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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文学学者，而不是历史学者，在收集各种关于本次新冠疫情的书写（包括虚构的文艺作品和纪实的报道、回忆、见证）时，我更关心的是：当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后，人们使用了哪些叙事模式来讲述武汉的故事？这些叙事模式的特征、效果、历史渊源、叙事伦理又是什么？
我发现，有一种叙事模式出现频率非常高，它继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进步叙事、英雄叙事、光明叙事、胜利叙事、春天叙事等的传统，用高八度的豪言壮语把悲剧讲述成喜剧，把灾难叙述为良机。严寒尚在肆虐就急不可待地高喊“春天已经来了”，暗黑还笼罩大地，就信心百倍地宣告“光明即将战胜黑暗”。这是一种廉价的历史进步主义：似乎苦难是历史进步和发展的一个小小插曲和偶然环节，是给予中华民族的一次团结机会和发展机遇。于是乎，多难兴邦，感谢苦难，感谢新冠肺炎（有一首很流行的诗就叫《感谢新冠肺炎》）。在这样的叙事中，武汉故事的主人公是拯救者而不是受难者，受难者的声音难得听到。因此，这是拯救者的故事，而不是受难者的故事。让我们准备鲜花、庆典，为英雄庆功、授奖。
然而，我也发现了一个相反的例子，这就是弱水吟的诗，一个来自甘肃山丹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兼作家写的诗。按理说，作为一个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和孩子、冒着生命危险到抗击疫情一线武汉的医生，她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真正的英雄，真正的拯救者。但她却创造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武汉叙事，我称之为“拯救者写的反拯救叙事”或“英雄写的反英雄叙事”。
在一篇标题为“这位武汉方舱医院护士的诗，令赞美变得羞耻”（2020-2-18）的网文中，收入了弱水吟的诗若干首。第一首《请不要打扰》一开始就塑造了一个反英雄的医生形象：“请容我脱下防护服和面罩/把我的肉身从铠甲抽离/让我靠一靠身体/让我平静呼吸/唉……”，“媒体，记者/请不要再来打搅我/所谓的真相、数据/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关注/累了一天，一夜/休息，睡觉/比你们的赞美更需要。”在我们习惯的进步叙事、胜利叙事、英雄叙事中，英雄一直是一个不知疲倦、刚硬坚强、用特殊材料铸造的钢铁战士形象，口不离“主义”“大我”“历史规律”“人类解放”。但是这个叙事主人公“我”却不是。她不掩饰自己的软弱、无奈和无助。面对那些期待她穿着防护服发表豪言壮语的记者们，她的要求只是：让“我”脱下这身无比沉重的“盔甲”，靠一下、喘口气。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各样的赞美，她直言：“口号是你们的/赞美是你们的/宣传、标兵，都是你们的/我只是在执行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常常，不得已赤膊上阵/生和死来不及选择/真的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想法。”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本着自己的良心和职责伦理，救人是必须的，也是无奈的，容不得你选择。这一切都不是冲着宣传和标兵去的。诗人的理想更是“低”得可以：“请不要给我花环/不要给我掌声/也不要什么工伤、烈士，几等功/来武汉，我不是来欣赏樱花的/也不是来风花雪夜，接收（应为‘接受’）吹捧/只想疫情结束能安全回家/即使剩下一把骨头/也要把自己带回给儿女、爹妈/试问：谁愿意抱着同伴的骨灰盒/踏上回家的路程。”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护士的理想：活着回家。它低调但真实。
另一首《妹妹，今夜我羞于赞美》是写给一位值完班回到宿舍的护士妹妹的。这位护士妹妹回来的时候，“凌晨两点/雷电大风，风雨齐谙/档门的铁牌被刮翻/风雨卷起一个小小人影/纸片一样飘进”。这位刚下班的护士妹妹“面色苍白，声音无力/测温计读出她的额头33.1°C”。这里，重要的还不仅仅是突出了护士的劳累和辛苦，而是拒绝赞美的姿态，客观呈现恶劣的抗疫环境，还有缺乏革命“觉悟”的牢骚和抱怨：“谁都知道/十几个小时要在防护服里拢紧身体/不吃不喝不能排泄/只好上班前少吃不喝/防护服啊，你为什么还是短缺/能不能中途让她更换一个/哪怕延长工作时间也可。”“妹妹，今夜不能赞美，所有的赞美诗都有罪。”这个被拒绝的赞美，也应该包括对于这个“低血糖妹妹”的廉价的颂扬。当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因防护服短缺而少吃不喝不排泄的时候，一切赞美都是廉价的甚至是有罪的。二战结束后，阿多诺曾经写下著名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想将此名言改为“新冠疫情之后，写廉价的赞美诗是野蛮的”。
弱水吟本人作为参与抗疫的一线护士，她也是疫情的目击证人和直接见证者，她以及通过她的笔说出来的其他医护人员的话，都可以视作目击证词或广义的“见证文学”。
见证文学的源头还要追溯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文坛关于二战的叙事被进步/解放叙事所主导，其核心是讲述美国人如何解救欧洲犹太人以及其他受难者。这些叙述的主体（叙事者）和被叙述的主人公，不是犹太人或其他受难者（比如南京大屠杀中的受难者、韩国的慰安妇等），而是拯救者——美国大兵;内容也不是受难者的受难经历，而是他们如何被拯救的故事。[1]结果，进步叙事恰恰使得“二战”的受难者变得不那么显眼和突出。只要反法西斯战争的故事仍然在解放叙事的框架下进行，就很少有来自受难者的声音。美国新泽西州的州长在该州自由州立公园中的解放雕塑揭幕仪式上的讲话，就是典型的解放叙事和进步叙事：“对我来说这个纪念碑是对我的美国遗产的一种确认。它令我为我的美国式价值观感到深深的自豪。纪念碑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民族，是自由的化身。我们作为美国人，不是压迫者，并且我们作为美国人，不会为政府为目的而卷入军事冲突。我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为那个我们极为珍视的自由民主充当保护者和提倡者。今天我们会记住那些为自由而捐躯的人们”[2]。
1970年代以降，进步叙事逐渐转向悲剧叙事，出现了一种新的“二战”文学与纪念类型，“这种新的类型强调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历史证据，即直接‘证词’（direct ‘testimony’）。以及一種全新意义上的历史行动者，即幸存者。”[3]幸存者的经历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见证意义，因为他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具体的、身体化的。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记忆书写（自传、回忆录、访谈、磁带录音、录像等）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的主体变成了受害者自己，所讲述的内容也不再是他人的解放与拯救壮举，而是自己的受难经历。这些见证书写最后汇聚成了关于二战的创伤悲剧的宝库，比如著名的耶鲁大学大屠杀音像档案中心。依据中心主任哈特曼的观点，在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通过见证者与访谈者的联盟而产生的叙事”。对于这种联盟的意义，哈特曼写道：“无论访谈者听了多少次类似的讲述，这些证词都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只是有可能，是因为尽管事实是明确的，尽管事实众所周知，尽管历史学家已经努力（他们仍然在努力）确定所有细节，每个细节都被某种历史知识之外的东西赋予生命，但仍然有这样的一种追求，这就是恢复或者重构一个接受群体，一个‘情感的共同体’…….从而复兴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情感”[4]。 而格里恩和库玛则这样评价证词的意义：
证词的力量在于它不需要很多评论，因为见证者/目击者就是专家，他们用自己的语汇讲着他们自己的故事。施害者绞尽脑汁地要让受害者沉默，夺走他们的名字、家园、家人、朋友、财产甚至生命，目的是为了否认受害者具有任何人的属性，抹杀他们的个体性，剥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个人的声音。证词重新建立了幸存的——个别情况下也包括那些被杀害的——受害者的个体性，展示了他们的声音的力量。[5]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以自己的经历作见证的证人，通常都是些普通人，而不是什么上帝式的解放者/拯救者，也不是英雄式的反抗者/暴动者。幸存者文学所见证的是一场悲剧，而不是胜利，是自己的脆弱人性而不是英雄气概。在幸存者的见证回忆中，没有人说他们是因为勇敢和勇气而幸存下来的。
这对于习惯了进步主义修辞的我们而言可能很难接受，因为我们更愿意相信一个奖善惩恶的世界，更喜欢一个英雄奋起反抗并凯旋的故事，更愿意相信人类精神那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我们很难接受人性可能并不那么高尚，或受难者也有可能是一个平常的懦夫而不是什么神奇的英雄。
幸存者见证在这个意义上是真实的，更是诚实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著名的见证文学或电影（纪录片），比如大屠杀题材的《浩劫》，慰安妇题材的《三十二》，其主人公都是普通受难者，作品记录的是他们/她们面对屠杀或屈辱时的顺从、软弱、无助，根本没有什么抵抗的壮举。[6]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当然还是埃利·威赛尔的《夜》。威赛尔是在西方享受盛誉的奥斯维辛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夜》则是见证文学的杰出代表。它完全颠覆了大屠杀书写中的解放—拯救—英雄话语。它所创造的不是英雄，而是反英雄。威赛尔反对进步叙事和英雄叙事把活着浪漫化，把痛苦、艰难的坚持解读为积极抵抗。作为反英雄叙事的经典之作，《夜》以作者在集中营的亲身经历，忠实记录了自己的懦弱、自私，特别是对同在集中营的病危的亲生父亲的冷漠，读来令人震惊：
那是我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一夜，那是我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一夜。父亲躺在病床上，仍然在用嘶哑的声音呼唤——他叫的是我的名字。我听见他在喘气，一阵一阵的，我没有动。他说的最后一个词是我的名字。一声呼唤，而我，不敢也不愿回应他。[7]
我们作为自由人的第一个动作是冲向食物。我们想的就是只有这个。我们不想报仇，也不想父母。只想面包。[8]
对人们为什么期待反抗的英雄？另一个大屠杀幸存者、见证文学作家普里莫·莱维的回答是：年轻一代不了解当时受难者面临的环境之恶劣程度，因而反抗不自由的英勇举动视作当然。[9]莱维谈到，读者向他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避免被捕？”[10]好像集中营中犹太人的软弱和逆来顺受是不可思议的，逃跑和反抗的壮举才是正常的。莱维的这个感受维赛尔也同样有。在《夜》一书的“写给新版读者的话”中，他写道：“在内心深处，证人早就清楚，正如他现在有时也还明白，他的证词不会被接受。只有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才知道奥斯维辛是什么，其他人永远不知道”[11]。
年轻人对幸存者的软弱的不理解固然和他们没有集中营的经历有关，同时，也与他们看的那些习惯于表现英雄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有关。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失去自由的英雄总是试图反抗，或至少是逃跑。莱维指责这些作品“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和监禁的必然结果。在电影世界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比如在《我是一个逃犯》《捍卫正义》这样的电影里，“典型的囚犯被视为一个正直的人，体能充沛，意志强大，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在需要中磨炼计谋，迎向各种各样的障碍，并克服和粉碎它们”[12]。
也就是说，这些信奉英雄-反抗话语的编导们以及他们的读者、观众根本不知道受难者面临的环境的恶劣程度，因此对于集中营囚犯的英雄壮举带有了不切实际的期待。人们期待乃至要求囚犯必须像英雄一样反抗或逃跑，不能接受他们的软弱和逆来顺受。对囚犯的苛求于对极权的无知联系在一起。莱维指出：一个监狱中的犯人要反抗，除了必须具备客观的条件以外（比如集中营或监狱内部存在统治的盲点或弱点，漏洞），还必须具备基本的主观条件，比如基本的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在集中营这样的严酷环境中，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领袖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力：他必须拥有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压迫，如果达到一定的严酷程度，既能破坏人的体力，也能损害人的精神力量。”“愤怒与民怨是所有真正革命的驱动力量”，“要激起愤怒和民怨，压迫是必须存在的，但它一定处于较弱的严酷程度，或者被无效地实施。”[13]而在集中营，“压迫是极端严酷的，并由于德国人著名的高效（如果在其他领域，是值得褒奖的）而得以实施。能代表集中营大多数人情况的、典型的囚犯，是在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下：饥饿、虚弱、浑身酸痛…….并因此普遍低落，他们是被摧残的人。正如马克思知道的，在真实的世界中，革命并不是由这些人完成的。只有在文化和電影的浮华辞藻中，才会出现这样的革命。所有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微不足道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非常了解压迫却并非切身之痛的人所领导”[14]。
对于同样接受了大量英雄主义教育、阅读或观看了大量英雄主义小说或电影的中国年轻一代，这番话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启示呢？
[注释]
[1]著名的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曾多次谈到，他回忆奥斯维辛经历的作品、也是最著名的见证文学代表作《这是不是一个人》初版于1947年，但是在出版的当时默默无闻，只印了不到1000册。参见莱维《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1961-1987》，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2][3][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周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80页、第80页。
[4] Jeffery Hartman： The Longest Shadow： In the Afterlife of the Holocau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153-154.
[5][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周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6]比如布朗宁在《平民如何变成屠夫？》中写到“德国治安警察194年9月在苏联明斯克屠杀犹太人时“执刑过程顺利，无一人抵抗”。参见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平民如何变成屠夫：一O一后备警察营的屠杀案真相》，张孝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7][8][美]埃利·维赛尔：《夜》，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引文见此书护封，第154页。
[9][10][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4页。
[11][美]埃利·维赛尔：《夜》，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58页。
[12][13][14][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5页、第185页、第186页。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西篱
我发现，有一种叙事模式出现频率非常高，它继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进步叙事、英雄叙事、光明叙事、胜利叙事、春天叙事等的传统，用高八度的豪言壮语把悲剧讲述成喜剧，把灾难叙述为良机。严寒尚在肆虐就急不可待地高喊“春天已经来了”，暗黑还笼罩大地，就信心百倍地宣告“光明即将战胜黑暗”。这是一种廉价的历史进步主义：似乎苦难是历史进步和发展的一个小小插曲和偶然环节，是给予中华民族的一次团结机会和发展机遇。于是乎，多难兴邦，感谢苦难，感谢新冠肺炎（有一首很流行的诗就叫《感谢新冠肺炎》）。在这样的叙事中，武汉故事的主人公是拯救者而不是受难者，受难者的声音难得听到。因此，这是拯救者的故事，而不是受难者的故事。让我们准备鲜花、庆典，为英雄庆功、授奖。
然而，我也发现了一个相反的例子，这就是弱水吟的诗，一个来自甘肃山丹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兼作家写的诗。按理说，作为一个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和孩子、冒着生命危险到抗击疫情一线武汉的医生，她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真正的英雄，真正的拯救者。但她却创造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武汉叙事，我称之为“拯救者写的反拯救叙事”或“英雄写的反英雄叙事”。
在一篇标题为“这位武汉方舱医院护士的诗，令赞美变得羞耻”（2020-2-18）的网文中，收入了弱水吟的诗若干首。第一首《请不要打扰》一开始就塑造了一个反英雄的医生形象：“请容我脱下防护服和面罩/把我的肉身从铠甲抽离/让我靠一靠身体/让我平静呼吸/唉……”，“媒体，记者/请不要再来打搅我/所谓的真相、数据/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关注/累了一天，一夜/休息，睡觉/比你们的赞美更需要。”在我们习惯的进步叙事、胜利叙事、英雄叙事中，英雄一直是一个不知疲倦、刚硬坚强、用特殊材料铸造的钢铁战士形象，口不离“主义”“大我”“历史规律”“人类解放”。但是这个叙事主人公“我”却不是。她不掩饰自己的软弱、无奈和无助。面对那些期待她穿着防护服发表豪言壮语的记者们，她的要求只是：让“我”脱下这身无比沉重的“盔甲”，靠一下、喘口气。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各样的赞美，她直言：“口号是你们的/赞美是你们的/宣传、标兵，都是你们的/我只是在执行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常常，不得已赤膊上阵/生和死来不及选择/真的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想法。”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本着自己的良心和职责伦理，救人是必须的，也是无奈的，容不得你选择。这一切都不是冲着宣传和标兵去的。诗人的理想更是“低”得可以：“请不要给我花环/不要给我掌声/也不要什么工伤、烈士，几等功/来武汉，我不是来欣赏樱花的/也不是来风花雪夜，接收（应为‘接受’）吹捧/只想疫情结束能安全回家/即使剩下一把骨头/也要把自己带回给儿女、爹妈/试问：谁愿意抱着同伴的骨灰盒/踏上回家的路程。”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护士的理想：活着回家。它低调但真实。
另一首《妹妹，今夜我羞于赞美》是写给一位值完班回到宿舍的护士妹妹的。这位护士妹妹回来的时候，“凌晨两点/雷电大风，风雨齐谙/档门的铁牌被刮翻/风雨卷起一个小小人影/纸片一样飘进”。这位刚下班的护士妹妹“面色苍白，声音无力/测温计读出她的额头33.1°C”。这里，重要的还不仅仅是突出了护士的劳累和辛苦，而是拒绝赞美的姿态，客观呈现恶劣的抗疫环境，还有缺乏革命“觉悟”的牢骚和抱怨：“谁都知道/十几个小时要在防护服里拢紧身体/不吃不喝不能排泄/只好上班前少吃不喝/防护服啊，你为什么还是短缺/能不能中途让她更换一个/哪怕延长工作时间也可。”“妹妹，今夜不能赞美，所有的赞美诗都有罪。”这个被拒绝的赞美，也应该包括对于这个“低血糖妹妹”的廉价的颂扬。当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因防护服短缺而少吃不喝不排泄的时候，一切赞美都是廉价的甚至是有罪的。二战结束后，阿多诺曾经写下著名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想将此名言改为“新冠疫情之后，写廉价的赞美诗是野蛮的”。
弱水吟本人作为参与抗疫的一线护士，她也是疫情的目击证人和直接见证者，她以及通过她的笔说出来的其他医护人员的话，都可以视作目击证词或广义的“见证文学”。
见证文学的源头还要追溯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文坛关于二战的叙事被进步/解放叙事所主导，其核心是讲述美国人如何解救欧洲犹太人以及其他受难者。这些叙述的主体（叙事者）和被叙述的主人公，不是犹太人或其他受难者（比如南京大屠杀中的受难者、韩国的慰安妇等），而是拯救者——美国大兵;内容也不是受难者的受难经历，而是他们如何被拯救的故事。[1]结果，进步叙事恰恰使得“二战”的受难者变得不那么显眼和突出。只要反法西斯战争的故事仍然在解放叙事的框架下进行，就很少有来自受难者的声音。美国新泽西州的州长在该州自由州立公园中的解放雕塑揭幕仪式上的讲话，就是典型的解放叙事和进步叙事：“对我来说这个纪念碑是对我的美国遗产的一种确认。它令我为我的美国式价值观感到深深的自豪。纪念碑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民族，是自由的化身。我们作为美国人，不是压迫者，并且我们作为美国人，不会为政府为目的而卷入军事冲突。我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为那个我们极为珍视的自由民主充当保护者和提倡者。今天我们会记住那些为自由而捐躯的人们”[2]。
1970年代以降，进步叙事逐渐转向悲剧叙事，出现了一种新的“二战”文学与纪念类型，“这种新的类型强调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历史证据，即直接‘证词’（direct ‘testimony’）。以及一種全新意义上的历史行动者，即幸存者。”[3]幸存者的经历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见证意义，因为他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具体的、身体化的。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记忆书写（自传、回忆录、访谈、磁带录音、录像等）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的主体变成了受害者自己，所讲述的内容也不再是他人的解放与拯救壮举，而是自己的受难经历。这些见证书写最后汇聚成了关于二战的创伤悲剧的宝库，比如著名的耶鲁大学大屠杀音像档案中心。依据中心主任哈特曼的观点，在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通过见证者与访谈者的联盟而产生的叙事”。对于这种联盟的意义，哈特曼写道：“无论访谈者听了多少次类似的讲述，这些证词都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只是有可能，是因为尽管事实是明确的，尽管事实众所周知，尽管历史学家已经努力（他们仍然在努力）确定所有细节，每个细节都被某种历史知识之外的东西赋予生命，但仍然有这样的一种追求，这就是恢复或者重构一个接受群体，一个‘情感的共同体’…….从而复兴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情感”[4]。 而格里恩和库玛则这样评价证词的意义：
证词的力量在于它不需要很多评论，因为见证者/目击者就是专家，他们用自己的语汇讲着他们自己的故事。施害者绞尽脑汁地要让受害者沉默，夺走他们的名字、家园、家人、朋友、财产甚至生命，目的是为了否认受害者具有任何人的属性，抹杀他们的个体性，剥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个人的声音。证词重新建立了幸存的——个别情况下也包括那些被杀害的——受害者的个体性，展示了他们的声音的力量。[5]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以自己的经历作见证的证人，通常都是些普通人，而不是什么上帝式的解放者/拯救者，也不是英雄式的反抗者/暴动者。幸存者文学所见证的是一场悲剧，而不是胜利，是自己的脆弱人性而不是英雄气概。在幸存者的见证回忆中，没有人说他们是因为勇敢和勇气而幸存下来的。
这对于习惯了进步主义修辞的我们而言可能很难接受，因为我们更愿意相信一个奖善惩恶的世界，更喜欢一个英雄奋起反抗并凯旋的故事，更愿意相信人类精神那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我们很难接受人性可能并不那么高尚，或受难者也有可能是一个平常的懦夫而不是什么神奇的英雄。
幸存者见证在这个意义上是真实的，更是诚实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著名的见证文学或电影（纪录片），比如大屠杀题材的《浩劫》，慰安妇题材的《三十二》，其主人公都是普通受难者，作品记录的是他们/她们面对屠杀或屈辱时的顺从、软弱、无助，根本没有什么抵抗的壮举。[6]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当然还是埃利·威赛尔的《夜》。威赛尔是在西方享受盛誉的奥斯维辛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夜》则是见证文学的杰出代表。它完全颠覆了大屠杀书写中的解放—拯救—英雄话语。它所创造的不是英雄，而是反英雄。威赛尔反对进步叙事和英雄叙事把活着浪漫化，把痛苦、艰难的坚持解读为积极抵抗。作为反英雄叙事的经典之作，《夜》以作者在集中营的亲身经历，忠实记录了自己的懦弱、自私，特别是对同在集中营的病危的亲生父亲的冷漠，读来令人震惊：
那是我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一夜，那是我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一夜。父亲躺在病床上，仍然在用嘶哑的声音呼唤——他叫的是我的名字。我听见他在喘气，一阵一阵的，我没有动。他说的最后一个词是我的名字。一声呼唤，而我，不敢也不愿回应他。[7]
我们作为自由人的第一个动作是冲向食物。我们想的就是只有这个。我们不想报仇，也不想父母。只想面包。[8]
对人们为什么期待反抗的英雄？另一个大屠杀幸存者、见证文学作家普里莫·莱维的回答是：年轻一代不了解当时受难者面临的环境之恶劣程度，因而反抗不自由的英勇举动视作当然。[9]莱维谈到，读者向他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避免被捕？”[10]好像集中营中犹太人的软弱和逆来顺受是不可思议的，逃跑和反抗的壮举才是正常的。莱维的这个感受维赛尔也同样有。在《夜》一书的“写给新版读者的话”中，他写道：“在内心深处，证人早就清楚，正如他现在有时也还明白，他的证词不会被接受。只有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才知道奥斯维辛是什么，其他人永远不知道”[11]。
年轻人对幸存者的软弱的不理解固然和他们没有集中营的经历有关，同时，也与他们看的那些习惯于表现英雄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有关。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失去自由的英雄总是试图反抗，或至少是逃跑。莱维指责这些作品“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和监禁的必然结果。在电影世界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比如在《我是一个逃犯》《捍卫正义》这样的电影里，“典型的囚犯被视为一个正直的人，体能充沛，意志强大，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在需要中磨炼计谋，迎向各种各样的障碍，并克服和粉碎它们”[12]。
也就是说，这些信奉英雄-反抗话语的编导们以及他们的读者、观众根本不知道受难者面临的环境的恶劣程度，因此对于集中营囚犯的英雄壮举带有了不切实际的期待。人们期待乃至要求囚犯必须像英雄一样反抗或逃跑，不能接受他们的软弱和逆来顺受。对囚犯的苛求于对极权的无知联系在一起。莱维指出：一个监狱中的犯人要反抗，除了必须具备客观的条件以外（比如集中营或监狱内部存在统治的盲点或弱点，漏洞），还必须具备基本的主观条件，比如基本的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在集中营这样的严酷环境中，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领袖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力：他必须拥有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压迫，如果达到一定的严酷程度，既能破坏人的体力，也能损害人的精神力量。”“愤怒与民怨是所有真正革命的驱动力量”，“要激起愤怒和民怨，压迫是必须存在的，但它一定处于较弱的严酷程度，或者被无效地实施。”[13]而在集中营，“压迫是极端严酷的，并由于德国人著名的高效（如果在其他领域，是值得褒奖的）而得以实施。能代表集中营大多数人情况的、典型的囚犯，是在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下：饥饿、虚弱、浑身酸痛…….并因此普遍低落，他们是被摧残的人。正如马克思知道的，在真实的世界中，革命并不是由这些人完成的。只有在文化和電影的浮华辞藻中，才会出现这样的革命。所有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微不足道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非常了解压迫却并非切身之痛的人所领导”[14]。
对于同样接受了大量英雄主义教育、阅读或观看了大量英雄主义小说或电影的中国年轻一代，这番话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启示呢？
[注释]
[1]著名的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曾多次谈到，他回忆奥斯维辛经历的作品、也是最著名的见证文学代表作《这是不是一个人》初版于1947年，但是在出版的当时默默无闻，只印了不到1000册。参见莱维《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1961-1987》，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2][3][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周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80页、第80页。
[4] Jeffery Hartman： The Longest Shadow： In the Afterlife of the Holocau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153-154.
[5][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周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6]比如布朗宁在《平民如何变成屠夫？》中写到“德国治安警察194年9月在苏联明斯克屠杀犹太人时“执刑过程顺利，无一人抵抗”。参见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平民如何变成屠夫：一O一后备警察营的屠杀案真相》，张孝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7][8][美]埃利·维赛尔：《夜》，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引文见此书护封，第154页。
[9][10][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4页。
[11][美]埃利·维赛尔：《夜》，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58页。
[12][13][14][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5页、第185页、第186页。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西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