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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车站附近的补习班高楼犹如一个个“魔方”世界，每一层每一个小小的单元都闪烁着不同颜色的霓虹招牌，乍一看以为是百货公司，其实却是一栋栋“补习大楼”。
为了追求一份稳定的生活，很多台湾年轻人也在疯狂考公。
稳定与高薪
李双是台湾顶尖大学社会系的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做了两份工作都不太满意——工作环境差、薪资低、不稳定。李双在社会系的同学，几乎有一半都选择当公务员。范围扩大一点，读文科的学生，大部分会选择考公务员，而且，这些考生中很多都来自岛内顶尖大学，换句话说，“最优秀的学生，都去考公务员了”。
“公职的好处是，在不景气的时候，不会随便被减薪、裁员。”赵淑芳在大学时念的是外文系，她对于这个科系感到“前程黑暗”，自认“也没什么远大志向”，所以她从大三就开始上补习班准备考公职。
比李双幸运，赵淑芳同时考上了研究所和公务员，她决定保留两年公职，先去读研究所。
“我觉得公务员很适合我，大部分想追求生活和工作平衡的人都会选择考公职。虽然现在很多公职也无法平衡了，但你好不容易考上，也不会轻易换工作啊。”
许立谦是另一所大学的社会系学生，他说：“班上40个学生，有一半都选择考公职。”许立谦当时没想过考公职，只想出社会“看看”。“但社会系本来就不是就业取向的科系，也没什么专长，只能做行政，或是公务临时工。”
许立谦只好先成为临时工，薪资只有3万台币左右，并不比业界好多少。一边工作一边去补习班备考，如果能顺利考上正式的公务员，刚入职就能领到4.5万左右的薪水，这对于职场新人而言，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一般而言，刚工作的文科毕业生薪资普遍在2万至3万，在台湾，公職岗位的薪水的确是有竞争优势的。但这样的“优势”又显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主要是“薪资涨幅小、年终奖固定在1至2个月的薪资水平”，一辈子的工资都可以精算出来。“我们是一开始好，而其他职业可能会越做越好。”这是不少台湾公务员的感慨。
除了相对的“高薪”，公务员还有一些看得到的福利，比如“可以正常放假”：婚假、产假、病假等等。“请假不会被刁难，这对女生来说是好事，一般民间企业，女生申请停职留薪，返岗时可能岗位就不在了。但公职岗位会请人帮你代职，你回来时岗位一定在。”
除了年轻人，还有很多在业界打拼多年的人也会选择回来当公务员，这些人大多有一定的技术背景。“四十几岁在外面已经做到身体坏掉，还是来拿个4万块比较安稳。”赵淑芳说。
没想过领养老金
很多台湾年轻人都听老一辈念叨过：考公务员好。
但老一辈眼中的“好”和上文说的“好”大有不同，老一辈眼里的“好”是延伸至退休，而年轻一辈眼里的“好”似乎只限于眼前，且这种“好”里又掺杂着“世代正义”和“年金改革”等台湾重大议题。
回到上世纪70、80、90年代的台湾，那正是经济腾飞的时候，大家都用“钱淹脚目”来形容当时的景象，所以很多人都会出去工作或经商，而不会选择当公务员，因为“薪水太少了”。
当时为了留住公务员（包括军公教），台湾推出了一系列优惠原则，让公务员退休后可以享受良好福利，退休替代率和18%的优惠存款是最常被拿来讨论的。简单来说，公务员退休后领取的月退俸比在职时还高，且公务员的优惠存款可以让他们最高领取18%的利息。
但如今，这些优惠政策却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带来了困境：退休人员领取的月退俸比年轻人的薪资还高，军公教退抚基金入不敷出，相当于年轻人在养退休老人。加上台湾即将步入高龄化社会，“世代正义”的话题如同弦上之箭。
直到后来“年金改革”落实，公教年金被承诺“30年不破产”。
但对于被改革的退休公务员而言，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李勇强的父亲就是曾经的公务员，他说他们家以前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父亲愿意这么熬，就是指望退休后的日子能好些。“我认为年金改革是一定要做的，但不能溯及既往。当初信任当局，把青春投入，如今却没有兑现承诺。”
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如果用他们的钱来养退休人员，未来的自己却领不到退休金，这也不公平。“我对未来退休金这件事是有很多问号的，好像很多人都有问号。”“我们这些公务员其实都没有期待会有退休金，其实当下有薪水就觉得蛮开心的，要为自己的未来规划薪水。”“未来三四十年的事情，是很不确定的。而且现在出生率越来越低，未来的公务员可能就更少，也就不期待会有（退休金）。”
“橡皮图章”
“我以前也想过当老师、当翻译，但读外文系出来做翻译，要能拿到理想薪资不是很容易，我评估后才决定考公职。我想过一种不经大脑的生活，但现在觉得，每天都要用大脑。”
这是赵淑芳的玩笑，也多少反映出她的工作状态，虽然她觉得公务员是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偶尔也会抱怨。她的工作相对而言还是有些趣味的，也因此多少有些忙碌。她说很多人做一做就辞职，因为年轻人觉得自己像一个“橡皮图章”，“就一直盖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觉得自己在做机械化的工作，如果从中找不到一点成就感，他可能就会离职”。
法律系出身的孙启明觉得：“整体发挥的空间很小，改变速度也很慢。”虽然孙启明学的是法律，但他所做的事情只有一半和专业相关，另一半则是行政。他觉得自己就是体制内的一枚小小螺丝钉。
孙启明并不打算一直做到退休，他决定待满三年后再去业界闯一闯。因为满三年后，即便离职，他这个职业类别以后还是可以回来继续当公务员，这相当于一把“保护伞”。
“保护伞对我来说很重要，现在经济变幻莫测，小时候看到金融海啸，现在又有新冠肺炎，而业界很多因素难以掌握，大起大落。”所以有了这把“保护伞”，孙启明在出去挑战的同时，又为自己提前铺好了一条退路。
当然，在业界也会遇到过劳、薪资低等问题。“我觉得收入一定比现在低，但这就是一种挑战，不希望人生一直一成不变。这个层面跟收入无关，而是关乎人生意义。”
为了追求一份稳定的生活，很多台湾年轻人也在疯狂考公。
稳定与高薪
李双是台湾顶尖大学社会系的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做了两份工作都不太满意——工作环境差、薪资低、不稳定。李双在社会系的同学，几乎有一半都选择当公务员。范围扩大一点，读文科的学生，大部分会选择考公务员，而且，这些考生中很多都来自岛内顶尖大学，换句话说，“最优秀的学生，都去考公务员了”。
“公职的好处是，在不景气的时候，不会随便被减薪、裁员。”赵淑芳在大学时念的是外文系，她对于这个科系感到“前程黑暗”，自认“也没什么远大志向”，所以她从大三就开始上补习班准备考公职。
比李双幸运，赵淑芳同时考上了研究所和公务员，她决定保留两年公职，先去读研究所。
“我觉得公务员很适合我，大部分想追求生活和工作平衡的人都会选择考公职。虽然现在很多公职也无法平衡了，但你好不容易考上，也不会轻易换工作啊。”
许立谦是另一所大学的社会系学生，他说：“班上40个学生，有一半都选择考公职。”许立谦当时没想过考公职，只想出社会“看看”。“但社会系本来就不是就业取向的科系，也没什么专长，只能做行政，或是公务临时工。”
许立谦只好先成为临时工，薪资只有3万台币左右，并不比业界好多少。一边工作一边去补习班备考，如果能顺利考上正式的公务员，刚入职就能领到4.5万左右的薪水，这对于职场新人而言，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一般而言，刚工作的文科毕业生薪资普遍在2万至3万，在台湾，公職岗位的薪水的确是有竞争优势的。但这样的“优势”又显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主要是“薪资涨幅小、年终奖固定在1至2个月的薪资水平”，一辈子的工资都可以精算出来。“我们是一开始好，而其他职业可能会越做越好。”这是不少台湾公务员的感慨。
除了相对的“高薪”，公务员还有一些看得到的福利，比如“可以正常放假”：婚假、产假、病假等等。“请假不会被刁难，这对女生来说是好事，一般民间企业，女生申请停职留薪，返岗时可能岗位就不在了。但公职岗位会请人帮你代职，你回来时岗位一定在。”
除了年轻人，还有很多在业界打拼多年的人也会选择回来当公务员，这些人大多有一定的技术背景。“四十几岁在外面已经做到身体坏掉，还是来拿个4万块比较安稳。”赵淑芳说。
没想过领养老金
很多台湾年轻人都听老一辈念叨过：考公务员好。
但老一辈眼中的“好”和上文说的“好”大有不同，老一辈眼里的“好”是延伸至退休，而年轻一辈眼里的“好”似乎只限于眼前，且这种“好”里又掺杂着“世代正义”和“年金改革”等台湾重大议题。
回到上世纪70、80、90年代的台湾，那正是经济腾飞的时候，大家都用“钱淹脚目”来形容当时的景象，所以很多人都会出去工作或经商，而不会选择当公务员，因为“薪水太少了”。
当时为了留住公务员（包括军公教），台湾推出了一系列优惠原则，让公务员退休后可以享受良好福利，退休替代率和18%的优惠存款是最常被拿来讨论的。简单来说，公务员退休后领取的月退俸比在职时还高，且公务员的优惠存款可以让他们最高领取18%的利息。
但如今，这些优惠政策却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带来了困境：退休人员领取的月退俸比年轻人的薪资还高，军公教退抚基金入不敷出，相当于年轻人在养退休老人。加上台湾即将步入高龄化社会，“世代正义”的话题如同弦上之箭。
直到后来“年金改革”落实，公教年金被承诺“30年不破产”。
但对于被改革的退休公务员而言，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李勇强的父亲就是曾经的公务员，他说他们家以前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父亲愿意这么熬，就是指望退休后的日子能好些。“我认为年金改革是一定要做的，但不能溯及既往。当初信任当局，把青春投入，如今却没有兑现承诺。”
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如果用他们的钱来养退休人员，未来的自己却领不到退休金，这也不公平。“我对未来退休金这件事是有很多问号的，好像很多人都有问号。”“我们这些公务员其实都没有期待会有退休金，其实当下有薪水就觉得蛮开心的，要为自己的未来规划薪水。”“未来三四十年的事情，是很不确定的。而且现在出生率越来越低，未来的公务员可能就更少，也就不期待会有（退休金）。”
“橡皮图章”
“我以前也想过当老师、当翻译，但读外文系出来做翻译，要能拿到理想薪资不是很容易，我评估后才决定考公职。我想过一种不经大脑的生活，但现在觉得，每天都要用大脑。”
这是赵淑芳的玩笑，也多少反映出她的工作状态，虽然她觉得公务员是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偶尔也会抱怨。她的工作相对而言还是有些趣味的，也因此多少有些忙碌。她说很多人做一做就辞职，因为年轻人觉得自己像一个“橡皮图章”，“就一直盖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觉得自己在做机械化的工作，如果从中找不到一点成就感，他可能就会离职”。
法律系出身的孙启明觉得：“整体发挥的空间很小，改变速度也很慢。”虽然孙启明学的是法律，但他所做的事情只有一半和专业相关，另一半则是行政。他觉得自己就是体制内的一枚小小螺丝钉。
孙启明并不打算一直做到退休，他决定待满三年后再去业界闯一闯。因为满三年后，即便离职，他这个职业类别以后还是可以回来继续当公务员，这相当于一把“保护伞”。
“保护伞对我来说很重要，现在经济变幻莫测，小时候看到金融海啸，现在又有新冠肺炎，而业界很多因素难以掌握，大起大落。”所以有了这把“保护伞”，孙启明在出去挑战的同时，又为自己提前铺好了一条退路。
当然，在业界也会遇到过劳、薪资低等问题。“我觉得收入一定比现在低，但这就是一种挑战，不希望人生一直一成不变。这个层面跟收入无关，而是关乎人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