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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疾病防控体系不断遭遇新发传染病挑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疾病对群众的健康威胁和疾病负担日益加大。此外，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各种事故灾害及社会安全事件等，对医疗卫生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形势下，疾控事业如何切实保障百姓健康？《民生周刊》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
民生周刊：您此次提案的主题是“加强顶层设计，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这个提案有什么背景？
王宇：公共卫生服务涵盖传染病防治、慢性非传染病防治、儿童预防接种、各种环境危害因素监测及干预等诸多方面。做好医疗卫生服务，维护人民健康，需要疾病预防控制和临床医疗等专业技术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努力。然而，目前对预防和医疗机构的性质、职能定位，以及一些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政策等因素叠加，使得疾病防治工作在体制和机制上不能适应疾病防治的需要。
民生周刊：疾病防治工作在体制和机制上遇到了什么样的阻碍？
王宇：以结核病治疗管理为例。我国是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结核病发病率占世界第二位。一般来说，结核病人在医院治疗症状缓解后，还需要持续规范地在家服药8个月才可能彻底痊愈。不规范或中断服药会导致结核病复发或产生耐药。这就需要对结核病人进行长期治疗管理，而不仅仅是几次住院或门诊治疗，还需要临床治疗和疾病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然而，有些政策，如“医师多点执业”、“公立医院医生办私人诊所”等，本质上是由市场配置医疗资源的机制，如果不能与公益服务的制度设计结合起来，会逐渐使公立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职能淡化。
民生周刊：公立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服务职能淡化的后果是什么？
王宇：2003年非典疫情突发时，在整个疫情应对过程中，技术支持能力非常薄弱，不论是对疫情掌握的认识、主动防控措施的建议，还是对新发病原体的发现研究，所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
特别是在疫情出现早期，疾病防治控制系统与医疗系统没有形成联合机制，导致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各地医院不断出现聚集感染，医院成了传播疫情的主要场所。尽管非典疫情报告病例仅仅5千余例，但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触动和警示作用已远远超出疫情本身。
民生周刊：非典疫情后，我国疾病防控体系建设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
王宇：非典疫情后，我国的疾病防控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从疲于应对到从容有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出击，从各自为战到系统化、网络化。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逐渐取消了原来的一些营利性收费项目，逐步退出市场化的企业投资与运营管理，将公共卫生技术与资源投入到公益性服务之中。
在专业性方面，各级疾病防控机构提高专业队伍能力、引进高技术人才、增加技术培训、扩大技术交流，使专业队伍始终保持活力和竞争力，保持技术的尖端性和前沿性，在关键时刻能够“一锤定音”并可持续发展。
2013年3月，上海等地相继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的死亡病例，这引起民众的恐慌和担忧。疾控人员一方面迅速在海量资料库里搜索了近万篇文献，同时探寻最新的科研论据，依托技术储备寻找病毒的蛛丝马迹。
经过连续5天的实验工作，疾控人员终于发现了一种新型的H7N9流感病毒。随后，病毒的全部基因密码被迅速破解，确认了病原体，研制出的检测试剂被立即发往全国，实现了对新型病原的严密监测、迅速确认和应急反应，为政府制定防御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价说：“中国应对H7N9禽流感疫情，堪称全球典范。”
民生周刊：我国疾控体系建设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王宇：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投入与财政支出有较大差距。近年来，省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财政投入有了明显增加，但与财政支出的增长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其财政投入仅占同级财政经常性支出比例的0.16%，财政投入较上年增加且增幅超过同级财政经常性支出增幅的省只有14个。
其次，机构自筹经费的比例仍然较高。省级疾控中心的收入构成中，仍有27.4%为有偿服务收入。财政拨款占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支出的比例为59.3%，与政府对疾病预防控制实现全额预算管理的要求尚有距离。
另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编制人员不足。据调查，除省级外，市级疾控中心超编4.9%，县级超编30.9%。人员队伍建设在总量、结构、素质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用于职工工资待遇的人员经费保障长期不足，导致全国疾控系统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普遍偏低，与临床医疗机构相差甚远。人员流失现象严重，综合业务能力受到削弱，远期发展缺乏内在活力和基础保障。
轻视疾病预防控制，会导致更大的卫生经费投入。历史上，各国政府都不乏因轻视疾病预防控制事业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例子。据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预算，2010年我国全社会用于慢性病卫生服务的费用约为1.3万亿元，占经常性卫生费用的69.8%，占GDP的3.22%。根据预测，如果我国慢性病流行态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到2020年仅慢性病门诊、住院费用就将达到GDP的9.38%，给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威胁。
民生周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王宇：在顶层设计中，应明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作用和承担职责的权重，要解决好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服务职责的关系，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明确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公益属性。切实落实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满足民生需求，需要政府依靠社会管理和配置资源来实现。
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完全是公益性质，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应建立完善的政府卫生投入机制，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预算全额保障，实现以全民资源服务于全民。为了提高政府卫生投入资源的配置效率，应该坚持以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实施公共卫生投入优先的策略。
另一方面，政府应高度重视公益事业单位的建设和发展，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与加大投入同步进行，建立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薪酬制度和激励制度，建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准入制度，优化人员结构，合理配置人员，确保人才质量。
新形势下，疾控事业如何切实保障百姓健康？《民生周刊》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
民生周刊：您此次提案的主题是“加强顶层设计，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这个提案有什么背景？
王宇：公共卫生服务涵盖传染病防治、慢性非传染病防治、儿童预防接种、各种环境危害因素监测及干预等诸多方面。做好医疗卫生服务，维护人民健康，需要疾病预防控制和临床医疗等专业技术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努力。然而，目前对预防和医疗机构的性质、职能定位，以及一些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政策等因素叠加，使得疾病防治工作在体制和机制上不能适应疾病防治的需要。
民生周刊：疾病防治工作在体制和机制上遇到了什么样的阻碍？
王宇：以结核病治疗管理为例。我国是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结核病发病率占世界第二位。一般来说，结核病人在医院治疗症状缓解后，还需要持续规范地在家服药8个月才可能彻底痊愈。不规范或中断服药会导致结核病复发或产生耐药。这就需要对结核病人进行长期治疗管理，而不仅仅是几次住院或门诊治疗，还需要临床治疗和疾病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然而，有些政策，如“医师多点执业”、“公立医院医生办私人诊所”等，本质上是由市场配置医疗资源的机制，如果不能与公益服务的制度设计结合起来，会逐渐使公立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职能淡化。
民生周刊：公立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服务职能淡化的后果是什么？
王宇：2003年非典疫情突发时，在整个疫情应对过程中，技术支持能力非常薄弱，不论是对疫情掌握的认识、主动防控措施的建议，还是对新发病原体的发现研究，所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
特别是在疫情出现早期，疾病防治控制系统与医疗系统没有形成联合机制，导致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各地医院不断出现聚集感染，医院成了传播疫情的主要场所。尽管非典疫情报告病例仅仅5千余例，但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触动和警示作用已远远超出疫情本身。
民生周刊：非典疫情后，我国疾病防控体系建设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
王宇：非典疫情后，我国的疾病防控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从疲于应对到从容有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出击，从各自为战到系统化、网络化。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逐渐取消了原来的一些营利性收费项目，逐步退出市场化的企业投资与运营管理，将公共卫生技术与资源投入到公益性服务之中。
在专业性方面，各级疾病防控机构提高专业队伍能力、引进高技术人才、增加技术培训、扩大技术交流，使专业队伍始终保持活力和竞争力，保持技术的尖端性和前沿性，在关键时刻能够“一锤定音”并可持续发展。
2013年3月，上海等地相继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的死亡病例，这引起民众的恐慌和担忧。疾控人员一方面迅速在海量资料库里搜索了近万篇文献，同时探寻最新的科研论据，依托技术储备寻找病毒的蛛丝马迹。
经过连续5天的实验工作，疾控人员终于发现了一种新型的H7N9流感病毒。随后，病毒的全部基因密码被迅速破解，确认了病原体，研制出的检测试剂被立即发往全国，实现了对新型病原的严密监测、迅速确认和应急反应，为政府制定防御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价说：“中国应对H7N9禽流感疫情，堪称全球典范。”
民生周刊：我国疾控体系建设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王宇：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投入与财政支出有较大差距。近年来，省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财政投入有了明显增加，但与财政支出的增长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其财政投入仅占同级财政经常性支出比例的0.16%，财政投入较上年增加且增幅超过同级财政经常性支出增幅的省只有14个。
其次，机构自筹经费的比例仍然较高。省级疾控中心的收入构成中，仍有27.4%为有偿服务收入。财政拨款占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支出的比例为59.3%，与政府对疾病预防控制实现全额预算管理的要求尚有距离。
另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编制人员不足。据调查，除省级外，市级疾控中心超编4.9%，县级超编30.9%。人员队伍建设在总量、结构、素质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用于职工工资待遇的人员经费保障长期不足，导致全国疾控系统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普遍偏低，与临床医疗机构相差甚远。人员流失现象严重，综合业务能力受到削弱，远期发展缺乏内在活力和基础保障。
轻视疾病预防控制，会导致更大的卫生经费投入。历史上，各国政府都不乏因轻视疾病预防控制事业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例子。据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预算，2010年我国全社会用于慢性病卫生服务的费用约为1.3万亿元，占经常性卫生费用的69.8%，占GDP的3.22%。根据预测，如果我国慢性病流行态势得不到有效控制，到2020年仅慢性病门诊、住院费用就将达到GDP的9.38%，给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威胁。
民生周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王宇：在顶层设计中，应明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作用和承担职责的权重，要解决好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服务职责的关系，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明确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公益属性。切实落实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满足民生需求，需要政府依靠社会管理和配置资源来实现。
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完全是公益性质，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应建立完善的政府卫生投入机制，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预算全额保障，实现以全民资源服务于全民。为了提高政府卫生投入资源的配置效率，应该坚持以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实施公共卫生投入优先的策略。
另一方面，政府应高度重视公益事业单位的建设和发展，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与加大投入同步进行，建立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薪酬制度和激励制度，建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准入制度，优化人员结构，合理配置人员，确保人才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