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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新纪录
一场等了很久的大审判终于拉开了帷幕。新华社寥寥数语的通稿远不能让人解渴。它仅仅告诉人们，审判开始了，而结果将在适当时候公布。法庭上的审理内容外人还无法得知。人们知道的是，法庭外戒备森严，多个法庭的审理从早到晚，一批批官员被手持冲锋枪的武警押进法院，当地的律师行生意火爆。而已被传言困扰很久的当地市民则表现得异常冷漠。
9月的厦门一向非常热闹。过去是因为它的海滨风光，90年代末则是因为异军突起的厦门“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这个还不为国人熟知的洽谈会正逐渐演变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重要渠道。自1997年成为中国唯一的以吸引外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年度盛会后，它已是堪与历史悠久的“广交会”媲美的中国对外开放又一重要窗口。每年在“投洽会”短短5天时间内引进的外资，平均超过100亿美元，约占中国全年利用外资额的1/4。每届“投洽会”上均有中国高级官员与会发表重要演讲。“投洽会”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开放政策和招商引资新政策的主要讲坛。
这一次它又吸引了80多个国家的8500名客商，由于首次举办了高规格的“国际投资论坛”，“世界政界和财经精英云集厦门”（新闻发言人语），热闹非凡。
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政经精英们云集厦门的同时，厦门招商引资的主要部门——国有外贸大企业已几乎全军覆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将走向法庭。一批国内大牌的律师也纷纷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向厦门集中。在外地看管的疑犯被押回审理地点。今年9月12日“投洽会”一结束，一场世纪大审判13日即在厦门等5个福建城市全面拉开。如此的迫不及待，是因为人们等待得已经太久了。
在过去数年里，有一大笔来历不明的资本不请自到，在厦门所向披靡，黑道白道通吃，海上陆上纵横，风光一时。厦门，在成为引资的重要据点的同时，也一度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黑金进入渠道。自1999年4月中纪委进驻查办，在若隐若现了1年半之后，举世瞩目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终于走上前台（本刊曾于今年3月号登载《远华：惊天大案初露端倪》，对此案作了初步介绍）。
无论最后查实的走私案值是800亿还是400亿或200亿，走上法庭的公职人员是500人还是300人，较之此前的“新中国第一走私大案”——湛江走私案的110亿案值和200多名被查处的公职人员，远华走私案无疑将创下一个新的记录。
远华特色
透视远华大案，不难发现世纪末中国社会形态的一些新特色。
一、黑金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渗透。所到之处，往往能轻易得手。并且由点及面，基本上能将地下生意所涉及的环节“一网打尽”。
在湛江走私大案中，走私分子通过重金收买和色相诱惑，能层层打通当地党政机关、海关、公安边防、海警、船务代理、商检、港务等要害环节，导致整个湛江口岸监管失控。而清点远华走私案中已曝光的当地“落水干部”，就有2个市委副书记、3个副市长、1个海关关长、2个副关长、市工行行长、市人行行长、市规划局局长、市国税局局长、市土地局2个副局长以及10来个大型国有公司的老总等。这还不包括北京和福建其他地区的涉案官员。据说，在庭审中已有新的腐败官员被急于保命的疑犯指供出来。
与湛江案相比，远华案的主角赖昌星在攻破权力防线上又发展了一些新手法。用国家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的话说，虽然远华走私案仍主要是通过“金钱收买”，但有很多“新花样”，有“10来种手段”。除了送金钱外，走私分子还送有关人员的子女到国外读书，并向有关人员“送美人、送住房、送汽车”，或者送内地赴香港的“单程证”(不限定回程日期的通行证)。
而与湛江案最大的区别是，赖某的关系网已不仅仅局限在厦门，而一直延伸到福建省乃至北京。许多人都奇怪公安部门的进出入境管理处“好像远华家里设的”，严格控制的“单程证”一拿就是100多张。而当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和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都因远华案而相应落马时，这个悬念也就不解自破。
远交近攻，以上压下，拉虎皮做大旗，这些都是远华的拿手好戏。在醒目处悬挂与高层领导人的合影，邀请高官到厦门视察，卖弄与北京的上层关系是常用招数。在一个小小的厦门，这些来头很大的神秘光环会发生奇妙的作用。最后，甚至已经不仅仅是赖昌星有求于当地官员，而是官员们也有求于赖的上层关系。这些所谓的“背景”、“关系”，有些纯粹是子虚乌有，有些是偷梁换柱，有些则毫不含糊。涉嫌收取巨额费用和个人贿赂而出卖进出口权给远华的当地国有外贸公司，以及涉嫌放纵走私的各路海关，事后都以“上面批条”，要求给远华关照为辩解理由。除了曝光这些贪官，我们还有勇气曝光这些“条子”吗？
二、比抢劫还快的暴富之门：走私。
相信许多人对香港“世纪大盗”张子强还记忆犹新。他的一番惊世骇俗的“人生信条”曾被媒体作为反面教材而广为传播：
我在这个世上不能让自己受穷，我没有时间和耐心在正当行业去打工挣钱，我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辛苦劳动，生命是很短暂的、很脆弱的，几十年光景一阵就过去了，人的一生中真正有思想的时间，仅仅是中年壮年一段时间。我已经40多岁了，我要富起来就必须采取一些突破性的手法。在这个世界上，钱是最重要的！没有它什么都不行。但是，要绑架这些有钱人，也只有我一个人能干，别人是干不成这些大事的。
张子强致富的“突破性手法”就是抢劫和绑架。当他仅仅在两宗绑架生意中就得手16亿多港币时，许多人都在惊叹他的发财速度。但是，这个速度和赖昌星的比起来，则不啻是小巫见大巫。
赖氏原籍福建，据称曾以捡破烂为生。70年代逃港，改革开放后以港商身份回福建寻找机会。生意小打小闹，没有成太大气候。直到那时，与赖有着相同经历的“出口转内销”的机会主义者，在沿海城市数不胜数。大多数人直到今天还只是一个“三资企业”小厂主，衣食不愁，暴富无望。赖的不同在于他找到了暴富的“突破性手法”——走私。或许他也没有想到，这居然是比“世纪大盗”喊打喊杀的“突破性手法”快得多的致富之门。
1994年，通过和“特种企业”合作走私电脑芯片“热过身”的赖昌星来到厦门，创办了远华公司，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了。仅仅5年下来，在打通所有关节，走私了从电脑芯片到各种汽车、摩托车，从化工原料到整船整船的成品油，从民用建筑材料到武器军火的价值数百亿的货物后，他为自己积累了20多亿的财富。想想张子强，自1991年首次做一笔大买卖——香港启德机场押款车大劫案——到1998年落网，7年时间的个人积累还不到8亿。
这就是当今“远华特色”的致富故事。当权和钱相结合，许多暴富的神话就会产生，并让最成功的大盗都望尘莫及。
幼稚病和糊涂病？
今年5月19日，厦门当地最高舆论机构《厦门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打击走私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在被流言包围的厦门，这是首次出现的公开谈论走私大案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含义丰富：
“如果把这场斗争仅仅理解为打击经济犯罪，那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如果对走私分子、腐败分子的罪恶本质认识不清，痛恨不起来甚至心存同情，那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糊涂。”对比这两句话所给出的标准，幼稚和糊涂仍随处可见。
关于厦门人看远华，目前最常见的说法是，赖昌星虽然在厦门做着数百亿元的大生意，但他从当地银行贷来的款项、走私的销售款等都放在香港，在厦门的账户基本是空的，用钱的时候从香港提现金过来。且几年来虽然经营项目众多，但交税极少，对厦门特区没什么贡献，却给厦门的形象抹了黑。
作为反证，当局说通过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净化了经济发展环境，许多跨国公司纷纷投资厦门。厦门的私营经济也大幅度上升，许多有眼光的经营者认为厦门目前是“重新洗牌”的大好时机，高潮时新注册的公司平均每个月达1000多家。厦门经济已开始走出低谷，走私给厦门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局面得到了扭转。
这种说辞与我们在湛江走私大案查获后所听到的惊人地相似。按照这种只关注经济得失的逻辑，如果赖昌星给厦门大方地“留利”，把好处施与的对象从特权阶层扩大到整个厦门经济，这是否就是“造福一方”？是否就理所应当地“痛恨不起来”？事实上，这种逻辑在湛江、厦门之外的一些“群众性走私”泛滥的地区颇有市场。在那里，走私呈现基础根深蒂固、几乎人人受惠的局面。就在湛江走私大案被查处后，还有人说：他们（贪官）太贪了，连利益均沾都不知道，难怪有那么多人要举报他们。
在中国外经贸大学走私问题专家王福明看来，走私最大的危害不在于偷逃了关税，而是腐蚀了人的思想，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与现在的幼稚和糊涂相比，官员们当初的幼稚和糊涂更可怕。
赖昌星初到厦门时，就以其大手笔得到厦门许多官员的青睐和赞赏。和许多地方一样，在招商引资的政绩要求下，在厦门同样是资金进来了，不问来历；经济发展了，不问因由；后来，业务全面开花的远华俨然成为厦门经济发展的象征，成为地方领导向来厦门视察的中央领导人重点介绍的“样板企业”。1996年，当3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破土动工，中央、省、市近2000名嘉宾云集祝贺时，赖昌星无疑达到了其人生的顶峰。
给地给贷款给项目给关照给政协委员的头衔。细说起来，官员们的所谓幼稚和糊涂只是表象。他们的账是算在自家的算盘上，在这方面贪官从来就不糊涂。
有更大的没有？
事实上，现在人们关心的已不仅仅是远华走私的规模、手法和结局，他们更想知道的是：谁将是这场腐败竞赛的终结者？远华会是最后的疯狂吗？“最大规模走私案”的帽子还能戴多久？
赖昌星在厦门走私不过5年多时间。走私高潮期大致在1996、1997年。而一些公认的走私重灾区的走私历史可以计算到过去20年，并几乎可以计算到家家户户。它们还没有被真正去触及。用一个海关人员的话说，赖昌星个人资产不过20多亿，绝不会是最大的。
不容否认，1998年开始全面动员打击走私之后，尤其是近期明显加强了反腐力度之后，大规模走私泛滥的状况已基本遏制，且打私的高压态势并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今后即使挖出更大的走私案，也只是对过去的罪恶迟到的清算。
会不会出现更大的走私取决于走私会不会重新泛滥，而这又取决于：
腐败会不会更大地泛滥？
入世及关税的减低会以多快的速度进行？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能有多大的提高？
腐败对走私的推波助澜作用自然不需多言，相应的，在打击走私中的反腐目前也是紧锣密鼓。从高层领导对远华案“一查到底，上不封顶"的批示，到“苍蝇和老虎”都要打的宣言中，都可见到反腐的决心。据悉，国务委员吴仪在远华案开审前曾代表中央高层表示，不要怕丑，要审全部审，一个也不能少，不能漏。先由高级官员开始，要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全世界。
而要从经济上给走私釜底抽薪，短期看需要将一些不合理的关税税率降下来，消除内外价差。长期看需要中国的产品真正培养起竞争力，而不是被“水货”很轻易就冲击得溃不成军。比如我国目前IT产品平均关税高达15.4％，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不足3％，中等发达国家的关税不到5％，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我国也属于关税偏高的国家。印度的IT产品关税也曾经较高，后来率先将软件产品关税减为零，结果大大促进了国外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进入，现已成为世界第二软件大国。再比如，我国石油产品高昂的成本，价格上“就高不就低”式的与国际接轨，客观上也为成品油的走私泛滥提供了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走私也是入世前中外产品的竞争预演。预赛中输了，入世后的决赛能打赢吗？欲让远华成为走私最后的疯狂，除了严打贪官，还需要中国的企业们努力。□
一场等了很久的大审判终于拉开了帷幕。新华社寥寥数语的通稿远不能让人解渴。它仅仅告诉人们，审判开始了，而结果将在适当时候公布。法庭上的审理内容外人还无法得知。人们知道的是，法庭外戒备森严，多个法庭的审理从早到晚，一批批官员被手持冲锋枪的武警押进法院，当地的律师行生意火爆。而已被传言困扰很久的当地市民则表现得异常冷漠。
9月的厦门一向非常热闹。过去是因为它的海滨风光，90年代末则是因为异军突起的厦门“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这个还不为国人熟知的洽谈会正逐渐演变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重要渠道。自1997年成为中国唯一的以吸引外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年度盛会后，它已是堪与历史悠久的“广交会”媲美的中国对外开放又一重要窗口。每年在“投洽会”短短5天时间内引进的外资，平均超过100亿美元，约占中国全年利用外资额的1/4。每届“投洽会”上均有中国高级官员与会发表重要演讲。“投洽会”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开放政策和招商引资新政策的主要讲坛。
这一次它又吸引了80多个国家的8500名客商，由于首次举办了高规格的“国际投资论坛”，“世界政界和财经精英云集厦门”（新闻发言人语），热闹非凡。
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政经精英们云集厦门的同时，厦门招商引资的主要部门——国有外贸大企业已几乎全军覆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将走向法庭。一批国内大牌的律师也纷纷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向厦门集中。在外地看管的疑犯被押回审理地点。今年9月12日“投洽会”一结束，一场世纪大审判13日即在厦门等5个福建城市全面拉开。如此的迫不及待，是因为人们等待得已经太久了。
在过去数年里，有一大笔来历不明的资本不请自到，在厦门所向披靡，黑道白道通吃，海上陆上纵横，风光一时。厦门，在成为引资的重要据点的同时，也一度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黑金进入渠道。自1999年4月中纪委进驻查办，在若隐若现了1年半之后，举世瞩目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终于走上前台（本刊曾于今年3月号登载《远华：惊天大案初露端倪》，对此案作了初步介绍）。
无论最后查实的走私案值是800亿还是400亿或200亿，走上法庭的公职人员是500人还是300人，较之此前的“新中国第一走私大案”——湛江走私案的110亿案值和200多名被查处的公职人员，远华走私案无疑将创下一个新的记录。
远华特色
透视远华大案，不难发现世纪末中国社会形态的一些新特色。
一、黑金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渗透。所到之处，往往能轻易得手。并且由点及面，基本上能将地下生意所涉及的环节“一网打尽”。
在湛江走私大案中，走私分子通过重金收买和色相诱惑，能层层打通当地党政机关、海关、公安边防、海警、船务代理、商检、港务等要害环节，导致整个湛江口岸监管失控。而清点远华走私案中已曝光的当地“落水干部”，就有2个市委副书记、3个副市长、1个海关关长、2个副关长、市工行行长、市人行行长、市规划局局长、市国税局局长、市土地局2个副局长以及10来个大型国有公司的老总等。这还不包括北京和福建其他地区的涉案官员。据说，在庭审中已有新的腐败官员被急于保命的疑犯指供出来。
与湛江案相比，远华案的主角赖昌星在攻破权力防线上又发展了一些新手法。用国家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的话说，虽然远华走私案仍主要是通过“金钱收买”，但有很多“新花样”，有“10来种手段”。除了送金钱外，走私分子还送有关人员的子女到国外读书，并向有关人员“送美人、送住房、送汽车”，或者送内地赴香港的“单程证”(不限定回程日期的通行证)。
而与湛江案最大的区别是，赖某的关系网已不仅仅局限在厦门，而一直延伸到福建省乃至北京。许多人都奇怪公安部门的进出入境管理处“好像远华家里设的”，严格控制的“单程证”一拿就是100多张。而当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和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都因远华案而相应落马时，这个悬念也就不解自破。
远交近攻，以上压下，拉虎皮做大旗，这些都是远华的拿手好戏。在醒目处悬挂与高层领导人的合影，邀请高官到厦门视察，卖弄与北京的上层关系是常用招数。在一个小小的厦门，这些来头很大的神秘光环会发生奇妙的作用。最后，甚至已经不仅仅是赖昌星有求于当地官员，而是官员们也有求于赖的上层关系。这些所谓的“背景”、“关系”，有些纯粹是子虚乌有，有些是偷梁换柱，有些则毫不含糊。涉嫌收取巨额费用和个人贿赂而出卖进出口权给远华的当地国有外贸公司，以及涉嫌放纵走私的各路海关，事后都以“上面批条”，要求给远华关照为辩解理由。除了曝光这些贪官，我们还有勇气曝光这些“条子”吗？
二、比抢劫还快的暴富之门：走私。
相信许多人对香港“世纪大盗”张子强还记忆犹新。他的一番惊世骇俗的“人生信条”曾被媒体作为反面教材而广为传播：
我在这个世上不能让自己受穷，我没有时间和耐心在正当行业去打工挣钱，我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辛苦劳动，生命是很短暂的、很脆弱的，几十年光景一阵就过去了，人的一生中真正有思想的时间，仅仅是中年壮年一段时间。我已经40多岁了，我要富起来就必须采取一些突破性的手法。在这个世界上，钱是最重要的！没有它什么都不行。但是，要绑架这些有钱人，也只有我一个人能干，别人是干不成这些大事的。
张子强致富的“突破性手法”就是抢劫和绑架。当他仅仅在两宗绑架生意中就得手16亿多港币时，许多人都在惊叹他的发财速度。但是，这个速度和赖昌星的比起来，则不啻是小巫见大巫。
赖氏原籍福建，据称曾以捡破烂为生。70年代逃港，改革开放后以港商身份回福建寻找机会。生意小打小闹，没有成太大气候。直到那时，与赖有着相同经历的“出口转内销”的机会主义者，在沿海城市数不胜数。大多数人直到今天还只是一个“三资企业”小厂主，衣食不愁，暴富无望。赖的不同在于他找到了暴富的“突破性手法”——走私。或许他也没有想到，这居然是比“世纪大盗”喊打喊杀的“突破性手法”快得多的致富之门。
1994年，通过和“特种企业”合作走私电脑芯片“热过身”的赖昌星来到厦门，创办了远华公司，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了。仅仅5年下来，在打通所有关节，走私了从电脑芯片到各种汽车、摩托车，从化工原料到整船整船的成品油，从民用建筑材料到武器军火的价值数百亿的货物后，他为自己积累了20多亿的财富。想想张子强，自1991年首次做一笔大买卖——香港启德机场押款车大劫案——到1998年落网，7年时间的个人积累还不到8亿。
这就是当今“远华特色”的致富故事。当权和钱相结合，许多暴富的神话就会产生，并让最成功的大盗都望尘莫及。
幼稚病和糊涂病？
今年5月19日，厦门当地最高舆论机构《厦门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打击走私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在被流言包围的厦门，这是首次出现的公开谈论走私大案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含义丰富：
“如果把这场斗争仅仅理解为打击经济犯罪，那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如果对走私分子、腐败分子的罪恶本质认识不清，痛恨不起来甚至心存同情，那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糊涂。”对比这两句话所给出的标准，幼稚和糊涂仍随处可见。
关于厦门人看远华，目前最常见的说法是，赖昌星虽然在厦门做着数百亿元的大生意，但他从当地银行贷来的款项、走私的销售款等都放在香港，在厦门的账户基本是空的，用钱的时候从香港提现金过来。且几年来虽然经营项目众多，但交税极少，对厦门特区没什么贡献，却给厦门的形象抹了黑。
作为反证，当局说通过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净化了经济发展环境，许多跨国公司纷纷投资厦门。厦门的私营经济也大幅度上升，许多有眼光的经营者认为厦门目前是“重新洗牌”的大好时机，高潮时新注册的公司平均每个月达1000多家。厦门经济已开始走出低谷，走私给厦门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局面得到了扭转。
这种说辞与我们在湛江走私大案查获后所听到的惊人地相似。按照这种只关注经济得失的逻辑，如果赖昌星给厦门大方地“留利”，把好处施与的对象从特权阶层扩大到整个厦门经济，这是否就是“造福一方”？是否就理所应当地“痛恨不起来”？事实上，这种逻辑在湛江、厦门之外的一些“群众性走私”泛滥的地区颇有市场。在那里，走私呈现基础根深蒂固、几乎人人受惠的局面。就在湛江走私大案被查处后，还有人说：他们（贪官）太贪了，连利益均沾都不知道，难怪有那么多人要举报他们。
在中国外经贸大学走私问题专家王福明看来，走私最大的危害不在于偷逃了关税，而是腐蚀了人的思想，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与现在的幼稚和糊涂相比，官员们当初的幼稚和糊涂更可怕。
赖昌星初到厦门时，就以其大手笔得到厦门许多官员的青睐和赞赏。和许多地方一样，在招商引资的政绩要求下，在厦门同样是资金进来了，不问来历；经济发展了，不问因由；后来，业务全面开花的远华俨然成为厦门经济发展的象征，成为地方领导向来厦门视察的中央领导人重点介绍的“样板企业”。1996年，当3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破土动工，中央、省、市近2000名嘉宾云集祝贺时，赖昌星无疑达到了其人生的顶峰。
给地给贷款给项目给关照给政协委员的头衔。细说起来，官员们的所谓幼稚和糊涂只是表象。他们的账是算在自家的算盘上，在这方面贪官从来就不糊涂。
有更大的没有？
事实上，现在人们关心的已不仅仅是远华走私的规模、手法和结局，他们更想知道的是：谁将是这场腐败竞赛的终结者？远华会是最后的疯狂吗？“最大规模走私案”的帽子还能戴多久？
赖昌星在厦门走私不过5年多时间。走私高潮期大致在1996、1997年。而一些公认的走私重灾区的走私历史可以计算到过去20年，并几乎可以计算到家家户户。它们还没有被真正去触及。用一个海关人员的话说，赖昌星个人资产不过20多亿，绝不会是最大的。
不容否认，1998年开始全面动员打击走私之后，尤其是近期明显加强了反腐力度之后，大规模走私泛滥的状况已基本遏制，且打私的高压态势并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今后即使挖出更大的走私案，也只是对过去的罪恶迟到的清算。
会不会出现更大的走私取决于走私会不会重新泛滥，而这又取决于：
腐败会不会更大地泛滥？
入世及关税的减低会以多快的速度进行？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能有多大的提高？
腐败对走私的推波助澜作用自然不需多言，相应的，在打击走私中的反腐目前也是紧锣密鼓。从高层领导对远华案“一查到底，上不封顶"的批示，到“苍蝇和老虎”都要打的宣言中，都可见到反腐的决心。据悉，国务委员吴仪在远华案开审前曾代表中央高层表示，不要怕丑，要审全部审，一个也不能少，不能漏。先由高级官员开始，要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全世界。
而要从经济上给走私釜底抽薪，短期看需要将一些不合理的关税税率降下来，消除内外价差。长期看需要中国的产品真正培养起竞争力，而不是被“水货”很轻易就冲击得溃不成军。比如我国目前IT产品平均关税高达15.4％，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不足3％，中等发达国家的关税不到5％，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我国也属于关税偏高的国家。印度的IT产品关税也曾经较高，后来率先将软件产品关税减为零，结果大大促进了国外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进入，现已成为世界第二软件大国。再比如，我国石油产品高昂的成本，价格上“就高不就低”式的与国际接轨，客观上也为成品油的走私泛滥提供了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走私也是入世前中外产品的竞争预演。预赛中输了，入世后的决赛能打赢吗？欲让远华成为走私最后的疯狂，除了严打贪官，还需要中国的企业们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