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久已成为中文历史学界首屈一指的入门书。作者严耕望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后辗转香港、台湾任教，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余英时称他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生前身后，盛誉不衰。
　　严耕望的主要贡献，是在宋代以前的历史地理和官制两个领域，所著《唐代交通图考》《唐仆尚丞郎表》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等书不仅是研究汉唐历史的必备工具书，也建立了扎实可靠的研究典范。这部《治史三书》重在讲述治学门径，堪称“要把金针度与人”的苦口婆心之作。
　　《治史三书》虽然预设研究中国历史的初学者为读者群，但它除了史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以外，也广泛谈及学者的自我修养和人生智慧，所以这不仅是史学研究的技术手册，也是一本具有普遍价值的学者养成指南书。
　　他谈到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应当以具体问题为先导，从基本处下功夫，同时也要固守一定的立场，既不拘泥于旁人的论点，也不故意排斥他人学说，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具体方法，则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刻精细为基础，致力于组织化和系统化。这些经验之谈都是不限于史学一门的。
　　又比如，他说要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未说过的话，从别人都熟悉的地方，看到别人看不出的道理。还要建立起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否则只能沦为学术新潮的后知后觉，不能自成风气。具体的手段，则在确定重心的基础上，登高望远，联结起若干相关的小问题，而做“面”的研究。
　　再比如，他说不能为了发表而写作，但却不能因为不求发表而懒于写作。写作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而且是最重要最严肃的阶段，不写成文章，根本算不得完成了研究工作，学问也不可能成熟。思想停留在脑中，只能算是见解、看法，不是系统的成熟的知识，只有在写作过程中，才能发现思考的漏洞、缝隙、分歧，也才有弥缝补苴的机会。
　　这些见解都很平实，也很切中初学者的肯綮。相比于有的入门书动辄开出几十数百部的必读书目，或者讲些类似参禅悟道的话头，严耕望给学者的建议算得上卑之无甚高论，却非常实用。
　　除了上面这些原则性的要求，《治史三书》也涉及很多细节问题，可以给有志于从事学问者以很大启发。
　　例如，假如你做的题目别人已经做过了怎么办？千辛万苦找到一个题目，结果发现已经有相关的论著发表，又或者文章写到一半，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种窘况相信不少做过论文的人都遇到过。《治史三书》给出的建议是：首先应当随时留心学术行情，对学界的重要著作做到心里有数。其次在确定论题的时候，要选择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题目，假如此重要问题已经得到完满解决，那应该已经是相当有名的论著，一定要事先就已经知道；如果这一问题还没有根本性的进展，那么即使已经有了若干研究，只要肯下功夫去做，就能够超越前人，至于其他学者是不是能在枝节问题上对自己有所补正，并不影响大局。
　　再举一例。经常有人羡慕某位著名学者博闻强记，感叹自己无此天分，例如戴震可以把十三经注疏的白文和注全都背下来。其实古来学者资质驽钝的也大有人在。清代的阎若璩、钱大昕小时候都笨得要命，严耕望甚至说他自己“记忆力之坏，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也没有豁然开朗、一朝顿悟的经历。他只是靠持之以恒的努力，就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巨大的学术工程。所以他说，记忆力对于学问来说，远不如勤奋来得重要。
　　严耕望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但他做学问并不废寝忘食。他说，自己每天的工作时间，算起来不过五个小时，关键在于能够持久，从不间断，积累下来就能做出惊人的成绩。按他的话说，学问没有捷径，坚持不懈的笨功夫就是最简捷的捷径。即使学界以外的人，如果每天都能抽出两个小时读书，坚持十年以上，一定有所成就；那些在大学里谋得教职的人，反而未必能保证每天两小时的读书时间，因此学术上能否有成绩，完全可以取决于自己的决心和毅力，不一定要以学术界的名位为前提。
　　“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这是《治史三书》给学者的最后忠告，但是作者也说，这前六个字容易，后六个字就很不容易做到。1941年，钱穆对严耕望说：“中国人做学问的环境并不好，成名之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成名之后，又为多方面拉扯，不能专心学问。”70年过去了，学界的情况毫无改观。学人罹此境遇，究竟该何以自处，严耕望和他的《治史三书》就是最好的回答。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