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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转型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一种畸形的婚配方式，即将女性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的行为在20世纪末日渐流行。许多作家从这一角度出发，以“拐卖”为题材进行创作。本文以此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女性被拐卖后不同的生存轨迹和特点进行整理归纳，并结合作品中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例证。
【关键词】：拐卖;女性;生存模式
一、前言
将女性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的行为在20世纪末日渐流行，被拐卖妇女大多经人贩子之手被卖到或穷困残疾，或老实木讷或年长无后的底层农民那里，与购买者结成名副其实的买卖婚姻，相应的也产生了众多“问题家庭”，这种沉重的现实给当代女性带来了种种困窘。21世纪初，许多作家以“拐卖”为题材进行创作，在他们笔下，遭遇拐骗的女性被动或是被迫的离开家乡为基点，被贩卖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过日子”。被拐者虽然选择的主动性和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可她们还是做出了不同程度上的反抗，也因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生存模式：
二、离乡—留滞
被拐卖之后最终留在了“买方”家庭生活，这种模式可以说最符合传统女性自身逆来顺受的特点。女性被拐卖之初，出于本能必先全力反抗，呈现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模式，然而头一个月闹得再厉害也难有什么逃跑机会，即使偶尔逮个空藏身，人们也会不费吹灰之力将她们擒获。过了这第一阶段，她们逃不逃的脱、留不留的住又有这么个说法：“（姑娘）虽然刚开始寻死觅活，可只要看的牢打得怕，再哄得吃口饭喝口汤，过一段时间也就不跑啦......女子大了，迟早也是得嫁个男人，哪里也是个嫁男人.....土窑儿里关她三个月，生米做成熟饭啦;跑回去也不值钱，她也就回心转意啦。”[1] 在《断侉子》中，二老有的女人红叶在轰轰烈烈的出逃计划失败后，在生米煮成熟饭怀上孩子后，原本坚硬的意志便渐渐弱了，逃跑的决心也慢慢消磨掉了。临死之际，话语间不难感受到她已把二老有当成“自己的男人”去依靠和指望。
“嫁到哪里不是嫁”和“不值钱”也大有说头。因为前者，《姊妹行》里的分田成功脱逃之后，去找同被拐卖的水的家里人试图让他们前去解救时，“水的父母‘嫁到哪里不是嫁’的态度很是耐人寻味，其背后便是对深刻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古老伦理的认同”; [2]《喊山》中红霞被拐之后，基本上没有反抗就在残暴猥琐的老男人腊宏身边过起了日子;即使《谁家有女初长成》中心高气傲的潘巧巧，如若不是后来大宏二宏有悖常伦的侮辱，也难说她不会就此认命安安分分的过起像她母亲一样的普通日子。而后者“跑回去也不值钱”的说法一旦被潜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本身就会磨灭被拐女性反抗的热情和动力，这在下文会做详细论述。可见女性被拐之后面临的困境除了逃不出，还有回不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回不去”比“逃不出”更具有摧残性、毁灭性的力量。
（二）离乡—归来
这种模式，大致可总结为被拐卖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或是外界辅助成功脱逃并且绝不回头型。这类女性的意志比“认命”的女人更加坚定不可磨灭，她们对自身和生活也有更为明确的认知。
在这一模式下“有着书本上的见识”的分田可以说是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典型人物（《姊妹行》），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她毕竟凭着一股韧劲和些许幸运逃离了买者的家庭。相对而言，巧巧在选择留下后的“出走”却是被动的，如果不是大宏二宏的伦理侮辱，巧巧的悲剧可能只在于不能自主选择婚姻，无从实现自己的大城市抱负。可那种背离人性的环境逼迫她“以恶治恶”，杀人行为使她开始了逃亡之路。当巧巧误入高原上的小兵站时，士兵的爱护和尊重抚慰了巧巧千疮百孔的心，让她重燃对生活的希望。可随着一张通缉令的到来，巧巧被迫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幸福，读书、考大学，然后到哪个单位去工作，成为她无力而真诚的最后心愿。“在对自身命运、自我生存境况的一种自觉意识的觉醒中，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严歌苓的有意叙事为潘巧巧完成她自己的救赎和呼唤善良人性的回归。”[3]
（三）离乡—归来—再离乡
最后这一种模式最为复杂，被拐女性从逃离到回家再到离家出走，整个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她们最初也是下定决心逃出“虎口”，但回归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发现自己已无法回归到旧有的生活秩序，最后一点救命稻草般的奢望就此被击碎。究其原因，大抵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跑回来也不值钱”了：《买媳妇》中四川偏远山区的民办教师玉棉的遭遇，属于被人强行掳走而非被诱骗的特例。被掠之后她挨过很多打，也受过多次侮辱，支撑她没有选择一死了之的是自己尚幼的孩子、恩爱的丈夫、懂事的学生，或者说是“贤妻良母”的身份给自己带来的、不可替代的存在感。所幸遇到兰采禾这样的好人，苦苦哀求平安回到了家，满以为自己为了他人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可结果却是被心心念念的“他人”生疏、拒绝甚至嫌弃。更有甚者，《姊妹行》里的分田在被拐之后，即使千方百计保住了清白，被解救之后也难逃这种尴尬：生活在乡人的流言蜚语之中，连父母也不相信她的清白。满以为自己没有丢脸可以寄希望于她的对象，然而对方也只有逃避，并解除了婚约;为了救水试图像水的父母求助，可对方父母的态度带来的只有失望。就连《中西部》里玉英那窝囊没出息的丈夫任六，在妻子被解救出来之后，心里只想着自己的媳妇“是被人睡了的媳妇”，脸上只多了深深的羞耻，于是在村人面前总也抬不起头来。
残酷的现实给这些归来的女性当头一击，却也给了她们遵从内心、直面现实并选择何去何从的勇气。于是，流落在异地他乡的玉棉，在一曲山东大鼓书的曲调中泪流满面，启程回到兰采禾的身边;绝望的分田，在凭借自己的力量找到并救出姐妹水之后，买了去上海的票，选择了用出走的方式与那个突不破贞操禁忌的家乡决裂;被解救回到家的玉英，在丈夫的猜忌怀疑中，在对丈夫因自己的问题还要去讨钱的失望中，在冷冰冰的家庭生活环境的落差中，留下一张纸条之后主动失踪，返回到买者石家。
参 考 文 献：
[1] 刘增元：《断侉子》[J]，《上海文学》，2000年第3期。
[2]景银辉：《突不破的“贞操禁忌”——从王安忆<姊妹行>说起》[J]，《时代文学》，2011年第12期。
[3]叶先云，杨红旗：《女性的生成——论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独特的女性叙事》[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关键词】：拐卖;女性;生存模式
一、前言
将女性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的行为在20世纪末日渐流行，被拐卖妇女大多经人贩子之手被卖到或穷困残疾，或老实木讷或年长无后的底层农民那里，与购买者结成名副其实的买卖婚姻，相应的也产生了众多“问题家庭”，这种沉重的现实给当代女性带来了种种困窘。21世纪初，许多作家以“拐卖”为题材进行创作，在他们笔下，遭遇拐骗的女性被动或是被迫的离开家乡为基点，被贩卖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过日子”。被拐者虽然选择的主动性和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可她们还是做出了不同程度上的反抗，也因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生存模式：
二、离乡—留滞
被拐卖之后最终留在了“买方”家庭生活，这种模式可以说最符合传统女性自身逆来顺受的特点。女性被拐卖之初，出于本能必先全力反抗，呈现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模式，然而头一个月闹得再厉害也难有什么逃跑机会，即使偶尔逮个空藏身，人们也会不费吹灰之力将她们擒获。过了这第一阶段，她们逃不逃的脱、留不留的住又有这么个说法：“（姑娘）虽然刚开始寻死觅活，可只要看的牢打得怕，再哄得吃口饭喝口汤，过一段时间也就不跑啦......女子大了，迟早也是得嫁个男人，哪里也是个嫁男人.....土窑儿里关她三个月，生米做成熟饭啦;跑回去也不值钱，她也就回心转意啦。”[1] 在《断侉子》中，二老有的女人红叶在轰轰烈烈的出逃计划失败后，在生米煮成熟饭怀上孩子后，原本坚硬的意志便渐渐弱了，逃跑的决心也慢慢消磨掉了。临死之际，话语间不难感受到她已把二老有当成“自己的男人”去依靠和指望。
“嫁到哪里不是嫁”和“不值钱”也大有说头。因为前者，《姊妹行》里的分田成功脱逃之后，去找同被拐卖的水的家里人试图让他们前去解救时，“水的父母‘嫁到哪里不是嫁’的态度很是耐人寻味，其背后便是对深刻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古老伦理的认同”; [2]《喊山》中红霞被拐之后，基本上没有反抗就在残暴猥琐的老男人腊宏身边过起了日子;即使《谁家有女初长成》中心高气傲的潘巧巧，如若不是后来大宏二宏有悖常伦的侮辱，也难说她不会就此认命安安分分的过起像她母亲一样的普通日子。而后者“跑回去也不值钱”的说法一旦被潜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本身就会磨灭被拐女性反抗的热情和动力，这在下文会做详细论述。可见女性被拐之后面临的困境除了逃不出，还有回不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回不去”比“逃不出”更具有摧残性、毁灭性的力量。
（二）离乡—归来
这种模式，大致可总结为被拐卖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或是外界辅助成功脱逃并且绝不回头型。这类女性的意志比“认命”的女人更加坚定不可磨灭，她们对自身和生活也有更为明确的认知。
在这一模式下“有着书本上的见识”的分田可以说是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典型人物（《姊妹行》），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她毕竟凭着一股韧劲和些许幸运逃离了买者的家庭。相对而言，巧巧在选择留下后的“出走”却是被动的，如果不是大宏二宏的伦理侮辱，巧巧的悲剧可能只在于不能自主选择婚姻，无从实现自己的大城市抱负。可那种背离人性的环境逼迫她“以恶治恶”，杀人行为使她开始了逃亡之路。当巧巧误入高原上的小兵站时，士兵的爱护和尊重抚慰了巧巧千疮百孔的心，让她重燃对生活的希望。可随着一张通缉令的到来，巧巧被迫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幸福，读书、考大学，然后到哪个单位去工作，成为她无力而真诚的最后心愿。“在对自身命运、自我生存境况的一种自觉意识的觉醒中，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严歌苓的有意叙事为潘巧巧完成她自己的救赎和呼唤善良人性的回归。”[3]
（三）离乡—归来—再离乡
最后这一种模式最为复杂，被拐女性从逃离到回家再到离家出走，整个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她们最初也是下定决心逃出“虎口”，但回归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发现自己已无法回归到旧有的生活秩序，最后一点救命稻草般的奢望就此被击碎。究其原因，大抵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跑回来也不值钱”了：《买媳妇》中四川偏远山区的民办教师玉棉的遭遇，属于被人强行掳走而非被诱骗的特例。被掠之后她挨过很多打，也受过多次侮辱，支撑她没有选择一死了之的是自己尚幼的孩子、恩爱的丈夫、懂事的学生，或者说是“贤妻良母”的身份给自己带来的、不可替代的存在感。所幸遇到兰采禾这样的好人，苦苦哀求平安回到了家，满以为自己为了他人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可结果却是被心心念念的“他人”生疏、拒绝甚至嫌弃。更有甚者，《姊妹行》里的分田在被拐之后，即使千方百计保住了清白，被解救之后也难逃这种尴尬：生活在乡人的流言蜚语之中，连父母也不相信她的清白。满以为自己没有丢脸可以寄希望于她的对象，然而对方也只有逃避，并解除了婚约;为了救水试图像水的父母求助，可对方父母的态度带来的只有失望。就连《中西部》里玉英那窝囊没出息的丈夫任六，在妻子被解救出来之后，心里只想着自己的媳妇“是被人睡了的媳妇”，脸上只多了深深的羞耻，于是在村人面前总也抬不起头来。
残酷的现实给这些归来的女性当头一击，却也给了她们遵从内心、直面现实并选择何去何从的勇气。于是，流落在异地他乡的玉棉，在一曲山东大鼓书的曲调中泪流满面，启程回到兰采禾的身边;绝望的分田，在凭借自己的力量找到并救出姐妹水之后，买了去上海的票，选择了用出走的方式与那个突不破贞操禁忌的家乡决裂;被解救回到家的玉英，在丈夫的猜忌怀疑中，在对丈夫因自己的问题还要去讨钱的失望中，在冷冰冰的家庭生活环境的落差中，留下一张纸条之后主动失踪，返回到买者石家。
参 考 文 献：
[1] 刘增元：《断侉子》[J]，《上海文学》，2000年第3期。
[2]景银辉：《突不破的“贞操禁忌”——从王安忆<姊妹行>说起》[J]，《时代文学》，2011年第12期。
[3]叶先云，杨红旗：《女性的生成——论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独特的女性叙事》[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