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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编修于明代永乐初年，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类书，保存了明以前大量的文献资料，成为后代辑佚的渊薮。全书共22937卷(其中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按《洪武正韵》编排，分装为11095册。明代嘉靖末对《永乐大典》进行重录，至隆庆元年(1567)完成，《大典》遂分正副：原本为正本，重抄本为副本。《大典》正本在隆庆以后已下落不明，副本在近代亦命运多舛，屡遭劫难，目前只剩原书4％的篇幅。自近代以来，国内外许多藏书机构及个人都在积极地搜求《大典》残本，其中康有为亦曾入藏一册。
康氏所收的一册为《大典》卷981，现藏于哈佛大学贺腾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该册《大典》是非常有史料价值的，因为：其一、以往学界均未注意到康氏曾入藏过《大典》，因此，这一发现有助于考查清楚该册《大典》的流向、递藏经过，丰富《大典》收藏、流散史的研究。其二、该册《大典》有三则康氏之题跋，而目前在已出版的康氏著作中均未曾收录和提及，因此，这三则题跋内容，对研究康氏之藏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总之，尽管该册《大典》归属康氏的时间很短，但对其作一番考释，应该对《大典》、康有为及其藏书研究均有助益。
一、康氏所收得之《大典》
康氏所收的该册为《永乐大典》卷981，共三十二叶。该册属二支韵儿字，所收为有关“小儿证治”的内容。书衣上的书签题：“永乐大典卷九百八十一”；方签题：“二支一百二十八”，意思是说该册在二支韵中是属于第128册。
书衣有墨笔题记；“南海康氏万木草堂宝藏。康有为题。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六年乙卯正月二十四日。”后有“康有为”朱文方印。
正文首叶右下栏外有墨笔题记：“是书藏北京翰林院，庚子之乱散出，昔在巴黎见之。甲寅九月以八十金购得之(一册)，希世之宝也。康有为。”后有“康有为”朱文方印。首叶右下还盖有“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朱文方印。
封底内页有墨笔题跋：“余既得《图书集成》，为清朝巨典之秘笈，明世以《永乐大典》为至巨，义抄本藏之中禁，非人间所得见。自经庚子之劫，又散在外国，余亟欲得之而苦其难，今不意竟落吾手。此虽重录，非永乐原本，然亦三百余年物，至可宝矣。更生记。”
乙卯，为1915年。甲寅，为1914年。更生，为康有为之号。兹对以上康氏题跋作·考释：
关于《大典》原本与副本：康氏说其所得是嘉靖副本，而非永乐原本。原本下落不明(一般认为已于明末被焚于紫禁城中)，现在流传于世的《火典》残本，均为嘉靖时重录的副本。本册书后有重录时各官的衔名单，亦可明证其为副本。
关于《大典》之原藏及散佚：《大典》在清代原藏皇史宬，后于雍正年间移藏翰林院，一直至清末。庚子事变前，此书之大部即被窃出。庚子事变起，一部分散出，一部分被焚，翰林院所藏《大典》几乎散失殆尽。其中不少散出的《大典》流到国外，如英国，德国、法国等地，故康有为于1905年至巴黎时得见《永乐大典》。康氏说，此书散在国外，难于寻求，而在巴黎见之。这似乎是指该册《大典》是康氏在巴黎所见而购得的。不过，这一理解是不对的，因为题记明说其于1914年购得，其时康有为正在上海，故购得此书应在上海而不是在巴黎(参下文)。另外，当时《大典》在国内图书文物市场上亦不时能遇见，并非如康氏所说的只散在国外。本人认为，康氏说在巴黎见之，是说在那里曾见过《大典》，并不是说所见的就是这一册《大典》(卷981)。那么，康氏在巴黎看见有多少册《大典》呢?这些《大典》又现存何处呢?目前来看，还不清楚。不过，本人推测康氏在巴黎所见的《大典》应还在法国。至今我们所有对《大典》在欧洲的下落的调查，一般只提及英国、德国、俄国和爱尔兰，而很少提到法国。康氏所提供的线索，应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关于《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前者是清代最大的类书，而后者是明代最大的类书。其时，康氏购得殿本《古今图书集成》不久，又获《永乐大典》一册，故将两者并举，以作为其收书之一大成绩。
关于康有为购得此书之地点及价钱：康氏于i913年回国，1914年定居上海。其时沪上即多有《大典》出售的消息，张元济、刘承干均曾从沪上购得多册《大典》。傅增湘在1913年即亲眼见过该册《大典》(卷981)(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11页)，因此该册《大典》当时肯定仍存国内。康氏说其于1914年9月购得此册，应该就是在上海购得的。
当时《大典》的价钱还不是很高，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十五载：“(癸丑六月初二日)又以三百元从京估得《永乐大典》残本三册，不啻千金市骏矣。闻鞠生亦得两册，流出东瀛者不少矣。”(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上海蟑隐庐1933年版，第750页)可见，1913年(癸丑)，每册大约是一百元。又据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所收1914年2月22日傅增湘信云：“初十人都一行，无所得，只得《永乐大典》一部，尚是原装，值五十元，不知尊处尚欲留一册否(尚有数册，亦类书类)。(张元济批答：如是原装，值每册五十元，愿留四册)。”1914年9月22日傅信云：“又见《永乐大典》一本，忠字号(《忠经》、《忠传》皆全)，内附图数十叶(工笔画人物)，真乃罕见之物。湘所见数十册矣，然有图者绝少。……第此册索价至一百元，不知公愿收否?近来此书通行价约五十元。若特别者自须稍贵。”1914年9月27日傅信云：“又有《大典》一册，乃杭字，皆记杭州宋时风俗物产，如《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此书不见着录，有十余叶)，均佳。但亦索百元。”1914年10月13日傅信云：“《永乐大典》(案：即前述忠字号)一册价八十六元，已付之。”1914年12月27日傅信云：“杭宇《大典》小山前辈以百元购去，款固未付，当时属交尊处。”可见，当时《大典》一册的价钱是在五十至一百元之间，康氏所购得的该册《大典》(卷981)为80元，在当时来看价格是合理的。
关于藏印。康有为自其先世始，家里一直有很多藏书。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氏流亡海外，其藏书多有流散。自海外归国后，康氏定居上海，优游林下，复锐志蓄书，广收宋元旧椠、佛典精本，殿本《古今图书集成》即于此时收得。其收人《大典》也正在这个时候。康氏之藏书均盖有其藏书印，其中较常用的藏书印即为“康有为”朱文方印、“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朱文方印。
二、该册《大典》的下落
康氏所收的该册《大典》后来去哪里了呢?
此册《大典》大概是在1916年归了张元济。据柳和城推测说，1916年张元济将该册与忠字韵等三册《大典》一并购入(柳和城《张元济涉园善本藏书钩沉》一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第六辑，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袁同礼编《近三年发见之(永乐大典>》(1932年)中该册的“庋藏者”著录为“海盐张氏”(袁同礼《袁同礼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也说明其时此册已归张氏。可见，此册《大典》在康氏之手的时间并不长。据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康有为”条说：“壬子，归自海外，购得南海孔氏残书，殿本《图书集成》在焉。旋居上海，收储益富。先生性豪侈，用常窘，屡以《图书集成》抵债家，后竟弃之。”康氏虽然大量购书，但因日常开销太大，故在购书的同时，也大量地散书，甚至屡以《古今图书集成》抵债家。可见，其时出售《大典》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此册《大典》在张元济家的时间也不长。袁同礼编《<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1939年)中该册的“庋藏者”仍著录为“海盐张氏”(前引袁同礼《袁同礼文集》，第176页)，但此后则未见有关于该册下落的明确记载，直到1986年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所附“现存《永乐大典》卷目表”将其收藏地著录为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现在该册《大典》仍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贺腾图书馆。本人估计，该册可能是在1939年至1949年之间从张氏之手流出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嘉靖年间录副《大典》时，每册《大典》之后副页的右下角均署有录副之相关官员的衔名(因而该副页又可称为衔名页)，而到乾隆开馆编修《四库》期间利用《大典》辑佚书时，乾隆让人将这些衔名页当余纸裁下，故其中一些衔名页就只剩下原纸的一小部分(衔名部分)。本册《大典》的衔名页亦只剩下一小片纸，正可以作为乾隆时裁剪《大典》余纸之确凿证据。
康氏所收的一册为《大典》卷981，现藏于哈佛大学贺腾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该册《大典》是非常有史料价值的，因为：其一、以往学界均未注意到康氏曾入藏过《大典》，因此，这一发现有助于考查清楚该册《大典》的流向、递藏经过，丰富《大典》收藏、流散史的研究。其二、该册《大典》有三则康氏之题跋，而目前在已出版的康氏著作中均未曾收录和提及，因此，这三则题跋内容，对研究康氏之藏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总之，尽管该册《大典》归属康氏的时间很短，但对其作一番考释，应该对《大典》、康有为及其藏书研究均有助益。
一、康氏所收得之《大典》
康氏所收的该册为《永乐大典》卷981，共三十二叶。该册属二支韵儿字，所收为有关“小儿证治”的内容。书衣上的书签题：“永乐大典卷九百八十一”；方签题：“二支一百二十八”，意思是说该册在二支韵中是属于第128册。
书衣有墨笔题记；“南海康氏万木草堂宝藏。康有为题。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六年乙卯正月二十四日。”后有“康有为”朱文方印。
正文首叶右下栏外有墨笔题记：“是书藏北京翰林院，庚子之乱散出，昔在巴黎见之。甲寅九月以八十金购得之(一册)，希世之宝也。康有为。”后有“康有为”朱文方印。首叶右下还盖有“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朱文方印。
封底内页有墨笔题跋：“余既得《图书集成》，为清朝巨典之秘笈，明世以《永乐大典》为至巨，义抄本藏之中禁，非人间所得见。自经庚子之劫，又散在外国，余亟欲得之而苦其难，今不意竟落吾手。此虽重录，非永乐原本，然亦三百余年物，至可宝矣。更生记。”
乙卯，为1915年。甲寅，为1914年。更生，为康有为之号。兹对以上康氏题跋作·考释：
关于《大典》原本与副本：康氏说其所得是嘉靖副本，而非永乐原本。原本下落不明(一般认为已于明末被焚于紫禁城中)，现在流传于世的《火典》残本，均为嘉靖时重录的副本。本册书后有重录时各官的衔名单，亦可明证其为副本。
关于《大典》之原藏及散佚：《大典》在清代原藏皇史宬，后于雍正年间移藏翰林院，一直至清末。庚子事变前，此书之大部即被窃出。庚子事变起，一部分散出，一部分被焚，翰林院所藏《大典》几乎散失殆尽。其中不少散出的《大典》流到国外，如英国，德国、法国等地，故康有为于1905年至巴黎时得见《永乐大典》。康氏说，此书散在国外，难于寻求，而在巴黎见之。这似乎是指该册《大典》是康氏在巴黎所见而购得的。不过，这一理解是不对的，因为题记明说其于1914年购得，其时康有为正在上海，故购得此书应在上海而不是在巴黎(参下文)。另外，当时《大典》在国内图书文物市场上亦不时能遇见，并非如康氏所说的只散在国外。本人认为，康氏说在巴黎见之，是说在那里曾见过《大典》，并不是说所见的就是这一册《大典》(卷981)。那么，康氏在巴黎看见有多少册《大典》呢?这些《大典》又现存何处呢?目前来看，还不清楚。不过，本人推测康氏在巴黎所见的《大典》应还在法国。至今我们所有对《大典》在欧洲的下落的调查，一般只提及英国、德国、俄国和爱尔兰，而很少提到法国。康氏所提供的线索，应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关于《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前者是清代最大的类书，而后者是明代最大的类书。其时，康氏购得殿本《古今图书集成》不久，又获《永乐大典》一册，故将两者并举，以作为其收书之一大成绩。
关于康有为购得此书之地点及价钱：康氏于i913年回国，1914年定居上海。其时沪上即多有《大典》出售的消息，张元济、刘承干均曾从沪上购得多册《大典》。傅增湘在1913年即亲眼见过该册《大典》(卷981)(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11页)，因此该册《大典》当时肯定仍存国内。康氏说其于1914年9月购得此册，应该就是在上海购得的。
当时《大典》的价钱还不是很高，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十五载：“(癸丑六月初二日)又以三百元从京估得《永乐大典》残本三册，不啻千金市骏矣。闻鞠生亦得两册，流出东瀛者不少矣。”(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上海蟑隐庐1933年版，第750页)可见，1913年(癸丑)，每册大约是一百元。又据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所收1914年2月22日傅增湘信云：“初十人都一行，无所得，只得《永乐大典》一部，尚是原装，值五十元，不知尊处尚欲留一册否(尚有数册，亦类书类)。(张元济批答：如是原装，值每册五十元，愿留四册)。”1914年9月22日傅信云：“又见《永乐大典》一本，忠字号(《忠经》、《忠传》皆全)，内附图数十叶(工笔画人物)，真乃罕见之物。湘所见数十册矣，然有图者绝少。……第此册索价至一百元，不知公愿收否?近来此书通行价约五十元。若特别者自须稍贵。”1914年9月27日傅信云：“又有《大典》一册，乃杭字，皆记杭州宋时风俗物产，如《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此书不见着录，有十余叶)，均佳。但亦索百元。”1914年10月13日傅信云：“《永乐大典》(案：即前述忠字号)一册价八十六元，已付之。”1914年12月27日傅信云：“杭宇《大典》小山前辈以百元购去，款固未付，当时属交尊处。”可见，当时《大典》一册的价钱是在五十至一百元之间，康氏所购得的该册《大典》(卷981)为80元，在当时来看价格是合理的。
关于藏印。康有为自其先世始，家里一直有很多藏书。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氏流亡海外，其藏书多有流散。自海外归国后，康氏定居上海，优游林下，复锐志蓄书，广收宋元旧椠、佛典精本，殿本《古今图书集成》即于此时收得。其收人《大典》也正在这个时候。康氏之藏书均盖有其藏书印，其中较常用的藏书印即为“康有为”朱文方印、“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朱文方印。
二、该册《大典》的下落
康氏所收的该册《大典》后来去哪里了呢?
此册《大典》大概是在1916年归了张元济。据柳和城推测说，1916年张元济将该册与忠字韵等三册《大典》一并购入(柳和城《张元济涉园善本藏书钩沉》一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第六辑，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袁同礼编《近三年发见之(永乐大典>》(1932年)中该册的“庋藏者”著录为“海盐张氏”(袁同礼《袁同礼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也说明其时此册已归张氏。可见，此册《大典》在康氏之手的时间并不长。据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康有为”条说：“壬子，归自海外，购得南海孔氏残书，殿本《图书集成》在焉。旋居上海，收储益富。先生性豪侈，用常窘，屡以《图书集成》抵债家，后竟弃之。”康氏虽然大量购书，但因日常开销太大，故在购书的同时，也大量地散书，甚至屡以《古今图书集成》抵债家。可见，其时出售《大典》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此册《大典》在张元济家的时间也不长。袁同礼编《<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1939年)中该册的“庋藏者”仍著录为“海盐张氏”(前引袁同礼《袁同礼文集》，第176页)，但此后则未见有关于该册下落的明确记载，直到1986年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所附“现存《永乐大典》卷目表”将其收藏地著录为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现在该册《大典》仍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贺腾图书馆。本人估计，该册可能是在1939年至1949年之间从张氏之手流出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嘉靖年间录副《大典》时，每册《大典》之后副页的右下角均署有录副之相关官员的衔名(因而该副页又可称为衔名页)，而到乾隆开馆编修《四库》期间利用《大典》辑佚书时，乾隆让人将这些衔名页当余纸裁下，故其中一些衔名页就只剩下原纸的一小部分(衔名部分)。本册《大典》的衔名页亦只剩下一小片纸，正可以作为乾隆时裁剪《大典》余纸之确凿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