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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你以后不要叫我张先生,就叫我姨妈,我和你爸爸是非常近的朋友,我们之间无话不谈。”2004年秋,我第一次见到张充和时,她如是说。
2009年5月16日星期六上午,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在她的办公室里递给我一份影印件,她说:“给你,读一下,这是张充和为你父亲写的,非常感人。”我接过了这份张充和在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手迹影印,顿时心如刀割,无法言语。第二天一大早,我便捧着这份影印件,和丈夫海立一起直往张充和的家,请求她再一次谈谈我的父亲。
小东:姨妈,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认识我的父亲的?
张:这是很早很早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还在苏州,你的父亲从复旦毕业,正和那个热恋着的校花关系破裂。
小东:大家都知道那个校花因为嫌弃父亲是个穷文人,离开了父亲,追随银行家而去,父亲为此伤心欲绝,痛彻心脾,写下《青的花》。
张:后来你父亲亲自对我说过这件事情,他说:在这个校花家里,楼上楼下都找不到一枝铅笔。我想你父亲的意思是,校花虽然漂亮,却没有什么文化。
小东:可见父亲认识你的时候,已经从失恋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了。
张:我想是的。我比你父亲小四岁,你父亲是个作家,非常喜爱昆曲。我那时候在苏州,还没有到北京读书,常常到上海来唱昆曲。你父亲喜欢昆曲,一有机会就来听戏,不是听别人的戏,是听我的戏(大笑)。听到绝顶之处,便拍案叫好,神情相当投入,好像自己也是戏中的人一样。记得有一次他和萧乾一起来看戏,随着“春香”的出场,萧乾哈哈大笑,原来那天没有找到年轻的演员演春香,出场的是个老春香,萧乾就笑起来了。萧乾不是看戏的,他只是看人的。你父亲就不一样了,他是真喜欢“昆曲”。我认识你父亲在先,认识巴金在后。
小东:听起来是昆曲让你和父亲认识了。
张:是的,你父亲不仅仅在上海听我唱戏,还常常到苏州来听我唱戏。有一次我在苏州的寓所唱“芦林”,故事讲的是婆婆把媳妇休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母亲了。正唱着,你父亲来了,我因为一曲未了,也没有和你父亲打招呼让座,你父亲则自行坐在桌旁听戏。当我唱到“这就是姜秀才妻子安安的母亲……”这一句时,原本应该在“母亲”这两个字后面哭出声来的,不料,刚刚唱到“安安”这两个字的当中,就听到旁边有人真情真意地哭起来了,这个人就是你的父亲。我因为是唱戏的,喜怒哀乐已经习惯了,而你父亲是听戏的,流露出来的完全是真实的感情,你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为此我专门抄写了此曲,并写下当时的情境,孙康宜给你看的,就是我当年的书写的影印件:
《思凡芦林》
一次靳以由上海来苏州余正理芦林传芷擫笛余因一曲未完并未欠身让座靳以即自坐在桌旁听曲听至“安安的母亲”忽泣不成声泪下如雨今抄此曲待理仅以此纪念靳以世人皆知其为作家而不知其为昆曲知音
靳以姓章名方叙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辛未六月十六日
小东:……
张:你父亲是真爱昆曲的,但是他并不开口唱,我知道他会唱“京戏”。后来,三十年代初期,我到了北大读书,你父亲正好也在北平,租下北海前门东侧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前院,和友人共同主编《文学季刊》,我们的来往就更加频繁了,常常和大家一起结伙去看戏。因为大家都是穷文人,通常是轮流做东,这个人买了戏票,那一个人就请客吃晚饭。大概是因为你父亲已经工作,我家里给我两份生活费,所以我们请客多一些。有一次吃完晚饭,看戏的时候没有你父亲了,第二天我问你父亲:“昨天哪儿去了?”你父亲没有声响。我继续追问,你父亲只好回答:“杨小楼。”名角杨小楼的戏票很贵,你父亲请不起,于是就一个人去看戏了。我又问你父亲:
“什么戏?”
“盗玉马。”
“好不好?”
“好极了。”
“最后怎么样?”
“没看完。”
“什么?你说好极了,怎么会没看完?”
“因为看到高兴之处没有人和我一起叫好。一个人激动得不得了,前后左右没有人和我点头,满场子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我交流,我没有办法看下去,只好憋了一包气走了。”
我听了大笑,花了钱还憋气,这实在是很动人,你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小东:孙康宜教授正在帮你整理出版你收集的书画集《曲人鸿爪》,里面有没有父亲的笔墨?
张:本该是有的,但是没有,大概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没有机会让他写字。
小东:你认识我父亲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作家了,你有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张:那当然,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他送给我许多他自己的书,有一本我一直保存到现在,一会儿我去拿给你看。我和你父亲在北京的时候除了看戏,也讨论文学、书法等等。我在北大读书,住在达子营,你父亲住的三座门在我家和北大间,所以我上下学,只要有时间,就骑着自行车过小桥,到他门前弯一下。一次晚上看了戏,第二天一大早,上课之前,先去和你父亲交流一下。我要门房喊“章先生”,他就出来了。我有些激动,一个劲地说戏,他只是专心致志地听着,也不搭腔,好一阵子我才回过神来说:“你怎么不说话,没有睡醒吗?”
他慢慢悠悠地回答:“我——不是方叙,我——是公叙。”我抬起头来还是看不明白这个章先生并不是我要找的章先生,因为你父亲和他的二弟非常相像,而我则倚仗着是你父亲的老熟人,不看清楚就说了一大堆,留下了一个大笑话。
小东:这真是个美丽的笑话,我想象得出来,那时候的你,一定是又天真又活泼。
张:是的,可惜好景不长,我生病了,不得不回到南方,我到老家去养病。
小东:你再次和我父亲见面是什么时候呢?
张:抗战开始了。我辗转到了重庆附近的北碚,那时候你父亲已经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了,随着复旦内迁至北碚附近——嘉陵江对过的黄桷树镇。当时的黄桷树镇非常简陋,连个街道也没有,想要下馆子吃饭,买个日常文化用品等,都要渡江到我这边来。其实,我这边也只有一家小馆子,你父亲来了,我们就一起去吃饭。我也常常过江去看望你父亲和其他老朋友,他们自己都会做些拿手菜,做得很好,我就去蹭饭。有一天方令孺开玩笑地敲我竹杠说:“充和,你老来这里吃我们的,下一次你要炒菜请客。”我想了想答应了。过了几天,我真的拎了几个做好的小菜和一大堆牛肉到了黄桷树。其实熟小菜是我求小馆子里的大师傅做好的,大师傅说牛肉没有办法先做,一定要现炒,但他已经帮我切成丝加好了料。于是,我就在你父亲的厨房间里假模假样又切又炒,很快就成功地在一只小煤球炉子上炒出堆堆的一大盘牛肉丝。大概是你父亲不放心我这个大小姐炒菜,偷偷溜进厨房想帮忙,我急了,怕他发现我的假把戏,手一滑,刚刚盛在盘子里的牛肉丝,统统扣翻到地上。我傻了眼,不过立刻就回过神来,好在原本牛肉丝很多,我便小心翼翼地把浮在上面的牛肉丝捧进了一只干净的小盘子里,又把地上的残渣清扫干净,就这样大盘变小盘。当牛肉丝被端上桌子,方令孺尝了尝说:“味道很好,就是太少。”只有你父亲知道内情,他看着我会心地笑了,并说:“少吃滋味多嘛。”
小东:我这里还有两幅你早年的墨宝,一幅是昆曲“闻铃”里“长生殿”的唱词和工尺谱,是你当年专门为我父亲抄录的。只是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天灾人祸,漂泊辗转,饱经了人世间的创伤,最后的落款和年代已经被磨损得看不见了。记得吗?2004年秋,我的儿子Leopold在耶鲁就读期间,我和海立特地携带这幅五尺横轴请你辨认,你当时旧物重见感慨万千,久久地抚摩着这幅发黄的横轴说:“这是我专门为你父亲抄录的,因为我知道他非常喜欢这部戏。转眼之间六十多年过去了……”说着,你捧起横轴,转身走进书房,从一大排毛笔当中挑出一枝小楷狼毫,又亲自研墨,然后坐定下来,一笔一划地把磨损之处仔细补上。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幅工尺谱是你在民国二十八年六月里为父亲靳以抄录的。当时,我们静静地站在你书法室的门口,看着你坐在宽大的写字桌后面,专心致志地填补自己年轻时代的字迹,一时间,时光倒转,我们眼前不由浮现出一个年轻活泼的女生,大热天里一字一句地为年轻的父亲抄录这幅词谱的情景。窗外的燕子飞来又飞去,年复又一年……,等待词谱的斯人已去,往事不堪回首。那时候你一定也想到了当年的情景。最后,你捧起修补得天衣无缝的横轴说:“你父亲非常喜欢我的字,能重新看到这幅词谱让我非常感动。”你看,这里有一张海立在你补字的时候悄悄拍下的照片。
张:哦,放得这么大呀!海立,你很professional,拍得很好,给我吧。
小东:那当然,另外,这幅工尺谱的最后有这么几个字“写于云龙庵”,云龙庵是不是在北碚?
张:不是,云龙庵在云南,你父亲没有去过云南。我是先去的云南,后去的北碚。云龙庵是个祠堂的名字,坐落在龙街上,前面一排房子,里面什么教都有,中国教、外国教,观音菩萨、释迦牟尼。后面有四间房,我租了下来只花了二十块钱,云龙庵也就变成了我的庵名了,我在那里为你父亲抄录了这幅工尺谱。你手里另一幅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也是我为你父亲抄录的,没有书写的日期,我年轻的时候写字常常不署明日期。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书写的了,但那是行书,可以推测,大概是在北碚的嘉陵江畔书写的,因为只有那一段时间里我热衷于行书,其内容也符合我当时的心情。你父亲是很了解我的。对了,你父亲曾经送给我一块非常名贵的墨,我一直带在身边。
小东:我可以看看这块墨吗?
张:可以,让我来拿给你看,你不用扶我,我自己会走过去。(张充和一步一步地走到一个精致的玻璃橱柜面前,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只宝蓝色的织锦缎盒子。)你过来,我早就准备好拿给你看的,你不要动,我来打开。这是用中国的宣纸包裹的,中国宣纸是保护墨的,我用了两层纸,打开一层,里面还有一层。看见了吗,就是这块“黑松使者”,道光丙午年制的,距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了。
小东:哇!一百六十多年的老货,保存得这么好,毫无破损,并且富有光泽,我是摸也不敢摸了,可不可以拍张照片呢?哟,这张包裹纸上还有一行小字,让我来念一念:“得少佳趣斋道光丙午1846曹堯午。”这是什么意思?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离世五十年以后,自己的小女儿能在异国他乡看见这块“黑松使者”,这块“黑松使者”真是个忠实的黑松使者呢!
张:我用的都是好墨,破碎的好墨。有的墨虽然破碎了,我也会用我自己的方法粘好复原。这块墨保存得很好,我一直带在身边,我舍不得用,只是偶尔拿出来看一看。好了,我要收藏起来了,你不要动,我自己来收。你去看看墙上的画和照片吧,这是张大千和大雁的照片,《南方都市报》介绍过这张照片。
小东:照片旁边有两幅画,这一幅是张大千画的你吗?
张:对,这一幅画是我的背影,那幅花卉是我的一个身段。当年张大千画好以后,我看了看,做了一个身段给他看,并问:“是不是这个样子?”(张充和边说边做)张大千点了点头:“是,就是这个。”小东,你可以把画从墙上拿下来拍张照片。
小东:这是很珍贵的,我会千万倍的小心。刚才那块墨,你连碰也没有让我碰一下,现在你允许我随意地把这些珍贵的画从墙上拿下来,我真是很得宠呢。(大家笑)
张:我这里还有一样你喜欢的东西,就是一封你父亲在1949年4月20日给我的亲笔信。一张信纸写了两面,一面是方令孺的信,另一面是你父亲写的。那时候我已经随着汉斯离开了中国,你父亲来信希望我回去。
小东:从字迹上看,这封信有些潦草,短短的一百多个字,却写了三次“回来”。信上父亲还为他的朋友黄裳索字,你有没有写呢?
张:这是你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了,以后联系中断。一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我才有机会还愿,那时候你父亲已经走了。
我写信告诉黄裳,你父亲“三十年前的信尚在,我非了此愿不可,……一叹。”我当时书写了一幅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给黄裳,并在卷末题记是应黄裳先生三十年前转托靳以之嘱。你应该记得,我让你读过黄裳为此写下的散文《宿愿》。
小东:是的。我读了,是你敦促我读的,散文中是这样描写我父亲的:“他善良热情,关心朋友,爱护朋友,……胖胖的双颊上蠕动的微红,眼镜后面眯缝闪动的双眼,好像有点口吃似的断断续续说出来的话,他那总是抹不掉的微笑和一会儿都停不下来的动作,……”
张:你父亲就是这样的。
小东:黄裳在收到你书写的《归去来辞》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痴坐了许久,不由自主地发问:“女画家到底为什么在去国三十年后写下了这么一篇《归去来辞》呢?真不是一叹就能了事的。”
张:上海文化出版社为纪念你父亲诞辰一百周年逝世五十周年将要出版一本你父亲的影像集,怎么样了?我早在三月里就写好了题字,放在电话机旁边,你看看。
小东:哇!“纪念靳以先生诞辰百周年”这十一个字写得真漂亮,娟丽又生动的笔划渗满了对父亲镌心铭骨的怀念。姨妈,谢谢,谢谢你为我父亲写字,也谢谢你今天让我更多地知道我的父亲。
当日,海立和我连续驱车三个多小时,回到我们费城郊外的家。我感到疲惫不堪,瘫倒在客厅的沙发上,海立给我端来了一杯浓郁的Blue Mountain,我无声地捧在手里,眼睛却久久地注视着墙上的一幅立轴。
这不是一幅真品,而是一幅水墨印刷品,只是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挂在上海新康花园的家里。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家里的摆设却全然按照父亲生前的模样。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这幅立轴,应该说,一进门,这幅立轴就看见我了。虽然没有了父亲,可是这幅立轴就好像父亲一样看着我长大,一直到1966年。不知这幅立轴是怎样逃过那场灾难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我第一次从美国回上海探亲时,发现这幅立轴被塞在阳台上的废纸箱里,已经变得破破烂烂的了。我一眼就看见了它,于是全然不顾灰尘污垢,拿到画庄里去装裱。装裱师傅摇着头说:“不值当的,又不是真品,连赝品也轮不上,这种印刷品在隔壁新华书店一二十块就可以买到。”我不理他,我想说,就是千金万银也买不到我的那份温馨。现在这幅立轴就挂在我的客厅里了,几经搬家,都不会忘记先把这幅立轴挂好。其实我根本没有注意这幅立轴上书写的是什么,也不在乎,我只知道这是父亲非常喜欢的。家里真品、精品无数,父亲单单把这幅印刷品挂在每天都会看到的地方,那就是父亲挚爱的了。可是有谁可以告诉我,父亲为什么喜欢这幅立轴?
这一天,我第一次仔仔细细阅读了这幅跟随着父亲,又跟随着我几十年的立轴,上面印刷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2009年5月16日星期六上午,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在她的办公室里递给我一份影印件,她说:“给你,读一下,这是张充和为你父亲写的,非常感人。”我接过了这份张充和在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手迹影印,顿时心如刀割,无法言语。第二天一大早,我便捧着这份影印件,和丈夫海立一起直往张充和的家,请求她再一次谈谈我的父亲。
小东:姨妈,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认识我的父亲的?
张:这是很早很早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还在苏州,你的父亲从复旦毕业,正和那个热恋着的校花关系破裂。
小东:大家都知道那个校花因为嫌弃父亲是个穷文人,离开了父亲,追随银行家而去,父亲为此伤心欲绝,痛彻心脾,写下《青的花》。
张:后来你父亲亲自对我说过这件事情,他说:在这个校花家里,楼上楼下都找不到一枝铅笔。我想你父亲的意思是,校花虽然漂亮,却没有什么文化。
小东:可见父亲认识你的时候,已经从失恋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了。
张:我想是的。我比你父亲小四岁,你父亲是个作家,非常喜爱昆曲。我那时候在苏州,还没有到北京读书,常常到上海来唱昆曲。你父亲喜欢昆曲,一有机会就来听戏,不是听别人的戏,是听我的戏(大笑)。听到绝顶之处,便拍案叫好,神情相当投入,好像自己也是戏中的人一样。记得有一次他和萧乾一起来看戏,随着“春香”的出场,萧乾哈哈大笑,原来那天没有找到年轻的演员演春香,出场的是个老春香,萧乾就笑起来了。萧乾不是看戏的,他只是看人的。你父亲就不一样了,他是真喜欢“昆曲”。我认识你父亲在先,认识巴金在后。
小东:听起来是昆曲让你和父亲认识了。
张:是的,你父亲不仅仅在上海听我唱戏,还常常到苏州来听我唱戏。有一次我在苏州的寓所唱“芦林”,故事讲的是婆婆把媳妇休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母亲了。正唱着,你父亲来了,我因为一曲未了,也没有和你父亲打招呼让座,你父亲则自行坐在桌旁听戏。当我唱到“这就是姜秀才妻子安安的母亲……”这一句时,原本应该在“母亲”这两个字后面哭出声来的,不料,刚刚唱到“安安”这两个字的当中,就听到旁边有人真情真意地哭起来了,这个人就是你的父亲。我因为是唱戏的,喜怒哀乐已经习惯了,而你父亲是听戏的,流露出来的完全是真实的感情,你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为此我专门抄写了此曲,并写下当时的情境,孙康宜给你看的,就是我当年的书写的影印件:
《思凡芦林》
一次靳以由上海来苏州余正理芦林传芷擫笛余因一曲未完并未欠身让座靳以即自坐在桌旁听曲听至“安安的母亲”忽泣不成声泪下如雨今抄此曲待理仅以此纪念靳以世人皆知其为作家而不知其为昆曲知音
靳以姓章名方叙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辛未六月十六日
小东:……
张:你父亲是真爱昆曲的,但是他并不开口唱,我知道他会唱“京戏”。后来,三十年代初期,我到了北大读书,你父亲正好也在北平,租下北海前门东侧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前院,和友人共同主编《文学季刊》,我们的来往就更加频繁了,常常和大家一起结伙去看戏。因为大家都是穷文人,通常是轮流做东,这个人买了戏票,那一个人就请客吃晚饭。大概是因为你父亲已经工作,我家里给我两份生活费,所以我们请客多一些。有一次吃完晚饭,看戏的时候没有你父亲了,第二天我问你父亲:“昨天哪儿去了?”你父亲没有声响。我继续追问,你父亲只好回答:“杨小楼。”名角杨小楼的戏票很贵,你父亲请不起,于是就一个人去看戏了。我又问你父亲:
“什么戏?”
“盗玉马。”
“好不好?”
“好极了。”
“最后怎么样?”
“没看完。”
“什么?你说好极了,怎么会没看完?”
“因为看到高兴之处没有人和我一起叫好。一个人激动得不得了,前后左右没有人和我点头,满场子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我交流,我没有办法看下去,只好憋了一包气走了。”
我听了大笑,花了钱还憋气,这实在是很动人,你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小东:孙康宜教授正在帮你整理出版你收集的书画集《曲人鸿爪》,里面有没有父亲的笔墨?
张:本该是有的,但是没有,大概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没有机会让他写字。
小东:你认识我父亲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作家了,你有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张:那当然,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他送给我许多他自己的书,有一本我一直保存到现在,一会儿我去拿给你看。我和你父亲在北京的时候除了看戏,也讨论文学、书法等等。我在北大读书,住在达子营,你父亲住的三座门在我家和北大间,所以我上下学,只要有时间,就骑着自行车过小桥,到他门前弯一下。一次晚上看了戏,第二天一大早,上课之前,先去和你父亲交流一下。我要门房喊“章先生”,他就出来了。我有些激动,一个劲地说戏,他只是专心致志地听着,也不搭腔,好一阵子我才回过神来说:“你怎么不说话,没有睡醒吗?”
他慢慢悠悠地回答:“我——不是方叙,我——是公叙。”我抬起头来还是看不明白这个章先生并不是我要找的章先生,因为你父亲和他的二弟非常相像,而我则倚仗着是你父亲的老熟人,不看清楚就说了一大堆,留下了一个大笑话。
小东:这真是个美丽的笑话,我想象得出来,那时候的你,一定是又天真又活泼。
张:是的,可惜好景不长,我生病了,不得不回到南方,我到老家去养病。
小东:你再次和我父亲见面是什么时候呢?
张:抗战开始了。我辗转到了重庆附近的北碚,那时候你父亲已经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了,随着复旦内迁至北碚附近——嘉陵江对过的黄桷树镇。当时的黄桷树镇非常简陋,连个街道也没有,想要下馆子吃饭,买个日常文化用品等,都要渡江到我这边来。其实,我这边也只有一家小馆子,你父亲来了,我们就一起去吃饭。我也常常过江去看望你父亲和其他老朋友,他们自己都会做些拿手菜,做得很好,我就去蹭饭。有一天方令孺开玩笑地敲我竹杠说:“充和,你老来这里吃我们的,下一次你要炒菜请客。”我想了想答应了。过了几天,我真的拎了几个做好的小菜和一大堆牛肉到了黄桷树。其实熟小菜是我求小馆子里的大师傅做好的,大师傅说牛肉没有办法先做,一定要现炒,但他已经帮我切成丝加好了料。于是,我就在你父亲的厨房间里假模假样又切又炒,很快就成功地在一只小煤球炉子上炒出堆堆的一大盘牛肉丝。大概是你父亲不放心我这个大小姐炒菜,偷偷溜进厨房想帮忙,我急了,怕他发现我的假把戏,手一滑,刚刚盛在盘子里的牛肉丝,统统扣翻到地上。我傻了眼,不过立刻就回过神来,好在原本牛肉丝很多,我便小心翼翼地把浮在上面的牛肉丝捧进了一只干净的小盘子里,又把地上的残渣清扫干净,就这样大盘变小盘。当牛肉丝被端上桌子,方令孺尝了尝说:“味道很好,就是太少。”只有你父亲知道内情,他看着我会心地笑了,并说:“少吃滋味多嘛。”
小东:我这里还有两幅你早年的墨宝,一幅是昆曲“闻铃”里“长生殿”的唱词和工尺谱,是你当年专门为我父亲抄录的。只是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天灾人祸,漂泊辗转,饱经了人世间的创伤,最后的落款和年代已经被磨损得看不见了。记得吗?2004年秋,我的儿子Leopold在耶鲁就读期间,我和海立特地携带这幅五尺横轴请你辨认,你当时旧物重见感慨万千,久久地抚摩着这幅发黄的横轴说:“这是我专门为你父亲抄录的,因为我知道他非常喜欢这部戏。转眼之间六十多年过去了……”说着,你捧起横轴,转身走进书房,从一大排毛笔当中挑出一枝小楷狼毫,又亲自研墨,然后坐定下来,一笔一划地把磨损之处仔细补上。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幅工尺谱是你在民国二十八年六月里为父亲靳以抄录的。当时,我们静静地站在你书法室的门口,看着你坐在宽大的写字桌后面,专心致志地填补自己年轻时代的字迹,一时间,时光倒转,我们眼前不由浮现出一个年轻活泼的女生,大热天里一字一句地为年轻的父亲抄录这幅词谱的情景。窗外的燕子飞来又飞去,年复又一年……,等待词谱的斯人已去,往事不堪回首。那时候你一定也想到了当年的情景。最后,你捧起修补得天衣无缝的横轴说:“你父亲非常喜欢我的字,能重新看到这幅词谱让我非常感动。”你看,这里有一张海立在你补字的时候悄悄拍下的照片。
张:哦,放得这么大呀!海立,你很professional,拍得很好,给我吧。
小东:那当然,另外,这幅工尺谱的最后有这么几个字“写于云龙庵”,云龙庵是不是在北碚?
张:不是,云龙庵在云南,你父亲没有去过云南。我是先去的云南,后去的北碚。云龙庵是个祠堂的名字,坐落在龙街上,前面一排房子,里面什么教都有,中国教、外国教,观音菩萨、释迦牟尼。后面有四间房,我租了下来只花了二十块钱,云龙庵也就变成了我的庵名了,我在那里为你父亲抄录了这幅工尺谱。你手里另一幅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也是我为你父亲抄录的,没有书写的日期,我年轻的时候写字常常不署明日期。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书写的了,但那是行书,可以推测,大概是在北碚的嘉陵江畔书写的,因为只有那一段时间里我热衷于行书,其内容也符合我当时的心情。你父亲是很了解我的。对了,你父亲曾经送给我一块非常名贵的墨,我一直带在身边。
小东:我可以看看这块墨吗?
张:可以,让我来拿给你看,你不用扶我,我自己会走过去。(张充和一步一步地走到一个精致的玻璃橱柜面前,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只宝蓝色的织锦缎盒子。)你过来,我早就准备好拿给你看的,你不要动,我来打开。这是用中国的宣纸包裹的,中国宣纸是保护墨的,我用了两层纸,打开一层,里面还有一层。看见了吗,就是这块“黑松使者”,道光丙午年制的,距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了。
小东:哇!一百六十多年的老货,保存得这么好,毫无破损,并且富有光泽,我是摸也不敢摸了,可不可以拍张照片呢?哟,这张包裹纸上还有一行小字,让我来念一念:“得少佳趣斋道光丙午1846曹堯午。”这是什么意思?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离世五十年以后,自己的小女儿能在异国他乡看见这块“黑松使者”,这块“黑松使者”真是个忠实的黑松使者呢!
张:我用的都是好墨,破碎的好墨。有的墨虽然破碎了,我也会用我自己的方法粘好复原。这块墨保存得很好,我一直带在身边,我舍不得用,只是偶尔拿出来看一看。好了,我要收藏起来了,你不要动,我自己来收。你去看看墙上的画和照片吧,这是张大千和大雁的照片,《南方都市报》介绍过这张照片。
小东:照片旁边有两幅画,这一幅是张大千画的你吗?
张:对,这一幅画是我的背影,那幅花卉是我的一个身段。当年张大千画好以后,我看了看,做了一个身段给他看,并问:“是不是这个样子?”(张充和边说边做)张大千点了点头:“是,就是这个。”小东,你可以把画从墙上拿下来拍张照片。
小东:这是很珍贵的,我会千万倍的小心。刚才那块墨,你连碰也没有让我碰一下,现在你允许我随意地把这些珍贵的画从墙上拿下来,我真是很得宠呢。(大家笑)
张:我这里还有一样你喜欢的东西,就是一封你父亲在1949年4月20日给我的亲笔信。一张信纸写了两面,一面是方令孺的信,另一面是你父亲写的。那时候我已经随着汉斯离开了中国,你父亲来信希望我回去。
小东:从字迹上看,这封信有些潦草,短短的一百多个字,却写了三次“回来”。信上父亲还为他的朋友黄裳索字,你有没有写呢?
张:这是你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了,以后联系中断。一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我才有机会还愿,那时候你父亲已经走了。
我写信告诉黄裳,你父亲“三十年前的信尚在,我非了此愿不可,……一叹。”我当时书写了一幅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给黄裳,并在卷末题记是应黄裳先生三十年前转托靳以之嘱。你应该记得,我让你读过黄裳为此写下的散文《宿愿》。
小东:是的。我读了,是你敦促我读的,散文中是这样描写我父亲的:“他善良热情,关心朋友,爱护朋友,……胖胖的双颊上蠕动的微红,眼镜后面眯缝闪动的双眼,好像有点口吃似的断断续续说出来的话,他那总是抹不掉的微笑和一会儿都停不下来的动作,……”
张:你父亲就是这样的。
小东:黄裳在收到你书写的《归去来辞》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痴坐了许久,不由自主地发问:“女画家到底为什么在去国三十年后写下了这么一篇《归去来辞》呢?真不是一叹就能了事的。”
张:上海文化出版社为纪念你父亲诞辰一百周年逝世五十周年将要出版一本你父亲的影像集,怎么样了?我早在三月里就写好了题字,放在电话机旁边,你看看。
小东:哇!“纪念靳以先生诞辰百周年”这十一个字写得真漂亮,娟丽又生动的笔划渗满了对父亲镌心铭骨的怀念。姨妈,谢谢,谢谢你为我父亲写字,也谢谢你今天让我更多地知道我的父亲。
当日,海立和我连续驱车三个多小时,回到我们费城郊外的家。我感到疲惫不堪,瘫倒在客厅的沙发上,海立给我端来了一杯浓郁的Blue Mountain,我无声地捧在手里,眼睛却久久地注视着墙上的一幅立轴。
这不是一幅真品,而是一幅水墨印刷品,只是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挂在上海新康花园的家里。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家里的摆设却全然按照父亲生前的模样。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这幅立轴,应该说,一进门,这幅立轴就看见我了。虽然没有了父亲,可是这幅立轴就好像父亲一样看着我长大,一直到1966年。不知这幅立轴是怎样逃过那场灾难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我第一次从美国回上海探亲时,发现这幅立轴被塞在阳台上的废纸箱里,已经变得破破烂烂的了。我一眼就看见了它,于是全然不顾灰尘污垢,拿到画庄里去装裱。装裱师傅摇着头说:“不值当的,又不是真品,连赝品也轮不上,这种印刷品在隔壁新华书店一二十块就可以买到。”我不理他,我想说,就是千金万银也买不到我的那份温馨。现在这幅立轴就挂在我的客厅里了,几经搬家,都不会忘记先把这幅立轴挂好。其实我根本没有注意这幅立轴上书写的是什么,也不在乎,我只知道这是父亲非常喜欢的。家里真品、精品无数,父亲单单把这幅印刷品挂在每天都会看到的地方,那就是父亲挚爱的了。可是有谁可以告诉我,父亲为什么喜欢这幅立轴?
这一天,我第一次仔仔细细阅读了这幅跟随着父亲,又跟随着我几十年的立轴,上面印刷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