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上个世纪的十年“文革”浩劫肇始40周年和结束30周年。一位伟人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无法背叛自己的良知。另一位伟人说过，“读史可以知兴替”。“文革”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内容最丰富、最离奇的一章。希望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常回首看看，温故而知新，珍惜和发展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诚邀各界人士往事分说，为本刊继续开张的“文革博物馆”馈赠断片残页。
　　
　　时下中国人起名字很讲究，尤其城里人，都一根苗儿，金贵得不行。未曾出世，《新华字典》、《新华辞典》、《辞海》、《辞源》、《康熙大字典》什么的，先翻个稀里哗啦。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大伯、二舅、七大姑、八大姨，更是轮番上阵，献计献策，共商“国是”。
　　小时候生活在山西农村老家，正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似乎很单纯，除了抓革命，搞运动，就是促“生产”，生孩子。两位妇女见了面的寒暄话，第一句是“吃啦？喝啦？”紧接着第二句便是“跟前几个了？”家家五个六个的是正常现象，七个八个的也不稀罕。
　　孩子一多，名字就不讲究了。狗娃、猫娃、茄子、萝卜、臭猴、苦胆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当然，农村人还有说词儿，说是起个狼不吃、狗不叼的赖名儿好管、好养话。我大妹上六年级时，教她语文、算术的两个老师都挺好，就是名字起得不太雅，一个叫茅勺，一个叫屎蛋。有人就开玩笑说：“这俩伙计真是臭味相投，怎么就‘臭’（凑）合到一块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农村人没文化，日子过得都很艰难，能把怀里、背上、屁股后头的一大群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哪有心思琢磨名字！我上高小时，同班有一个叫孙铁锁的邻村孩子，家里哥儿9个，外加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后来赶上“文革”，中学散了摊儿。几年后又恢复，几个年级的凑到了一个班。孙铁锁和哥哥、弟弟三个，居然都成了我的同班同学。但没过多长时间，孙铁锁的哥哥就退学了。说起来，我跟孙铁锁的村子就一里地远，一度还挺要好。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是记不准，安不对他们哥儿几个的名字。因为他们虽然都叫什么锁，但中间那个字有的在金属系列之内，有的则出了金属系列。没有点金属脑子，还真记不清楚。
　　手电筒光照别人了，不照自己。其实，我家也是兄弟姐妹六个。父亲还是个文化人，给小孩起名字也是末一个字不变，中间“莲”“汉”“河”“云”“心”的往下排。前后院几个近邻，就老把我们名字叫错。
　　一家子还好说，外人记不记得清是另外一回事，爹娘赖好名总归不会起重。一个村隔条街的就保不齐了。我有个邻居叔，名字叫小丑，长得倒不丑，大概是当初他爹娘怕阎王爷看上抱走了。不巧的是，胡同西头还有个大叔，村北头另有一个老汉，也是此名。村里人倒也不乏机智，为了区分清这仨人，一个叫小丑，一个叫小丑儿，一个叫小丑子。俩年轻点的叫时加了个尾音字“儿”和“子”，就成了三个人的名字，谁也不碍谁。只是这样一来，村北头老汉倒像成了另两位的爹！
　　还有一个“狗蛋”的名字，照说是很不雅的。细细一数，全村居然有九个！这也难不倒我的父老乡亲。狗蛋、狗蛋儿、狗蛋子，自是三个；狗---蛋、狗蛋---、狗---蛋---，声音长短不同，又是三个；狗蛋（二声）、狗蛋（三声）、狗蛋（四声），声调高低有别，则是另外三个。你看，还是一一对应，互不侵权。现在一想，幸亏村里有九个“狗蛋”，如果再冒出七个八个来，不知是否需要引进英文、日文、德文什么的，才能区分标示得清。
　　至于在名字上斗气叫阵的也不鲜见。村里南头住着两家，一家姓任，一家姓范。早先姓任的家景殷实，北京、天津有买卖，家里有良田几十亩，雇过长工、短工，一年四季白面不断顿，还出过秀才、举人。姓范的则过得穷，一家十几口常年身上挂着破棉絮，脸上拖着大鼻涕，一到青黄不接时糠窝窝头也吃不上。后来姓范的一琢磨，敢情人家越过越富，咱越过越穷。人家姓任（人），咱姓范（饭），人家老“吃”咱，能不穷么？索性给小孩起名叫老虎、豹子、狼崽、狗娃，都咬你这“人”（任），看看咱谁厉害。还真巧，就赶上了土改解放。姓任的划成了灰溜溜的地主，姓范的当上了响当当的贫农。从此，姓范的一家日子越过越火爆，入党的，参军的，教学的，当头的，好事接二连三，大小都是人物。姓任的一看范家名字起得不善，50年代以后出生的四个小孩，干脆两个起名叫铁柱、金桂（谐“棍”音），两个小名叫大棒和杠子。我抄“家伙”打你这些咬人的“豺狼虎豹”，瞧瞧咱谁毒眼！名字虽然压住了对方，却不怎么应验。进入六、七十年代，姓任的一家越来越抬不起头，今天戴高帽，明天扫大街，一肚子墨水的老高中生任铁柱，成天挑着两个茅桶挨门逐户掏茅厕，二十七八没人上门提说像样的媳妇。直到70年代末，任铁柱和他的两个弟弟相继考上大学、中专，吃上了商品粮，范家的则逐渐失了势，才显出“铁柱”、“金棍”的威力，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
　　名字上闹笑话的就更多了。这里讲一个我们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故事。60年代末的一天，村里干部刘青云通知三个人到大队，好像是上涝河水库工地干活。哪三个人呢？其中之一是我们胡同里的邻居，名字叫“抓住”。到底是不是“抓住”这两个字，就难考证了，反正发音就是这俩字。另一个住街东边，后脑勺长得特长，北京人叫“锛儿头”，我们那儿则叫“崩喽”。究竟是不是这两个字，也无法说清，发音千真万确就是如此。自然，“崩喽”的名字就叫崩喽。第三个人住村子东北头，名字叫四猴儿，脑子不大够数。说他“不够数”，还得插叙一段轶事：四猴儿人长得矮小，有一次跟人打架，让人摁在了肚子底下。他明明饱受着人家的拳头，却瞪着眼睛冲着上边喊：“还敢哩么？”此为四猴儿“傻史”段子之一。话再回到前边，村干部刘青云人长得非常魁梧，个头足有一米八，说起话来声如洪钟，整个一个“蒋门神”。那天，他在大喇叭里是这样喊的：“抓住---四猴儿---崩喽---”并按惯例连着喊了三遍。据说四猴儿当时正在红薯地里锄草，听到这喊声，愣了一会儿。及至大喇叭喊过三遍之后，四猴儿锄头一撂，照东北边山里南乔村方向，头也不回一溜烟没命跑去。直到几天后，村里人才在七八里地外的城隍村，把死活不敢回村的四猴儿杀猪似的拽回来。
　　名字本为名和字的合称。《 礼记·檀弓》曰：“幼名，冠字。”古代人出生不久便起名，到二十岁成人后，还要行冠礼加字，故合称“名字”。如三国时候的诸葛亮，姓诸葛，名亮，字孔明，是也。人一生虽不只一个名字，但名字毕竟为一个人的专有标示符号，古代人尚知隆而其重，煞费心思地起名立字，近百年来国人尤其乡下人，在自已的名字上，为何想像如此吝啬，思维如此贫穷，专与肮脏为伍，硬跟丑陋作伴，再不就随大流，要么是狗蛋、丑猴的一大串，要么是建国、和平的一大群。说到底，还是这些普通老百姓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贫穷。文化的贫穷，科学的贫穷，生活的贫穷，精神的贫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恶性循环，以至无“富”。穷得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穷得失去了正常生存的权利，穷得失去了正常的名字。
　　好在兵荒马乱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城里人率先讲究起了优生优育，随之名字也讲究起来了。这的确是一个好开端，一个好兆头。
　　我离开家乡，已30年了。现在村里小孩到底起些啥名字，未曾刨底追根。不过说句心里话，真不希望他们在名字上再产生从前那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