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史学大家班固在其《汉书·晁错传》中记载：“……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晁错为赫赫有名的汉代名臣，因“皆是胜算”，成为太子智囊。太子依凭其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在晁错等几位股肱大臣的辅佐下，当时的太子、后来的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为汉代真正四海一家、国力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智囊”一词，在汉代“登台亮相”。究其功能而言，它并非什么新鲜事物。春秋战国时的游士、门客，同智囊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的各国君主，都以养士、用士为重。
　　 汉高祖，马上得天下。随汉高祖纵横驰骋的多为军功之臣。军功阶层特有的出生入死及对武力的崇奉，使汉高祖尝言：“以马上打天下，安能以诗书治天下？”流风所及，军功阶层在汉初别具一格，尾大不掉，对中央集权构成一定挑战。到了文、景两帝，强本节用，与民休息，府库充实。文帝时的贾谊，景帝时的晁错，都为当时大政方针的谋划者。只是，掣肘于各方力量——主要是孟子所说的“巨室”，这两位优秀政治家，最终，一位郁郁而终，一位成为平息各方矛盾的替罪羔羊。
　　 汉武帝登基，欲建千古之业，求贤若渴。《汉书》中说：“汉之得人，于斯为盛。”儒雅之董仲舒、公孙弘，出使之张骞、苏武，运筹之桑弘羊，军事之卫青、霍去病……均守土有责，可圈可点。
　　 汉代，承秦而来，当时的政治还遗留几分春秋战国遗风。地方诸侯国的力量不容小视。这些扎根地方的政治实体，客观上也促进对人才的争夺吸纳。淮南王刘安门客众多，他倾门客之力，编撰当时的百科全书——《淮南鸿烈》。与汉景帝同母的梁王，门下也有韩安国等一代大儒。
　　 智囊之风为何在汉代如此高涨呢？这是因为，文、景、武三朝国力大为提升，生齿日繁，事务日多，疆域渐广，整个国家正处于上升通道，日新月异。与此同时，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政治，为管理众人之事。当政者耳聪目明，天资突出，仍有力所不逮之处，需要智囊为其谋划，助一臂之力。
　　 再则，汉代有造纸术，却无雕版印刷，文字传写有诸多不便，知识传授多为口耳相传，师徒讲授。所谓“家有千金，不如留子一经”，这样的财富观，在今天看来，几近天方夜谭，但在当时，却是一部分人希望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真实写照。一本经书的抄写，经年累月，耗时费日，堪称无价之宝。这些长辈在给子女遗留财富的时候，宁可留一本不可多得、记载先民智慧的经书，希望子女借此汲取力量。知识流通的缓慢和获取知识的昂贵，使知识带有相当的门槛。智囊，从大批的知识人中脱颖而出，他们知识丰富，见多识广，相当于微型图书馆和社会阅历馆。谁拥有智囊，自然也就对知识、阅历、胆魄、格局“近水楼台先得月”。
　　 智囊的出现，是社会生活精密复杂的必然产物。天下之大，面对纷纭万象，个人是有局限的——或局促一隅，或囿于成见，或望洋兴叹，或治丝益棼，或力不从心，或身不由己，或一叶障目，或缘木求鱼……对此，我们无法苛求。所以，智囊的出现，正好弥补这些缺憾。汉代智囊之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自我完善、自我修复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