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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自近代至当代，无论是出于客观的现实还是主观的意想，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对中日之间出现的所谓“结盟”总是心怀忧虑与揣测，为此，采取坚决反对和瓦解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进行牵制。
关键词：欧美；中日关系；结盟
尽管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本已曲折而复杂，但是，自近代至当代，无论是出于客观的现实还是主观的意想，欧美对中日之间出现的所谓“结盟”总是心怀忧虑与揣测。本文拟就欧美对所谓中日“结盟”的态度与相应的策略做一纵向梳理与粗浅探讨，以求部分展现中日关系互动的欧美因素。
一
所谓结盟，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因面临共同的威胁而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19世纪中后期，西力东渐，中日面临着欧美的威胁。于是，出于对西方的恐惧、谋求生存的需要以及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中日之间出现了二定的互动。
1870年，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赴清谈判清日条约问题，柳原前光声称：“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李鸿章也认为：“日本距苏浙仅二日程，精通华文，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1871年7月，双方签署了《清日修好条约》。《清日修好条约》第二条规定：“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从该条款的内容来看，有中国学者指出：“这显然是一种同盟条约式的规定”；“日本国内最初有此谣传，也可说明在日本曾有人作此想”。
日中互动引起欧美列强的猜疑。1871年6月15日，横滨的法文报纸《日本回声报》报道：“有人向天皇政府建议，派遣特命全权公使与中国政府签订攻守作战同盟。这两国政府的意图，在于同别国交战时互相支援，尤其为应付两国同别国的作战”。与此同时，“在日、中两国的外侨居留区中谣言很多，传说这个使节的用意之所在是要成立一个以外国为对象的日、中攻守同盟”。
《清日修好条约》反映了共同处于西方列强威胁之下的中日在一定程度上谋求互助的愿望，但还远没有达到承诺采取具体军事互助的同盟阶段。但是，美、法、德等列强还是对所谓的日中结盟迹象进行了干预，其中美国政府的态度和随后采取的对策最具有代表性。
1872年2月19日，美国驻日公使谢巴德照会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对《清日修好条约》第二条进行了质疑；“如系事实，即是结成攻守盟约。为此照会阁下，敬询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美国公使认为中、日同盟将会是‘不幸的’”，美国“反对这两个国家间任何形式的同盟”。10月，美国驻日公使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表述了欧美列强讳莫如深的反对日本结盟中、朝的东亚政策。他写道；“我一向认为西方国家的外交代表们的真实政策，应当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种行动路线，使日本政府彻底反对这种主义(指闭关自守或与中朝联盟)，使日本朝廷与中国及朝鲜政府相疏隔，使它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同盟者”。
可见，当时欧美列强、尤其是美国政府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不愿看到日本与中国走得太近，更不用说建立同盟关系。但是，也有一些西方人士从另一角度看待中日关系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1879年8月18日，为斡旋中日间的琉球问题，美国格兰特将军写了一封致清恭亲王的信，此信在发出前曾给日本天皇看过。他写道：“在这包括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广袤的东方”，“具有足够维持其独立的力量的，也不过仅仅两国而已——这两个国家即日本和中国。……日本现在正迅速臻于独立的地步”，“日本所已经做的和现在正做的，中国有力量——我相信也有此抱负——去做。我不难看到有许多外国人、特别是那些和贸易有利害关系的人们，只顾目前，只愿意继续保持现状，以便尽量从东方榨取”，“我希望两国幸勿使他们如愿以偿”。“据说格兰特将军甚至进而建议日、中两国缔结同盟以与西方列强相抗衡，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而“美国政府生怕两国在误以为格兰特将军多少正式是代表美国的情形下，接受美国的斡旋，因此训令它的代表们剖白清楚，他完全是以私人资格行事的”。
鉴于外界对中日“结盟”的不断质询和怀疑，日本一边发表官方声明一边采取进一步行动。1871年6月27日，日本政府出面澄清：“外务省声明，日清订立攻守同盟的传说毫无根据”。1872年4月9日，副岛种臣向美国做出答复：“来照所提关于攻守同盟问题，决无此意。我国政府内部对此也有议论，决在近日派遣官员开始删除这一条款的谈判”。5月，日本派柳原前光赴清，提出就包括第二条在内的《清日修好条约》进行修改。而此时距条约签订不到一年的时间。
二
19世纪90年代初，经过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随着中国战败，日本逐渐确立在中日关系的强势地位，中国出现了学习日本成功经验的热潮，日本则出于牵制中俄、孤立俄国、扩大在华利益等目的，也积极参与中日互动。
1897—1898、年间，先后出任参谋次长、总长的川上操六派遣其部署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等人，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展开活动，拜访清朝地方官员。1897年12月，神尾光臣代表川上操六向张之洞表示日本要联络中国，并建议以日本接受中国学生学习军事“为联交入手处”。1898年1月，近卫笃磨在《太阳》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一文，他认为：“东洋的未来将无法避免出现最终在人种竞争领域的较量。东洋的命运将最终取决于黄白两个人种之间竞争的胜负。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日本人都是白种人的仇敌”。他还在同文会的机关刊物《时论》杂志上撰文提出“日清同盟论”，主张日本“开导”并促使中国“进步”。即便他强调了日本的盟主地位，即霸主地位，但是，近卫笃唐的文章还是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
1898年2月，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等人在汉口与谭嗣同“多次密商中日同盟”。“他们在对中国战争表示遗憾后，便建议中日结成联盟或联邦，日本向中国提出援助。他们强调，日本这样做仅是为了自身最佳利益”。1899年春，参谋本部情报官员福岛安正拜会了刘昆一、张之洞及其幕僚，“彼此都认同西方威胁中国的严重性，尤其是北方；都赞同中日合作，通过改善军事训练，进行对抗”。“从他其他会谈的秘密报告判断，在福岛的心目中，是要为长江沿岸的六省……训练现代化的军队，作为抗衡在北方俄国的砝码”。而在1898年6月末，大隈重信组阁后，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提出：“开发清国为我对清经营的当务之急，说服张之洞、刘坤一等实力派，从我国招聘顾问，怂恿清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在永久强固的基础上制定日清两国联合的计划”。有学者认为：身兼外相的大隈重信和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明确地提出日清同盟和日英同盟的两大外交方针，并主张利用顾问来达到目的”。1898年5、月5日，日本农商务大臣大石正己发表文章《东洋的形势及将来》，声称：“如果希望彻底的实现此方针(以保护我在华既得的利益)，首先必须防止清国分割的危机而 确保其平和”，“这样，我帝国与列强的对立中，才能维持东洋的均势”。
可见，此时日本的日中同盟论谋求的是削弱俄国的势力、扩张日本的势力、加强对中_国的控制，已经逐渐摆脱了结盟以谋求国家生存的功能，其外向性极为明显。后有国人指出：“日既怀还辽之恨，而感于孤立，乃设法以交欢于我。当是之时，已隐然有南北新旧形成两大潮流之势。大约北派则偏于旧，主联俄，南派则偏于新，主联英日。日人得其机，而同文同种之说，乃大倡于一般社会间”。因此，中日“结盟”论也得到了中国的部分回应。
正如欧美列强在此前对中日“结盟”产生忧虑一样，它们对再次出现的所谓中日“结盟”互动亦猜疑频生。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接近尾声时，1895年2月，日本拒绝按照英、俄、法等国的要求把战争的议和条款通知中国，列强的“顾虑是：日本图谋通过同中国结成同盟，……借以建立对华的保护权”。同年3月6日，俄国驻英公使史达尔在写给俄国外交部官员契希金的机密信函中强调；他觉得“英国政府仍担心中日和约之后中日两国将订立同盟”。史达尔认为：“这不仅有害于英国的商业利益，而且有害于它的一般政治利益”。史达尔判断日本将与中国结盟的根据是，“有一天，青木对金伯雷勋爵说：日本并没有要破坏天朝的任何意图，相反地，想重建(恢复)天朝”。这是“英国所不乐意的。我认为，这不会对我们的利益有什么好处”。俄国新任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亲王“同意金伯雷勋爵的看法：如果中日同盟一旦成为事实，欧洲国家的普遍利益将受到影响”。然而，他在写给史达尔的信中也表示：“这件事是几乎一定不可能实现的。无论如何，这是很渺茫的”。
随着中国出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中日互动进一步频繁。一名德国人这样写道：“日本首先想要的是和一个经过改革的、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和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一个联盟，为的是筑起一条坚固的堤坝：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东亚挤出去”。他的评价也一定程度地展现了日本结盟中国的背景、动机以及欧美对中日所请“结盟”的深深不安。
西方列强的态度对日本的中日关系处理起到了巨大的牵制作用。1899年5月，山县有朋在给大藏卿和外务卿的意见书中作了如下陈述：“清国和我国的交往超过了一般的亲密程度，会让欧洲列强怀疑日清联合要对付欧洲，结果不仅仅会引发人种的战争，还会使我国在海牙召开的和平会议中处于不利地位，陷入两难境地”。清国仅仅能保存其中一部分，其他部分都会被列强蚕食掉。而东洋地区真正保持独立的就只有我们帝国了，对待欧洲和清国的外交政策，我们要慎之又慎啊，万不可因一失足而毁国呀!换句话说，日本若和不具备实力的弱国结盟，不仅不会增加自身的实力，反而会因为分担弱小盟友的风险而使自己处于与列强为敌的孤立之境，从而增加自身的风险。
尽管西方的猜疑在日本迫使中国签订触目惊心的《马关条约》后不攻自破，尽管随后的中日互动使“结盟”成为一个冬天的神话，但直至义和团运动时期，即1900年7月，日本驻法公使栗野慎一郎在发给外相青木周藏的密电中指出，一些外国新闻界仍在宣传“排欧的日清同盟”。随后，日本针对“排欧的日清同盟”宣传进行了新闻反宣传。
三
二战结束不久，以美、苏两国为首迅速结成两大对立的同盟，由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的事实，以及“随着国民党中国的倒台和远东均势的解体，美国准备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盟友，努力去重新武装它，使它再度成为太平洋地区某种力量的代表”，日本被纳入美国的同盟网络之中。
冷战展开后，尽管中日分属不同的对抗阵营，但欧美对日本可能走近中国的担心仍持久存在。美国国防部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共产主义侵入目标。日本面临的经济困难是共产主义侵略的弱点之一”，“日本传统的社会结构对共产主义的集权制不太反感与抵制”，“而且日本很容易受到其他势力的同化”。1954年6月17日，美国的忠实盟友、长于均势政策的英国，就曾在发给澳大利亚外交部题为《英国政府的对日政策》的文件中发出警告：“日中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表明；有日本向中国靠拢的危险，这是对英联邦和西方世界的威胁，为了阻止日中联合局面的形成，英国和英镑区各国必须努力扩大日本的贸易机会”，“支援日本经济也符合英国自身的利益”。这与19世纪70年代初和90年代中后期的警告何其相似!美国出于同样的考虑，“解散了西欧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体系，促使西欧国家接受日本进入关税及贸易协定，这些举措重新定位了日本商业与外交政策的方向”。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官员们容忍着经济歧视，以努力将西欧与东北亚整合到安全联盟中”。
中日建交后，中日关系在冷战的大格局下转暖。美国对中日接近充满矛盾，它既需要联合中日对抗苏联，又对中日接近以及日本与苏联可能出现的缓和充满焦虑。尼克松总统便强调：“从战略上讲，日本与中国一起构成了东方的堡垒。从经济上讲，日本的强大实力是我们要形成一条有效的西方经济政策所不可或缺的”。1975年6月28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日本协会说：“我们明确’区分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对手。‘等距离外交’是个神话。就我们而言，日本并非是个偶尔的对话者，而是个永久的朋友，一个建设进步世界的伙伴”。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美国意识到“东亚的经济发展正在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均势”。“中国若是完全统一了，那就会打破均势，大大加强中国的经济力量和战略力量”。更令美国担心的是，中日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历史上业已存在的对中日“结盟”意想的恐惧再次浮现。
20世纪90年代，美国某些人士充满疑惧地认为：“如果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同日本的技术和经济力量结合起来，这样所产生的力量将是无法阻挡的”。“历史上，日本往往与有关的支配力量结盟以寻求自身的安全”，“随着美国在亚洲作用的下降，中国成为最强大者，日本的政策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美国驻日大使阿马科斯特则直接发出警告，宣称中日联盟“既会招致美国的敌意，又会使日本的邻国忧心忡忡”。对美国而言，在没有出现可替代的政策之前，因循传统、维持日中之间的均势是较为保险的。“美国对一个有凝聚力的亚洲贸易集团没有兴趣，分而治之才是真正重要的”。为了牵制日本，美国还为日本描绘了一份悲观的蓝图：日本如果改变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政策，“这对日本而言可能甚至是一场灾难”。“日本独自行动或者寻找其他的同盟，在同盟中日本可能是主要的博弈者，但同时，不尾随霸权美国的日本将是一个国际弱者”。
为此，美国采取了双重政策来阻挡日本与中国的接近和日本对亚洲的回归。
其一，强调日本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共性，强调日本文化与亚洲文化的差异。亨廷顿将东亚文明_中的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儒教文明)并列，强调日本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在文化上与其邻国联系很少。“只有在地理和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赖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
其二，调整并强化日美同盟，鼓励日本与中国的邻近国家发展紧密的合作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针对日美同盟的“漂流”状态，美国坚决地调整了日美同盟，在进一步使日美在同盟内部地位平等化的同时，积极促使日美同盟机制化与紧密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对日本发展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的紧密关系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布什政府正系统地努力遏制中国崛起及中国在亚洲的影响。他们提出的三个主要目标是：将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现有关系转变成强大的、完整的反华联盟体系；把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2003年、2004年，日本与澳大利亚分别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2006年3月18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美澳日举行了由美国国务卿赖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三国外长首次战略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马克认为，这是增加该地区美国同盟网络的一个努力，以求加强稳定而非威胁中国。但是有人指出，这是为了加深三边地区同盟，其部分目标是平衡目前中国的扩展。2007年3月，日澳安全协定签订；6月，日澳首次外交、国防部长级会议(2+2)召开。
中日关系具有双边意义和多边意义，它不仅涉及中日两国能否走向和解与合作，也涉及到亚洲区域的和解与合作。然而，出于各自的利益，区域外力量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对中日关系巨大而持久的牵制作用一直存在。因此，欧美外部力量对于中日关系良性互动、和谐亚洲出现的建构作用不可小视。
责任编辑：吴 宇
关键词：欧美；中日关系；结盟
尽管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本已曲折而复杂，但是，自近代至当代，无论是出于客观的现实还是主观的意想，欧美对中日之间出现的所谓“结盟”总是心怀忧虑与揣测。本文拟就欧美对所谓中日“结盟”的态度与相应的策略做一纵向梳理与粗浅探讨，以求部分展现中日关系互动的欧美因素。
一
所谓结盟，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因面临共同的威胁而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19世纪中后期，西力东渐，中日面临着欧美的威胁。于是，出于对西方的恐惧、谋求生存的需要以及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中日之间出现了二定的互动。
1870年，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赴清谈判清日条约问题，柳原前光声称：“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李鸿章也认为：“日本距苏浙仅二日程，精通华文，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1871年7月，双方签署了《清日修好条约》。《清日修好条约》第二条规定：“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从该条款的内容来看，有中国学者指出：“这显然是一种同盟条约式的规定”；“日本国内最初有此谣传，也可说明在日本曾有人作此想”。
日中互动引起欧美列强的猜疑。1871年6月15日，横滨的法文报纸《日本回声报》报道：“有人向天皇政府建议，派遣特命全权公使与中国政府签订攻守作战同盟。这两国政府的意图，在于同别国交战时互相支援，尤其为应付两国同别国的作战”。与此同时，“在日、中两国的外侨居留区中谣言很多，传说这个使节的用意之所在是要成立一个以外国为对象的日、中攻守同盟”。
《清日修好条约》反映了共同处于西方列强威胁之下的中日在一定程度上谋求互助的愿望，但还远没有达到承诺采取具体军事互助的同盟阶段。但是，美、法、德等列强还是对所谓的日中结盟迹象进行了干预，其中美国政府的态度和随后采取的对策最具有代表性。
1872年2月19日，美国驻日公使谢巴德照会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对《清日修好条约》第二条进行了质疑；“如系事实，即是结成攻守盟约。为此照会阁下，敬询事实真相究竟如何?”“美国公使认为中、日同盟将会是‘不幸的’”，美国“反对这两个国家间任何形式的同盟”。10月，美国驻日公使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表述了欧美列强讳莫如深的反对日本结盟中、朝的东亚政策。他写道；“我一向认为西方国家的外交代表们的真实政策，应当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种行动路线，使日本政府彻底反对这种主义(指闭关自守或与中朝联盟)，使日本朝廷与中国及朝鲜政府相疏隔，使它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同盟者”。
可见，当时欧美列强、尤其是美国政府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不愿看到日本与中国走得太近，更不用说建立同盟关系。但是，也有一些西方人士从另一角度看待中日关系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1879年8月18日，为斡旋中日间的琉球问题，美国格兰特将军写了一封致清恭亲王的信，此信在发出前曾给日本天皇看过。他写道：“在这包括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广袤的东方”，“具有足够维持其独立的力量的，也不过仅仅两国而已——这两个国家即日本和中国。……日本现在正迅速臻于独立的地步”，“日本所已经做的和现在正做的，中国有力量——我相信也有此抱负——去做。我不难看到有许多外国人、特别是那些和贸易有利害关系的人们，只顾目前，只愿意继续保持现状，以便尽量从东方榨取”，“我希望两国幸勿使他们如愿以偿”。“据说格兰特将军甚至进而建议日、中两国缔结同盟以与西方列强相抗衡，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而“美国政府生怕两国在误以为格兰特将军多少正式是代表美国的情形下，接受美国的斡旋，因此训令它的代表们剖白清楚，他完全是以私人资格行事的”。
鉴于外界对中日“结盟”的不断质询和怀疑，日本一边发表官方声明一边采取进一步行动。1871年6月27日，日本政府出面澄清：“外务省声明，日清订立攻守同盟的传说毫无根据”。1872年4月9日，副岛种臣向美国做出答复：“来照所提关于攻守同盟问题，决无此意。我国政府内部对此也有议论，决在近日派遣官员开始删除这一条款的谈判”。5月，日本派柳原前光赴清，提出就包括第二条在内的《清日修好条约》进行修改。而此时距条约签订不到一年的时间。
二
19世纪90年代初，经过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随着中国战败，日本逐渐确立在中日关系的强势地位，中国出现了学习日本成功经验的热潮，日本则出于牵制中俄、孤立俄国、扩大在华利益等目的，也积极参与中日互动。
1897—1898、年间，先后出任参谋次长、总长的川上操六派遣其部署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等人，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展开活动，拜访清朝地方官员。1897年12月，神尾光臣代表川上操六向张之洞表示日本要联络中国，并建议以日本接受中国学生学习军事“为联交入手处”。1898年1月，近卫笃磨在《太阳》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一文，他认为：“东洋的未来将无法避免出现最终在人种竞争领域的较量。东洋的命运将最终取决于黄白两个人种之间竞争的胜负。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日本人都是白种人的仇敌”。他还在同文会的机关刊物《时论》杂志上撰文提出“日清同盟论”，主张日本“开导”并促使中国“进步”。即便他强调了日本的盟主地位，即霸主地位，但是，近卫笃唐的文章还是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
1898年2月，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等人在汉口与谭嗣同“多次密商中日同盟”。“他们在对中国战争表示遗憾后，便建议中日结成联盟或联邦，日本向中国提出援助。他们强调，日本这样做仅是为了自身最佳利益”。1899年春，参谋本部情报官员福岛安正拜会了刘昆一、张之洞及其幕僚，“彼此都认同西方威胁中国的严重性，尤其是北方；都赞同中日合作，通过改善军事训练，进行对抗”。“从他其他会谈的秘密报告判断，在福岛的心目中，是要为长江沿岸的六省……训练现代化的军队，作为抗衡在北方俄国的砝码”。而在1898年6月末，大隈重信组阁后，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提出：“开发清国为我对清经营的当务之急，说服张之洞、刘坤一等实力派，从我国招聘顾问，怂恿清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在永久强固的基础上制定日清两国联合的计划”。有学者认为：身兼外相的大隈重信和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明确地提出日清同盟和日英同盟的两大外交方针，并主张利用顾问来达到目的”。1898年5、月5日，日本农商务大臣大石正己发表文章《东洋的形势及将来》，声称：“如果希望彻底的实现此方针(以保护我在华既得的利益)，首先必须防止清国分割的危机而 确保其平和”，“这样，我帝国与列强的对立中，才能维持东洋的均势”。
可见，此时日本的日中同盟论谋求的是削弱俄国的势力、扩张日本的势力、加强对中_国的控制，已经逐渐摆脱了结盟以谋求国家生存的功能，其外向性极为明显。后有国人指出：“日既怀还辽之恨，而感于孤立，乃设法以交欢于我。当是之时，已隐然有南北新旧形成两大潮流之势。大约北派则偏于旧，主联俄，南派则偏于新，主联英日。日人得其机，而同文同种之说，乃大倡于一般社会间”。因此，中日“结盟”论也得到了中国的部分回应。
正如欧美列强在此前对中日“结盟”产生忧虑一样，它们对再次出现的所谓中日“结盟”互动亦猜疑频生。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接近尾声时，1895年2月，日本拒绝按照英、俄、法等国的要求把战争的议和条款通知中国，列强的“顾虑是：日本图谋通过同中国结成同盟，……借以建立对华的保护权”。同年3月6日，俄国驻英公使史达尔在写给俄国外交部官员契希金的机密信函中强调；他觉得“英国政府仍担心中日和约之后中日两国将订立同盟”。史达尔认为：“这不仅有害于英国的商业利益，而且有害于它的一般政治利益”。史达尔判断日本将与中国结盟的根据是，“有一天，青木对金伯雷勋爵说：日本并没有要破坏天朝的任何意图，相反地，想重建(恢复)天朝”。这是“英国所不乐意的。我认为，这不会对我们的利益有什么好处”。俄国新任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亲王“同意金伯雷勋爵的看法：如果中日同盟一旦成为事实，欧洲国家的普遍利益将受到影响”。然而，他在写给史达尔的信中也表示：“这件事是几乎一定不可能实现的。无论如何，这是很渺茫的”。
随着中国出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中日互动进一步频繁。一名德国人这样写道：“日本首先想要的是和一个经过改革的、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和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一个联盟，为的是筑起一条坚固的堤坝：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东亚挤出去”。他的评价也一定程度地展现了日本结盟中国的背景、动机以及欧美对中日所请“结盟”的深深不安。
西方列强的态度对日本的中日关系处理起到了巨大的牵制作用。1899年5月，山县有朋在给大藏卿和外务卿的意见书中作了如下陈述：“清国和我国的交往超过了一般的亲密程度，会让欧洲列强怀疑日清联合要对付欧洲，结果不仅仅会引发人种的战争，还会使我国在海牙召开的和平会议中处于不利地位，陷入两难境地”。清国仅仅能保存其中一部分，其他部分都会被列强蚕食掉。而东洋地区真正保持独立的就只有我们帝国了，对待欧洲和清国的外交政策，我们要慎之又慎啊，万不可因一失足而毁国呀!换句话说，日本若和不具备实力的弱国结盟，不仅不会增加自身的实力，反而会因为分担弱小盟友的风险而使自己处于与列强为敌的孤立之境，从而增加自身的风险。
尽管西方的猜疑在日本迫使中国签订触目惊心的《马关条约》后不攻自破，尽管随后的中日互动使“结盟”成为一个冬天的神话，但直至义和团运动时期，即1900年7月，日本驻法公使栗野慎一郎在发给外相青木周藏的密电中指出，一些外国新闻界仍在宣传“排欧的日清同盟”。随后，日本针对“排欧的日清同盟”宣传进行了新闻反宣传。
三
二战结束不久，以美、苏两国为首迅速结成两大对立的同盟，由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的事实，以及“随着国民党中国的倒台和远东均势的解体，美国准备把日本作为自己的盟友，努力去重新武装它，使它再度成为太平洋地区某种力量的代表”，日本被纳入美国的同盟网络之中。
冷战展开后，尽管中日分属不同的对抗阵营，但欧美对日本可能走近中国的担心仍持久存在。美国国防部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共产主义侵入目标。日本面临的经济困难是共产主义侵略的弱点之一”，“日本传统的社会结构对共产主义的集权制不太反感与抵制”，“而且日本很容易受到其他势力的同化”。1954年6月17日，美国的忠实盟友、长于均势政策的英国，就曾在发给澳大利亚外交部题为《英国政府的对日政策》的文件中发出警告：“日中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表明；有日本向中国靠拢的危险，这是对英联邦和西方世界的威胁，为了阻止日中联合局面的形成，英国和英镑区各国必须努力扩大日本的贸易机会”，“支援日本经济也符合英国自身的利益”。这与19世纪70年代初和90年代中后期的警告何其相似!美国出于同样的考虑，“解散了西欧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体系，促使西欧国家接受日本进入关税及贸易协定，这些举措重新定位了日本商业与外交政策的方向”。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官员们容忍着经济歧视，以努力将西欧与东北亚整合到安全联盟中”。
中日建交后，中日关系在冷战的大格局下转暖。美国对中日接近充满矛盾，它既需要联合中日对抗苏联，又对中日接近以及日本与苏联可能出现的缓和充满焦虑。尼克松总统便强调：“从战略上讲，日本与中国一起构成了东方的堡垒。从经济上讲，日本的强大实力是我们要形成一条有效的西方经济政策所不可或缺的”。1975年6月28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日本协会说：“我们明确’区分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对手。‘等距离外交’是个神话。就我们而言，日本并非是个偶尔的对话者，而是个永久的朋友，一个建设进步世界的伙伴”。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美国意识到“东亚的经济发展正在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均势”。“中国若是完全统一了，那就会打破均势，大大加强中国的经济力量和战略力量”。更令美国担心的是，中日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历史上业已存在的对中日“结盟”意想的恐惧再次浮现。
20世纪90年代，美国某些人士充满疑惧地认为：“如果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同日本的技术和经济力量结合起来，这样所产生的力量将是无法阻挡的”。“历史上，日本往往与有关的支配力量结盟以寻求自身的安全”，“随着美国在亚洲作用的下降，中国成为最强大者，日本的政策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美国驻日大使阿马科斯特则直接发出警告，宣称中日联盟“既会招致美国的敌意，又会使日本的邻国忧心忡忡”。对美国而言，在没有出现可替代的政策之前，因循传统、维持日中之间的均势是较为保险的。“美国对一个有凝聚力的亚洲贸易集团没有兴趣，分而治之才是真正重要的”。为了牵制日本，美国还为日本描绘了一份悲观的蓝图：日本如果改变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政策，“这对日本而言可能甚至是一场灾难”。“日本独自行动或者寻找其他的同盟，在同盟中日本可能是主要的博弈者，但同时，不尾随霸权美国的日本将是一个国际弱者”。
为此，美国采取了双重政策来阻挡日本与中国的接近和日本对亚洲的回归。
其一，强调日本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共性，强调日本文化与亚洲文化的差异。亨廷顿将东亚文明_中的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儒教文明)并列，强调日本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在文化上与其邻国联系很少。“只有在地理和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赖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
其二，调整并强化日美同盟，鼓励日本与中国的邻近国家发展紧密的合作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针对日美同盟的“漂流”状态，美国坚决地调整了日美同盟，在进一步使日美在同盟内部地位平等化的同时，积极促使日美同盟机制化与紧密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对日本发展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的紧密关系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布什政府正系统地努力遏制中国崛起及中国在亚洲的影响。他们提出的三个主要目标是：将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现有关系转变成强大的、完整的反华联盟体系；把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2003年、2004年，日本与澳大利亚分别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2006年3月18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美澳日举行了由美国国务卿赖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三国外长首次战略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马克认为，这是增加该地区美国同盟网络的一个努力，以求加强稳定而非威胁中国。但是有人指出，这是为了加深三边地区同盟，其部分目标是平衡目前中国的扩展。2007年3月，日澳安全协定签订；6月，日澳首次外交、国防部长级会议(2+2)召开。
中日关系具有双边意义和多边意义，它不仅涉及中日两国能否走向和解与合作，也涉及到亚洲区域的和解与合作。然而，出于各自的利益，区域外力量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对中日关系巨大而持久的牵制作用一直存在。因此，欧美外部力量对于中日关系良性互动、和谐亚洲出现的建构作用不可小视。
责任编辑：吴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