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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吴石虽然牺牲6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依然难以释怀。父亲戎马一生，未给子女留下寸土片瓦，但其为人、品德、修养、学识，则是我终生享受不尽的财富。谨以片段回忆，寄托对父亲的无限怀念和哀思。
两度赴日学军事
1934年夏，父亲从日本陆军大学学成归国，举家乘苏联邮轮回到上海。航程近五昼夜，中间有两天风浪特大，母亲和大哥、小妹晕船，躺在床上不想动，唯独父亲带着我这个小男孩上了甲板，远眺太平洋风光。父亲亲切地对我说：“你看!天有多大，海有多宽!风浪不停地拍打着，多么伟大!”我听后也跟着喊：“真好看!真好看!”其实那时我什么也不懂。
船靠岸后，亲友们熙熙攘攘来接我们，安排住进旅馆，并于当晚摆了一席上海菜为我们全家接风。大人们喝酒，畅谈阔别之情；我们这几个小孩大口大口吃菜。有位阿姨给我盛了一碗鸭汤，鸭汤的味道好极了，只是太油腻，吃后不久就感到胃难受，呕吐不止。因为在日本，我们每天都像日本人那样，吃的是粗茶淡饭，也就是酱汤、腌萝卜干和一小碗米饭，很少吃这么油的东西，所以我的小胃实在享用不了。直到今天，我仍不敢再沾鸭肉。
从小母亲就溺爱我，还给我取个“弟弟”的小名，全家都这么叫，亲友也这么叫，这小名一直用到我长大成人。每天一大早，刘斐伯伯(字为章，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就到我们家门口喊“弟弟、弟弟”，我就跑出来，刘伯伯逗我玩一会儿后，父亲就出来了，提着包和刘伯伯一道送我上学。
当时家里还寄居着何蕴申伯伯(字敦诚)，他是父亲的老师何梅生先生的第四子，在日本学法政。父亲要我拜他为师认汉字。小时我调皮好玩，不认真学。有一天，我实在太过分了，把何伯伯气哭了。晚上吃饭，母亲开玩笑，笑眯眯地说：“今天真好玩，学生没哭，老师倒先哭了!”父亲一听，当时就火冒三丈，呵斥母亲怎能对老师这么不尊重，不能这样惯孩子。接着，他又给我讲了一遍尊师之道。这件事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父亲先后两次东渡日本，先入炮兵学校学习，后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均以优异成绩卒业，成为熟悉日本的军事专家。他收集的各类兵书及机密资料刊物，同行李加在一起共56大箱，都由母亲亲自收拾，一一登记造册。母亲比父亲小10岁，曾在福州女高上过学，十分勤劳贤惠，为抚养教育儿女劳累一生。特别是战乱时期，父亲不能顾家，全靠她一人带着我们奔波。
父亲在日本学习期间，广交朋友，除国内去的同学、同乡外，还有不少日本朋友。我还记得有位日本医生叫大野，经常给我们看病。他到我们家吃了一顿母亲亲手做的中国菜，赞不绝口，一再邀母亲到他家教他夫人做中国菜，所以两家不时来往。回国之时，他洒泪相送，还把最珍贵的传家宝——日本宝刀送给父亲留做纪念。
父亲的言传身教
1934年夏，我们全家回到南京，在五台山村租了房子，房子一共三层，我们住二、三层。一层住的是一对老夫妻，看起来十分穷困潦倒，他们用两个铁皮箱拼成一张床，上面铺着俄国毛毯。父亲说，他们是白俄，多半是沙皇时期的贵族，无法在国内生存，流亡到中国。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十分可怜。他让母亲有时间顺便买些香肠之类食品给他们送去。那年夏天，南京酷热难当，家里买了大块大块的冰放在房间里防暑降温。一天中午，温度高达40多度，白俄老太太受不了，竟热死在房间里。母亲每天都心惊胆战，赶紧另找房子。最后租了一套三层独立洋楼，离玄武湖很近，叫百子亭。父亲在参谋本部任职，兼陆军大学教官。我被安排进南京鼓楼小学念书。之后的两年多时间，我们家的生活过得十分安宁、和谐。这段时间是我们过得最幸福的日子。
父亲喜欢书法，常常一早起来就练书法。这是他在军校时期就养成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我有时在旁边替父亲研墨，看他写字。父亲告诉我，练字要全神贯注，要先学柳体，这是小学生打基础必经之路，并给了我一本柳公权书《玄秘塔》让我练。父亲还为我写了几张正楷让我临着练。直到现在，我的字体还有几分父亲书法的影子。
父亲高兴时有时还教我读书。他拿着一本《孟子》，用福州话高声朗诵。父亲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一遍又一遍念。他告诫我，为人之道不能只讲利，首先要讲仁义。他不仅教子如此，确实一生身体力行。
秋天天凉，父亲把何梅生老师接到百子亭家中住了近两月，直到入冬才送回福州。这两个月，何先生的饮食起居，父亲让母亲尽量照顾周全些。他下班回来便和老人谈诗论词，很是兴奋。母亲也拜老人为师，学画兰画竹。遗憾的是，当年我年幼贪玩，不懂得学习，以致至今仍是个诗盲。
为敬奉列祖列宗，记得在回南京的第一个春节，父亲亲自写了“吴氏本门历代宗亲”几个字贴在墙上，桌上摆了一些果品、菜肴及黄酒，父母亲先在案前三鞠躬，又让我们兄妹几个依次鞠躬，告诫我们不能忘了列祖列宗，要牢记父母养育之恩。后来由于战乱再也没有办过。
我祖父吴国琬，1864年(清光绪十一年)在侯官乡试考取举人，又曾千里迢迢赴京赶考，只因满口“福州腔”被拒之门外，从此布衣终其一生。父亲十分孝顺，即使在军校期间，也要从微薄的津贴中挤出几元钱寄回家，同时在问安信中附上近期作文和邮票，请祖父批改寄回，还将所有回信都郑重妥存并粘贴成册。他告诉我们，这是我家传家宝，家风不可丢，要世代传下去。可惜这些东西，连同书箱、相册等，都因战乱全部丢失。
漂泊不定的生活
父亲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要带全家出去游山玩水，呼吸新鲜空气。除了中山门外常去的几个景点，如明孝陵、中山陵、音乐台等，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燕子矶俯览万丈下的长江滚滚东流水，栖霞山看红叶，镇江吃老和尚做的鲥鱼，采石矶远眺长江帆船点点，杭州西湖看秦桧夫妻跪像等。当然我们家离玄武湖近，傍晚去玄武湖划船更是一大乐事。
有时父亲也带我们到好友家做客。常去的有住普陀路的何叙甫伯伯家和住傅厚岗的陈焯(字空如)伯伯家。当我第一次看到何伯伯在画室用手指沾墨眉飞色舞地画中国画，感到很新奇。陈伯伯、陈伯母看到我们十分高兴，常连声叫我小名“弟弟”，还要收我为义子。后来战端一起，也顾不了这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1937年上半年，华北局势已相当紧张，但为掩人耳目，当局仍高唱中日亲善。当时我已是鼓楼小学三年级学生，级任老师是俞思聪，我忘不了她。一天中午课后下大雨，我没带伞，俞老师留我在食堂吃鸡蛋炒饭，真香，比在家吃饭香多了!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碗蛋炒饭。俞老师叫我们班同学与日本小学生联欢。八辆敞篷小轿车载着几十个穿海军式校服的日本小学生来到校门口，被迎进校园，唱唱跳跳，闹腾了整整半天。当天下午，俞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张画着铁路线的地图，让我们抄下拿回去填写地名。我猜不 透，就回去问父亲。父亲十分耐心地给我解释，铁路从哈尔滨、长春、沈阳到大连旅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东北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收复失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的幸福和平的童年生活也就此结束了。
为了躲避日机轰炸，父亲让我们先到上海住一段时间。岂知到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突然爆发，我们只得迁居租界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馆。一天中午，两声巨响之后，楼下大厅玻璃被炸得粉碎，满地是血，是日军在上海大世界丢了两颗重磅炸弹造成的，死伤2000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炸弹声。吴淞前线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事迹不断传来。一天半夜，父亲突然从吴淞前线视察回来，在旅馆住了一晚上，他说前线战士十分英勇，前仆后继，尸骨堆积如山，十分壮烈。父亲说的这些，给我幼小的心灵极大震撼。
上海呆不下去了，母亲带我们又回南京。列车满载难民，我蜷缩在二等车厢的茶几旁，八个多小时才到南京。父亲亲自来接，我们又回到了百子亭的家。突然，警报响起，我们一起躲进院子里挖好的防空洞。防空洞是父亲在我们住上海期间让人在家挖的。防空洞上的面隔板用几根木柱撑着，上面盖着浮土，洞口挂张毯子。炸弹一声声震耳，我的两只小眼睛紧盯着眼前的木柱，生怕这木柱撑不住垮下来把我们埋了。父亲每天照常上班，我们在家过了几天担惊受怕的日子后，父亲说：“不行，你们走吧!”就亲自送我们到镇江坐船(怕轰炸，轮船不敢靠南京码头)。当天，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坐上去宜昌的轮船，两月后又从宜昌转赴重庆。轮船走了三天三夜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同船的一位川军团长，腿受伤不能走，他给我们讲战斗故事和沿途风光，我至今还有印象。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蒋介石组织军委会大本营转移武汉，父亲继续主持对日情报工作(后改军令部二厅)。1992年11月5日，我在广州迎宾馆见到何世庸大哥(何叙甫伯伯的长子，曾任广东石化厅厅长)，谈起他们在武汉时的情景。何大哥告诉我，1937年五六月间，中共代表团来南京，经张冲和何伯伯介绍，我父亲和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见面，席间相谈甚欢。叶剑英很器重熟悉日本军事的父亲。1938年，二厅在武昌珞珈山主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由我父亲主持，他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讲课。何世庸曾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训练班，亲聆了周恩来的形势报告、叶剑英关于游击战的大课。我父亲就有关情报通讯问题作了讲话。武汉撤退后，父亲请辞军令部职务，转赴桂林行营。
母亲带领我们兄妹四人来到重庆后，为避日机轰炸，经友人介绍，在南岸一座德侨别墅租了两间房住了下来。房间在别墅顶层，除了两间房外，三边由阳台围着，很是宽敞。在阳台上可以俯瞰长江美景，一艘船篷刷着米字旗图案的英国军舰停泊在长江边。
经过几年的折腾，我家总算安定下来。我从小学三年级连跳三级，进入重庆东方中学念初中一年级。学校在海棠溪，每天上学要走山路，来回至少两个半小时，遇到下雨道路泥泞用的时间更长，所以两腿锻炼得十分结实。父亲去桂林就职前先到重庆来看望我们。当他看到我们一切安顿妥当，也就放心了，两天后就飞赴桂林。
重庆，当时人称雾都，每天早晨起来，大雾弥漫，10点以后渐渐散去。日机不时来袭，火光冲天，但我们在南岸，从未挨炸，心里不紧张。
到了1939年末，父亲来信要我们适时南迁广西。为了乘飞机方便，过了年母亲又带着我们兄妹四人搬回对岸重庆市内小棵子的一家旅馆住下，预备订机票。一周后，突然从我开始，兄妹都染上了腥红热，高烧不止，实难成行，一耽搁就是一个月。日机轰炸日甚一日，到处是断垣残壁，实在太吓人。母亲下决心第二天一定走。第二天上午，我兄妹拖着患病之躯到了白市驿机场，怕机场人员发现，不让传染病人登机，我们还要勉力装着无病的样子，总算搭上了欧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安抵桂林机场。父亲来接，全家又一次团圆。听说第二天我们所住旅馆和那条大街全被炸，夷为平地，我们全家侥幸逃过一劫。
在桂林，全家住桂东路城门口一套三进平房，第一进是门面房，第二进房东住，我们住在第三进，中间是厅，东西各两间房，很清静。出城门，过漓江大桥，过桥有个寺庙，现改为逸仙中学，我插班进初二。导师黄昞晖，是从香港来的文化人。他在课堂上既讲战争形势，也讲游澳门的经历，思想活跃。那时，一旦桂林市内的最高峰独秀峰挂上大灯笼，那就是要发生空袭，老师立即组织全班同学去七星岩“躲防空”。我们在桂东路共住了半年，一次轰炸房屋被毁，所幸全家平安，只得搬到环湖路另租住房。
在环湖路，我第一次见到陈嘉庚先生，父亲热情接待了这位闽籍侨胞，称赞他为抗日救国所作的贡献。老乡见老乡，倍感亲切。
在逸仙中学读了两个学期，父亲支持我转入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创办的桂林德智中学，入高中一年级。学校新建于桂林西郊甲山村，风景秀丽，软硬件均佳，实行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教师多为太平洋战争后从香港转入桂林的文化精英，图书馆藏书也十分丰富。班导师李德亮讲课很幽默，同学都愿意到他宿舍去聊天。记得一次，他在课堂讲公民课，针对课本反其道而言，痛批马尔萨斯理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则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战争不可避免，诸如此类。在他的教导下，我们受益匪浅。学校在战火中培养了不少人才。仅举我所认识的三位好朋友：俞北海(后名俞渤)，他在解放战争中驾机起义。其父俞星槎和我父亲同事，任桂林行营副参谋长，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很悲痛，挥泪写了长长的挽联吊唁他。陈德建，是班上我最要好的朋友，酷爱鲁迅的作品，一口气把鲁迅全集读了一遍。我离开德智后，他去了东江纵队，改名陈迅之。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还有一位女同学叫何静宜，是何叙甫伯伯的千金，后改名何嘉，她在香港时曾为我父亲带路去见中共有关负责人，等等。李德亮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李嘉人，当过中山大学校长、广东省副省长，直到李老师去世前我们还有书信往来，我很怀念他。
侠肝义胆赤子情
父亲在桂林，除了军务还热心公益事业。他组织福建旅桂同乡会，通过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关系，特去福建招募3000名闽人子弟人军校参加抗日。他创建黄花岗纪念学校，延聘福州名士林素园先生当校长教育闽籍子弟。父亲说：“闽人多志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半是闽人。”
他还支持日本友人鹿地亘先生在桂林创办日本反战同盟桂林支部，指派部属林长墉上校(林则徐重孙，留日军官)具体协助。日俘自发自编的话剧在当时后方城市演出，曾轰动一时。在昆仑关战役中，鹿地亘组织日本反战小组在前线喊话，效果很好。鹿地亘后来不幸被日机轰炸阵亡。父亲为此写了长篇祭文，并分别在重庆、桂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关于桂林军务，父亲只有寥寥数语的自我 描述：“桂南会战时余方病，力疾从事数夕不交睫，痛苦不可名状。长沙第三次会战计划，余亦参与其事，实负起草之全责。昆仑关之役，亦因余之指导而告大捷，杜光庭即以此一战成名。”
桂柳会战结束，桂林行营撤销，父亲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家也从桂林迁到柳州。但我们兄妹仍留在桂林上学，寒暑假才回柳州。战区长官部设在原兵工厂旧址，四周环山，风景宜人。我们家就安在厂内山边一座平房内。父亲很敬业，室内挂满军用地图，作战计划都亲自草拟。每天清晨，他都骑着高头大马到郊外驰骋练武，为官兵作表率。回来后冲个澡，接着练书法。一天，对面山洞突发烟雾，我们兄妹放假和母亲都在家，当时也没在意。恰巧头一天我三叔(吴同文，字浩然)从甘肃来柳州，住家里，他说：“情况不对!在甘肃我也经历过，马上要出事，赶快躲一躲。”我们全家和三叔立即坐上车开到乐群社(离家约两公里的招待所)。车刚进门就听到一声巨响，军火库爆炸了，整个山被削去一半。当时父亲正和张发奎等开会，听到巨响，张发奎大叫说：“这一下你家全完了!”父亲泰然说道：“他们已经避开了!”我家门口一个卫兵被巨石击中头部不幸身亡，全家侥幸又躲过一劫。
我在德智念完高中一年，放暑假回到柳州家中。同班同学、挚友陈德建也随我到柳州玩。他一再动员我一块儿到延安去。我舍不得离开家，母亲溺爱我更不同意我去，但友情难却。当我正举棋不定时，林薰南伯母从韶关来，准备回贵州遵义(林伯母是医生，在南京时我患白喉经林伯母抢救得以生还。林伯伯是父亲日本陆大的同学，在韶关任战区参谋长)。林伯母在柳州住了一星期，一直向我和父母宣传贵州湄潭山清水秀，是小江南，是读书的好地方，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湄潭创办了浙大附中，聘请精英办学，是大后方最好的中学之一，让我莫失良机，好好在那儿读两年书，不要胡思乱想。我当时迫于无奈，听了她的话，到德智办了退学手续，父亲派副官送我到金城江(当时湘桂路西面只通到金城江)。之后，我独自一人坐上了木炭长途汽车，从金城江一步一步往上爬，经贵阳、遵义到湄潭，插班入浙大附中高中二年级。我终于离开了家，走上独立求学之路。三年间(其中一年因病休学)，无论汉语、英文还是数理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夏，日寇大举犯湘，长驱入桂，西逃难民涌入柳州火车站。父亲为疏民困，擅自下令让柳州车站司令游飞(父亲保定同学)，在军列中加挂车厢疏散难民。据何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部长)回忆，当时他和广西农大一批大学生就是乘此加挂车厢逃离险境。父亲对桂柳战役曾作如下描述：“敌挟其八师团兵力，欲一举打通其南洋路线，我方兵力不足，请求增兵之电在二十以上，迄未邀准……兵力既成劣势，态势又复险恶，再感觉命令不能全盘调和，在此严重情况下，其不为所歼灭者几希!”父亲虽曾极力协助张发奎指挥，并曾亲临怀远前线拒敌前进，相持7日，虽歼敌不少，但回天无术，在六寨又惨遭盟军误炸，幸免于难。父亲记道：“余眷于柳州退出时，虽已先行，交通工具极度困难，饱受游离之苦，余生平珍贵之书籍，沿途中散失无遗，爱子复殇其一(幼弟吴竞成患肺炎，因缺医少药而逝，葬于贵阳西郊)。余抵筑后与家人凄然相对，忧劳感伤，竞罹大病一场。”
1945年4月，父亲辞去第四战区职务，到重庆任军政部主任参事。他卸下重担后，就有时间与诸多友好闲游山川，吟诗作赋。1946年1月，父亲同何遂、陈孝威冒雨登上重庆北碚缙云山，留诗画合璧于缙云寺汉藏教理院。诗曰：“旧境重寻叹独勤，任他春已尽三分；笋舆十里松阴路，细雨斜风上缙云!”父亲也曾带我们到重庆南温泉拜访日本知交鹿地亘先生一家，母亲和鹿地夫人也是好朋友，两家相聚整整玩了一天，那种轻松愉快、自由自在、有歌有舞的诚挚气氛和开怀畅饮的场面，在我年轻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50年父亲遇害后，我还在上海报纸上读到鹿地亘与日共领袖樵野的谈话，回忆抗战胜利后父亲访日与他谈心的情景，深为父亲的去世而哀悼(见《上海新闻日报》，1950年8月14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举国上下无不欢声雷动。当人们正期待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时，内战阴影已逐渐笼罩中华大地。我们全家陆续回到久别的南京，租居于湖北路翠琅村一号，与父亲的挚友胡雄(时任江宁要塞司令)为邻。国民政府国防部改组，父亲任史料局局长，负责修战史，拟脱离内战干系。父亲在其《自传》中曾自我检讨说：“会性忠厚，待人以诚，一生成败皆系于此。以能尽力为人助，故能得生死患难之交。以待人诚笃，故或见款于小人，颇受其累!”回到南京以后，家中依然亲朋不断，父亲在客厅边通廊围一小客房，甚是简陋，但路过南京同乡同窗，宁可不住旅店，也要在我家小住几天。如王冷斋伯伯(七七事变时的宛平县县长)、陈长捷伯伯(同里同窗、傅作义旧部，天津战役被俘，后特赦)、李黎洲伯伯(福州名士)、施秦祯伯伯(同乡同学，上海巨商)、吴仲禧伯伯(同乡同学)，等等。仲禧伯伯因被诬告遭扣押，父亲愤而去找监察局长讲理，并亲自派车接到家里住下。父亲不仅对友以诚，对晚辈也十分关爱。我的高中同学好友罗伯鹏，是个孤儿，毕业后无家可归，深得我父母的帮助，和我一道从贵州回到南京家中，和我同吃、同住、同游、同考大学，直到他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当了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农学院贝时璋教授的助手陈柏林，也是我在湄潭浙大附中读书时的好友，被诬共党嫌疑，扣押于贵阳监狱。父亲不顾一切连电贵州省主席杨森，请求保释，方免于难。父亲自诩，此生救人危难之事不知凡几。
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接收官员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泛滥成灾；滥发金圆券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父亲以爱国爱民赤子之心，极感焦虑，在家与挚友交谈，不断喟叹：“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他对蒋政权似已彻底绝望。李以勖(原国民党将领)在回忆文章中有如下片断表述：蒋介石通过亲信个别谈话调查下属的情景。
蒋问：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来，据报有厌战言论，曾多次向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话吗?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你在陆大肄业，听过他的课吗?你可谈谈他的情况?
李答：我1940年考陆大时，吴已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没有听过他的课。1942年陆大毕业回九战区见过几次面，他是从战略上来谈战乱问题，长期打下去会把我们拖败……今年五月底他来福州，邀我到温泉路家中吃饭，说福州易攻难守，福建是山岳地便于打游击，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之国民党无可战之将，也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饭桶。当今之计，从政略，战略，战术，战斗的诸方面看，一线之望可以持久者是守岛屿，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战。
虽长期在外，父亲仍关怀桑梓，始终情系 家乡父老。1948年6月，福州地区遭遇大洪灾，10万灾民无家可归。父亲邀在南京供职闽籍友人商讨急救之策。除请求中央拨粮外，发动捐资赈灾，他自捐一月薪资，并派专人赴沪找挚友施泰祯捐1万元，购置粮食衣被等，用轮船运至福州济急。1948年底，父亲奉调回福州供职，他十分高兴，觉得可以为家乡做点事了。当时福州已处在战争前沿，为了保护市民，他设法尽力阻止在福州周围建半永久性工事。他私下曾对部属亲信吴思敏说：“福州千年古城如遭破坏，将无颜面对家乡父老!”由于各方配合，1949年8月17日福州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完整无损，市民平安。另外，父亲在离开福州前夕交代部属，妥存史料局保管的军事绝密档案298箱，其中有价值连城的“末次资料”，计775辑。
1949年2月，父亲初到福州，当时正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和中共和谈。一天，父亲突然接到李宗仁电召他回南京并拟调任总统府参军长之职。正好学校即将开学，我跟父亲一道坐飞机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报到，父亲则住在太平路安乐酒店。4月1日，南京学生举行大游行，警备司令张跃明下令开枪，发生惨案。第二天，我和几位老同学去酒店看望父亲时谈起此事。父亲对同学深表同情，说：“日子不会太久了。”同时还告诉我：“李宗仁下不了决心，他不接受中共八项条件，我在南京没什么事好做了，明天就回上海。”他给我留下身上仅有的20元美钞。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4月20日，父亲从上海来长途电话，一再要我回上海暂避，他怕“子弹不认人”。我说：“几千个同学都留校应变，请父亲放心。”他说我来上海，可以转香港，也可以转北平念书。我仍坚持以不变应万变，迎接解放。我大哥美成于1946年夏从武汉大学放假乘船(东亚轮)沿长江东下回南京，不幸轮船失事沉没，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因此，父亲对我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4月22日下午，解放军开始攻城，父亲又让江宁要塞司令胡雄在撤退时开吉普车拐到学校找我，要我立即随车东撤。我一再感谢胡伯伯在如此紧急关头还关心我，但还是婉拒了他。从此我们一家骨肉分离各奔东西，一晃就整整一个甲子。第二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南京全城!4月24日，也就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我曾去位于中山北路的原国民党海军部拜访了林遵伯伯(他在南京解放前夕率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林伯伯是父亲的挚友旧交，常来我家与父亲闭门谈事。当时，由于形势还比较紧张，我在林伯伯那吃了午饭就匆匆告辞了。
福州解放前夕，父亲受命与母亲、小妹学成、小弟健成飞台后，两岸隔绝，再无音信。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走访在北京白塔寺寓所的何遂伯伯。老人谈起1949年底逃离台北情景时声泪俱下。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情况很不好，父亲一再催促他赶快离开虎口，以防不测。父亲对他说：“我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块牌子掩护，你快走!”就这样，父亲替他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第二天亲自开车把他送到飞机场，直至上了飞机才离开。老人说：“你父亲和我40年之交，情同骨肉，非同一般。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不意从此竟成永别!”
父亲丹心永存
1950年6月10日，父亲在台北牺牲两月后，母亲被释放。她和16岁的小妹学成遵从父亲嘱托，含辛茹苦抚养年仅6岁的小弟健成。健成从幼稚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最后考取赴美研究生，依靠自己的奋斗，取得化学硕士。直到1980年5月，他才有条件把母亲接到美国洛杉矶定居。
我和留在大陆的大妹妹兰成，大学毕业后接受统一分配，一个到东北，一个到边疆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于1972年向中央申诉。幸得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直接干预，有关部门特派专人来河南说明情况。1973年11月15日，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函件形式“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并发给抚恤金650元人民币。我们以党费名义全部上交。
1982年，我和兰成得以赴美探望老母亲，学成也从台北同时赶到。全家历经32年磨难，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母亲取出父亲在狱中写在画册背面的遗书。遗书概述生平抱负，对亲人的眷恋，对友人的感恩，交代对遗作存书的处置等，最后犹不忘记对儿女谆谆告诫，曰：“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勤俭家风则吾意足矣!”结尾赋诗曰：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吴石丹心永存，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家乡父老，无愧于列祖列宗!
1991年12月10日，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罗青长同志，在北京西郊燕山饭店亲切接见我和兰成，在座的还有何康和谢筱延。他说：
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在“文革”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事，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的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做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1992年，小妹学成偕妹夫夏金辰来郑州，捧回了父亲的遗骸，在我家中供奉近三年，每年父亲生日都焚香拜祭。1994年4月22日，小弟健成从美国捧回母亲遗骸。这样，我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父母合葬仪式。来自海内外亲属好友百余人参加。谢筱廼伯伯(原社会部派往福州的情报小组负责人)说：“你父亲为人忠厚、亲切、热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个当年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你家一次，有时候还在那吃饭。你母亲也很和气，办完事，你父亲每次都亲自送到巷口，还一再关照，万一出事要及时设法通知好营救。在他的周密安排下，福州没打什么仗就解放了。你父亲在福州解放前夕飞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
何康在仪式上回忆往事，唏嘘不已。他说：“吴伯伯爱国爱民，渴望中国有一个光明前途。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化，蔑视降日将领，曾表示绝不直接参与内战指挥，不为蒋介石出一谋一策。他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和祖国统一大业，功垂千秋。他博学多才、廉洁奉公、忠厚待人、爱憎分明、两袖清风，在那个时代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是我们亲自看到和亲自受到教育的。”
公墓墓碑上刻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碑文经罗青长同志审定，由父亲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碑文全文如下：
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州。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后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军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三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忆昔抚今，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不禁潸然泪下。亲爱的父亲、母亲，安息吧!
两度赴日学军事
1934年夏，父亲从日本陆军大学学成归国，举家乘苏联邮轮回到上海。航程近五昼夜，中间有两天风浪特大，母亲和大哥、小妹晕船，躺在床上不想动，唯独父亲带着我这个小男孩上了甲板，远眺太平洋风光。父亲亲切地对我说：“你看!天有多大，海有多宽!风浪不停地拍打着，多么伟大!”我听后也跟着喊：“真好看!真好看!”其实那时我什么也不懂。
船靠岸后，亲友们熙熙攘攘来接我们，安排住进旅馆，并于当晚摆了一席上海菜为我们全家接风。大人们喝酒，畅谈阔别之情；我们这几个小孩大口大口吃菜。有位阿姨给我盛了一碗鸭汤，鸭汤的味道好极了，只是太油腻，吃后不久就感到胃难受，呕吐不止。因为在日本，我们每天都像日本人那样，吃的是粗茶淡饭，也就是酱汤、腌萝卜干和一小碗米饭，很少吃这么油的东西，所以我的小胃实在享用不了。直到今天，我仍不敢再沾鸭肉。
从小母亲就溺爱我，还给我取个“弟弟”的小名，全家都这么叫，亲友也这么叫，这小名一直用到我长大成人。每天一大早，刘斐伯伯(字为章，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就到我们家门口喊“弟弟、弟弟”，我就跑出来，刘伯伯逗我玩一会儿后，父亲就出来了，提着包和刘伯伯一道送我上学。
当时家里还寄居着何蕴申伯伯(字敦诚)，他是父亲的老师何梅生先生的第四子，在日本学法政。父亲要我拜他为师认汉字。小时我调皮好玩，不认真学。有一天，我实在太过分了，把何伯伯气哭了。晚上吃饭，母亲开玩笑，笑眯眯地说：“今天真好玩，学生没哭，老师倒先哭了!”父亲一听，当时就火冒三丈，呵斥母亲怎能对老师这么不尊重，不能这样惯孩子。接着，他又给我讲了一遍尊师之道。这件事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父亲先后两次东渡日本，先入炮兵学校学习，后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均以优异成绩卒业，成为熟悉日本的军事专家。他收集的各类兵书及机密资料刊物，同行李加在一起共56大箱，都由母亲亲自收拾，一一登记造册。母亲比父亲小10岁，曾在福州女高上过学，十分勤劳贤惠，为抚养教育儿女劳累一生。特别是战乱时期，父亲不能顾家，全靠她一人带着我们奔波。
父亲在日本学习期间，广交朋友，除国内去的同学、同乡外，还有不少日本朋友。我还记得有位日本医生叫大野，经常给我们看病。他到我们家吃了一顿母亲亲手做的中国菜，赞不绝口，一再邀母亲到他家教他夫人做中国菜，所以两家不时来往。回国之时，他洒泪相送，还把最珍贵的传家宝——日本宝刀送给父亲留做纪念。
父亲的言传身教
1934年夏，我们全家回到南京，在五台山村租了房子，房子一共三层，我们住二、三层。一层住的是一对老夫妻，看起来十分穷困潦倒，他们用两个铁皮箱拼成一张床，上面铺着俄国毛毯。父亲说，他们是白俄，多半是沙皇时期的贵族，无法在国内生存，流亡到中国。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十分可怜。他让母亲有时间顺便买些香肠之类食品给他们送去。那年夏天，南京酷热难当，家里买了大块大块的冰放在房间里防暑降温。一天中午，温度高达40多度，白俄老太太受不了，竟热死在房间里。母亲每天都心惊胆战，赶紧另找房子。最后租了一套三层独立洋楼，离玄武湖很近，叫百子亭。父亲在参谋本部任职，兼陆军大学教官。我被安排进南京鼓楼小学念书。之后的两年多时间，我们家的生活过得十分安宁、和谐。这段时间是我们过得最幸福的日子。
父亲喜欢书法，常常一早起来就练书法。这是他在军校时期就养成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我有时在旁边替父亲研墨，看他写字。父亲告诉我，练字要全神贯注，要先学柳体，这是小学生打基础必经之路，并给了我一本柳公权书《玄秘塔》让我练。父亲还为我写了几张正楷让我临着练。直到现在，我的字体还有几分父亲书法的影子。
父亲高兴时有时还教我读书。他拿着一本《孟子》，用福州话高声朗诵。父亲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一遍又一遍念。他告诫我，为人之道不能只讲利，首先要讲仁义。他不仅教子如此，确实一生身体力行。
秋天天凉，父亲把何梅生老师接到百子亭家中住了近两月，直到入冬才送回福州。这两个月，何先生的饮食起居，父亲让母亲尽量照顾周全些。他下班回来便和老人谈诗论词，很是兴奋。母亲也拜老人为师，学画兰画竹。遗憾的是，当年我年幼贪玩，不懂得学习，以致至今仍是个诗盲。
为敬奉列祖列宗，记得在回南京的第一个春节，父亲亲自写了“吴氏本门历代宗亲”几个字贴在墙上，桌上摆了一些果品、菜肴及黄酒，父母亲先在案前三鞠躬，又让我们兄妹几个依次鞠躬，告诫我们不能忘了列祖列宗，要牢记父母养育之恩。后来由于战乱再也没有办过。
我祖父吴国琬，1864年(清光绪十一年)在侯官乡试考取举人，又曾千里迢迢赴京赶考，只因满口“福州腔”被拒之门外，从此布衣终其一生。父亲十分孝顺，即使在军校期间，也要从微薄的津贴中挤出几元钱寄回家，同时在问安信中附上近期作文和邮票，请祖父批改寄回，还将所有回信都郑重妥存并粘贴成册。他告诉我们，这是我家传家宝，家风不可丢，要世代传下去。可惜这些东西，连同书箱、相册等，都因战乱全部丢失。
漂泊不定的生活
父亲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要带全家出去游山玩水，呼吸新鲜空气。除了中山门外常去的几个景点，如明孝陵、中山陵、音乐台等，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燕子矶俯览万丈下的长江滚滚东流水，栖霞山看红叶，镇江吃老和尚做的鲥鱼，采石矶远眺长江帆船点点，杭州西湖看秦桧夫妻跪像等。当然我们家离玄武湖近，傍晚去玄武湖划船更是一大乐事。
有时父亲也带我们到好友家做客。常去的有住普陀路的何叙甫伯伯家和住傅厚岗的陈焯(字空如)伯伯家。当我第一次看到何伯伯在画室用手指沾墨眉飞色舞地画中国画，感到很新奇。陈伯伯、陈伯母看到我们十分高兴，常连声叫我小名“弟弟”，还要收我为义子。后来战端一起，也顾不了这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1937年上半年，华北局势已相当紧张，但为掩人耳目，当局仍高唱中日亲善。当时我已是鼓楼小学三年级学生，级任老师是俞思聪，我忘不了她。一天中午课后下大雨，我没带伞，俞老师留我在食堂吃鸡蛋炒饭，真香，比在家吃饭香多了!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碗蛋炒饭。俞老师叫我们班同学与日本小学生联欢。八辆敞篷小轿车载着几十个穿海军式校服的日本小学生来到校门口，被迎进校园，唱唱跳跳，闹腾了整整半天。当天下午，俞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张画着铁路线的地图，让我们抄下拿回去填写地名。我猜不 透，就回去问父亲。父亲十分耐心地给我解释，铁路从哈尔滨、长春、沈阳到大连旅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东北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收复失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的幸福和平的童年生活也就此结束了。
为了躲避日机轰炸，父亲让我们先到上海住一段时间。岂知到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突然爆发，我们只得迁居租界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馆。一天中午，两声巨响之后，楼下大厅玻璃被炸得粉碎，满地是血，是日军在上海大世界丢了两颗重磅炸弹造成的，死伤2000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炸弹声。吴淞前线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事迹不断传来。一天半夜，父亲突然从吴淞前线视察回来，在旅馆住了一晚上，他说前线战士十分英勇，前仆后继，尸骨堆积如山，十分壮烈。父亲说的这些，给我幼小的心灵极大震撼。
上海呆不下去了，母亲带我们又回南京。列车满载难民，我蜷缩在二等车厢的茶几旁，八个多小时才到南京。父亲亲自来接，我们又回到了百子亭的家。突然，警报响起，我们一起躲进院子里挖好的防空洞。防空洞是父亲在我们住上海期间让人在家挖的。防空洞上的面隔板用几根木柱撑着，上面盖着浮土，洞口挂张毯子。炸弹一声声震耳，我的两只小眼睛紧盯着眼前的木柱，生怕这木柱撑不住垮下来把我们埋了。父亲每天照常上班，我们在家过了几天担惊受怕的日子后，父亲说：“不行，你们走吧!”就亲自送我们到镇江坐船(怕轰炸，轮船不敢靠南京码头)。当天，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坐上去宜昌的轮船，两月后又从宜昌转赴重庆。轮船走了三天三夜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同船的一位川军团长，腿受伤不能走，他给我们讲战斗故事和沿途风光，我至今还有印象。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蒋介石组织军委会大本营转移武汉，父亲继续主持对日情报工作(后改军令部二厅)。1992年11月5日，我在广州迎宾馆见到何世庸大哥(何叙甫伯伯的长子，曾任广东石化厅厅长)，谈起他们在武汉时的情景。何大哥告诉我，1937年五六月间，中共代表团来南京，经张冲和何伯伯介绍，我父亲和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见面，席间相谈甚欢。叶剑英很器重熟悉日本军事的父亲。1938年，二厅在武昌珞珈山主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由我父亲主持，他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讲课。何世庸曾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训练班，亲聆了周恩来的形势报告、叶剑英关于游击战的大课。我父亲就有关情报通讯问题作了讲话。武汉撤退后，父亲请辞军令部职务，转赴桂林行营。
母亲带领我们兄妹四人来到重庆后，为避日机轰炸，经友人介绍，在南岸一座德侨别墅租了两间房住了下来。房间在别墅顶层，除了两间房外，三边由阳台围着，很是宽敞。在阳台上可以俯瞰长江美景，一艘船篷刷着米字旗图案的英国军舰停泊在长江边。
经过几年的折腾，我家总算安定下来。我从小学三年级连跳三级，进入重庆东方中学念初中一年级。学校在海棠溪，每天上学要走山路，来回至少两个半小时，遇到下雨道路泥泞用的时间更长，所以两腿锻炼得十分结实。父亲去桂林就职前先到重庆来看望我们。当他看到我们一切安顿妥当，也就放心了，两天后就飞赴桂林。
重庆，当时人称雾都，每天早晨起来，大雾弥漫，10点以后渐渐散去。日机不时来袭，火光冲天，但我们在南岸，从未挨炸，心里不紧张。
到了1939年末，父亲来信要我们适时南迁广西。为了乘飞机方便，过了年母亲又带着我们兄妹四人搬回对岸重庆市内小棵子的一家旅馆住下，预备订机票。一周后，突然从我开始，兄妹都染上了腥红热，高烧不止，实难成行，一耽搁就是一个月。日机轰炸日甚一日，到处是断垣残壁，实在太吓人。母亲下决心第二天一定走。第二天上午，我兄妹拖着患病之躯到了白市驿机场，怕机场人员发现，不让传染病人登机，我们还要勉力装着无病的样子，总算搭上了欧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安抵桂林机场。父亲来接，全家又一次团圆。听说第二天我们所住旅馆和那条大街全被炸，夷为平地，我们全家侥幸逃过一劫。
在桂林，全家住桂东路城门口一套三进平房，第一进是门面房，第二进房东住，我们住在第三进，中间是厅，东西各两间房，很清静。出城门，过漓江大桥，过桥有个寺庙，现改为逸仙中学，我插班进初二。导师黄昞晖，是从香港来的文化人。他在课堂上既讲战争形势，也讲游澳门的经历，思想活跃。那时，一旦桂林市内的最高峰独秀峰挂上大灯笼，那就是要发生空袭，老师立即组织全班同学去七星岩“躲防空”。我们在桂东路共住了半年，一次轰炸房屋被毁，所幸全家平安，只得搬到环湖路另租住房。
在环湖路，我第一次见到陈嘉庚先生，父亲热情接待了这位闽籍侨胞，称赞他为抗日救国所作的贡献。老乡见老乡，倍感亲切。
在逸仙中学读了两个学期，父亲支持我转入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创办的桂林德智中学，入高中一年级。学校新建于桂林西郊甲山村，风景秀丽，软硬件均佳，实行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教师多为太平洋战争后从香港转入桂林的文化精英，图书馆藏书也十分丰富。班导师李德亮讲课很幽默，同学都愿意到他宿舍去聊天。记得一次，他在课堂讲公民课，针对课本反其道而言，痛批马尔萨斯理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则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战争不可避免，诸如此类。在他的教导下，我们受益匪浅。学校在战火中培养了不少人才。仅举我所认识的三位好朋友：俞北海(后名俞渤)，他在解放战争中驾机起义。其父俞星槎和我父亲同事，任桂林行营副参谋长，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很悲痛，挥泪写了长长的挽联吊唁他。陈德建，是班上我最要好的朋友，酷爱鲁迅的作品，一口气把鲁迅全集读了一遍。我离开德智后，他去了东江纵队，改名陈迅之。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还有一位女同学叫何静宜，是何叙甫伯伯的千金，后改名何嘉，她在香港时曾为我父亲带路去见中共有关负责人，等等。李德亮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李嘉人，当过中山大学校长、广东省副省长，直到李老师去世前我们还有书信往来，我很怀念他。
侠肝义胆赤子情
父亲在桂林，除了军务还热心公益事业。他组织福建旅桂同乡会，通过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关系，特去福建招募3000名闽人子弟人军校参加抗日。他创建黄花岗纪念学校，延聘福州名士林素园先生当校长教育闽籍子弟。父亲说：“闽人多志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半是闽人。”
他还支持日本友人鹿地亘先生在桂林创办日本反战同盟桂林支部，指派部属林长墉上校(林则徐重孙，留日军官)具体协助。日俘自发自编的话剧在当时后方城市演出，曾轰动一时。在昆仑关战役中，鹿地亘组织日本反战小组在前线喊话，效果很好。鹿地亘后来不幸被日机轰炸阵亡。父亲为此写了长篇祭文，并分别在重庆、桂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关于桂林军务，父亲只有寥寥数语的自我 描述：“桂南会战时余方病，力疾从事数夕不交睫，痛苦不可名状。长沙第三次会战计划，余亦参与其事，实负起草之全责。昆仑关之役，亦因余之指导而告大捷，杜光庭即以此一战成名。”
桂柳会战结束，桂林行营撤销，父亲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家也从桂林迁到柳州。但我们兄妹仍留在桂林上学，寒暑假才回柳州。战区长官部设在原兵工厂旧址，四周环山，风景宜人。我们家就安在厂内山边一座平房内。父亲很敬业，室内挂满军用地图，作战计划都亲自草拟。每天清晨，他都骑着高头大马到郊外驰骋练武，为官兵作表率。回来后冲个澡，接着练书法。一天，对面山洞突发烟雾，我们兄妹放假和母亲都在家，当时也没在意。恰巧头一天我三叔(吴同文，字浩然)从甘肃来柳州，住家里，他说：“情况不对!在甘肃我也经历过，马上要出事，赶快躲一躲。”我们全家和三叔立即坐上车开到乐群社(离家约两公里的招待所)。车刚进门就听到一声巨响，军火库爆炸了，整个山被削去一半。当时父亲正和张发奎等开会，听到巨响，张发奎大叫说：“这一下你家全完了!”父亲泰然说道：“他们已经避开了!”我家门口一个卫兵被巨石击中头部不幸身亡，全家侥幸又躲过一劫。
我在德智念完高中一年，放暑假回到柳州家中。同班同学、挚友陈德建也随我到柳州玩。他一再动员我一块儿到延安去。我舍不得离开家，母亲溺爱我更不同意我去，但友情难却。当我正举棋不定时，林薰南伯母从韶关来，准备回贵州遵义(林伯母是医生，在南京时我患白喉经林伯母抢救得以生还。林伯伯是父亲日本陆大的同学，在韶关任战区参谋长)。林伯母在柳州住了一星期，一直向我和父母宣传贵州湄潭山清水秀，是小江南，是读书的好地方，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湄潭创办了浙大附中，聘请精英办学，是大后方最好的中学之一，让我莫失良机，好好在那儿读两年书，不要胡思乱想。我当时迫于无奈，听了她的话，到德智办了退学手续，父亲派副官送我到金城江(当时湘桂路西面只通到金城江)。之后，我独自一人坐上了木炭长途汽车，从金城江一步一步往上爬，经贵阳、遵义到湄潭，插班入浙大附中高中二年级。我终于离开了家，走上独立求学之路。三年间(其中一年因病休学)，无论汉语、英文还是数理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夏，日寇大举犯湘，长驱入桂，西逃难民涌入柳州火车站。父亲为疏民困，擅自下令让柳州车站司令游飞(父亲保定同学)，在军列中加挂车厢疏散难民。据何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部长)回忆，当时他和广西农大一批大学生就是乘此加挂车厢逃离险境。父亲对桂柳战役曾作如下描述：“敌挟其八师团兵力，欲一举打通其南洋路线，我方兵力不足，请求增兵之电在二十以上，迄未邀准……兵力既成劣势，态势又复险恶，再感觉命令不能全盘调和，在此严重情况下，其不为所歼灭者几希!”父亲虽曾极力协助张发奎指挥，并曾亲临怀远前线拒敌前进，相持7日，虽歼敌不少，但回天无术，在六寨又惨遭盟军误炸，幸免于难。父亲记道：“余眷于柳州退出时，虽已先行，交通工具极度困难，饱受游离之苦，余生平珍贵之书籍，沿途中散失无遗，爱子复殇其一(幼弟吴竞成患肺炎，因缺医少药而逝，葬于贵阳西郊)。余抵筑后与家人凄然相对，忧劳感伤，竞罹大病一场。”
1945年4月，父亲辞去第四战区职务，到重庆任军政部主任参事。他卸下重担后，就有时间与诸多友好闲游山川，吟诗作赋。1946年1月，父亲同何遂、陈孝威冒雨登上重庆北碚缙云山，留诗画合璧于缙云寺汉藏教理院。诗曰：“旧境重寻叹独勤，任他春已尽三分；笋舆十里松阴路，细雨斜风上缙云!”父亲也曾带我们到重庆南温泉拜访日本知交鹿地亘先生一家，母亲和鹿地夫人也是好朋友，两家相聚整整玩了一天，那种轻松愉快、自由自在、有歌有舞的诚挚气氛和开怀畅饮的场面，在我年轻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50年父亲遇害后，我还在上海报纸上读到鹿地亘与日共领袖樵野的谈话，回忆抗战胜利后父亲访日与他谈心的情景，深为父亲的去世而哀悼(见《上海新闻日报》，1950年8月14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举国上下无不欢声雷动。当人们正期待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时，内战阴影已逐渐笼罩中华大地。我们全家陆续回到久别的南京，租居于湖北路翠琅村一号，与父亲的挚友胡雄(时任江宁要塞司令)为邻。国民政府国防部改组，父亲任史料局局长，负责修战史，拟脱离内战干系。父亲在其《自传》中曾自我检讨说：“会性忠厚，待人以诚，一生成败皆系于此。以能尽力为人助，故能得生死患难之交。以待人诚笃，故或见款于小人，颇受其累!”回到南京以后，家中依然亲朋不断，父亲在客厅边通廊围一小客房，甚是简陋，但路过南京同乡同窗，宁可不住旅店，也要在我家小住几天。如王冷斋伯伯(七七事变时的宛平县县长)、陈长捷伯伯(同里同窗、傅作义旧部，天津战役被俘，后特赦)、李黎洲伯伯(福州名士)、施秦祯伯伯(同乡同学，上海巨商)、吴仲禧伯伯(同乡同学)，等等。仲禧伯伯因被诬告遭扣押，父亲愤而去找监察局长讲理，并亲自派车接到家里住下。父亲不仅对友以诚，对晚辈也十分关爱。我的高中同学好友罗伯鹏，是个孤儿，毕业后无家可归，深得我父母的帮助，和我一道从贵州回到南京家中，和我同吃、同住、同游、同考大学，直到他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当了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农学院贝时璋教授的助手陈柏林，也是我在湄潭浙大附中读书时的好友，被诬共党嫌疑，扣押于贵阳监狱。父亲不顾一切连电贵州省主席杨森，请求保释，方免于难。父亲自诩，此生救人危难之事不知凡几。
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接收官员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泛滥成灾；滥发金圆券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父亲以爱国爱民赤子之心，极感焦虑，在家与挚友交谈，不断喟叹：“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他对蒋政权似已彻底绝望。李以勖(原国民党将领)在回忆文章中有如下片断表述：蒋介石通过亲信个别谈话调查下属的情景。
蒋问：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来，据报有厌战言论，曾多次向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话吗?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你在陆大肄业，听过他的课吗?你可谈谈他的情况?
李答：我1940年考陆大时，吴已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没有听过他的课。1942年陆大毕业回九战区见过几次面，他是从战略上来谈战乱问题，长期打下去会把我们拖败……今年五月底他来福州，邀我到温泉路家中吃饭，说福州易攻难守，福建是山岳地便于打游击，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之国民党无可战之将，也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饭桶。当今之计，从政略，战略，战术，战斗的诸方面看，一线之望可以持久者是守岛屿，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战。
虽长期在外，父亲仍关怀桑梓，始终情系 家乡父老。1948年6月，福州地区遭遇大洪灾，10万灾民无家可归。父亲邀在南京供职闽籍友人商讨急救之策。除请求中央拨粮外，发动捐资赈灾，他自捐一月薪资，并派专人赴沪找挚友施泰祯捐1万元，购置粮食衣被等，用轮船运至福州济急。1948年底，父亲奉调回福州供职，他十分高兴，觉得可以为家乡做点事了。当时福州已处在战争前沿，为了保护市民，他设法尽力阻止在福州周围建半永久性工事。他私下曾对部属亲信吴思敏说：“福州千年古城如遭破坏，将无颜面对家乡父老!”由于各方配合，1949年8月17日福州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完整无损，市民平安。另外，父亲在离开福州前夕交代部属，妥存史料局保管的军事绝密档案298箱，其中有价值连城的“末次资料”，计775辑。
1949年2月，父亲初到福州，当时正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和中共和谈。一天，父亲突然接到李宗仁电召他回南京并拟调任总统府参军长之职。正好学校即将开学，我跟父亲一道坐飞机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报到，父亲则住在太平路安乐酒店。4月1日，南京学生举行大游行，警备司令张跃明下令开枪，发生惨案。第二天，我和几位老同学去酒店看望父亲时谈起此事。父亲对同学深表同情，说：“日子不会太久了。”同时还告诉我：“李宗仁下不了决心，他不接受中共八项条件，我在南京没什么事好做了，明天就回上海。”他给我留下身上仅有的20元美钞。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4月20日，父亲从上海来长途电话，一再要我回上海暂避，他怕“子弹不认人”。我说：“几千个同学都留校应变，请父亲放心。”他说我来上海，可以转香港，也可以转北平念书。我仍坚持以不变应万变，迎接解放。我大哥美成于1946年夏从武汉大学放假乘船(东亚轮)沿长江东下回南京，不幸轮船失事沉没，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因此，父亲对我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4月22日下午，解放军开始攻城，父亲又让江宁要塞司令胡雄在撤退时开吉普车拐到学校找我，要我立即随车东撤。我一再感谢胡伯伯在如此紧急关头还关心我，但还是婉拒了他。从此我们一家骨肉分离各奔东西，一晃就整整一个甲子。第二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南京全城!4月24日，也就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我曾去位于中山北路的原国民党海军部拜访了林遵伯伯(他在南京解放前夕率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林伯伯是父亲的挚友旧交，常来我家与父亲闭门谈事。当时，由于形势还比较紧张，我在林伯伯那吃了午饭就匆匆告辞了。
福州解放前夕，父亲受命与母亲、小妹学成、小弟健成飞台后，两岸隔绝，再无音信。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走访在北京白塔寺寓所的何遂伯伯。老人谈起1949年底逃离台北情景时声泪俱下。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情况很不好，父亲一再催促他赶快离开虎口，以防不测。父亲对他说：“我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块牌子掩护，你快走!”就这样，父亲替他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第二天亲自开车把他送到飞机场，直至上了飞机才离开。老人说：“你父亲和我40年之交，情同骨肉，非同一般。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不意从此竟成永别!”
父亲丹心永存
1950年6月10日，父亲在台北牺牲两月后，母亲被释放。她和16岁的小妹学成遵从父亲嘱托，含辛茹苦抚养年仅6岁的小弟健成。健成从幼稚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最后考取赴美研究生，依靠自己的奋斗，取得化学硕士。直到1980年5月，他才有条件把母亲接到美国洛杉矶定居。
我和留在大陆的大妹妹兰成，大学毕业后接受统一分配，一个到东北，一个到边疆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于1972年向中央申诉。幸得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直接干预，有关部门特派专人来河南说明情况。1973年11月15日，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函件形式“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并发给抚恤金650元人民币。我们以党费名义全部上交。
1982年，我和兰成得以赴美探望老母亲，学成也从台北同时赶到。全家历经32年磨难，终于在异国他乡团聚。母亲取出父亲在狱中写在画册背面的遗书。遗书概述生平抱负，对亲人的眷恋，对友人的感恩，交代对遗作存书的处置等，最后犹不忘记对儿女谆谆告诫，曰：“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勤俭家风则吾意足矣!”结尾赋诗曰：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吴石丹心永存，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家乡父老，无愧于列祖列宗!
1991年12月10日，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罗青长同志，在北京西郊燕山饭店亲切接见我和兰成，在座的还有何康和谢筱延。他说：
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在“文革”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事，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的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做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1992年，小妹学成偕妹夫夏金辰来郑州，捧回了父亲的遗骸，在我家中供奉近三年，每年父亲生日都焚香拜祭。1994年4月22日，小弟健成从美国捧回母亲遗骸。这样，我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父母合葬仪式。来自海内外亲属好友百余人参加。谢筱廼伯伯(原社会部派往福州的情报小组负责人)说：“你父亲为人忠厚、亲切、热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个当年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你家一次，有时候还在那吃饭。你母亲也很和气，办完事，你父亲每次都亲自送到巷口，还一再关照，万一出事要及时设法通知好营救。在他的周密安排下，福州没打什么仗就解放了。你父亲在福州解放前夕飞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
何康在仪式上回忆往事，唏嘘不已。他说：“吴伯伯爱国爱民，渴望中国有一个光明前途。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化，蔑视降日将领，曾表示绝不直接参与内战指挥，不为蒋介石出一谋一策。他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和祖国统一大业，功垂千秋。他博学多才、廉洁奉公、忠厚待人、爱憎分明、两袖清风，在那个时代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是我们亲自看到和亲自受到教育的。”
公墓墓碑上刻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碑文经罗青长同志审定，由父亲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碑文全文如下：
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州。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后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军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三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忆昔抚今，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不禁潸然泪下。亲爱的父亲、母亲，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