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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人生就是舞台，角色就是自己，职业角色是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今天这个话题就问到了自己做人的核心地带。戏已开演，看大家是怎样扮演自己的角色吧。
老板的大脑
易先生 34岁
非公企业员工
【诉说】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我在一家玩具厂搞销售。当时，玩具业不景气，深圳、东莞一带好多港资、台资的工厂都倒闭了，我所在的厂子勉强维持。8月，员工跳槽现象出现。9月，员工工资停发，管理层人员松动，走的走，闹的闹，人心基本散了。我是销售骨干，老板苦苦挽留，他用哀求的语气跟我说：“你是我最信得过的人，留下来帮帮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银行里还有大笔贷款，厂子一倒就全完了。”
我是2004年来厂的，厂子规模不大，只有300名员工。老板四十出头，原是深圳郊区的农民，靠吃苦耐劳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宽松局面，淘得第一桶金，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老板。我也是草根出身，刚进厂时兜里只有20元钱。从业务员一路做下来，老板很关照我，我也很得他的赏识。现在，他的事业遭遇难关，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我，所以，于情于理我都该留下来，跟他一起坚持。
坚持不等于守堆，我要为老板献计策，用当下流行的话讲，就是工作上有创新。我的第一计是无论多难，都要按时发放员工工资，尤其是一线员工的薪水，这样才能稳定军心。人心稳了，厂子才能避免自由落体式的坍塌。老板采纳了，用房屋做抵押贷得一笔钱，支付了员工工资，把拖欠的部分也补发了。
我的第二计是“傍大款”。随着欧美等海外加工贸易订单的锐减，能接到大订单的，只有那几家实力雄厚的大工厂。我带着业务员走出深圳、东莞，到珠海、佛山去寻找3000人以上的规模玩具厂，发现一个就去洽谈一个。一次，为了拿下佛山一玩具厂的转包合同，我在厂门口守了三天，终于见到了厂长，做成一单。实践证明，这种傍大款式的接外包业务方式，让我们厂躲过了破产一劫。
我的第三计是包装“烂尾玩具”。所谓“烂尾玩具”，就是那些快要倒闭或者已经倒闭的玩具厂留下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像房地产界的烂尾楼一样，用之无利，弃之可惜。如果把它用低价收过来，再进行深加工，烂尾玩具就有可能变成品牌玩具。
老板当然举双手赞成。一次，听说东莞凤岗镇有家公仔玩具厂倒闭了，我马上赶过去，把那里剩下的原材料和半成品，一并低价买下，并运回厂里进行精加工。然后，我又奔赴粤北、广西等地的中小城市，在那里建立代理商网络，把我们厂制做的公仔玩具，卖到城镇甚至农村。由于成本低、价格实惠，深受低端消费者的欢迎。
我的三计逐步实施完善后，取得了很好的业绩。2009年1月，老板惊讶地发现，工厂从2008年4月到10月，每月都要亏损两三万。但到了11月后，我的三计全面铺开，厂里的月纯利润居然达到了6万。老板兴奋不已，也感激不已。
2010年春节前夕，我被提升为副厂长兼营销总经理。老板对那些准备回家过年的员工们说：“你们放心，有易总在，我这个老板就不担心发不出工资，也不愁没钱搞福利。所以年后你们一定要回来，挣得一分不会少，还会得到更多。金融危机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人心散了，那才叫完蛋。你们不散，厂子就不会散。”
从那以后，我和老板一边致力于中小城镇的销售网络建设，一边搞新产品开发。最难的时期就这样熬过来，现在工厂已走向正轨，虽比不上鼎盛时期的2005年，但没有员工跳槽，没有工资拖欠，年底大家还有红包，从几千到几万，称得上分配公平，皆大欢喜。
回头看我的三计，可以说计计正确。我敢拍着胸脯说，没有这三计，就没有今天的局面。诸位说我在职场是什么角色？老板的得力助手？那可屈才了。我已经是老板的智库，甚至是他的大脑啦！
职场跳蚤
于小姐 27岁
公司文员
【诉说】吴双（化名）是我的同事兼好友，怎么说她呢，真是名如其人，天下无双啊！她一到公司就显得很特别，背着一个又大又沉的双肩包走进办公室，里面除了日常用品，竟然还有军用压缩饼干和瓶装的负离子水，外加一个手电筒。一问才知，自打日本大地震兼海啸发生后，她就包不离身了。同事们哈哈大笑，她却嘟囔道：“到时候你们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她的办公桌本来在我对面，但她看中了一个挨着厕所的小角落，就提出跟人家换，小角落的主人一百个愿意。置换后，她每天安坐在那里，私下得意地跟我说：“我可以看到所有人，但你们却看不到我。只有坐在这样的位置上，心才安定。”
我们公司是她8年工龄所换的第四家公司。跟一般的跳槽者不同的是，她每一次换工作，不是因为干不下去了，也不是因为收入待遇，恰恰是因为将要受到重用，提职提薪。她聪明干练，工作上能力很强，很得领导赏识，也很会跟领导相处。不管什么样的上司，也不管能力大小、有德无德，她决不会闹别扭、使反劲，一率顺从尊敬。她的能力，她的“听话”，都成为她的职业优势。由于用得顺手，很容易成为上司栽培的对象，受重用便顺理成章了。
她内心其实十分需要这种感觉，有领导这棵树罩着，就等于划了个安全的维度，她很得意，也很受用。但一想到提拔后带来的责任，又变得焦虑不安。思来想去纠结了一星期，不安压倒了得意，她选择辞职，让赏识她的领导们一头雾水、百思不解。
她工作的第二家公司，是个处于快速发展期的小公司。老板有意让她去新开的分公司任经理，她有过片刻的兴奋，但很快，兴奋就被疑惑取代。她不断地问自己：能胜任吗？干不好怎么办？刚来不久就被委以重任，老板是何居心？
她被这一连串的问号和想象出的各种后果，折腾得坐卧不宁、心力交瘁。思考了一星期后，她再次递上了辞呈，理由是深度失眠，无力工作。老板越想越觉不对劲，她脸色红润，目光炯炯，怎么看都不像个缺觉的人。但人家去意已定，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不要了，也就没做更多挽留。
第三份工作颇费几分周折，所以她很是珍惜，也很快得到大家的肯定。这家公司氛围很好，午餐时，同事们总是相约去吃饭，结账时抢着买单。吴双勉强去了两次，坐在那听大家近距离的说笑嬉闹，竟浑身不自在起来，先是提前离场，后来索性找个借口就不参加了。可同事们又都不忘她，常常捎带个鸡腿、沙丁鱼什么的，让她不收不是，收了内心会十分不舒服。尤其是那个叫鑫鑫的女孩，围着吴双姐长姐短的，还给她电影票，让她非常惶恐。 这里的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无利不起早，他们这么做动机是什么？她的脑海里再次画起问号，越问越觉得危机四伏。当老总宣布由她接任某部门经理一职时，她的心一沉，再听听大家的祝贺话，心更不安，仿佛那些预感到的危机正步步逼近。于是，她又递交了辞职书，仓皇离开。
有了第四份工作后，我们认识了。别看她害怕紧密、近距离的同事关系，但对团体又是那样的渴望和依赖。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会，甚至小学的，她不管多忙，都场场参加。对网络交流也很热衷，QQ群、微博友，她深入其中很自如，曾笑着跟我说：“像找到队伍的感觉，那是个暖烘烘的集体，让人有归属感。”
下班了，吴双从她的安全角落站起，轻舒了口气。等大家陆续离开后，她背起大包包，走到我的身边。有意思的是，她跟我走得很近，理由很简单，我面善，让她有安全感。我给她的职场形象定位为跳蚤，跳来跳去不为名利、不因欲望，而是源于深深的不安。
处久了，她向我讲起她的童年。父亲对女儿喜怒无常，变化之根却是母亲。母亲心情好了，父亲就对女儿表现出疼爱；一旦母亲心情不好，父亲就翻脸对女儿发怒。女儿很少得到来自家庭持续稳定的关爱，时时刻刻都处在变化不测之中，久而久之，每个亲人都无法让她感到信赖。
我不是心理学家，但对这方面的知识多少知道一些。像吴双这样的职业心态，跟儿时境遇密不可分。家庭造就了她多疑、自卑、敏感、脆弱的心理，做下属时，她能让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可一旦让她走向领导岗位，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她便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否定自己的决定，揣摩他人的动机，设想不良的结局，最后在疲惫不堪中选择逃离。
虚伪的正义感
周女士 30岁
媒体人
【诉说】我在电视台的一档民生新闻节目组工作。3年前的一天，下班时，我正走出大门，被一个来访者拦住，此人一看就是外地人，风尘仆仆的，劈头就问：“姑娘，信访局在哪？”听口音，肯定是我老家那块的，乡音啊，我的心一动，但快速稳下来，用标准的普通话告诉他怎么走，然后转身闪人。平常讲话时，大家都说我的乡音很重，做节目时自然要十分注意，普通话要讲得字正腔圆。但这次，我刻意修饰乡音，不为别的，我是怕此人从口音中发现我这个老乡，然后把我当成救命稻草，让我麻烦缠身。
去年的一天，电视台大门前又出现了那对婆媳。我说“又”，是因为这对婆媳是上访专业户了，拆迁上的事，觉得不公平。信访局那边走不通，就往电视台跑，记者、保安们都认得她俩。这次，儿媳在人行道上写满了粉笔字，路人放慢脚步一行一行地看，围了许多人。一位大妈问婆婆：“你们晚上住哪？”婆婆说路对面小花坛的长椅上。有位先生给她俩20元钱，让去吃顿饭。更多的人是给出主意，到哪找什么人，到电视台的什么节目，话要怎么说，等等。
我正好从那经过，一听电视台三个字，再听一档民生新闻节目，就是我所在的节目组啊！她们看来真是有冤，反映的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部分真实的。但不管怎么说，她们持之以恒地投诉、上访，背后一定是有问题的。而这个问题，谁能来理清真相，谁又能来最终解决呢？传统媒体，网络，信访部门，当地的职能部门？她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假如她们是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假如她们做出了过激的举动，是不是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下，才有人，才有部门来干预、来解决呢？
这些想法在脑中停留了几秒钟后，我像3年前一样，看了一眼那对婆媳，就转身闪人了。我可以用爱莫能助来说服自己，但到了傍晚5：30分，我在为直播节目的主持人撰稿时，突然觉得自己特别虚伪。这档节目不是以关注民生、人文力量自居吗？不是以公平社会建设为己任吗？在收视率一路走高的关注度里，组里的每个人，自觉不自觉地，都有了现代包公感，都有了和谐社会、幸福生活推助者的成就感。我撰写的稿件，忽而激扬澎湃，忽而深沉理性，再加上小有名气的主播字正腔圆的转述，被观众视为“说真话、说人话、说百姓心里话”的化身。
可当下，面对电脑屏，我却一个字也敲不出来了。我看到了社会责任的缺席、公益良知的丧失，更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和麻木。我一直以正义力量、社会良心的职业角色自居，其实，连路边一对可怜人都不敢相帮，我力量何在，良心又何在？我是一个虚伪的媒体人，我愧对观众，更愧对自己得意满满、观众也很是认可的职业角色。
责编 / 陈洁雅
[email protected]
老板的大脑
易先生 34岁
非公企业员工
【诉说】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我在一家玩具厂搞销售。当时，玩具业不景气，深圳、东莞一带好多港资、台资的工厂都倒闭了，我所在的厂子勉强维持。8月，员工跳槽现象出现。9月，员工工资停发，管理层人员松动，走的走，闹的闹，人心基本散了。我是销售骨干，老板苦苦挽留，他用哀求的语气跟我说：“你是我最信得过的人，留下来帮帮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银行里还有大笔贷款，厂子一倒就全完了。”
我是2004年来厂的，厂子规模不大，只有300名员工。老板四十出头，原是深圳郊区的农民，靠吃苦耐劳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宽松局面，淘得第一桶金，是一个典型的草根老板。我也是草根出身，刚进厂时兜里只有20元钱。从业务员一路做下来，老板很关照我，我也很得他的赏识。现在，他的事业遭遇难关，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我，所以，于情于理我都该留下来，跟他一起坚持。
坚持不等于守堆，我要为老板献计策，用当下流行的话讲，就是工作上有创新。我的第一计是无论多难，都要按时发放员工工资，尤其是一线员工的薪水，这样才能稳定军心。人心稳了，厂子才能避免自由落体式的坍塌。老板采纳了，用房屋做抵押贷得一笔钱，支付了员工工资，把拖欠的部分也补发了。
我的第二计是“傍大款”。随着欧美等海外加工贸易订单的锐减，能接到大订单的，只有那几家实力雄厚的大工厂。我带着业务员走出深圳、东莞，到珠海、佛山去寻找3000人以上的规模玩具厂，发现一个就去洽谈一个。一次，为了拿下佛山一玩具厂的转包合同，我在厂门口守了三天，终于见到了厂长，做成一单。实践证明，这种傍大款式的接外包业务方式，让我们厂躲过了破产一劫。
我的第三计是包装“烂尾玩具”。所谓“烂尾玩具”，就是那些快要倒闭或者已经倒闭的玩具厂留下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像房地产界的烂尾楼一样，用之无利，弃之可惜。如果把它用低价收过来，再进行深加工，烂尾玩具就有可能变成品牌玩具。
老板当然举双手赞成。一次，听说东莞凤岗镇有家公仔玩具厂倒闭了，我马上赶过去，把那里剩下的原材料和半成品，一并低价买下，并运回厂里进行精加工。然后，我又奔赴粤北、广西等地的中小城市，在那里建立代理商网络，把我们厂制做的公仔玩具，卖到城镇甚至农村。由于成本低、价格实惠，深受低端消费者的欢迎。
我的三计逐步实施完善后，取得了很好的业绩。2009年1月，老板惊讶地发现，工厂从2008年4月到10月，每月都要亏损两三万。但到了11月后，我的三计全面铺开，厂里的月纯利润居然达到了6万。老板兴奋不已，也感激不已。
2010年春节前夕，我被提升为副厂长兼营销总经理。老板对那些准备回家过年的员工们说：“你们放心，有易总在，我这个老板就不担心发不出工资，也不愁没钱搞福利。所以年后你们一定要回来，挣得一分不会少，还会得到更多。金融危机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人心散了，那才叫完蛋。你们不散，厂子就不会散。”
从那以后，我和老板一边致力于中小城镇的销售网络建设，一边搞新产品开发。最难的时期就这样熬过来，现在工厂已走向正轨，虽比不上鼎盛时期的2005年，但没有员工跳槽，没有工资拖欠，年底大家还有红包，从几千到几万，称得上分配公平，皆大欢喜。
回头看我的三计，可以说计计正确。我敢拍着胸脯说，没有这三计，就没有今天的局面。诸位说我在职场是什么角色？老板的得力助手？那可屈才了。我已经是老板的智库，甚至是他的大脑啦！
职场跳蚤
于小姐 27岁
公司文员
【诉说】吴双（化名）是我的同事兼好友，怎么说她呢，真是名如其人，天下无双啊！她一到公司就显得很特别，背着一个又大又沉的双肩包走进办公室，里面除了日常用品，竟然还有军用压缩饼干和瓶装的负离子水，外加一个手电筒。一问才知，自打日本大地震兼海啸发生后，她就包不离身了。同事们哈哈大笑，她却嘟囔道：“到时候你们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她的办公桌本来在我对面，但她看中了一个挨着厕所的小角落，就提出跟人家换，小角落的主人一百个愿意。置换后，她每天安坐在那里，私下得意地跟我说：“我可以看到所有人，但你们却看不到我。只有坐在这样的位置上，心才安定。”
我们公司是她8年工龄所换的第四家公司。跟一般的跳槽者不同的是，她每一次换工作，不是因为干不下去了，也不是因为收入待遇，恰恰是因为将要受到重用，提职提薪。她聪明干练，工作上能力很强，很得领导赏识，也很会跟领导相处。不管什么样的上司，也不管能力大小、有德无德，她决不会闹别扭、使反劲，一率顺从尊敬。她的能力，她的“听话”，都成为她的职业优势。由于用得顺手，很容易成为上司栽培的对象，受重用便顺理成章了。
她内心其实十分需要这种感觉，有领导这棵树罩着，就等于划了个安全的维度，她很得意，也很受用。但一想到提拔后带来的责任，又变得焦虑不安。思来想去纠结了一星期，不安压倒了得意，她选择辞职，让赏识她的领导们一头雾水、百思不解。
她工作的第二家公司，是个处于快速发展期的小公司。老板有意让她去新开的分公司任经理，她有过片刻的兴奋，但很快，兴奋就被疑惑取代。她不断地问自己：能胜任吗？干不好怎么办？刚来不久就被委以重任，老板是何居心？
她被这一连串的问号和想象出的各种后果，折腾得坐卧不宁、心力交瘁。思考了一星期后，她再次递上了辞呈，理由是深度失眠，无力工作。老板越想越觉不对劲，她脸色红润，目光炯炯，怎么看都不像个缺觉的人。但人家去意已定，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不要了，也就没做更多挽留。
第三份工作颇费几分周折，所以她很是珍惜，也很快得到大家的肯定。这家公司氛围很好，午餐时，同事们总是相约去吃饭，结账时抢着买单。吴双勉强去了两次，坐在那听大家近距离的说笑嬉闹，竟浑身不自在起来，先是提前离场，后来索性找个借口就不参加了。可同事们又都不忘她，常常捎带个鸡腿、沙丁鱼什么的，让她不收不是，收了内心会十分不舒服。尤其是那个叫鑫鑫的女孩，围着吴双姐长姐短的，还给她电影票，让她非常惶恐。 这里的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无利不起早，他们这么做动机是什么？她的脑海里再次画起问号，越问越觉得危机四伏。当老总宣布由她接任某部门经理一职时，她的心一沉，再听听大家的祝贺话，心更不安，仿佛那些预感到的危机正步步逼近。于是，她又递交了辞职书，仓皇离开。
有了第四份工作后，我们认识了。别看她害怕紧密、近距离的同事关系，但对团体又是那样的渴望和依赖。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会，甚至小学的，她不管多忙，都场场参加。对网络交流也很热衷，QQ群、微博友，她深入其中很自如，曾笑着跟我说：“像找到队伍的感觉，那是个暖烘烘的集体，让人有归属感。”
下班了，吴双从她的安全角落站起，轻舒了口气。等大家陆续离开后，她背起大包包，走到我的身边。有意思的是，她跟我走得很近，理由很简单，我面善，让她有安全感。我给她的职场形象定位为跳蚤，跳来跳去不为名利、不因欲望，而是源于深深的不安。
处久了，她向我讲起她的童年。父亲对女儿喜怒无常，变化之根却是母亲。母亲心情好了，父亲就对女儿表现出疼爱；一旦母亲心情不好，父亲就翻脸对女儿发怒。女儿很少得到来自家庭持续稳定的关爱，时时刻刻都处在变化不测之中，久而久之，每个亲人都无法让她感到信赖。
我不是心理学家，但对这方面的知识多少知道一些。像吴双这样的职业心态，跟儿时境遇密不可分。家庭造就了她多疑、自卑、敏感、脆弱的心理，做下属时，她能让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可一旦让她走向领导岗位，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她便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否定自己的决定，揣摩他人的动机，设想不良的结局，最后在疲惫不堪中选择逃离。
虚伪的正义感
周女士 30岁
媒体人
【诉说】我在电视台的一档民生新闻节目组工作。3年前的一天，下班时，我正走出大门，被一个来访者拦住，此人一看就是外地人，风尘仆仆的，劈头就问：“姑娘，信访局在哪？”听口音，肯定是我老家那块的，乡音啊，我的心一动，但快速稳下来，用标准的普通话告诉他怎么走，然后转身闪人。平常讲话时，大家都说我的乡音很重，做节目时自然要十分注意，普通话要讲得字正腔圆。但这次，我刻意修饰乡音，不为别的，我是怕此人从口音中发现我这个老乡，然后把我当成救命稻草，让我麻烦缠身。
去年的一天，电视台大门前又出现了那对婆媳。我说“又”，是因为这对婆媳是上访专业户了，拆迁上的事，觉得不公平。信访局那边走不通，就往电视台跑，记者、保安们都认得她俩。这次，儿媳在人行道上写满了粉笔字，路人放慢脚步一行一行地看，围了许多人。一位大妈问婆婆：“你们晚上住哪？”婆婆说路对面小花坛的长椅上。有位先生给她俩20元钱，让去吃顿饭。更多的人是给出主意，到哪找什么人，到电视台的什么节目，话要怎么说，等等。
我正好从那经过，一听电视台三个字，再听一档民生新闻节目，就是我所在的节目组啊！她们看来真是有冤，反映的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部分真实的。但不管怎么说，她们持之以恒地投诉、上访，背后一定是有问题的。而这个问题，谁能来理清真相，谁又能来最终解决呢？传统媒体，网络，信访部门，当地的职能部门？她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假如她们是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假如她们做出了过激的举动，是不是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下，才有人，才有部门来干预、来解决呢？
这些想法在脑中停留了几秒钟后，我像3年前一样，看了一眼那对婆媳，就转身闪人了。我可以用爱莫能助来说服自己，但到了傍晚5：30分，我在为直播节目的主持人撰稿时，突然觉得自己特别虚伪。这档节目不是以关注民生、人文力量自居吗？不是以公平社会建设为己任吗？在收视率一路走高的关注度里，组里的每个人，自觉不自觉地，都有了现代包公感，都有了和谐社会、幸福生活推助者的成就感。我撰写的稿件，忽而激扬澎湃，忽而深沉理性，再加上小有名气的主播字正腔圆的转述，被观众视为“说真话、说人话、说百姓心里话”的化身。
可当下，面对电脑屏，我却一个字也敲不出来了。我看到了社会责任的缺席、公益良知的丧失，更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和麻木。我一直以正义力量、社会良心的职业角色自居，其实，连路边一对可怜人都不敢相帮，我力量何在，良心又何在？我是一个虚伪的媒体人，我愧对观众，更愧对自己得意满满、观众也很是认可的职业角色。
责编 / 陈洁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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