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与唐代政治的双轨制

来源 :国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unashelly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公元200年前后到公元600年前后是整个地球的寒冷时期,甚至可说是小冰河期。居住在北方的族群,受了寒冷气候的影响,纷纷南移,也有的往东,往西蔓延出去。西欧历史上的蛮族入侵,便发生在这个时期,从此以后,欧洲的人口面貌完全改观。同一时期,在中国的北方,也有大群的北方族群侵入南方,连续三四百年之久,即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一般历史书上说,五胡乱华是中国混乱的时期,其实,这一波的族群入侵改变了中国本来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形态,对以后中国的面貌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征服王朝都是两种制度的混合
   五胡乱华前后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家,其中只有前秦一度大体上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不过,这些小国家却多有值得注意之处,他们的领袖都带了两个头衔,一个是大单于、一个是大皇帝。前者意指胡人的领袖,后者是中国人的皇帝。这种双轨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沿用许久,除了宋明两代以外,所谓的征服王朝,再加上混合体制的唐代,都是双轨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国两制,讯息的向下传达和向上回馈都经过不同的管道。
   五胡乱华的后期,局面逐渐澄清。北方建立了鲜卑人拓跋氏北魏王朝,北魏疆域广大,不仅统一了中国的北部,也统一了草原和沙漠地带。经过好几代的汉化,北魏逐渐变成中国的王朝,可是北部边陲却保留着相当程度的胡人文化,甚至于中原派到那儿去驻守的军人,也变成胡化的汉人。北齐的高氏,就是从今天河北搬到北方去的汉人,后来却完全以胡人的姿态出现。北魏、北齐、北周三个朝代的统治者,始终在汉化、胡化之间动荡不定。北魏的汉化经历了相当复杂的程序,在孝文帝时代,完成了制度上的汉化——解散北族的部落制度,建立汉人社会的官僚制度。可是,沿边的六镇却始终不愿意汉化,最后六镇反扑,取代拓跋政权,建立了北齐、北周。北齐、北周的六镇集团,本身就是胡汉混杂的军阀们。
   鲜卑人的三个王朝,统治疆域不算小,可内部并不和谐,汉人的社会只在表面上接受胡人政权,即使胡人已经汉化了,汉人还是在各地建立相当程度自治的汉人小区,国家的管理机构,其实无法执行有效的统治。胡化的军阀们,更是回到以军事组织为名的部落组织,所以这些王朝,花了几百年的时间,不断地调节和重整,从实质的分裂中寻求整合。
   征服王朝的文化冲突和重整
   这种征服王朝面临文化冲突和重整的势态,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这一次而已,往后历史上的几个征服王朝,无一不要处理同样的难题,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过程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过去历史教科书上,总是说胡人进入中国就被汉化了,其实不然,整个中国也是不断地接纳胡人文化,改变汉人文化的性质。
   单以衣食住行、日常生活而言,五胡乱华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汉代的席地而坐,逐渐演变成坐在椅上、睡在床上,进门脱鞋也变成穿鞋入门,房间的高度增加了,窗户的位置也提高了。以穿衣服而论,宽袍大袖改变成窄袖长衫,这些改变无不是两个文化混合后的结果。
   在政治上,胡人统治者对其他的非汉人,即使不是自己族群,也觉得亲切一点,因此胡人帝国对中国四邻的关系,界限相当模糊。甚至于影响了他们对信仰的选择,胡人觉得印度传进来的佛教也是一种胡教,是于他们比较亲切的宗教,所以他们对佛教的庇护往往重于汉人政权。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迅速扩张,有不小的成分是因为胡人统治者的接受和拥护。
   这种信仰的取舍与族群的认同之间的相关性,在别的国家历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欧洲接受基督教是在蛮族入侵时,罗马军队有不少蛮族的兵丁,他们信仰基督教促成了罗马皇帝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再有一个性质不太相同的例子,近代日本并吞了朝鲜,很多朝鲜人选择基督教,以排斥日本式的佛教和神道教,这是一个倒过来的个例,却也是因为族群认同而影响到信仰的选择。
   唐朝也有胡汉双轨制背景
   隋唐大帝国,尤其唐代,一般都认为是中国正统的朝代,其实也有胡汉双轨制背景。
   唐代开疆辟土,北方和西方的胡人,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因此唐代的政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广大的胡人族群,从今天的东北延伸到今天的中亚,在他们心目中,李家皇帝是“天可汗”,也就是说,李家其实也是胡人,才能统治胡人地区。唐代的军人很多是外国人,高仙芝是朝鲜人,安禄山是东北的杂胡,“安史之乱”以后,叛军的首领几乎都是有胡人背景的,政府自己的将领们,也有不少根本就是胡人,例如李光弼、仆固怀恩。甚至于郭子仪的朔方兵,就有很多回鹄人,他们的后勤补给尤其马匹的供应,靠的都是回鹄人。“安史之乱”之后,一直到唐末,今天的华北、东北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不听中央号令,也不读孔孟之学,基本上是一个胡化地区。
   但另一方面,本来以北方为基础的隋唐政权统一了南方(这广义的南方,包括今天的中南半岛和西南中国),他们是以汉人身份统一中国,对南方的士大夫非常优礼,对南方保留的中国文化也十分尊敬,所以唐代政府中这种文人官僚,有很大比例是南方的世族,而科举取士也以南方为多。南北佛教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南方为主轴,同样的情形见于南北道教的统一。音乐、工艺和医药上,都是南方成分占了强势地位。
   这种南北文化双轨制,使得唐朝的治理呈现了文武分途的局面,唐代的节度使基本上是直接听命于皇帝,并不很受政府的节制,而中央政府的官僚,不是北方汉人就是南方人士,他们对中央回馈的信息是文治地区的百姓生活,往往不能反映胡化军人地区的实况。渔阳鼙鼓动地来,而中央并不很清楚北方已经起了乱事,这个责任不能完全怪罪于杨国忠的蒙蔽,当时朝士们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北方已经离心离德。大乱之时,战争几乎都在中原进出,南方相对而言是安定的,几可说一个中国分成两半边。
   唐朝的制度,对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治理方式
   唐代双轨的体制,使得政府关心许多外族的事务,唐代西方多事,尤其在伊斯兰教忽然崛起之时,中亚混乱,对中国有骨牌效应。唐代在中亚一带二百多个羇糜州府,都是中亚的地方部落取得唐代的官号,唐代不过派一个都督,表面上监督而已。高仙芝在土逻斯河与伊斯兰教部队战争,唐军大败,中国从此丧失中亚的霸权,那许多被打败的部落,大批大批奔来中国,中国必须给他们一个安置,安插他们在广大的北部。从今天的甘肃、宁夏,一直到山西、山东,都有这些中亚部落的后代居住。这是“天可汗”头衔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在胡人心目之中,“天可汗”确实是东亚各种胡人的总领袖。中国人口之中,因此增加了许多中亚和南亚的成分。后世北方的汉人,其中包括许多中亚胡人的基因。    传统的中国大帝国,是天下国家,应当只有远近、没有界线,上述“天可汗”的功能,其实也是一个天下国家应有之义。但中唐以后,中国以西有三大强国:吐蕃、回鹄和伊斯兰教派的大食。中唐以后,中国在西方的事务上,不再能以天朝上国的姿态,面对这些强权,唐朝干臣李泌的政策是远交近攻,在这三个西方大国之间,联结两个打一个、联结一个打两个,十足的是国际政治,不再是大帝国的君临天下。
   唐代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陆路经过丝道有许多操粟特语的商人往返贩卖,他们也有不少人在中国落户生根,唐代对他们的管理方式是委派给他们自己选举的“萨宝”管理他们的事务,有点儿像今天的外国侨民的领事官,不过只是他们自己选举的领袖而已。以这种形式处理外朝事务,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以不同的名称让各地的外商自己管理自己。同样地,经由海道出入中国的海商,大多数是阿拉伯人或是犹太人,唐代也是让他们的宗教领袖管理这些居住在中国的大批外商人户。这些制度,又一次说明了一国多制的管理型态,和传统的天下国家相当不同。
   唐朝的覆亡,是个漫长的过程,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就没有安定过,不过唐朝真正走向灭亡,应当是唐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在黄巢之乱前后,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大规模农民战争,通常是因为活不下去了。唐末的气候并不寒冷,按理说不应该有过不下日子的情形,只能是因为课税太重,而政府上层不了解民情,百姓实在没法忍受的时候,只有铤而走险。唐朝的中央系统,虽然已经有了科举,吸收了大批民间的才智之士进入政府,但是唐朝终究还是一个贵族统治的社会。《二十四史》只有唐史部分有所谓宰相世系表,这说明,政府的上层是由一小群贵族长期垄断。那些来自民间科举进士,其中不少也是贵族的子弟。更何况,科举出身的寒士,很难真正进入决策阶层。另外一方面,唐朝的地方官员在回避本籍的制度下,都是外来者,对地方情形并不了解,而且又经常更换职务。因此,汉代地方官员可以担任的回馈信息责任,在唐朝无从谈起。于是,小乱变成大乱,大乱连续不断,那么庞大辉煌的朝代,也就在大群农民的锄头和镰刀下,分裂成许多小国。
  总结来说,唐朝的制度并不是一条鞭到底的中央集权,对于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治理方法,甚至于不同的容忍方式。同时,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在唐初似乎是统一了,但是实质上,南北朝的划分并没有完全消失,“安史之乱”以后,虽然南北都在一个政府的法理统治之下,南北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其实相当的不同,这个南北的差异,在中国的后世历史上,延续不断,只是程度的强弱而已。因此,我们一直以唐代和汉代相比,我个人曾经说过,汉代厚重、唐代宏大。厚重,可以说是充实的一块;宏大,却是松弛的一片,汉唐的发展,终究是不一样的。
其他文献
相声或许不像京剧那样头戴着“国粹”的光环,但其实同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今天意义上的相声形成于清末(其雏形则可溯至唐宋),往大了说,它是语言的艺术,以嬉笑怒骂的形式解构着封建的意识形态,传达着广大底层市民的心声——因此上,它也是研究市民心态、市民传统的极其珍贵,甚至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往小了说,它为许许多多辛苦而辗转的人们,带去一时片刻小小的欢笑和慰藉,让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厄和不如意
期刊
朝气蓬勃的春秋战国时的哲学家们,以其旺盛的精力,渊博的知识与非凡的智慧,驾重若轻地骋驰于各种文体,创造了后来叫做赋的文艺形式,影响所及,古代的优伶们、外交家都利用与发展这种表现方法。“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他们言论滔滔,文质彬彬,行无穷途,左右逢源。   “乘彼诡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淇则有岸,隰则有伴,总角之宴,言笑晏
期刊
【只有过各自独特的生活,每一个民族才能够对共同的宝库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红楼梦》描写出了中华民族的理念和心理特点,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具有“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价值。】  茅盾先生曾说过:与海外打交道,以《红楼梦》为最好。   这话不假。《红楼梦》最适宜外国青年阅读,它与半文半白的《三国演义》、充满口语的《水浒传》、典雅文言的《聊斋志异》相比,语言上有优越性,近于普通话,而且表现手法新颖,与欧美
期刊
?笠 晋商:经营模式最先进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五百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伊斯兰世界,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山西商人曾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山西票号俨然成为清政府的“财政部”。这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
期刊
近百年来,由于西方文明处于强势地位,国人心理的弱势给中国画家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除了部分真正坚守中国画传统的画家之外,连黄宾虹这样的大家也不能掩饰心中的怯懦,认为“将来的世界,一定无所谓中画西画之别的。各人作品尽有不同,精神都是一致的。”“欧风东渐,心理契合,不出二十年,画当无中西之分,其精神同也。笔法西人言积点成线,即古书法中秘传之屋漏痕。”(黄宾虹《国画之民学》)直到1948年,黄宾虹先生还在
期刊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访问上海时曾应著名画家王一亭之邀到王一亭的家——梓园吃晚饭   这是一顿异常丰盛的晚宴『在那没完没了的宴席上尽是连欧洲人也难以想象的悖德的美味佳肴』(爱因斯坦语)爱因斯坦的夫人爱尔莎甚至惊呼『光是这些粮食就足够我吃上一年的』爱因斯坦对于如此『奢侈铺张』的招待在日记中用了『悖德』两字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   查词典『悖』是违反违背的意思『悖德』便是违背社会道德的意思了
期刊
北京嘉德春拍上明代沈周的《随兴册页》以1058万元的高价成交引起了人们对这位画家的关注其实沈周的代表作品如《仿董巨山水图》轴《烟江叠嶂图》《庐山高图》等多为故宫等大博物馆所收藏个个堪称无价之宝在历史上沈周不仅因艺术成就而闻名他的为人处世同样具有文人风范   一首诗免了父亲的苦差事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出生于长洲(今江苏苏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家境殷实。他的曾祖父沈良琛精于鉴赏,是元代大画家王
期刊
许多法律学者都曾指出:中国人一般更习惯于实体正义的正义观。但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形成这样一种正义观,却鲜有人试图给出解答,往往将之归结为语焉不详的中国文化。我认为,从广义的经济生产方式上解释,这很可能是农业生产的熟人社会的产物——相反,工商业主导的陌生人社会在司法上趋向于要求程序正义。本文则试图从狭义的文化角度,以元杂剧的叙事方式和戏剧空间如何可能影响观众对古代审判的认识为切入点,探讨这一问题。  
期刊
朱元璋是妖是魔,阁下写其妖写其魔好了,不必妖魔化他;朱元璋是佛是圣,阁下写其佛写其圣,不必在其妖魔之处,也昧着良心来颂圣他。简笔画确可一笔画出个人来,但不能比着一把尺子一画到底,画直线不能成人形,画横线也不能;勾勒人物,要勾要勒,才可勾勒出人物来。   话说朱重八(之前,大家喊他这小名)参加红巾军革命,因缘际会,加上个人奋斗,当上了少将、大将、上将、元帅,及至皇帝。朱元璋步步高,并不是走一步吃一
期刊
有个词,形容美女,叫做“天生尤物”,意思就是美得没边儿了,根本就不是“人造”的,今儿个咱就说说它的出处。   这个词在《左传》里出现过。当时晋国有个大臣叫叔向,想娶楚国大夫申公巫臣的女儿。可是叔向的老娘不同意,非让儿子娶自己亲信的闺女。这位太太还用申公巫臣的老婆做例子,吓唬儿子。   申公巫臣的老婆名叫夏姬,是春秋时期很有名的美女。她先后嫁过两个丈夫,结果这二位全死了。她还因与陈国君主私通逼反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