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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18年，非洲猪瘟在中国出现以来，对国内生猪养殖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尤其体现在生猪及其产品的价格上。近年来，农产品保险、期货、“保险+期货”业务，多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以其为工具服务“三农”。本文就保险、期货、“保险+期货”如何作用于生猪“猪周期”进行了研究，并就如何使得金融工具在生猪行业尤其是在生猪养殖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思考建议。
关键词：保险;期货;猪周期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0）05-0027-05
自2018年非洲猪瘟在中国出现以来，对国内生猪养殖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尤其体现在生猪及其产品的价格上，自非洲猪瘟疫情出现以来，国内生猪价格在存栏下降、禁止跨省生猪及其产品调运、提前出栏等因素影响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在生猪产业链的角度上看，此次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便是生猪的养殖环节。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大量生猪遭到扑杀，给生猪养殖从业者造成了巨额的损失。尽管，当前国内已经针对包括生猪在内农产品展开了保险试点，但还未大面积铺开，对全国生猪养殖户覆盖有限。国内农产品期货市场方兴未艾，针对生猪产品的期货产品還未正式上市，还不能有效发挥对平抑国内生猪价格产生积极作用。本文旨在对生猪保险、期货、“保险+期货”抑制“猪周期”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剖析该组合的作用机理，并对国内施行这样一个机制所面临的的困难进行探讨，并提出意见建议，对未来国内平抑生猪价格波动，克服“猪周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农产品保险、期货、“保险+期货”业务，多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以其为工具服务“三农”（表1）。袁炜龙（2019）就生猪“保险+期货”对于破解猪价价格风险上的积极作用进行了研究。张海峰（2019）从期货的概念和原理入手，兼顾企业经营模式分析，举例说明了生猪养殖企业和猪肉加工企业如何利用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来实现规避价格风险的方法。伍诗杨（2019）研究了生猪期货对平抑生猪价格波动作用机理，研究认为期货市场能够有效从价格发现、套期保值、规模化平抑三个方面对平抑生猪价格起到作用。王怀禹（2019）全面研究了生猪保险的历史背景，提出我国生猪保险在覆盖面广度、保障水平、品种品类、养猪户风险意识等方面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另有，马彪（2018）、曾建宁（2017）等从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系统性风险及生猪饲料成本价格的角度对该模式进行了研究。
二、保险、期货、“保险+期货”作用于“猪周期”机理分析
（一）保险对于生猪养殖的作用
自2007年颁布《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国发〔2007〕22号）提出能繁母猪保险财政补贴政策以来，我国生猪产业保险已经有了两种较为成熟的模式。一种是以保险标的（能繁母猪、育肥猪）死亡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作为触发理赔条件的能繁母猪保险、育肥猪保险为代表的成本保险。第二种是以猪粮比比值作为触发理赔条件的猪粮比指数保险，与约定到期生猪价格后以到期价格指标确定是否触发理赔的生猪价格保险为代表的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两者中的第一种模式最为成熟，分别在2007年开始能繁母猪保险财政补贴，在2008年开始在部分省市开展育肥猪保险保费补贴工作试点，并于2012年将育肥猪保险在全国进行推广。另一种模式最早于2013年在北京试点，于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探索粮食、生猪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后再部分省市展开试点，目前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推广。
保险最基本的功能是分摊风险与补偿损失。保险作用于生猪产业中的主要作用环节是养殖环节。依据现有的主流的生猪产业保险看，能繁母猪保险与育肥猪保险主要在母猪与育肥猪发生死亡时起到对生猪所有者的一种止损作用。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能够有助于生猪养殖从业者锁定一部分利润，使其获得较为平稳的业绩表现。
依照目前赔偿额度，以广东省为例，依据《关于印发广东省政策性生猪养殖保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农〔2016〕39号）要求，发生条款列明的保险事故，赔偿金额=死亡数量*每头赔付金额，最多为时为每头金额500元（80kg级别）。有关数据显示，2017年温氏生猪出栏均重约为118.59公斤，销售均价为14.98元/公斤，头均盈利为336.53元，得出温氏生猪2017年头均养殖生猪完全成本为12.14元/公斤。假设生猪在80公斤时发生死亡事件，则已投入成本为971.37元，保险赔付额度为损失额的51.4%。需要注意的是，温氏生猪作为广东规模化生猪养殖的典型代表，其养殖成本已低于其他小规模的生猪养殖从业者。由此，依靠成本保险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生猪养殖从业者补偿，使其降低恢复生猪养殖规模的成本。生猪价格指数保险方面，以猪粮比指数保险为例，在北京顺义区签订的全国首单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在保障生猪养殖从业者利益方面成效显著。该保险以平均猪粮比比值是否低于6：1为保险事故发生依据进行投保，比值越低赔付金额越高，共承保143户的41万头生猪。一年后，保险事故发生，首单共赔付410万元。
2018年以来，在部分地区出现非洲猪瘟疫情，大量生猪被扑杀，全国猪价持续快速上涨。猪肉价格的上涨导致仔猪育肥利润上升，仔猪补栏需求增加，进而导致能繁母猪需求增加、养殖利润高企，能繁母猪补栏需求旺盛。若此时遭遇疫情损失的生猪养殖从业者得到成本保险的赔付，则有助于及时补栏，保障下一周期的生猪供给。按照以往“猪周期”表现，一段时间后将会出现仔猪和能繁母猪供给过剩的情况，生猪价格预计会出现较大规模下跌。如果在这之前，生猪养殖从业者购买了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在生猪价格处于下降通道时，在正常销售取得收入之余，还能根据实际情况从保险获得额外补偿。
（二）期货对于平抑生猪价格波动的作用
自2008年大连商品交易所（简称：大商所）制定出台《生猪交割质量标准》和《生猪交割质量检测技术规程》，至2018年证监会正式批复大商所生猪期货立项申请，标志着我国生猪期货上市步伐迈上新台阶（表2）。 期货的交易对象不是货，而是以某种大众产品及金融资产为标的标准化可交易合约。期货主要作用是发现价格、回避风险、套期保值。
发现价格方面，由于国内生猪市场养殖从业者规模大小不一，对于市场信息敏感度不同，信息不对称长期存在，再加上生猪养殖周期较长，从育种到出栏大约有18个月的养殖周期。由蛛网理论表明，农产品从业者在当期价格波动时，出于对未来市场的预期，调整生产规模，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会导致不同类型的蛛网，若是出现发散型的蛛网模型则会加剧价格波动。此时，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作出的生产决策，将会在较远的时间处显现，导致生猪供给端数量变动幅度较大，价格不稳定。在期货市场的作用下，众多的市场参与者将所获得的市场信息转化为价格。这种方式将各方市场信息以价格的形式汇聚在期货市场上，能大幅度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在期货市场上，供需双方共同竞价下产生了较为准确的远期价格。生猪市场参与者相较于凭当下价格决定生产，由期货市场价格指导生产更能规避养殖风险。
套期保值方面，生猪期货市场上的参与者可以通过持有与自有现货数量相同的期货合约，通过双向交易来保障远期利润。对于生猪养殖从业者而言，若是当期生猪现货市场价格好，可以以卖出该批次的生猪所对应的期货合约的形式进行套期保值。若远期生猪现货及期货市场价格下跌，则可以低价买入相应数量期货合约进行对冲了结。用期货市场的收益来弥补生猪现货价格下跌的损失，从而保障生猪养殖利润的稳定。对于生猪屠宰加工企业而言，加工原材料的上涨是造成企业的生产加工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生猪价格的波动造成生猪屠宰加工企业的盈利的不稳定。若是有生猪期货市场的存在，则相应的企业则可以通过买入生猪期货合约来确定远期的加工成本，促使企业实现稳定盈利。在当前生猪现货市场价格较低时，以较低价格买入期货合约，若远期生猪现货价格上涨，则可以通过卖出生猪期货合约的方式，来对冲生猪现货市场价格上升带来的损失（图2）。
（三）“保险+期货”对于平抑“猪周期”的作用机理
“保险+期货”，是指农业经营者或企业，为规避市场价格风险向保险公司购买期货价格保险产品，保险公司通过向期货经营机构购买场外期权将风险转移，期货经营机构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对冲的业务模式。当前，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迅速，每年以10%左右的增速迅速增长，对保障我国农业产业稳健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图3）。从生猪养殖从业者角度，购买保险相较于参与期货市场更具有可操作性。购买农业保险门槛低，生猪养殖从业者只需要办理相对简单手续即可保障一部分收益。从保险公司角度，由于农业保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的背景下，保险赔付风险上升。以2017年“天鸽”、“帕卡”为例，广东农业保险报案3391件，报损1.5亿元，给保险业带来了巨大压力。若保险公司能有将收取农业保费投入到期货市场，在发生农产品减产事件时，可利用上涨的期货价格，发挥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将风险转嫁给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者，较少自身的损失。此时“保险+期货”实现了农产品期货与农业保险的联动。在此种方式下，生猪养殖户获得了便利，降低了养殖风险。保险公司通过期货市场减少了自身可能面临的压力。二者相结合，有利于金融工具长期在生猪产业中发挥作用。
三、如何更好发挥生猪金融工具作用的思考
（一）逐步完善生猪养殖基础设施
推动生猪期货上市作为能有效抑制“猪周期”的手段之一，从提出制定标准到批复立项申请，历经十年时间。生猪养殖基础设施不完善是使得生猪期货不能快速上市的主要原因。如若生猪活体作为期货上市，那么作为期货合约标的物的生猪活体应当有统一的标准。生猪期货所涉及的现货交割阶段，应当有统一的交割规格指标作为交割依据。但我国目前生猪养殖行业从业者以散户为主，暂无法达到完全统一的标准，难以满足标准化交割的要求。且，作为交割所必须的交易场所设施、交通便利程度、各猪场的信息化程度均有较大差异。
在前阶段，想要快速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将生猪活猪标准化难度较高。可以考虑将猪肉做为上市先行货品，因为我国猪肉标准统一程度高（王学勤，2019）。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市场猪肉产品仍以热鲜肉为主，其比例占到62%，国内冷鲜肉仅占到猪肉消费量的20%左右，对比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90%，市场发展潜力非常巨大。冷鲜肉的问世对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和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冷鲜肉有望成为我国广大居民生肉消费的主流。若将猪肉产品作为生猪期货上市现行货品，则需要从生猪全产业链角度出发，建设全产业链冷链物流体系，保障猪肉产品交割功能的顺利实现。再则，需要将作为猪肉产品提供方的养殖场进行全方位信息化建设，提高生猪养殖流程公开透明度，使其他参与猪肉交易人员及时获知生猪生产情况。
（二）提升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
按照农业部的统计标准，年出栏500头商品猪的猪场，就叫规模化猪场。按此标准广东省2018年生猪场（户）数为33.8万家，其中年出栏数500头以上的为1.4万家，规模化水平仅为4.16%。而全国生猪养殖规模化最高的省份浙江省在2017年拥有的生猪场（户）数为7000家，生猪规模化水平达80%。可见，在全国范围内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不尽相同。
在现阶段，提高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有利于实现生猪养殖行业的规模经济。在养殖场（户）数减少的情况下，适当培育规模化养殖场，提升整个生猪养殖行业的规模化水平，有利于降低单位养殖成本。当养殖规模化水平提高，金融工具介入的成本会相应降低。例如，规模化程度高的养殖场，在面临资金缺口时，由于基础强所拥有的标的物多，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在全国规模最大的种猪育种和肉猪养殖企业广东温氏集团，农行广东省分行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对温氏集团紧急调整授信额度，调增分行单笔业务审批权，实行优惠利率，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应急生产资金需求。在温氏集团被列入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的第二天，农行云浮市分行为其发放贷款10亿元。在具体做法上，一是鼓励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带动小型养殖户组团式发展。通过技术输出、标准输出等带动区域范围内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二是运用政策手段，针对性的提升区域范围内的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
参考文献：
[1] 张海峰.2019年世界生猪产业发展情况及2020年的趋势[ J ].猪业科学，2020，37（02）：36-41.
[2] 张海峰.生猪期货上市对生猪养殖企业及猪肉加工企業的意义[ J ].中国猪业，2019，14（08）：30-33.
[3] 袁炜龙. “保险+期货”——破解猪价风险的解决之道[C]. 中国畜牧业协会.第六届全球猪业论坛暨第十六届（2019）中国猪业发展大会会刊.中国畜牧业协会：中国畜牧业协会，2019：30-36.
[4] 伍诗杨.生猪期货对猪价波动的平抑作用研究[D].绵阳：西南科技大学，2019.
[5] 巫伟峰，万忠.广东生猪价格波动研究——基于2005-2017年生猪价格时间序列分析[ J ].南方农村，2018，34（05）：21-26.
[6] 周志鹏.美国生猪毛利润保险对中国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启示[ J ].世界农业，2014（12）：45-48.
[7] 王克，张旭光，张峭.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J ].中国猪业，2014，9（10）：17-21.
[8] 王学勤.进一步抓紧开展生猪期货交易的思考[N].期货日报，2019-11-07（003）.
（责任编辑：李韵婷）
关键词：保险;期货;猪周期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0）05-0027-05
自2018年非洲猪瘟在中国出现以来，对国内生猪养殖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尤其体现在生猪及其产品的价格上，自非洲猪瘟疫情出现以来，国内生猪价格在存栏下降、禁止跨省生猪及其产品调运、提前出栏等因素影响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在生猪产业链的角度上看，此次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便是生猪的养殖环节。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大量生猪遭到扑杀，给生猪养殖从业者造成了巨额的损失。尽管，当前国内已经针对包括生猪在内农产品展开了保险试点，但还未大面积铺开，对全国生猪养殖户覆盖有限。国内农产品期货市场方兴未艾，针对生猪产品的期货产品還未正式上市，还不能有效发挥对平抑国内生猪价格产生积极作用。本文旨在对生猪保险、期货、“保险+期货”抑制“猪周期”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剖析该组合的作用机理，并对国内施行这样一个机制所面临的的困难进行探讨，并提出意见建议，对未来国内平抑生猪价格波动，克服“猪周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农产品保险、期货、“保险+期货”业务，多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以其为工具服务“三农”（表1）。袁炜龙（2019）就生猪“保险+期货”对于破解猪价价格风险上的积极作用进行了研究。张海峰（2019）从期货的概念和原理入手，兼顾企业经营模式分析，举例说明了生猪养殖企业和猪肉加工企业如何利用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来实现规避价格风险的方法。伍诗杨（2019）研究了生猪期货对平抑生猪价格波动作用机理，研究认为期货市场能够有效从价格发现、套期保值、规模化平抑三个方面对平抑生猪价格起到作用。王怀禹（2019）全面研究了生猪保险的历史背景，提出我国生猪保险在覆盖面广度、保障水平、品种品类、养猪户风险意识等方面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另有，马彪（2018）、曾建宁（2017）等从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系统性风险及生猪饲料成本价格的角度对该模式进行了研究。
二、保险、期货、“保险+期货”作用于“猪周期”机理分析
（一）保险对于生猪养殖的作用
自2007年颁布《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国发〔2007〕22号）提出能繁母猪保险财政补贴政策以来，我国生猪产业保险已经有了两种较为成熟的模式。一种是以保险标的（能繁母猪、育肥猪）死亡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作为触发理赔条件的能繁母猪保险、育肥猪保险为代表的成本保险。第二种是以猪粮比比值作为触发理赔条件的猪粮比指数保险，与约定到期生猪价格后以到期价格指标确定是否触发理赔的生猪价格保险为代表的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两者中的第一种模式最为成熟，分别在2007年开始能繁母猪保险财政补贴，在2008年开始在部分省市开展育肥猪保险保费补贴工作试点，并于2012年将育肥猪保险在全国进行推广。另一种模式最早于2013年在北京试点，于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探索粮食、生猪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后再部分省市展开试点，目前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推广。
保险最基本的功能是分摊风险与补偿损失。保险作用于生猪产业中的主要作用环节是养殖环节。依据现有的主流的生猪产业保险看，能繁母猪保险与育肥猪保险主要在母猪与育肥猪发生死亡时起到对生猪所有者的一种止损作用。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能够有助于生猪养殖从业者锁定一部分利润，使其获得较为平稳的业绩表现。
依照目前赔偿额度，以广东省为例，依据《关于印发广东省政策性生猪养殖保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农〔2016〕39号）要求，发生条款列明的保险事故，赔偿金额=死亡数量*每头赔付金额，最多为时为每头金额500元（80kg级别）。有关数据显示，2017年温氏生猪出栏均重约为118.59公斤，销售均价为14.98元/公斤，头均盈利为336.53元，得出温氏生猪2017年头均养殖生猪完全成本为12.14元/公斤。假设生猪在80公斤时发生死亡事件，则已投入成本为971.37元，保险赔付额度为损失额的51.4%。需要注意的是，温氏生猪作为广东规模化生猪养殖的典型代表，其养殖成本已低于其他小规模的生猪养殖从业者。由此，依靠成本保险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生猪养殖从业者补偿，使其降低恢复生猪养殖规模的成本。生猪价格指数保险方面，以猪粮比指数保险为例，在北京顺义区签订的全国首单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在保障生猪养殖从业者利益方面成效显著。该保险以平均猪粮比比值是否低于6：1为保险事故发生依据进行投保，比值越低赔付金额越高，共承保143户的41万头生猪。一年后，保险事故发生，首单共赔付410万元。
2018年以来，在部分地区出现非洲猪瘟疫情，大量生猪被扑杀，全国猪价持续快速上涨。猪肉价格的上涨导致仔猪育肥利润上升，仔猪补栏需求增加，进而导致能繁母猪需求增加、养殖利润高企，能繁母猪补栏需求旺盛。若此时遭遇疫情损失的生猪养殖从业者得到成本保险的赔付，则有助于及时补栏，保障下一周期的生猪供给。按照以往“猪周期”表现，一段时间后将会出现仔猪和能繁母猪供给过剩的情况，生猪价格预计会出现较大规模下跌。如果在这之前，生猪养殖从业者购买了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在生猪价格处于下降通道时，在正常销售取得收入之余，还能根据实际情况从保险获得额外补偿。
（二）期货对于平抑生猪价格波动的作用
自2008年大连商品交易所（简称：大商所）制定出台《生猪交割质量标准》和《生猪交割质量检测技术规程》，至2018年证监会正式批复大商所生猪期货立项申请，标志着我国生猪期货上市步伐迈上新台阶（表2）。 期货的交易对象不是货，而是以某种大众产品及金融资产为标的标准化可交易合约。期货主要作用是发现价格、回避风险、套期保值。
发现价格方面，由于国内生猪市场养殖从业者规模大小不一，对于市场信息敏感度不同，信息不对称长期存在，再加上生猪养殖周期较长，从育种到出栏大约有18个月的养殖周期。由蛛网理论表明，农产品从业者在当期价格波动时，出于对未来市场的预期，调整生产规模，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会导致不同类型的蛛网，若是出现发散型的蛛网模型则会加剧价格波动。此时，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作出的生产决策，将会在较远的时间处显现，导致生猪供给端数量变动幅度较大，价格不稳定。在期货市场的作用下，众多的市场参与者将所获得的市场信息转化为价格。这种方式将各方市场信息以价格的形式汇聚在期货市场上，能大幅度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在期货市场上，供需双方共同竞价下产生了较为准确的远期价格。生猪市场参与者相较于凭当下价格决定生产，由期货市场价格指导生产更能规避养殖风险。
套期保值方面，生猪期货市场上的参与者可以通过持有与自有现货数量相同的期货合约，通过双向交易来保障远期利润。对于生猪养殖从业者而言，若是当期生猪现货市场价格好，可以以卖出该批次的生猪所对应的期货合约的形式进行套期保值。若远期生猪现货及期货市场价格下跌，则可以低价买入相应数量期货合约进行对冲了结。用期货市场的收益来弥补生猪现货价格下跌的损失，从而保障生猪养殖利润的稳定。对于生猪屠宰加工企业而言，加工原材料的上涨是造成企业的生产加工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生猪价格的波动造成生猪屠宰加工企业的盈利的不稳定。若是有生猪期货市场的存在，则相应的企业则可以通过买入生猪期货合约来确定远期的加工成本，促使企业实现稳定盈利。在当前生猪现货市场价格较低时，以较低价格买入期货合约，若远期生猪现货价格上涨，则可以通过卖出生猪期货合约的方式，来对冲生猪现货市场价格上升带来的损失（图2）。
（三）“保险+期货”对于平抑“猪周期”的作用机理
“保险+期货”，是指农业经营者或企业，为规避市场价格风险向保险公司购买期货价格保险产品，保险公司通过向期货经营机构购买场外期权将风险转移，期货经营机构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对冲的业务模式。当前，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迅速，每年以10%左右的增速迅速增长，对保障我国农业产业稳健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图3）。从生猪养殖从业者角度，购买保险相较于参与期货市场更具有可操作性。购买农业保险门槛低，生猪养殖从业者只需要办理相对简单手续即可保障一部分收益。从保险公司角度，由于农业保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的背景下，保险赔付风险上升。以2017年“天鸽”、“帕卡”为例，广东农业保险报案3391件，报损1.5亿元，给保险业带来了巨大压力。若保险公司能有将收取农业保费投入到期货市场，在发生农产品减产事件时，可利用上涨的期货价格，发挥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将风险转嫁给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者，较少自身的损失。此时“保险+期货”实现了农产品期货与农业保险的联动。在此种方式下，生猪养殖户获得了便利，降低了养殖风险。保险公司通过期货市场减少了自身可能面临的压力。二者相结合，有利于金融工具长期在生猪产业中发挥作用。
三、如何更好发挥生猪金融工具作用的思考
（一）逐步完善生猪养殖基础设施
推动生猪期货上市作为能有效抑制“猪周期”的手段之一，从提出制定标准到批复立项申请，历经十年时间。生猪养殖基础设施不完善是使得生猪期货不能快速上市的主要原因。如若生猪活体作为期货上市，那么作为期货合约标的物的生猪活体应当有统一的标准。生猪期货所涉及的现货交割阶段，应当有统一的交割规格指标作为交割依据。但我国目前生猪养殖行业从业者以散户为主，暂无法达到完全统一的标准，难以满足标准化交割的要求。且，作为交割所必须的交易场所设施、交通便利程度、各猪场的信息化程度均有较大差异。
在前阶段，想要快速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将生猪活猪标准化难度较高。可以考虑将猪肉做为上市先行货品，因为我国猪肉标准统一程度高（王学勤，2019）。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市场猪肉产品仍以热鲜肉为主，其比例占到62%，国内冷鲜肉仅占到猪肉消费量的20%左右，对比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90%，市场发展潜力非常巨大。冷鲜肉的问世对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和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冷鲜肉有望成为我国广大居民生肉消费的主流。若将猪肉产品作为生猪期货上市现行货品，则需要从生猪全产业链角度出发，建设全产业链冷链物流体系，保障猪肉产品交割功能的顺利实现。再则，需要将作为猪肉产品提供方的养殖场进行全方位信息化建设，提高生猪养殖流程公开透明度，使其他参与猪肉交易人员及时获知生猪生产情况。
（二）提升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
按照农业部的统计标准，年出栏500头商品猪的猪场，就叫规模化猪场。按此标准广东省2018年生猪场（户）数为33.8万家，其中年出栏数500头以上的为1.4万家，规模化水平仅为4.16%。而全国生猪养殖规模化最高的省份浙江省在2017年拥有的生猪场（户）数为7000家，生猪规模化水平达80%。可见，在全国范围内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不尽相同。
在现阶段，提高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有利于实现生猪养殖行业的规模经济。在养殖场（户）数减少的情况下，适当培育规模化养殖场，提升整个生猪养殖行业的规模化水平，有利于降低单位养殖成本。当养殖规模化水平提高，金融工具介入的成本会相应降低。例如，规模化程度高的养殖场，在面临资金缺口时，由于基础强所拥有的标的物多，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在全国规模最大的种猪育种和肉猪养殖企业广东温氏集团，农行广东省分行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对温氏集团紧急调整授信额度，调增分行单笔业务审批权，实行优惠利率，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应急生产资金需求。在温氏集团被列入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的第二天，农行云浮市分行为其发放贷款10亿元。在具体做法上，一是鼓励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带动小型养殖户组团式发展。通过技术输出、标准输出等带动区域范围内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二是运用政策手段，针对性的提升区域范围内的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
参考文献：
[1] 张海峰.2019年世界生猪产业发展情况及2020年的趋势[ J ].猪业科学，2020，37（02）：36-41.
[2] 张海峰.生猪期货上市对生猪养殖企业及猪肉加工企業的意义[ J ].中国猪业，2019，14（08）：30-33.
[3] 袁炜龙. “保险+期货”——破解猪价风险的解决之道[C]. 中国畜牧业协会.第六届全球猪业论坛暨第十六届（2019）中国猪业发展大会会刊.中国畜牧业协会：中国畜牧业协会，2019：30-36.
[4] 伍诗杨.生猪期货对猪价波动的平抑作用研究[D].绵阳：西南科技大学，2019.
[5] 巫伟峰，万忠.广东生猪价格波动研究——基于2005-2017年生猪价格时间序列分析[ J ].南方农村，2018，34（05）：21-26.
[6] 周志鹏.美国生猪毛利润保险对中国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启示[ J ].世界农业，2014（12）：45-48.
[7] 王克，张旭光，张峭.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J ].中国猪业，2014，9（10）：17-21.
[8] 王学勤.进一步抓紧开展生猪期货交易的思考[N].期货日报，2019-11-07（003）.
（责任编辑：李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