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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中山抱病北上以求国家“和平统一”
1924年9月23日，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推翻了直系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冯玉祥等人电邀正在广东韶关准备北伐的时任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北来主持一切”，以便“好好施行其计划与主义”。此时，全国各界人心激奋，盼望中国从此能实现统一和从事建设，因而纷纷电请孙中山北上以解决国是。尤其是北方的国民党员，担心孙中山如果不北上，势必使北京陷入无政府状况，又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也一再促请孙中山“为国家计，为国际计，为本党计，务恳大元帅克日北上，以便解决一切”。
此时的孙中山已略感身体不适，却决定抱病北上，作个人的最大努力。他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11月10日，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说：
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加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11月13日，孙中山在作好各方面的安排后，和宋庆龄、汪精卫等人乘“永丰”舰启程北上，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于12月31日再经天津抵达北京。他受到群众和各界人士共10万人的欢迎。孙中山虽勉支病躯，却已不能再对热情的群众自发表讲话了，只能请人代读了一个三百字的“入京宣言”，重申自己来京“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可是，此时的孙中山，除了要忍受不治之症的痛苦之外，还面临另外一个严重困难。当孙中山抵达天津和北京后，尽管冯玉祥依然主张由孙中山主持日后政局，而由段祺瑞主军；但张作霖与段祺瑞则“完全无意于孙”嘲。张作霖的势力大于冯玉祥，段祺瑞自然站在张作霖一边。他们联合起来排挤冯玉祥。在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后，冯玉祥只得宣布离开北京去“入山休养”。所以此时的冯玉祥甚至未能去面见孙中山一次。
二、孙中山对段祺瑞的坚决斗争
当冯玉祥失势之后，北方军阀继续宰割政局之势已成，曾经出现的一线“和平统一”的曙光已被乌云遮盖，北方的环境更为险恶。孙中山虽然坚持到了北京并且清楚地看到与北方军阀协商“解决国是”、“和平统一”的前景渺茫，但仍想作最后的争取。
孙中山坚决反对段祺瑞召开欲重新划分大小军阀势力范围、压制正在蓬勃兴起的国民运动的“善后会议”。在段祺瑞抛出《善后会议条例》之前，孙中山就再三地申明：他此次北上“专促国民会议，求以真正民意图中国之解放、独立”；北上不图权位，“除主持国民会议外，决不加入任何会议”；“主张国民会议之预备会议，不能以善后会议代用”。当《善后会议条例》出笼后，段祺瑞曾派人携《善后会议组织》赴天津，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予以了坚决拒绝。
入京以后，孙中山对军阀赞成召开国民会议的可能性已不抱多少幻想。为了表明和平协商解决国是的诚意，为了争取人民参加解决国是的会议，孙中山于1925年1月17日向段祺瑞发出“筱电”，表示“为国家前途计”，他本人不再“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而段祺瑞却以“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职权本不相同，无妨各异”，从根本上否定了孙中山的主张。2月1日，军阀分赃的“善后会议”在北京如期举行。段祺瑞的顽固态度使一切协商谈判都不可能继续进行，孙中山只有与段祺瑞公开斗争到底。但此时，孙中山的病势已经十分严重了。
到达北京后，孙中山就一直在病榻上，体温忽高忽低，有人建议他到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去，他说：“东郊民巷是租界，我不去。”到了1925年1月25日，他的面色已由黑转黄，不能进食。26日下午孙中山被送入协和医院，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为孙中山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已不能手术。医生们束手无策，只能难过地将腹腔缝合起来。孙中山在青年时代学过医，他对自己的病是心中有数的。但他却不顾重病缠身和刚开过腹腔，仍投身于与军阀的短兵相接中。
1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依据孙中山的指示，决意概不参加善后会议，并发表宣言，命令全党抵制善后会议。31日，又通电全国，主张人民应选举自己的代表，组织全国国民会议，实行监督政府，以民众力量解决国是。孙中山及国民党的主张得到全国各团体及民众的支持。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开幕，标志着革命的民众已经唾弃了善后会议，开始准备自行召集国民会议以奠国基的斗争。不幸的是，孙中山的病情却在此时迅速恶化了。
三、重病中的孙中山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当孙中山被确诊为晚期癌症后，协和医院即正式宣布实行镭锭放射治疗，这“虽能稍减病人痛苦，根本上仍属无效”。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并不绝望，尚欲用至大至刚之气，以战胜此病”。
当然，孙中山亦深知自己病不可治愈，在人世的日子不会太多，因而也开始作一些后事上的安排。他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的政治委员会移设北京，并委派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又陆续约党内同志入京，分别有所指示。
重病中的孙中山，仍然关心着广东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2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根据孙中山的战略，为了粉碎北洋军阀利用陈炯明以消灭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阴谋，为了以在广东军事斗争的胜利支持孙中山在北方的政治使命，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及教导团为主力进行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两天后，他们就收复了上年秋冬被陈炯明占据的东莞城和石龙镇。孙中山得知消息，异常兴奋，立即致电胡汉民、廖仲恺、杨希闵等人，勉励他们努力东征杀敌。孙中山关心东江战争的消息对东征军甚为鼓舞，他们继续攻克淡水、平山，重创陈炯明的主力部队，于3月7日分别攻占汕头和潮安。陈炯明仓皇出逃香港，从此再无力对广州构成威胁。
孙中山在京病重的消息传出后，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那时的报纸上，每天都要报导他的病情，甚至不问政治的人，每天翻开报纸也要首先查看孙中山的病况。全国各地纷纷向北京孙中山居地提出治疗建议，寄赠中药验方。重病中的孙中山自2月初伤口愈合后，即施行镭锭放射治疗，这是那时唯一可以采用的治疗方法，每天一次约2吩钟，至2月14日，共治疗达45小时；除痛苦稍减以外，未见任何效果。协和医院的西医正式宣布孙中山的病已无希望，生命至多不出七日。宋庆龄等人见西医已经绝望，而孙中山的病 象日重，遂商量改用中医治疗，以尽人事并盼出现奇迹；征得孙中山同意后，于2月18日迁回铁狮子胡同住处，延请北京、上海的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等诊治。起初还想治本，未见效果，以后只想治标，尽量排水消肿，以延长孙中山的生命。但无论是治本还是治标，都是药石无效，病势越重了。
此时，国民党要员纷纷入京视疾。国民党北京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则召集了一次紧急的特别会议，一致主张“应趁先生临危以前，请其立一遗嘱，俾同志遵守”，并叮咛医生：“若觉先生濒危，须据实相告，以使请先生立遗嘱”。
四、一代伟人驾鹤西去
孙中山迁回铁狮子胡同以后，病情一天天恶化下去。守候在孙中山左右的人看着其严重的病势，“想念着革命的前途，人人心里都感到惶急”，“迫不得已才和孙先生婉言请示以后的事。他本是学医的人，也知道自己病势厉害，便点头答应了”。
2月24日，孙中山颇感痛苦，已有些支持不住，病状进入危险阶段。国民党北京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即推汪精卫会同孙中山的亲属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入病室看望孙中山。孙中山即命汪精卫以笔记录其政治遗嘱，记毕，命汪精卫读一遍。读完后，孙中山“面呈笑容，精神振奋”；随即又命汪精卫记录其家事遗嘱。此时，“中山则泪涔涔下矣，而宋夫人在外面的哭声亦已闻于室中。中山不忍夫人伤心，遂说改日再签名吧，此时我还不死。”
从3月5日，孙中山开始腹肿胀，到10日时，腹水增胀使之“陷于昏睡状态”。11日，孙中山的眼瞳开始散光。何香凝见状，即向汪精卫等建议赶快请孙中山签署其遗嘱。宋庆龄也表示应这样做。12时许，汪精卫呈上笔录的两份遗嘱稿。孙中山在宋庆龄帮扶下，用孙科的钢笔在两份遗嘱稿上都签上“孙文，3月11日补签”。陈友仁又呈上根据孙中山口述笔录的《致苏俄遗书》英文稿，孙中山也签了字。签字过后，他遍视床前各同志，吩咐遗嘱“逝世后即公布”。
3月11日下午，孙中山神志稍清醒，复以党事、国事训诫汪精卫等，嘱全党同志努力实行“三民主义”，“达到三民五权之目的，则本人死亦瞑目!”3月12日上午，孙中山不时环视床边的家属和同志，作“短语慰勉”，又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的仍是与帝国主义、军阀的奋斗，争取建设—个和平、统一的中国。9时30分，一代伟人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59岁。
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当时的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直到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系死于胆囊癌的真相。
五、孙中山为世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为了昭示党人以后的奋斗，孙中山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即是他临终签署的三个遗嘱。《国事遗嘱》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在《致苏俄遗书》中，孙中山再次表达出“以俄为师”，联合苏俄的愿望。他说：“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孙中山的《国事遗嘱》和《致苏俄书》，集中到一点，就是嘱咐国民党人和革命同志要继续贯彻实现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新三民主义政纲，努力奋斗救中国，夺取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一遗愿和寄望，表达出孙中山对自己未竟革命事业的遗憾，以及他对国民党人及全国革命民众的信心。他相信革命的胜利不会太遥远了。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方兴未艾，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由此断言：“强盛独立之中国”，“不久即将破晓”㈣。
伟大的孙中山，在他的国事遗嘱里，留下的是凝聚了他一生奋斗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表达的是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在其《家事遗嘱》里，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1924年9月23日，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推翻了直系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冯玉祥等人电邀正在广东韶关准备北伐的时任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北来主持一切”，以便“好好施行其计划与主义”。此时，全国各界人心激奋，盼望中国从此能实现统一和从事建设，因而纷纷电请孙中山北上以解决国是。尤其是北方的国民党员，担心孙中山如果不北上，势必使北京陷入无政府状况，又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也一再促请孙中山“为国家计，为国际计，为本党计，务恳大元帅克日北上，以便解决一切”。
此时的孙中山已略感身体不适，却决定抱病北上，作个人的最大努力。他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11月10日，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说：
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加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11月13日，孙中山在作好各方面的安排后，和宋庆龄、汪精卫等人乘“永丰”舰启程北上，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于12月31日再经天津抵达北京。他受到群众和各界人士共10万人的欢迎。孙中山虽勉支病躯，却已不能再对热情的群众自发表讲话了，只能请人代读了一个三百字的“入京宣言”，重申自己来京“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可是，此时的孙中山，除了要忍受不治之症的痛苦之外，还面临另外一个严重困难。当孙中山抵达天津和北京后，尽管冯玉祥依然主张由孙中山主持日后政局，而由段祺瑞主军；但张作霖与段祺瑞则“完全无意于孙”嘲。张作霖的势力大于冯玉祥，段祺瑞自然站在张作霖一边。他们联合起来排挤冯玉祥。在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后，冯玉祥只得宣布离开北京去“入山休养”。所以此时的冯玉祥甚至未能去面见孙中山一次。
二、孙中山对段祺瑞的坚决斗争
当冯玉祥失势之后，北方军阀继续宰割政局之势已成，曾经出现的一线“和平统一”的曙光已被乌云遮盖，北方的环境更为险恶。孙中山虽然坚持到了北京并且清楚地看到与北方军阀协商“解决国是”、“和平统一”的前景渺茫，但仍想作最后的争取。
孙中山坚决反对段祺瑞召开欲重新划分大小军阀势力范围、压制正在蓬勃兴起的国民运动的“善后会议”。在段祺瑞抛出《善后会议条例》之前，孙中山就再三地申明：他此次北上“专促国民会议，求以真正民意图中国之解放、独立”；北上不图权位，“除主持国民会议外，决不加入任何会议”；“主张国民会议之预备会议，不能以善后会议代用”。当《善后会议条例》出笼后，段祺瑞曾派人携《善后会议组织》赴天津，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予以了坚决拒绝。
入京以后，孙中山对军阀赞成召开国民会议的可能性已不抱多少幻想。为了表明和平协商解决国是的诚意，为了争取人民参加解决国是的会议，孙中山于1925年1月17日向段祺瑞发出“筱电”，表示“为国家前途计”，他本人不再“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而段祺瑞却以“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职权本不相同，无妨各异”，从根本上否定了孙中山的主张。2月1日，军阀分赃的“善后会议”在北京如期举行。段祺瑞的顽固态度使一切协商谈判都不可能继续进行，孙中山只有与段祺瑞公开斗争到底。但此时，孙中山的病势已经十分严重了。
到达北京后，孙中山就一直在病榻上，体温忽高忽低，有人建议他到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去，他说：“东郊民巷是租界，我不去。”到了1925年1月25日，他的面色已由黑转黄，不能进食。26日下午孙中山被送入协和医院，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为孙中山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已不能手术。医生们束手无策，只能难过地将腹腔缝合起来。孙中山在青年时代学过医，他对自己的病是心中有数的。但他却不顾重病缠身和刚开过腹腔，仍投身于与军阀的短兵相接中。
1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依据孙中山的指示，决意概不参加善后会议，并发表宣言，命令全党抵制善后会议。31日，又通电全国，主张人民应选举自己的代表，组织全国国民会议，实行监督政府，以民众力量解决国是。孙中山及国民党的主张得到全国各团体及民众的支持。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开幕，标志着革命的民众已经唾弃了善后会议，开始准备自行召集国民会议以奠国基的斗争。不幸的是，孙中山的病情却在此时迅速恶化了。
三、重病中的孙中山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当孙中山被确诊为晚期癌症后，协和医院即正式宣布实行镭锭放射治疗，这“虽能稍减病人痛苦，根本上仍属无效”。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并不绝望，尚欲用至大至刚之气，以战胜此病”。
当然，孙中山亦深知自己病不可治愈，在人世的日子不会太多，因而也开始作一些后事上的安排。他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的政治委员会移设北京，并委派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又陆续约党内同志入京，分别有所指示。
重病中的孙中山，仍然关心着广东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2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根据孙中山的战略，为了粉碎北洋军阀利用陈炯明以消灭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阴谋，为了以在广东军事斗争的胜利支持孙中山在北方的政治使命，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及教导团为主力进行东征，讨伐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两天后，他们就收复了上年秋冬被陈炯明占据的东莞城和石龙镇。孙中山得知消息，异常兴奋，立即致电胡汉民、廖仲恺、杨希闵等人，勉励他们努力东征杀敌。孙中山关心东江战争的消息对东征军甚为鼓舞，他们继续攻克淡水、平山，重创陈炯明的主力部队，于3月7日分别攻占汕头和潮安。陈炯明仓皇出逃香港，从此再无力对广州构成威胁。
孙中山在京病重的消息传出后，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那时的报纸上，每天都要报导他的病情，甚至不问政治的人，每天翻开报纸也要首先查看孙中山的病况。全国各地纷纷向北京孙中山居地提出治疗建议，寄赠中药验方。重病中的孙中山自2月初伤口愈合后，即施行镭锭放射治疗，这是那时唯一可以采用的治疗方法，每天一次约2吩钟，至2月14日，共治疗达45小时；除痛苦稍减以外，未见任何效果。协和医院的西医正式宣布孙中山的病已无希望，生命至多不出七日。宋庆龄等人见西医已经绝望，而孙中山的病 象日重，遂商量改用中医治疗，以尽人事并盼出现奇迹；征得孙中山同意后，于2月18日迁回铁狮子胡同住处，延请北京、上海的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等诊治。起初还想治本，未见效果，以后只想治标，尽量排水消肿，以延长孙中山的生命。但无论是治本还是治标，都是药石无效，病势越重了。
此时，国民党要员纷纷入京视疾。国民党北京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则召集了一次紧急的特别会议，一致主张“应趁先生临危以前，请其立一遗嘱，俾同志遵守”，并叮咛医生：“若觉先生濒危，须据实相告，以使请先生立遗嘱”。
四、一代伟人驾鹤西去
孙中山迁回铁狮子胡同以后，病情一天天恶化下去。守候在孙中山左右的人看着其严重的病势，“想念着革命的前途，人人心里都感到惶急”，“迫不得已才和孙先生婉言请示以后的事。他本是学医的人，也知道自己病势厉害，便点头答应了”。
2月24日，孙中山颇感痛苦，已有些支持不住，病状进入危险阶段。国民党北京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即推汪精卫会同孙中山的亲属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入病室看望孙中山。孙中山即命汪精卫以笔记录其政治遗嘱，记毕，命汪精卫读一遍。读完后，孙中山“面呈笑容，精神振奋”；随即又命汪精卫记录其家事遗嘱。此时，“中山则泪涔涔下矣，而宋夫人在外面的哭声亦已闻于室中。中山不忍夫人伤心，遂说改日再签名吧，此时我还不死。”
从3月5日，孙中山开始腹肿胀，到10日时，腹水增胀使之“陷于昏睡状态”。11日，孙中山的眼瞳开始散光。何香凝见状，即向汪精卫等建议赶快请孙中山签署其遗嘱。宋庆龄也表示应这样做。12时许，汪精卫呈上笔录的两份遗嘱稿。孙中山在宋庆龄帮扶下，用孙科的钢笔在两份遗嘱稿上都签上“孙文，3月11日补签”。陈友仁又呈上根据孙中山口述笔录的《致苏俄遗书》英文稿，孙中山也签了字。签字过后，他遍视床前各同志，吩咐遗嘱“逝世后即公布”。
3月11日下午，孙中山神志稍清醒，复以党事、国事训诫汪精卫等，嘱全党同志努力实行“三民主义”，“达到三民五权之目的，则本人死亦瞑目!”3月12日上午，孙中山不时环视床边的家属和同志，作“短语慰勉”，又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的仍是与帝国主义、军阀的奋斗，争取建设—个和平、统一的中国。9时30分，一代伟人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59岁。
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当时的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直到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系死于胆囊癌的真相。
五、孙中山为世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为了昭示党人以后的奋斗，孙中山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即是他临终签署的三个遗嘱。《国事遗嘱》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在《致苏俄遗书》中，孙中山再次表达出“以俄为师”，联合苏俄的愿望。他说：“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孙中山的《国事遗嘱》和《致苏俄书》，集中到一点，就是嘱咐国民党人和革命同志要继续贯彻实现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新三民主义政纲，努力奋斗救中国，夺取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一遗愿和寄望，表达出孙中山对自己未竟革命事业的遗憾，以及他对国民党人及全国革命民众的信心。他相信革命的胜利不会太遥远了。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方兴未艾，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由此断言：“强盛独立之中国”，“不久即将破晓”㈣。
伟大的孙中山，在他的国事遗嘱里，留下的是凝聚了他一生奋斗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表达的是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在其《家事遗嘱》里，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