惑不解(乞讨者为什么不乞讨食品钱财,而乞讨“死后有没有灵魂”的答案)的高潮放在小说的开篇处,才能更有效地引起读者对祥林嫂命运的深思,并引导他们去寻找祥林嫂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这种结局的生活轨迹,才能有力地控诉封建“四权”的罪恶——它不仅毁掉了妇女的躯体,更残酷地折磨着她们的灵魂。
　　近几年来,关于小说题材中的议论成分争论颇多。赞成者誉为深刻,反对者认为这些议论破坏了文艺作品的形象思维原则。其实,议论本来就是小说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有无、取舍则应服从主题的需要。为议论而发议论,与深化主题无关,这种议论再深刻也不过是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中那双漂亮而无用的手,应该毫不吝惜地砍掉;相反,如果议论有助于开拓或深化主题,那么,这种议论本身就是艺术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同于科学论文中的逻辑思维方式。以鲁迅的《一件小事》为例,这篇小说劈头就是一段议论。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这段议论在《一件小事》中实在是不可缺少的。有了它,才能引出下面的“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有了它,才能点出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的腐败,对比出下文中那位人力车夫品质之高贵,从而证实中国的希望在于有这样一批正在成长起来的劳动者;有了它,才能深化作品的主题,证明知识阶层向劳动者学习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段议论已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和艺术形象——出场的“我”、车夫及未出场的军阀统治者水乳交融在一起了!
　　让我们记住罗丹砍掉的那双巴尔扎克雕像的手吧,它会提醒我们在考虑一篇作品时取什么、舍什么、详写什么、略写什么,如何安置线索,怎样展开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