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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简历
在采访张辉之前，我到网上费了死劲，才找到他的这么一份极其简单的简历：“1995年至1999年间，在美国UCBerkeley大学电子工程及计算机科学系所属的Berkeley无线研究中心进行有关低功耗可重构计算的博士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并于2000年在ISSCC发表。1999年创办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采访开始后，张辉几乎是刻意地照着我的提问回答问题，既不多说一句，也不遗漏一点。
于是我了解到，张辉是浙江人，1988年考入中国科大物理系，毕业后像许多优秀的理科生一样，去了美国，在美国国家超导研究中心呆了一段时间。“那个时代，全世界都是超导热。大家都在竞赛高温超导，看谁能把超导材料的温度提高一度，再提高一度。因为超导材料越靠近室温，它的成本就越便宜。”
在这个中心呆了将近一年后，张辉转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此前，他的中科大“师兄”邓中翰等人，已经在伯克利了。他们住在学校同一个住宿区，合租同一座公寓。
“那么你当时主要做什么样的研究呢？”
“当时我的研究转向了低功率的芯片。”
“这里的芯片是什么意思？”
“所有的电子产品几乎都需要芯片，过去的电子表、电话机其实也都有个小芯片。现在的电视机、手机、数码相机、PDA，以及电脑、U盘、显卡、打印机、税控收款机都需要芯片。而且一台电脑里，安装着许多种芯片。”
“是不是除了中央处理器（CPU）之外，其他方面的芯片都可以用通用芯片来解决？”
“这你就错了。这里的通用并不是说对所有的电子产品都通用，也不是一种芯片在电子产品里在所有的功能中都通用。其实中央处理器只是电脑中的一种芯片。电脑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过去的大型机，后来的小型机、工作站，再到今天的个人电脑，它的功能主要依靠芯片的‘时钟频率’的改进和提升来体现。而过去的IT主要领域就是电脑，所以一说中央处理器，就指电脑；一说通用芯片，也是指电脑而言，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电脑里，这个芯片是能够按照硬件叠加软件的方法进行架构，你买了它的芯片，再买来微软的‘通用操作软件’之后，可以进行应用程序开发，也可以进行个人的终端应用。它有同一性，在全世界都通用。”
采访结束时，我忍不住问了一句：“从创业到现在，你觉得这几年‘身心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我解释问这话的理由。因为，最初创业时，一是缺乏资金，这点因为信息产业部的支持，迅速得到了解决；二是未必肯定能够研发成功，因为要创新就有冒险；三是即使研究出了产品，也未必与市场对路。
而七年之后，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再是问题。政策上有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刻意扶持；资金上一路有巨额投资扶持，去年年底还成功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虽然一开始时遇到了低潮，但最近“中国概念股”又开始上涨；技术上获得了突破，而且下了决心：“我们肯定要一直做芯片设计，而且要争取做成行业的十强”；市场上，由于“星光中国芯”系列的成功，他们开始从边缘走向主流，中星微品牌已经得到了相当的世界信任，“有了一个国际所认可的公司品牌”。
张辉笑着说：“没有什么变化，一个变化是老了，第二个变化，是变得越来越爱思考问题。”
“那么当时上大学时，你想过今天会从事这样的职业吗？”
“不可能想到。大学生可能是‘通用芯片’，安插到哪个职位你就在哪个职位，安插到哪个行业你就进入哪个行业，能做出什么来，能做成什么样，谁也说不清。现在，既然已经进入了这个领域，至少在目前一段时间内，我已经成了‘专用芯片’了，我们认准了目标，就要一直做下去。”
国家是最大的团队
采访过程中，张辉几乎是采用了一种“蓄意的刻板方式”，回答我的提问。
从他的字斟句酌中，你可以发现，显然，由于迅速窜红带来的媒体过度热衷，中星微“创业故事”已经被讲得太多。初始的面红耳热之后，如今，个人的风头已经被看得很淡。中星微上市之后，越来越重视保护团队之间的“协作生态”了。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校长田长霖，2002年秋天去世，邓中翰写了篇纪念文章。田长霖既是美国的两院院士，也是中国的两院院士，著名爱国者，同时，他也是邓中翰的老师。田长霖将邓推荐给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周光召访问伯克利期间和邓中翰有过多次深谈，结为忘年交。
1998年，周光召找到了邓中翰，周老带来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中国半导体工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做。”
周老告诉邓中翰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中国科学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工作，但直到1990年，我国仍未能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1990年后的两次冲击也均无果而终。而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必须发展起来。
面对周老提出的问题：中国的芯片业到底应该如何突破？邓中翰从自己看到的、最擅长的，也是亲身经历过的硅谷模式出发，提出中国宜尝试一种新模式——采用硅谷式运作的可能。
“你来做这件事，怎么样？”邓中翰没想到周老会这样问自己。
周光召说服邓中翰后，将其介绍给当时的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落实具体事宜。
邓中翰很清楚这件事的分量，光自己一个人回去是做不成事的，必须得有一个团队，用一个核心的文化、核心的凝聚力来构筑公司的起点。那么去哪儿找到志同道合、肯和自己一起做这件事的人呢？将要成立的公司不同于一般做消费品的注重市场概念的公司，是要靠核心技术来抢占市场，所以核心团队一定要懂技术。同时彼此的个性特点也要能相合。在创业的过程中不知道要遇到多少困难，在这种关键时刻大家一定要能携起手来。
师弟“张辉”第一个出现在邓中翰的脑海中。1998年，张辉已经毕业，在贝尔实验室从事无线通信、低功耗芯片的研究。之后，邓中翰又想到了杨晓东，又找到了南京师大附中的同学金兆玮，
团队组成后，4个人做了如下分工：邓中翰是一个知识结构和能力都很全面的人，做事情喜欢从全方位考虑，所以主持大局；张辉擅长站在各方的角度看问题，协调和平衡能力很强，因此负责市场；说话和走路的频率都比别人快的杨晓东则是对技术充满了激情，完全专注于技术；金兆玮和再难缠的人都能打交道，所以抓销售。
张辉说：“很多回国创业的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都是回国创业，你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而我却还是老样子呢？我说：‘你看看自己的身边就知道了。几年来，你的身边除了你就没有其他人了，而我们始终是几个人在一起。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中星微团队可以说是“最佳组合”，这个组合到现在还是锋利无比、坚韧无比。
每个团队成员都与其他人形成了互补关系，最终让整个团队产生巨大的合力。就拿“星光中国芯工程”的研发来说，团队中的7个成员都是用自己的专利和技术独挡一面，才共同打造了这颗“中国芯”。
邓中翰作为团队的灵魂，带领技术队伍开发设计出了“星光中国芯”。而他本人也是七大核心技术之一——数据驱动平行计算技术方面的专家，发表过25篇论文。
张辉作为该工程的副总指挥，其主要贡献是，重构CPU架构技术，并参与了多媒体数据驱动平行计算技术和超低功耗低振幅电路技术和高品质图像处理及动态无损压缩算法技术的研发。
首席技术官杨晓东的主要贡献是：CMOS模数混合电路技术、深亚微米超大规模芯片设计技术和超低功耗低振幅电路技术。
副总指挥金兆玮的主要贡献是：单晶成像嵌入系统技术。
副总指挥张韵东的主要贡献是：深亚微米超大规模芯片设计技术，并参与了高品质图像处理及动态无损压缩算法技术的研发。
芯片设计总监朱军的主要贡献是：超低功耗低振幅电路技术，并参与了CMOS模数混合电路技术的研发。
首席图像科学家俞青的主要贡献是：高品质图像处理及动态无损压缩算法技术，并参与了单晶成像嵌入系统技术的研发。
正是他们各自的努力使得“星光中国芯”实现了七大技术核心突破，并实现了研发成果的产品化和产业化。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团队是被远大的理想所凝聚在一起的，因此具有远比个人强大的力量。张辉说：“我们之所以回国，当然是有‘野心’的。我们希望成为像IBM那样的百年技术企业。而这个想法，只有在国内才可以实现，因为国内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有巨大的市场，还有非常优秀、但是成本低廉的大量高级技术人员。”
中国人很擅长合作
过去的芯片，占用电脑的资源太多，而中星微的芯片，占用资源少。它们的芯片高功率、低能耗，很擅长与主机“合作”。
而一个人也是这样，开始时很自我，慢慢地，从自我走向大我，从大我走向忘我，最终会走向无我。
而这，往往伴随着的是创业经历。总结成功的经验，张辉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实现、企业利益与国家目标的统一。一个团队的技术再先进，再有爱国热情，如果没有坚定的国家意志作支撑，缺乏有利的政策和产业环境，也很难成就大业。
中星微的发展似乎还证明了另外一个不可能，证明了“中国人不擅长团队合作”是个荒谬的理论。
1999年，邓中翰下定了回国创业的决心：“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让人难以招架，渴求得让人心悸，现在好像没有机会去体味那种激情了，有点怀念。”
四个人回国的当天下午，邓中翰、杨晓东、张辉、金兆玮一起登上了八达岭长城，进行庄严誓师：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发展祖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做贡献，结束“中国无芯”的历史！
当时，邓中翰兴奋地向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电子信息产业界的现状和前景。最后，他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要和自己的伙伴们全力投身到“星光中国芯工程”中去，成立立足中国本土的芯片设计公司。中央领导同志深表赞许，各级政府对他们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北京市政府积极支持“星光中国芯工程”，当时主管高科技园区的副市长亲自过问，使得中星微在24小时内就完成了各种审批注册手续，顺利落户中关村高科技园区。高科技企业需要比较大的启动资金，国家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决定给中星微出资上千万元，著名爱国学者、前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邓中翰的恩师田长霖教授也给予了资金上的支持。
为了帮助中星微解决人才问题，2000年11月，北京市政府投资800万元人民币，在清华建立了清华——中星微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中心。邓中翰亲自到清华教课，培养学生。这个研发中心为中星微输送了很多人才，有些已经成为骨干。
1999年10月14日，仅仅在国庆大典后的两个星期，中星微正式成立，从此开始了该公司、也是中国在芯片产业上的历史性创业。
回国创业之前，几个创始人一起从世界IT产业和格局的高度反复思考了很久。“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么做？我们多长时间内要完成目标？”
吸引他们回国时，国家相关单位本意是希望他们专注于计算机CPU设计，发展出能与Intel相抗衡的CPU，以此强化中国在PC产业的发言权，国产芯片也可以从中获益。但他们经过认真分析，认为与已经占据强势地位的Intel等巨型公司竞争，相当困难且意义不大，而多媒体市场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决定从设计简单的电脑摄像头处理芯片入手，启动和承担了政府的“星光中国芯工程”。
张辉说，IT产业的较上层次是大型机和工作站、个人计算机等的研发产业，被美国所垄断，产生了诸如Intel、Microsoft、IBM、HP等品牌。在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存储记忆领域，韩国、日本人占据鳌头，产生了三星等行业霸主。对于缺乏人才和市场运作经验的小公司，要向它们挑战似乎有些“以卵击石”。但是通过分析，他们认为，越是顶级的产业，其用户反而越少。比如，大型计算机只有航天、国防这样的大型工程才会需要，即使是个人电脑，每年也只有一亿的需求。但是随着3G时代的到来，随着3C的日益融合，随着移动设备成为人们工作、娱乐和生活的主要依赖品，消费类电子产品将由现在的边缘走向主流，随着人们对文字、图像、声音“三合一”的直接需求，人们每天都将与数码相机、手机、MP3打交道。这里面的芯片，其每年的需求量达到了几十亿，仅仅手机每年的需求量就达到了6亿。而且，现在这部分的主要需求反而不是来自欧美，而是亚洲，尤其是中国。一位专家说：“中国在很多方面是非常发达的。尤其是在移动通信领域，实际上中国市场需求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既然有良好的市场需求，那么肯定就对创新有强大的支撑力。因此，这样的芯片，本来就应当由中国人来设计和发明。因为外部条件这么好的时候，你居然还无所贡献，那么其他创新就更无从谈起了。当时我们的团队认为，依靠庞大市场需求，中国厂商联手攻克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便如同美国攻占通用CPU、韩国攻占Memory芯片一样，完全有机会成功。”
中星微果断地确定了数字多媒体芯片市场这一主攻方向。几个年轻人立即夜以继日地大干了起来。他们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和只相当于硅谷1/5的成本，就完成了从芯片定义到量产的整个过程。
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电子推出中国首枚具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其集成度达到奔腾系列的水平。
“那是整个公司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张辉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对于一个刚成立的国内芯片公司来说，那个时刻真是太让人激动了。芯片从香港生产，用飞机带回来的。大家就一直守候在公司，一直等到凌晨四点。当看到随着芯片的插入，一幅幅清晰的图像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当时真的满脸热泪。你想想，当时不但外国公司，就是中国公司也都选择国外的芯片。没人相信国内的公司。因此，星光一号的成功确实鼓舞人心。”一个纽扣大小的空间里集成数百万个晶体管，光刻尺度0.25微米。中星微已经走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领先位置。
“星光一号”迅速打入国际市场，为三星、飞利浦等国际知名品牌视频摄像头采用。到2002年底，在国内外市场的销售量突破百万枚，“中国芯”实现了走向世界的目标。2002年1月11日，微软与中星微公司签署《共同推动全球数码影像技术和市场的联合备忘录》，结成全球战略同盟，产品捆绑销售。
2002年4月，“星光二号”问世，实现声像同步，进入了可视通信应用领域，在抗“非典”期间，这套可视通信系统曾被用于小汤山医院救护工作。
一个月后，集拍摄、二维及三维图形、智能图像处理为一体的“星光三号”开发成功，并迅速被日本富士通用于全球第一个手机控制机器人的眼睛图像采集处理。
当年年底，研发成功的“星光四号”拓展到移动通信系统，其低功耗、高画质、支持多种手机接口的特性，被国内外多种知名品牌手机相中。
2003年6月，集前四号功能于一身的“星光五号”更完美地实现了与手机、移动存储和数码相机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电信指定的唯一标准芯片方案，并确立了在世界同类芯片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现在诸多著名品牌手机的彩信、和弦铃声，都是“中国芯”众多功能之一。
在市场上，“星光中国芯”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已经被国内外市场广泛接纳，占据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领域全球市场60%以上的份额。
把团队做成“全球团队”
“创业要有高度。我们要从小事情做起，但我们要做大事业。”自中星微创办之时起，他们就重视建设“大团队”，与国际、国内的诸多“武林高手”合作。
“时代发展至今天，所有的人都在从事一件事，就是合作。社会是创新的大环境，用户是创新产品的追随者，经销商是创新产品的忠心护卫，创新本身在每一个领域都会出现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使命就是找准目标，不停地推出合意的市场产品。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把目光看得很远。当然，创新有一个规律，就是你不能依附于人。因为你存在的价值，就是给其他人提供相应的支撑。”
2003年9月18日，“微软—中星微多媒体技术中心”在北京成立，共同推动全球数字多媒体芯片产业。
2004年2月，中星微应邀加入了国际移动行业处理器联盟（MIPI），是MIPI中唯一的中国厂商。加入MIPI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一项国际标准尚处于开始制定的阶段就直接参与其中，而不是被排除在外以至于今后只能处于跟踪和跟随的地位。中星微电子也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充分发挥在多媒体芯片领域的作用，让国际标准组织更多的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这次与移动行业的国际巨人一起参与制定标准的工作，实际上也标志着中国芯片企业进入了全球移动通信领域的第一梯队，正在为全球3G多媒体平台标准的建立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中星微电子也在积极倡导组建3G多媒体应用的产业联盟，这是一个包括了移动运营商、移动设备制造商、核心技术提供商、门户网站、服务提供商以及内容供应商等在内的行业性联盟。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参与制(修)订各种应用层和服务层的标准，为移动多媒体应用和服务提供一个高效经济的平台。
2004年11月，中星微电子作为9家发起单位之一，与信产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普天华为、中兴共同成立移动多媒体技术联盟(MMTA)。“星光中国芯”在移动多媒体技术联盟中成为提升产业核心实力和地位的市场的主导者。移动多媒体技术联盟主要是在移动多媒体产业方面推动网络和终端以及应用的创新规范，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知识产权管理。为制定国家相关的标准奠定非常好的技术基础。
2005年5月17日，世界电信日当天，信息产业部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张辉在会上代表移动多媒体技术联盟和中星微电子公司发表了演讲。他说，日本具有非常丰富的消费电子类市场，所以酝酿了一批像索尼、东芝的企业；韩国市场也酝酿了三星、LG等公司。中国在移动通信产业方面也有巨大的契机，拥有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消费群体，接近3.5亿的移动用户，这些用户有非常显著的两个特点，一是手机随时开机，平均开机时间多于18个小时；二是随身带，95%的情况下在不超过1米的范围内，所以手机成为非常重要、非常乐观的产业。在这样的情况下，移动通信服务出现了三大趋势：首先是移动通信满足人们随时随地沟通的需求，并且产生了短信这样的延伸沟通工具；第二是在移动通信的架构上不断出现了富于创新的内容和服务，包括彩铃服务、彩e等，今后还会发展移动游戏、使用手机做消费支付等等；三是移动通信服务将会成为新媒体，这自然就需要业界考虑如何把手机发展为崭新的媒体了。
张辉说，上述三大发展趋势必然刺激原本很多在计算机、互联网上出现的数码相机、网络电话，视频游戏等等逐步延伸到手机领域。“创新没有谁比谁优劣的说法，谁能引领潮流，谁就是先进的。创新的成功就意味着你与市场达到了最为默契的合作。因此，现在我们已经说不清，是我们的产品促进了3G的融合，还是时代的需求暗中在引导着我们的创新嗅觉。3C融合最基本的技术是IP，以后，移动终端将提供更多的流媒体业务、视频等等。移动流媒体包括照片、视频会议，移动音频方面有铃音、真唱、MTV等。移动多媒体方面包括移动动画等等内容。这都是中星微现在和将来的创新机会。可以肯定，彩屏、嵌入式数码相机、和弦铃声音乐都将成为3G手机的标准配置。大力发展3G移动多媒体芯片技术，推动以芯片为核心的标准的产生，配合与支持国内手机厂商、移动运营商、服务提供商以及内容提供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将是促成整个3G产业链条逐步完善和发展的重点和先决条件。而手机的全面应用无疑将继续推动半导体行业增长，推动对多媒体压缩和处理芯片、内存、图像感应器和其他元件的需求。
在采访张辉之前，我到网上费了死劲，才找到他的这么一份极其简单的简历：“1995年至1999年间，在美国UCBerkeley大学电子工程及计算机科学系所属的Berkeley无线研究中心进行有关低功耗可重构计算的博士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并于2000年在ISSCC发表。1999年创办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采访开始后，张辉几乎是刻意地照着我的提问回答问题，既不多说一句，也不遗漏一点。
于是我了解到，张辉是浙江人，1988年考入中国科大物理系，毕业后像许多优秀的理科生一样，去了美国，在美国国家超导研究中心呆了一段时间。“那个时代，全世界都是超导热。大家都在竞赛高温超导，看谁能把超导材料的温度提高一度，再提高一度。因为超导材料越靠近室温，它的成本就越便宜。”
在这个中心呆了将近一年后，张辉转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此前，他的中科大“师兄”邓中翰等人，已经在伯克利了。他们住在学校同一个住宿区，合租同一座公寓。
“那么你当时主要做什么样的研究呢？”
“当时我的研究转向了低功率的芯片。”
“这里的芯片是什么意思？”
“所有的电子产品几乎都需要芯片，过去的电子表、电话机其实也都有个小芯片。现在的电视机、手机、数码相机、PDA，以及电脑、U盘、显卡、打印机、税控收款机都需要芯片。而且一台电脑里，安装着许多种芯片。”
“是不是除了中央处理器（CPU）之外，其他方面的芯片都可以用通用芯片来解决？”
“这你就错了。这里的通用并不是说对所有的电子产品都通用，也不是一种芯片在电子产品里在所有的功能中都通用。其实中央处理器只是电脑中的一种芯片。电脑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过去的大型机，后来的小型机、工作站，再到今天的个人电脑，它的功能主要依靠芯片的‘时钟频率’的改进和提升来体现。而过去的IT主要领域就是电脑，所以一说中央处理器，就指电脑；一说通用芯片，也是指电脑而言，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电脑里，这个芯片是能够按照硬件叠加软件的方法进行架构，你买了它的芯片，再买来微软的‘通用操作软件’之后，可以进行应用程序开发，也可以进行个人的终端应用。它有同一性，在全世界都通用。”
采访结束时，我忍不住问了一句：“从创业到现在，你觉得这几年‘身心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我解释问这话的理由。因为，最初创业时，一是缺乏资金，这点因为信息产业部的支持，迅速得到了解决；二是未必肯定能够研发成功，因为要创新就有冒险；三是即使研究出了产品，也未必与市场对路。
而七年之后，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再是问题。政策上有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刻意扶持；资金上一路有巨额投资扶持，去年年底还成功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虽然一开始时遇到了低潮，但最近“中国概念股”又开始上涨；技术上获得了突破，而且下了决心：“我们肯定要一直做芯片设计，而且要争取做成行业的十强”；市场上，由于“星光中国芯”系列的成功，他们开始从边缘走向主流，中星微品牌已经得到了相当的世界信任，“有了一个国际所认可的公司品牌”。
张辉笑着说：“没有什么变化，一个变化是老了，第二个变化，是变得越来越爱思考问题。”
“那么当时上大学时，你想过今天会从事这样的职业吗？”
“不可能想到。大学生可能是‘通用芯片’，安插到哪个职位你就在哪个职位，安插到哪个行业你就进入哪个行业，能做出什么来，能做成什么样，谁也说不清。现在，既然已经进入了这个领域，至少在目前一段时间内，我已经成了‘专用芯片’了，我们认准了目标，就要一直做下去。”
国家是最大的团队
采访过程中，张辉几乎是采用了一种“蓄意的刻板方式”，回答我的提问。
从他的字斟句酌中，你可以发现，显然，由于迅速窜红带来的媒体过度热衷，中星微“创业故事”已经被讲得太多。初始的面红耳热之后，如今，个人的风头已经被看得很淡。中星微上市之后，越来越重视保护团队之间的“协作生态”了。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校长田长霖，2002年秋天去世，邓中翰写了篇纪念文章。田长霖既是美国的两院院士，也是中国的两院院士，著名爱国者，同时，他也是邓中翰的老师。田长霖将邓推荐给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周光召访问伯克利期间和邓中翰有过多次深谈，结为忘年交。
1998年，周光召找到了邓中翰，周老带来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中国半导体工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做。”
周老告诉邓中翰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中国科学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工作，但直到1990年，我国仍未能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1990年后的两次冲击也均无果而终。而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必须发展起来。
面对周老提出的问题：中国的芯片业到底应该如何突破？邓中翰从自己看到的、最擅长的，也是亲身经历过的硅谷模式出发，提出中国宜尝试一种新模式——采用硅谷式运作的可能。
“你来做这件事，怎么样？”邓中翰没想到周老会这样问自己。
周光召说服邓中翰后，将其介绍给当时的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落实具体事宜。
邓中翰很清楚这件事的分量，光自己一个人回去是做不成事的，必须得有一个团队，用一个核心的文化、核心的凝聚力来构筑公司的起点。那么去哪儿找到志同道合、肯和自己一起做这件事的人呢？将要成立的公司不同于一般做消费品的注重市场概念的公司，是要靠核心技术来抢占市场，所以核心团队一定要懂技术。同时彼此的个性特点也要能相合。在创业的过程中不知道要遇到多少困难，在这种关键时刻大家一定要能携起手来。
师弟“张辉”第一个出现在邓中翰的脑海中。1998年，张辉已经毕业，在贝尔实验室从事无线通信、低功耗芯片的研究。之后，邓中翰又想到了杨晓东，又找到了南京师大附中的同学金兆玮，
团队组成后，4个人做了如下分工：邓中翰是一个知识结构和能力都很全面的人，做事情喜欢从全方位考虑，所以主持大局；张辉擅长站在各方的角度看问题，协调和平衡能力很强，因此负责市场；说话和走路的频率都比别人快的杨晓东则是对技术充满了激情，完全专注于技术；金兆玮和再难缠的人都能打交道，所以抓销售。
张辉说：“很多回国创业的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都是回国创业，你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而我却还是老样子呢？我说：‘你看看自己的身边就知道了。几年来，你的身边除了你就没有其他人了，而我们始终是几个人在一起。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中星微团队可以说是“最佳组合”，这个组合到现在还是锋利无比、坚韧无比。
每个团队成员都与其他人形成了互补关系，最终让整个团队产生巨大的合力。就拿“星光中国芯工程”的研发来说，团队中的7个成员都是用自己的专利和技术独挡一面，才共同打造了这颗“中国芯”。
邓中翰作为团队的灵魂，带领技术队伍开发设计出了“星光中国芯”。而他本人也是七大核心技术之一——数据驱动平行计算技术方面的专家，发表过25篇论文。
张辉作为该工程的副总指挥，其主要贡献是，重构CPU架构技术，并参与了多媒体数据驱动平行计算技术和超低功耗低振幅电路技术和高品质图像处理及动态无损压缩算法技术的研发。
首席技术官杨晓东的主要贡献是：CMOS模数混合电路技术、深亚微米超大规模芯片设计技术和超低功耗低振幅电路技术。
副总指挥金兆玮的主要贡献是：单晶成像嵌入系统技术。
副总指挥张韵东的主要贡献是：深亚微米超大规模芯片设计技术，并参与了高品质图像处理及动态无损压缩算法技术的研发。
芯片设计总监朱军的主要贡献是：超低功耗低振幅电路技术，并参与了CMOS模数混合电路技术的研发。
首席图像科学家俞青的主要贡献是：高品质图像处理及动态无损压缩算法技术，并参与了单晶成像嵌入系统技术的研发。
正是他们各自的努力使得“星光中国芯”实现了七大技术核心突破，并实现了研发成果的产品化和产业化。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团队是被远大的理想所凝聚在一起的，因此具有远比个人强大的力量。张辉说：“我们之所以回国，当然是有‘野心’的。我们希望成为像IBM那样的百年技术企业。而这个想法，只有在国内才可以实现，因为国内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有巨大的市场，还有非常优秀、但是成本低廉的大量高级技术人员。”
中国人很擅长合作
过去的芯片，占用电脑的资源太多，而中星微的芯片，占用资源少。它们的芯片高功率、低能耗，很擅长与主机“合作”。
而一个人也是这样，开始时很自我，慢慢地，从自我走向大我，从大我走向忘我，最终会走向无我。
而这，往往伴随着的是创业经历。总结成功的经验，张辉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实现、企业利益与国家目标的统一。一个团队的技术再先进，再有爱国热情，如果没有坚定的国家意志作支撑，缺乏有利的政策和产业环境，也很难成就大业。
中星微的发展似乎还证明了另外一个不可能，证明了“中国人不擅长团队合作”是个荒谬的理论。
1999年，邓中翰下定了回国创业的决心：“那个念头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让人难以招架，渴求得让人心悸，现在好像没有机会去体味那种激情了，有点怀念。”
四个人回国的当天下午，邓中翰、杨晓东、张辉、金兆玮一起登上了八达岭长城，进行庄严誓师：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发展祖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做贡献，结束“中国无芯”的历史！
当时，邓中翰兴奋地向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电子信息产业界的现状和前景。最后，他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要和自己的伙伴们全力投身到“星光中国芯工程”中去，成立立足中国本土的芯片设计公司。中央领导同志深表赞许，各级政府对他们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北京市政府积极支持“星光中国芯工程”，当时主管高科技园区的副市长亲自过问，使得中星微在24小时内就完成了各种审批注册手续，顺利落户中关村高科技园区。高科技企业需要比较大的启动资金，国家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决定给中星微出资上千万元，著名爱国学者、前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邓中翰的恩师田长霖教授也给予了资金上的支持。
为了帮助中星微解决人才问题，2000年11月，北京市政府投资800万元人民币，在清华建立了清华——中星微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中心。邓中翰亲自到清华教课，培养学生。这个研发中心为中星微输送了很多人才，有些已经成为骨干。
1999年10月14日，仅仅在国庆大典后的两个星期，中星微正式成立，从此开始了该公司、也是中国在芯片产业上的历史性创业。
回国创业之前，几个创始人一起从世界IT产业和格局的高度反复思考了很久。“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么做？我们多长时间内要完成目标？”
吸引他们回国时，国家相关单位本意是希望他们专注于计算机CPU设计，发展出能与Intel相抗衡的CPU，以此强化中国在PC产业的发言权，国产芯片也可以从中获益。但他们经过认真分析，认为与已经占据强势地位的Intel等巨型公司竞争，相当困难且意义不大，而多媒体市场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决定从设计简单的电脑摄像头处理芯片入手，启动和承担了政府的“星光中国芯工程”。
张辉说，IT产业的较上层次是大型机和工作站、个人计算机等的研发产业，被美国所垄断，产生了诸如Intel、Microsoft、IBM、HP等品牌。在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存储记忆领域，韩国、日本人占据鳌头，产生了三星等行业霸主。对于缺乏人才和市场运作经验的小公司，要向它们挑战似乎有些“以卵击石”。但是通过分析，他们认为，越是顶级的产业，其用户反而越少。比如，大型计算机只有航天、国防这样的大型工程才会需要，即使是个人电脑，每年也只有一亿的需求。但是随着3G时代的到来，随着3C的日益融合，随着移动设备成为人们工作、娱乐和生活的主要依赖品，消费类电子产品将由现在的边缘走向主流，随着人们对文字、图像、声音“三合一”的直接需求，人们每天都将与数码相机、手机、MP3打交道。这里面的芯片，其每年的需求量达到了几十亿，仅仅手机每年的需求量就达到了6亿。而且，现在这部分的主要需求反而不是来自欧美，而是亚洲，尤其是中国。一位专家说：“中国在很多方面是非常发达的。尤其是在移动通信领域，实际上中国市场需求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既然有良好的市场需求，那么肯定就对创新有强大的支撑力。因此，这样的芯片，本来就应当由中国人来设计和发明。因为外部条件这么好的时候，你居然还无所贡献，那么其他创新就更无从谈起了。当时我们的团队认为，依靠庞大市场需求，中国厂商联手攻克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便如同美国攻占通用CPU、韩国攻占Memory芯片一样，完全有机会成功。”
中星微果断地确定了数字多媒体芯片市场这一主攻方向。几个年轻人立即夜以继日地大干了起来。他们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和只相当于硅谷1/5的成本，就完成了从芯片定义到量产的整个过程。
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电子推出中国首枚具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其集成度达到奔腾系列的水平。
“那是整个公司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张辉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对于一个刚成立的国内芯片公司来说，那个时刻真是太让人激动了。芯片从香港生产，用飞机带回来的。大家就一直守候在公司，一直等到凌晨四点。当看到随着芯片的插入，一幅幅清晰的图像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当时真的满脸热泪。你想想，当时不但外国公司，就是中国公司也都选择国外的芯片。没人相信国内的公司。因此，星光一号的成功确实鼓舞人心。”一个纽扣大小的空间里集成数百万个晶体管，光刻尺度0.25微米。中星微已经走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领先位置。
“星光一号”迅速打入国际市场，为三星、飞利浦等国际知名品牌视频摄像头采用。到2002年底，在国内外市场的销售量突破百万枚，“中国芯”实现了走向世界的目标。2002年1月11日，微软与中星微公司签署《共同推动全球数码影像技术和市场的联合备忘录》，结成全球战略同盟，产品捆绑销售。
2002年4月，“星光二号”问世，实现声像同步，进入了可视通信应用领域，在抗“非典”期间，这套可视通信系统曾被用于小汤山医院救护工作。
一个月后，集拍摄、二维及三维图形、智能图像处理为一体的“星光三号”开发成功，并迅速被日本富士通用于全球第一个手机控制机器人的眼睛图像采集处理。
当年年底，研发成功的“星光四号”拓展到移动通信系统，其低功耗、高画质、支持多种手机接口的特性，被国内外多种知名品牌手机相中。
2003年6月，集前四号功能于一身的“星光五号”更完美地实现了与手机、移动存储和数码相机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电信指定的唯一标准芯片方案，并确立了在世界同类芯片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现在诸多著名品牌手机的彩信、和弦铃声，都是“中国芯”众多功能之一。
在市场上，“星光中国芯”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已经被国内外市场广泛接纳，占据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领域全球市场60%以上的份额。
把团队做成“全球团队”
“创业要有高度。我们要从小事情做起，但我们要做大事业。”自中星微创办之时起，他们就重视建设“大团队”，与国际、国内的诸多“武林高手”合作。
“时代发展至今天，所有的人都在从事一件事，就是合作。社会是创新的大环境，用户是创新产品的追随者，经销商是创新产品的忠心护卫，创新本身在每一个领域都会出现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使命就是找准目标，不停地推出合意的市场产品。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把目光看得很远。当然，创新有一个规律，就是你不能依附于人。因为你存在的价值，就是给其他人提供相应的支撑。”
2003年9月18日，“微软—中星微多媒体技术中心”在北京成立，共同推动全球数字多媒体芯片产业。
2004年2月，中星微应邀加入了国际移动行业处理器联盟（MIPI），是MIPI中唯一的中国厂商。加入MIPI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一项国际标准尚处于开始制定的阶段就直接参与其中，而不是被排除在外以至于今后只能处于跟踪和跟随的地位。中星微电子也一定会抓住这次机会，充分发挥在多媒体芯片领域的作用，让国际标准组织更多的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这次与移动行业的国际巨人一起参与制定标准的工作，实际上也标志着中国芯片企业进入了全球移动通信领域的第一梯队，正在为全球3G多媒体平台标准的建立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中星微电子也在积极倡导组建3G多媒体应用的产业联盟，这是一个包括了移动运营商、移动设备制造商、核心技术提供商、门户网站、服务提供商以及内容供应商等在内的行业性联盟。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参与制(修)订各种应用层和服务层的标准，为移动多媒体应用和服务提供一个高效经济的平台。
2004年11月，中星微电子作为9家发起单位之一，与信产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普天华为、中兴共同成立移动多媒体技术联盟(MMTA)。“星光中国芯”在移动多媒体技术联盟中成为提升产业核心实力和地位的市场的主导者。移动多媒体技术联盟主要是在移动多媒体产业方面推动网络和终端以及应用的创新规范，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知识产权管理。为制定国家相关的标准奠定非常好的技术基础。
2005年5月17日，世界电信日当天，信息产业部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张辉在会上代表移动多媒体技术联盟和中星微电子公司发表了演讲。他说，日本具有非常丰富的消费电子类市场，所以酝酿了一批像索尼、东芝的企业；韩国市场也酝酿了三星、LG等公司。中国在移动通信产业方面也有巨大的契机，拥有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消费群体，接近3.5亿的移动用户，这些用户有非常显著的两个特点，一是手机随时开机，平均开机时间多于18个小时；二是随身带，95%的情况下在不超过1米的范围内，所以手机成为非常重要、非常乐观的产业。在这样的情况下，移动通信服务出现了三大趋势：首先是移动通信满足人们随时随地沟通的需求，并且产生了短信这样的延伸沟通工具；第二是在移动通信的架构上不断出现了富于创新的内容和服务，包括彩铃服务、彩e等，今后还会发展移动游戏、使用手机做消费支付等等；三是移动通信服务将会成为新媒体，这自然就需要业界考虑如何把手机发展为崭新的媒体了。
张辉说，上述三大发展趋势必然刺激原本很多在计算机、互联网上出现的数码相机、网络电话，视频游戏等等逐步延伸到手机领域。“创新没有谁比谁优劣的说法，谁能引领潮流，谁就是先进的。创新的成功就意味着你与市场达到了最为默契的合作。因此，现在我们已经说不清，是我们的产品促进了3G的融合，还是时代的需求暗中在引导着我们的创新嗅觉。3C融合最基本的技术是IP，以后，移动终端将提供更多的流媒体业务、视频等等。移动流媒体包括照片、视频会议，移动音频方面有铃音、真唱、MTV等。移动多媒体方面包括移动动画等等内容。这都是中星微现在和将来的创新机会。可以肯定，彩屏、嵌入式数码相机、和弦铃声音乐都将成为3G手机的标准配置。大力发展3G移动多媒体芯片技术，推动以芯片为核心的标准的产生，配合与支持国内手机厂商、移动运营商、服务提供商以及内容提供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将是促成整个3G产业链条逐步完善和发展的重点和先决条件。而手机的全面应用无疑将继续推动半导体行业增长，推动对多媒体压缩和处理芯片、内存、图像感应器和其他元件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