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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环境哲学都致力于汲取不同学科和知识领域的养料，以形成自身有益于立法者和公众追求和谐的、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和动力。环境哲学的重要起源之一是对历史学家林恩·怀特做出的基督教是现代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的回应。2 怀特主要讲了两个观点，其一，基督教将自然世俗化，破除了开发自然的精神障碍；其二，基督教鼓励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为大规模开发自然提供了手段。他指出：“除非我们找到另外一种宗教或者重新思考我们原有的宗教，否则更多的科学技术不会使我们摆脱目前的环境危机。”3 因此，环境哲学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吸收融合东方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如深层生态学即深受道家和禅宗曹洞宗的思想影响。如德韦尔和塞欣斯曾说：“当代的深层生态主义者已经从道家经典《老子》和13世纪日本佛教大师道元的著作中发现了灵感。”4奈斯更明确地说：“我所说的‘大我’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5 佛教思想文化是当代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近年来，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成果有显著增长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环境哲学传入我国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环境哲学资源，出版、发表了不少相关论著。
陈红兵教授近10年来一直从事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成果丰硕。2011年出版专著《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近年来先后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等期刊以及相关学术会议发表佛教生态思想研究论文20余篇。陈红兵教授在《哲学研究》2013年第7期上发表的《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一文中，系统论述了佛教生态哲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陈教授认为，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应超越早期该领域研究比照西方环境哲学观念的比附式研究方法，从佛教自身的根本价值追求、思想观念、德性修养实践出发，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陈红兵教授选择将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与德性伦理相结合的研究进路，不仅体现了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走向成熟的趋势，也是近年来该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国内外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均大体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欧美佛教界、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偏重于从生态文化思潮的主流观念出发研究佛教生态思想，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将佛教缘起论视作生态整体论世界观。80年代末开始，一些学者如哈里斯开始质疑佛教的生态思想性质。此后，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研究佛教生态思想，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英国杜伦大学库珀（David E. Cooper）、詹姆斯（Simon P. James）关于佛教生态思想的德性论研究。我国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情形也大体如此。早期以佛教缘起论作为佛教生态哲学基础的观点甚为流行。1998年开始有学者提出从德性论的角度研究佛教生态思想。陈红兵教授发表的《佛教生态德性论研究》1 和《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两篇论文是佛教生态哲学德性论研究的代表作。
佛教生态哲学的德性论研究的形成与近年来德性伦理的复兴与环境美德伦理研究的兴起密切相关。自1958年安斯库姆发表“现代道德哲学”2一文开始，德性伦理学开始复兴。德性伦理复兴的代表性作品是麦金泰尔的论著《追寻德性》（After Virtue）。正如麦金泰尔所言，德性伦理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性道德谋划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现代人寻求道德救赎的努力。在环境研究领域，德性伦理的复兴促使了环境美德伦理研究的兴起，自1983年，托马斯·希尔（Thomas Hill Jr.）发表《人类卓越理想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3以来，不少学者如桑德勒、弗雷泽开始探讨环境美德伦理的可能及其内涵。桑德勒甚至认为环境美德伦理为环境伦理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并强调这种方法“是发展环境伦理的替代性方法，而不是补充性的方法”。4 佛教生态哲学的德性论研究的兴起既得益于当代德性伦理复兴的大背景，也是佛教生态学研究对“环境美德伦理”这一环境伦理学新进路的呼应。库珀、詹姆斯在其论著《佛教、德性与环境》第一章第一节“两种趋势”中，即明确将近期德性伦理的复兴与环境伦理的兴起，作为自身佛教环境德性伦理研究的思想背景。5 可以说，佛教生态德性论是佛教生态哲学与环境美德伦理的新结合，是从佛教哲学和佛教传统文化中挖掘的环境美德伦理养料的重要尝试。
《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第一部分从德性论在佛教哲学中的地位论述了为什么要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文章指出，佛教思想主题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德性修养解脱人生的烦恼和痛苦。佛教理论体系大体上包括解脱论、心性论、修行观和缘起论等方面，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即主体的德性修养。这就决定了德性论在佛教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因此，佛教生态哲学要形成具有自身特制的理论体系，要求以德性论为核心进行研究。
论文第二部分以德性论为核心，结合佛教解脱论、心性论、修行观与缘起论具体论述了佛教生态哲学的四方面内涵：即佛教生态哲学的价值理想、佛教生态哲学的心性论基础、佛教生态哲学的德性修养方式与途径、佛教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础。（1）关于佛教生态哲学的价值理想，文章指出，佛教对涅槃解脱的精神追求，对于转变物质主义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而大乘佛教“利乐有情，庄严佛土”的价值理想则体现了佛教关爱生命，建设美好生态环境的愿望；（2）佛教生态哲学的心性论基础方面，文章揭示，佛教心性染净说将贪欲视作人性的污染，将清净视作人性的理想状态，对于我们批判反思物欲主义人性论具有积极意义。而佛教心性智慧说对于体证真如、度化众生智慧的强调，对于超越现代主客二分的认识思维方式，突出人与环境一体的智慧具有重要价值；（3）大乘佛教阐发的“心净——行净——众生净——佛土净”的德性修养方式与途径，对净化人心、教化众生的强调，对于转变人们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于启发当前环境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均具有启迪意义；（4）作者将佛教缘起论区分为生存境界缘起、存在的缘起性、缘起整体性三种形态，并从三方面分别论述了佛教缘起论对于建设生态文化世界观的价值。作者从德性论视角关于佛教生态哲学的系统论述，对于当代生态哲学更好地吸收融合佛教生态思想资源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在第三部分比较了佛教德性修养实践与自然价值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生态学等西方环境哲学实践方式与途径的内涵，突出了佛教生态德性论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和自律的特征，以及以个人德性修养带动环保实践，以实现“度化众生，净佛世界”的目标在道德动机方面的优势。但是，作者也意识到，佛教生态德性论面临着“实践主体在进行佛教德性修养实践过程中，能否真正将德性修养与环保实践结合起来”的难题。正如作者所言：“实际存在的情况往往是，佛教实践主体往往偏重于德性修养的一面，而忽视现实的社会实践，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遗憾的是，尽管作者指出，“德性修养与世间事业的结合本身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主体自身的实践问题”，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一实践问题，作者并未给出出路。
近年来，台湾地区佛教界领导者以自身精神感召力合组织作用，引导佛教信众、环保志愿者积极投入到生态环保实践的实例，或许能够启发我们发挥佛教德性修养的在生态环保实践中的积极作用的方式和途径。在这方面，慈济志愿者的行为很有说服力，如台湾屏东的官员曾经发起清理河岸附近垃圾的号召，但应者寥寥。后来慈济功德会介入到这一活动中去，提出的口号是“拾一份垃圾、积一份功德”。或许是因为这一倡导，也或许是因为慈济会员以行动感动了当地百姓，很多人加入到治理社区环境的行列中来。佛教志愿者的这些优势拓展到生态环保上，必能成为生态环保建设的巨大力量。在这方面，我们仍以台湾慈济功德会为例。慈济功德会是台湾地区最大的民间组织。1990年慈济开始参与环保，在2005年，慈济在台湾注册的环保志愿者最少有44 700位。慈济志愿者参与的生态环保实践包括到大专院校宣传环保，做资源回收，参加社区环保活动，到居民家中收集和分类垃圾等等。从1990年起，慈济“回收并转卖的资源超过一亿六千万新台币”，他们通过循环使用纸张所节约的资源等同于少砍伐了三十六万棵20年树龄的树。1
[作者单位：郭辉，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朱凯）
陈红兵教授近10年来一直从事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成果丰硕。2011年出版专著《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近年来先后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等期刊以及相关学术会议发表佛教生态思想研究论文20余篇。陈红兵教授在《哲学研究》2013年第7期上发表的《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一文中，系统论述了佛教生态哲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陈教授认为，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应超越早期该领域研究比照西方环境哲学观念的比附式研究方法，从佛教自身的根本价值追求、思想观念、德性修养实践出发，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陈红兵教授选择将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与德性伦理相结合的研究进路，不仅体现了佛教生态哲学研究走向成熟的趋势，也是近年来该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国内外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均大体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欧美佛教界、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偏重于从生态文化思潮的主流观念出发研究佛教生态思想，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将佛教缘起论视作生态整体论世界观。80年代末开始，一些学者如哈里斯开始质疑佛教的生态思想性质。此后，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研究佛教生态思想，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英国杜伦大学库珀（David E. Cooper）、詹姆斯（Simon P. James）关于佛教生态思想的德性论研究。我国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情形也大体如此。早期以佛教缘起论作为佛教生态哲学基础的观点甚为流行。1998年开始有学者提出从德性论的角度研究佛教生态思想。陈红兵教授发表的《佛教生态德性论研究》1 和《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两篇论文是佛教生态哲学德性论研究的代表作。
佛教生态哲学的德性论研究的形成与近年来德性伦理的复兴与环境美德伦理研究的兴起密切相关。自1958年安斯库姆发表“现代道德哲学”2一文开始，德性伦理学开始复兴。德性伦理复兴的代表性作品是麦金泰尔的论著《追寻德性》（After Virtue）。正如麦金泰尔所言，德性伦理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性道德谋划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现代人寻求道德救赎的努力。在环境研究领域，德性伦理的复兴促使了环境美德伦理研究的兴起，自1983年，托马斯·希尔（Thomas Hill Jr.）发表《人类卓越理想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3以来，不少学者如桑德勒、弗雷泽开始探讨环境美德伦理的可能及其内涵。桑德勒甚至认为环境美德伦理为环境伦理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并强调这种方法“是发展环境伦理的替代性方法，而不是补充性的方法”。4 佛教生态哲学的德性论研究的兴起既得益于当代德性伦理复兴的大背景，也是佛教生态学研究对“环境美德伦理”这一环境伦理学新进路的呼应。库珀、詹姆斯在其论著《佛教、德性与环境》第一章第一节“两种趋势”中，即明确将近期德性伦理的复兴与环境伦理的兴起，作为自身佛教环境德性伦理研究的思想背景。5 可以说，佛教生态德性论是佛教生态哲学与环境美德伦理的新结合，是从佛教哲学和佛教传统文化中挖掘的环境美德伦理养料的重要尝试。
《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第一部分从德性论在佛教哲学中的地位论述了为什么要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文章指出，佛教思想主题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德性修养解脱人生的烦恼和痛苦。佛教理论体系大体上包括解脱论、心性论、修行观和缘起论等方面，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即主体的德性修养。这就决定了德性论在佛教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因此，佛教生态哲学要形成具有自身特制的理论体系，要求以德性论为核心进行研究。
论文第二部分以德性论为核心，结合佛教解脱论、心性论、修行观与缘起论具体论述了佛教生态哲学的四方面内涵：即佛教生态哲学的价值理想、佛教生态哲学的心性论基础、佛教生态哲学的德性修养方式与途径、佛教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础。（1）关于佛教生态哲学的价值理想，文章指出，佛教对涅槃解脱的精神追求，对于转变物质主义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而大乘佛教“利乐有情，庄严佛土”的价值理想则体现了佛教关爱生命，建设美好生态环境的愿望；（2）佛教生态哲学的心性论基础方面，文章揭示，佛教心性染净说将贪欲视作人性的污染，将清净视作人性的理想状态，对于我们批判反思物欲主义人性论具有积极意义。而佛教心性智慧说对于体证真如、度化众生智慧的强调，对于超越现代主客二分的认识思维方式，突出人与环境一体的智慧具有重要价值；（3）大乘佛教阐发的“心净——行净——众生净——佛土净”的德性修养方式与途径，对净化人心、教化众生的强调，对于转变人们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于启发当前环境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均具有启迪意义；（4）作者将佛教缘起论区分为生存境界缘起、存在的缘起性、缘起整体性三种形态，并从三方面分别论述了佛教缘起论对于建设生态文化世界观的价值。作者从德性论视角关于佛教生态哲学的系统论述，对于当代生态哲学更好地吸收融合佛教生态思想资源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在第三部分比较了佛教德性修养实践与自然价值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生态学等西方环境哲学实践方式与途径的内涵，突出了佛教生态德性论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和自律的特征，以及以个人德性修养带动环保实践，以实现“度化众生，净佛世界”的目标在道德动机方面的优势。但是，作者也意识到，佛教生态德性论面临着“实践主体在进行佛教德性修养实践过程中，能否真正将德性修养与环保实践结合起来”的难题。正如作者所言：“实际存在的情况往往是，佛教实践主体往往偏重于德性修养的一面，而忽视现实的社会实践，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遗憾的是，尽管作者指出，“德性修养与世间事业的结合本身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主体自身的实践问题”，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一实践问题，作者并未给出出路。
近年来，台湾地区佛教界领导者以自身精神感召力合组织作用，引导佛教信众、环保志愿者积极投入到生态环保实践的实例，或许能够启发我们发挥佛教德性修养的在生态环保实践中的积极作用的方式和途径。在这方面，慈济志愿者的行为很有说服力，如台湾屏东的官员曾经发起清理河岸附近垃圾的号召，但应者寥寥。后来慈济功德会介入到这一活动中去，提出的口号是“拾一份垃圾、积一份功德”。或许是因为这一倡导，也或许是因为慈济会员以行动感动了当地百姓，很多人加入到治理社区环境的行列中来。佛教志愿者的这些优势拓展到生态环保上，必能成为生态环保建设的巨大力量。在这方面，我们仍以台湾慈济功德会为例。慈济功德会是台湾地区最大的民间组织。1990年慈济开始参与环保，在2005年，慈济在台湾注册的环保志愿者最少有44 700位。慈济志愿者参与的生态环保实践包括到大专院校宣传环保，做资源回收，参加社区环保活动，到居民家中收集和分类垃圾等等。从1990年起，慈济“回收并转卖的资源超过一亿六千万新台币”，他们通过循环使用纸张所节约的资源等同于少砍伐了三十六万棵20年树龄的树。1
[作者单位：郭辉，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