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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他在中唐时期倡导的师道观对唐以后儒学的构建及宋学师道运动都有积极的作用。本文从韩愈师道观产生的原因、师道观的内容和目的三个方面阐述韩愈的师道思想。
关键词: 韩愈 师道观 道统论
一、师道观产生的原因
韩愈当时处在中唐时期,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权力外重内轻,各地藩镇割据不断。这些致使当时的唐王朝处于半瘫痪中。而且朝廷内部朋党之争、宦官当权使得当时的统治阶级日益腐化,致使人心涣散。在唐中期以后,社会风气和舆论普遍重视“庄主”与“门生”的关系。“门生”感激“庄主”的知遇之恩,希望“庄主”能进一步为之美誉,在以后飞黄腾达时不忘报答和感激“庄主”,并以此视为美德。这导致有权势的子弟不用拜师求学就可以求得仕途。而且由于当时的战乱不止,文人日益受到排挤,加上吏治腐败,科举舞弊,当时的有识之士赖以晋升仕途的唯一之路也日渐艰难。例如当时很受韩愈器重的李贺,尽管才华出众,但由于要为父亲避名讳,而不得参加科考。而他的好友孟郊也是在46岁才考上进士,进入仕途。在国家衰微、政局动荡的环境下,即使是高中进士,很多人也是仕途不得意,沉沦下僚。因此韩愈会感慨:“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二、韩愈师道思想的内容
韩愈认为师与道是统一成一体的,师是道的承担者,他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而道则是师存在的理由和前提,他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道是一体的。这从韩愈的《原道》、《师说》等文章中可以得知,在《原道》中他认为:“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4]他认为古代的君王既是君主,又是百姓的老师,教他们生养之道。他又指出:“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5]在周公之前,圣君贤者是道的承担者,他们可以将道通过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之中;而周公之后,道就成为一种知识和价值,而儒家就成为一种载体,来传播这种知识和价值。因此,道需要儒师的传播,才得以流传下去,师也就成为道能否延续的保证。韩愈的这种师道观和他那个时代的关于师与道的观点是不同的。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儒家文化,使当时的人成为吸收和传承儒家思想的人,这是韩愈倡导师道的核心目的,因而对于道的传播成为师道思想中核心的内容。
韩愈认为关于道的传播是其师道思想的核心,道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明先王之道,以此来确立儒家仁义道德的权威。他认为为师者,传道是首位的。在《原道》中,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韩愈认为道就是仁义道德,为师者就是要将这些仁义道德的思想传于学生,这才是君子之道,儒家之道。他也极为痛心地指出,由于这种仁义道德思想的失传,以及受当时佛道的迷惑,许多人弃儒和信奉佛老。他又提出了道统论,是指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流传下来的“先王之道”或“先王之教”。他道统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重新树立儒家先师的权威,以表明儒家的源远流长。他认为:“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商;其位:君巨、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栗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韩愈的师道的具体内容包括儒家的经典、礼乐刑政、封建伦理秩序和人伦规范。韩愈认为只有名先王之道,才能做一个对己、对人、对社会都是有用之人。
三、韩愈重新树立师道的目的
诚如上述所论,韩愈师道观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一改汉以来经师“传经授业”的传统,一改以往仅仅“习其句读”的风气,将师道结合,重新给师的任务、目标,以及师生关系作了一个明确的定位。他认为老师的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道,就可以当老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他认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老师不一定要比学生强,学生也不一定要比老师强。他的这些观点就是希望众人能够摆脱当时社会耻于拜师的风气,习其句读的风气,倡导大家“不耻相师”。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也是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人的原因,就是看能不能善于拜师,不耻下问。
他将师与道的结合就是为了能够将儒家的仁义道德的思想通过师者传播,发扬光大,与当时的佛老相抗衡。这样一方面可以重新树立师道的规范,一改当时的陋习,另一方面能够达到宣扬儒家的道德思想的目的。当时社会儒、释、道三者并行,佛教和道教由于自身理论的优势,以及统治阶级对于佛道二教的偏爱,在社会上更容易为人接受。例如公元819年(宪宗元和十四年),唐宪宗要迎佛骨到宫中,在当时引起轰动,王公贵族都倾其所有,唯恐落后于别人,以至于一些人废业破产。韩愈上了一封朝奏,反对这种行为,引起了皇帝的震怒,被贬潮州。可见当时儒家的地位和影响在当时受到了其它二者的排挤,地位渐微。鉴于此,韩愈提出道统论的思想,高扬仁义道德,提出“正心有为”,以此来提高儒家的正统地位,更好地宣扬儒家的思想,使其在儒、释、道三者中占主导地位。师道观就是他为了重振儒家思想、宣扬仁义道德的一个举措。
韩愈的师道思想是对当时能够试图革新师风,重新构建儒家之道的一种追求与实践。他的这种师道思想对宋代新儒学兴起的师道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事实上,钱穆早有指出:“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他的师道思想不仅仅影响宋学,即使在当今也对我们有深远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对我们现代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师说[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508.
[2]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进士策问十三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296.
[3]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原道[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2665.
[4]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原道[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2662.
[5]钱穆.宋明理学概述[M].台北.学生书局,1984:2.
关键词: 韩愈 师道观 道统论
一、师道观产生的原因
韩愈当时处在中唐时期,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权力外重内轻,各地藩镇割据不断。这些致使当时的唐王朝处于半瘫痪中。而且朝廷内部朋党之争、宦官当权使得当时的统治阶级日益腐化,致使人心涣散。在唐中期以后,社会风气和舆论普遍重视“庄主”与“门生”的关系。“门生”感激“庄主”的知遇之恩,希望“庄主”能进一步为之美誉,在以后飞黄腾达时不忘报答和感激“庄主”,并以此视为美德。这导致有权势的子弟不用拜师求学就可以求得仕途。而且由于当时的战乱不止,文人日益受到排挤,加上吏治腐败,科举舞弊,当时的有识之士赖以晋升仕途的唯一之路也日渐艰难。例如当时很受韩愈器重的李贺,尽管才华出众,但由于要为父亲避名讳,而不得参加科考。而他的好友孟郊也是在46岁才考上进士,进入仕途。在国家衰微、政局动荡的环境下,即使是高中进士,很多人也是仕途不得意,沉沦下僚。因此韩愈会感慨:“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二、韩愈师道思想的内容
韩愈认为师与道是统一成一体的,师是道的承担者,他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而道则是师存在的理由和前提,他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道是一体的。这从韩愈的《原道》、《师说》等文章中可以得知,在《原道》中他认为:“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4]他认为古代的君王既是君主,又是百姓的老师,教他们生养之道。他又指出:“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5]在周公之前,圣君贤者是道的承担者,他们可以将道通过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之中;而周公之后,道就成为一种知识和价值,而儒家就成为一种载体,来传播这种知识和价值。因此,道需要儒师的传播,才得以流传下去,师也就成为道能否延续的保证。韩愈的这种师道观和他那个时代的关于师与道的观点是不同的。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儒家文化,使当时的人成为吸收和传承儒家思想的人,这是韩愈倡导师道的核心目的,因而对于道的传播成为师道思想中核心的内容。
韩愈认为关于道的传播是其师道思想的核心,道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明先王之道,以此来确立儒家仁义道德的权威。他认为为师者,传道是首位的。在《原道》中,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韩愈认为道就是仁义道德,为师者就是要将这些仁义道德的思想传于学生,这才是君子之道,儒家之道。他也极为痛心地指出,由于这种仁义道德思想的失传,以及受当时佛道的迷惑,许多人弃儒和信奉佛老。他又提出了道统论,是指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流传下来的“先王之道”或“先王之教”。他道统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重新树立儒家先师的权威,以表明儒家的源远流长。他认为:“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商;其位:君巨、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食:栗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韩愈的师道的具体内容包括儒家的经典、礼乐刑政、封建伦理秩序和人伦规范。韩愈认为只有名先王之道,才能做一个对己、对人、对社会都是有用之人。
三、韩愈重新树立师道的目的
诚如上述所论,韩愈师道观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一改汉以来经师“传经授业”的传统,一改以往仅仅“习其句读”的风气,将师道结合,重新给师的任务、目标,以及师生关系作了一个明确的定位。他认为老师的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道,就可以当老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他认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老师不一定要比学生强,学生也不一定要比老师强。他的这些观点就是希望众人能够摆脱当时社会耻于拜师的风气,习其句读的风气,倡导大家“不耻相师”。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也是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人的原因,就是看能不能善于拜师,不耻下问。
他将师与道的结合就是为了能够将儒家的仁义道德的思想通过师者传播,发扬光大,与当时的佛老相抗衡。这样一方面可以重新树立师道的规范,一改当时的陋习,另一方面能够达到宣扬儒家的道德思想的目的。当时社会儒、释、道三者并行,佛教和道教由于自身理论的优势,以及统治阶级对于佛道二教的偏爱,在社会上更容易为人接受。例如公元819年(宪宗元和十四年),唐宪宗要迎佛骨到宫中,在当时引起轰动,王公贵族都倾其所有,唯恐落后于别人,以至于一些人废业破产。韩愈上了一封朝奏,反对这种行为,引起了皇帝的震怒,被贬潮州。可见当时儒家的地位和影响在当时受到了其它二者的排挤,地位渐微。鉴于此,韩愈提出道统论的思想,高扬仁义道德,提出“正心有为”,以此来提高儒家的正统地位,更好地宣扬儒家的思想,使其在儒、释、道三者中占主导地位。师道观就是他为了重振儒家思想、宣扬仁义道德的一个举措。
韩愈的师道思想是对当时能够试图革新师风,重新构建儒家之道的一种追求与实践。他的这种师道思想对宋代新儒学兴起的师道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事实上,钱穆早有指出:“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他的师道思想不仅仅影响宋学,即使在当今也对我们有深远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对我们现代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师说[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508.
[2]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进士策问十三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296.
[3]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原道[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2665.
[4]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原道[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2662.
[5]钱穆.宋明理学概述[M].台北.学生书局,19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