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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世界经济老大美国的经济状况和走势都是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按照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界定，2009年二季度美国进入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期。虽然短期数据不断波动，但如果观察年度数据则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复苏稳中趋好，2012～2014年经济增速分别为2.3%、2.2%和2.4%，财政余额占GDP的比例从2009年的-13.5%收缩到2013年的-5.8%，失业率持续下降，美元震荡升值，股票市场表现强劲。
曾经反复发酵的欧债危机并未对美国产生严重冲击，“财政悬崖”前后的政策调整、2014年初20年不遇的极端严寒天气均未造成严重影响，美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和自我调整能力。
放眼全球，欧洲尚未完全走出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治理仍面临严重挑战，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强心针”效果明显减弱，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经济减速和货币贬值。尽管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危机过后其经济复苏表现在主要大国中一枝独秀，头号世界经济强国再次展现出王者风范，背后的机理值得剖析。
唱衰美国经济的各种声音
金融危机前后唱衰美国经济的声音曾不绝于耳，此处仅列举较有影响力的三个方面。一是老龄化。战后美国婴儿潮处于集中退休高峰，这也是美国房地产需求下降、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人口根源，老龄化会降低劳动力增速进而降低潜在增长率，从而造成经济低迷。二是政治两极化。因为社会阶层剧烈分化，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争斗形成政治死结，政府难以推出强有力的革新政策，2012～2014年的国会被认为是战后最无所作为的国会。三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赶超。这些国家的增速快于美国，使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980年的26%下降到2013年的22%，美国经济似有式微态势。
上述理由都有其道理，但均不全面，近期美国稳健的经济复苏更使得其说服力大打折扣。老龄化和劳动力增速的降低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根本影响;政治两极化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民主党历来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共和党倡导自由竞争，美国正是通过两党之间的激烈博弈来寻求公平和效率的均衡;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可能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其创新能力、公司竞争力仍然显著强于新兴市场国家，两个集团的竞争尚不在一个层次上。
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与美国的
增长潜力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导致的需求变化只能产生短期影响，中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自然资源反映经济增长的环境承载力，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等因素。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因素，然后再分析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 资本的来源是储蓄，而储蓄包括本国储蓄和外国储蓄。美国本国的国民储蓄率在发达国家之中并不很高，2000～2013年均值为17.2%，低于同期德国的22.8%和日本的25.0%。但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稳定的投资环境以及美元霸权地位使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美国，部分地弥补了本国储蓄和投资资金。2000～2013年美国投资率为21%，同期德国和日本分别为18.3%和22.0%，美国的投资率略高于德国，与日本相差无几。二战之后美国的投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建筑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而设备投资、无形资产投资的比重持续上升，这种投资的技术含量更高，是知识经济时期的典型特征。因此，资本并不构成美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劳动力 2012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指出，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美国劳动力增速有所下降，美国潜在增长率从之前的3.0%下降到2.5%，而2010～2014年美国的平均增速为2.2%，略低于长期潜在增长率。该测算虽然有一定可信度，但并不能据此完全唱衰美国经济。
全球诸多发达国家均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按照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计算，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在全球排前三位，分别是27%、26%和25%，法国、英国、加拿大分别为21%、21%和18%，而美国为17%，在全球排名43位，是主要发达国家之中老龄化程度最轻的。
造成老龄化的原因有人口寿命、生育意愿等多方面因素，但外来移民无疑缓解了美国的老龄化压力。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移民流入国，2012年移民净流入500万人，远高于德国的55万和日本的35万;美国净移民占人口的比例为1.6%，显著高于德国和日本的0.7%和0.3%。历史上美国就是移民国家，历来对移民采取包容态度，政府将移民视为增强美国经济活力、保持文化多元化的力量，这与欧洲与日本相对单一的文化和严格的移民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移民为美国增加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和非熟练劳动力，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压力。
自然资源 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它体现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承载力。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1个国家当中，美国人均可耕地面积排名第三，仅次于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德国的三倍、日本的15倍。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增强了美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为工业化和城市化释放大量劳动力。历史学家曾经研究为什么美国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形成欧洲那样强势的工党，主要解释因素是西部丰富的土地资源为工人形成缓冲，如果劳资关系恶化，工人可以不必结成政党去进行抗争，而是可以选择去西部开垦土地，从而弱化了工党形成的可能性，这客观上增强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活力。
美国是世界上探明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本文不再列举数字，此处仅对近期较为热门的页岩气做简要点评。美国的页岩气储量极为丰富，是世界上惟一对页岩气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的国家。近期随着石油价格的下降，页岩气的相对成本优势减弱。但如果未来全球石油价格再次上升，美国的页岩气热潮还会兴起，页岩气能够降低高油价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冲击，起到缓冲器的作用，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优势。
2014年1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新的移民改革方案，这将使约500万非法移民免遭驱逐。图为马里兰州的一个移民家庭，得知此改革方案后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创新能力与美国的增长潜力
金融危机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0.8%，同期德国和日本分别为0.1%和0.3%，法国为-0.3%，美国有显著领先优势，在OECD国家中美国只略低于韩国和爱尔兰。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为何美国有较好的复苏表现。
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取决于科技、教育、竞争等人的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并未撼动美国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在US News发布的2015年世界大学排名之中，美国占据前30所中的23所，尽管这种排名标准有值得商榷之处，但美国教育的全球领先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二战之后美国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医学奖的将近一半。这些证据都表明美国仍处在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位置，典型的如纳米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
金融危机之后业界曾普遍期待新一轮技术革命能够引领产业繁荣，但实际上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产业革命并没有终结，而且近期又有新的技术热点集中涌现，OECD认为以移动互联、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正在引领第二次互联网革命。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技术类似，信息技术具有通用技术的性质，它可以渗透到各个产业，其影响值得继续关注。
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方面有傲视全球的优势。根据2012年OECD发布的《互联网经济展望》，全球前250家信息通讯产业公司中美国占82家，排名第二的日本只有49家，美国遥遥领先。
美国的众多信息技术公司成为行业巨无霸，有着极强的创新能力，而且富有长期战略眼光。例如，IBM公司正在开发新一代人工智能机器，应用目标之一是将所有的西医书本知识和诊断规则都传授给智能机，让机器根据各种检测结果来进行医学诊断。IBM认为未来该智能机可替代部分西医门诊功能，IBM希望通过这种探索占据50年后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谷歌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搜索引擎，但该公司却投入巨资研发无人驾驶汽车，这种汽车技术与视频识别、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等技术密切相关，不仅有助于增强其搜索引擎业务，而且有可能会开创新的产业。此外，苹果、亚马逊、思科、英特尔均在业界有极强的竞争力。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经的电子产业强国——日本未能抓住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机遇，索尼、松下等电子厂商已经江河日下。
从风险投资的投向可以观察公众对各种产业的预期。20世纪90年代美国风险投资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比重一度达60%，21世纪初随着高科技泡沫的破灭、房地产热潮的兴起该比重降到34%，金融危机之后该比例显著回升并再次超过50%，这说明以硅谷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是美国实体经济真正的竞争力所在，投资者仍然看好信息技术产业、第二次互联网革命的前景。有学者认为，1994～2004年信息技术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为50%，而2004～2012年的贡献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40%，信息技术产业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
许多美国品牌在业界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图为2013年4月10日至11日，2013年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在北京举行。
以上主要从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全要素生产率等角度观察分析美国经济。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在军事、金融领域仍然具有全球霸权，美国仍然主导全球经贸规则的制订，美国仍然有很强的文化软实力。这些因素都对美国经济有正面影响。
应当如何观察美国经济
2014年二至三季度美国GDP增长率创造了4.6%～5.0%的高增长，投资者一片欢呼，之后数据出现回调，各种悲观论点又开始蔓延。事实上，在各种正、负向冲击影响之下，短期波动难以避免，媒体的炒作往往会放大这种冲击的实际效果。观察美国经济应有中长期视角，应注重基本面分析。
美国经济复苏整体是较为稳健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因素支持这种判断。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美国的企业投资逐渐向设备和无形资产倾斜;美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是发达国家之中最轻的;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提升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承载力，页岩气可以缓冲高油价对宏观经济的冲击;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远高于德国和日本，第二次互联网革命的浪潮正在兴起，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仍有独霸全球的实力。从这些角度看，没有理由唱衰美国。
新兴市场国家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位置，它们尚不可能对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构成威胁。近期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增长下降，这会降低美国经济的外部需求，但是资本回流也有助于美国经济繁荣，这进一步体现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安全港效应。
历史上全球霸主衰落的原因往往是科技领袖地位的丧失，从工业革命到电气革命的变迁使得全球霸主从英国变为美国，而目前美国仍然处于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位置，仍然是发达国家的领头羊。尽管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美国经济也许难以再现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繁荣”和90年代的“新经济繁荣”，但美国经济仍有很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在克服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家庭、政府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均取得显著进展，美国实体经济竞争力将再次显现王者底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曾经反复发酵的欧债危机并未对美国产生严重冲击，“财政悬崖”前后的政策调整、2014年初20年不遇的极端严寒天气均未造成严重影响，美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和自我调整能力。
放眼全球，欧洲尚未完全走出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治理仍面临严重挑战，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强心针”效果明显减弱，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经济减速和货币贬值。尽管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危机过后其经济复苏表现在主要大国中一枝独秀，头号世界经济强国再次展现出王者风范，背后的机理值得剖析。
唱衰美国经济的各种声音
金融危机前后唱衰美国经济的声音曾不绝于耳，此处仅列举较有影响力的三个方面。一是老龄化。战后美国婴儿潮处于集中退休高峰，这也是美国房地产需求下降、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人口根源，老龄化会降低劳动力增速进而降低潜在增长率，从而造成经济低迷。二是政治两极化。因为社会阶层剧烈分化，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争斗形成政治死结，政府难以推出强有力的革新政策，2012～2014年的国会被认为是战后最无所作为的国会。三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赶超。这些国家的增速快于美国，使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980年的26%下降到2013年的22%，美国经济似有式微态势。
上述理由都有其道理，但均不全面，近期美国稳健的经济复苏更使得其说服力大打折扣。老龄化和劳动力增速的降低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根本影响;政治两极化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民主党历来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共和党倡导自由竞争，美国正是通过两党之间的激烈博弈来寻求公平和效率的均衡;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可能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其创新能力、公司竞争力仍然显著强于新兴市场国家，两个集团的竞争尚不在一个层次上。
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与美国的
增长潜力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导致的需求变化只能产生短期影响，中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自然资源反映经济增长的环境承载力，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等因素。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因素，然后再分析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 资本的来源是储蓄，而储蓄包括本国储蓄和外国储蓄。美国本国的国民储蓄率在发达国家之中并不很高，2000～2013年均值为17.2%，低于同期德国的22.8%和日本的25.0%。但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稳定的投资环境以及美元霸权地位使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美国，部分地弥补了本国储蓄和投资资金。2000～2013年美国投资率为21%，同期德国和日本分别为18.3%和22.0%，美国的投资率略高于德国，与日本相差无几。二战之后美国的投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建筑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而设备投资、无形资产投资的比重持续上升，这种投资的技术含量更高，是知识经济时期的典型特征。因此，资本并不构成美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劳动力 2012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指出，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美国劳动力增速有所下降，美国潜在增长率从之前的3.0%下降到2.5%，而2010～2014年美国的平均增速为2.2%，略低于长期潜在增长率。该测算虽然有一定可信度，但并不能据此完全唱衰美国经济。
全球诸多发达国家均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按照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计算，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在全球排前三位，分别是27%、26%和25%，法国、英国、加拿大分别为21%、21%和18%，而美国为17%，在全球排名43位，是主要发达国家之中老龄化程度最轻的。
造成老龄化的原因有人口寿命、生育意愿等多方面因素，但外来移民无疑缓解了美国的老龄化压力。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移民流入国，2012年移民净流入500万人，远高于德国的55万和日本的35万;美国净移民占人口的比例为1.6%，显著高于德国和日本的0.7%和0.3%。历史上美国就是移民国家，历来对移民采取包容态度，政府将移民视为增强美国经济活力、保持文化多元化的力量，这与欧洲与日本相对单一的文化和严格的移民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移民为美国增加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和非熟练劳动力，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压力。
自然资源 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它体现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承载力。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1个国家当中，美国人均可耕地面积排名第三，仅次于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德国的三倍、日本的15倍。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增强了美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为工业化和城市化释放大量劳动力。历史学家曾经研究为什么美国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形成欧洲那样强势的工党，主要解释因素是西部丰富的土地资源为工人形成缓冲，如果劳资关系恶化，工人可以不必结成政党去进行抗争，而是可以选择去西部开垦土地，从而弱化了工党形成的可能性，这客观上增强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活力。
美国是世界上探明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本文不再列举数字，此处仅对近期较为热门的页岩气做简要点评。美国的页岩气储量极为丰富，是世界上惟一对页岩气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的国家。近期随着石油价格的下降，页岩气的相对成本优势减弱。但如果未来全球石油价格再次上升，美国的页岩气热潮还会兴起，页岩气能够降低高油价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冲击，起到缓冲器的作用，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优势。
创新能力与美国的增长潜力
金融危机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0.8%，同期德国和日本分别为0.1%和0.3%，法国为-0.3%，美国有显著领先优势，在OECD国家中美国只略低于韩国和爱尔兰。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为何美国有较好的复苏表现。
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取决于科技、教育、竞争等人的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并未撼动美国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在US News发布的2015年世界大学排名之中，美国占据前30所中的23所，尽管这种排名标准有值得商榷之处，但美国教育的全球领先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二战之后美国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医学奖的将近一半。这些证据都表明美国仍处在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位置，典型的如纳米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
金融危机之后业界曾普遍期待新一轮技术革命能够引领产业繁荣，但实际上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产业革命并没有终结，而且近期又有新的技术热点集中涌现，OECD认为以移动互联、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正在引领第二次互联网革命。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技术类似，信息技术具有通用技术的性质，它可以渗透到各个产业，其影响值得继续关注。
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方面有傲视全球的优势。根据2012年OECD发布的《互联网经济展望》，全球前250家信息通讯产业公司中美国占82家，排名第二的日本只有49家，美国遥遥领先。
美国的众多信息技术公司成为行业巨无霸，有着极强的创新能力，而且富有长期战略眼光。例如，IBM公司正在开发新一代人工智能机器，应用目标之一是将所有的西医书本知识和诊断规则都传授给智能机，让机器根据各种检测结果来进行医学诊断。IBM认为未来该智能机可替代部分西医门诊功能，IBM希望通过这种探索占据50年后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谷歌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搜索引擎，但该公司却投入巨资研发无人驾驶汽车，这种汽车技术与视频识别、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等技术密切相关，不仅有助于增强其搜索引擎业务，而且有可能会开创新的产业。此外，苹果、亚马逊、思科、英特尔均在业界有极强的竞争力。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经的电子产业强国——日本未能抓住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机遇，索尼、松下等电子厂商已经江河日下。
从风险投资的投向可以观察公众对各种产业的预期。20世纪90年代美国风险投资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比重一度达60%，21世纪初随着高科技泡沫的破灭、房地产热潮的兴起该比重降到34%，金融危机之后该比例显著回升并再次超过50%，这说明以硅谷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是美国实体经济真正的竞争力所在，投资者仍然看好信息技术产业、第二次互联网革命的前景。有学者认为，1994～2004年信息技术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为50%，而2004～2012年的贡献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40%，信息技术产业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
以上主要从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全要素生产率等角度观察分析美国经济。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在军事、金融领域仍然具有全球霸权，美国仍然主导全球经贸规则的制订，美国仍然有很强的文化软实力。这些因素都对美国经济有正面影响。
应当如何观察美国经济
2014年二至三季度美国GDP增长率创造了4.6%～5.0%的高增长，投资者一片欢呼，之后数据出现回调，各种悲观论点又开始蔓延。事实上，在各种正、负向冲击影响之下，短期波动难以避免，媒体的炒作往往会放大这种冲击的实际效果。观察美国经济应有中长期视角，应注重基本面分析。
美国经济复苏整体是较为稳健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因素支持这种判断。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美国的企业投资逐渐向设备和无形资产倾斜;美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是发达国家之中最轻的;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提升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承载力，页岩气可以缓冲高油价对宏观经济的冲击;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远高于德国和日本，第二次互联网革命的浪潮正在兴起，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仍有独霸全球的实力。从这些角度看，没有理由唱衰美国。
新兴市场国家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位置，它们尚不可能对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构成威胁。近期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增长下降，这会降低美国经济的外部需求，但是资本回流也有助于美国经济繁荣，这进一步体现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安全港效应。
历史上全球霸主衰落的原因往往是科技领袖地位的丧失，从工业革命到电气革命的变迁使得全球霸主从英国变为美国，而目前美国仍然处于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位置，仍然是发达国家的领头羊。尽管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美国经济也许难以再现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繁荣”和90年代的“新经济繁荣”，但美国经济仍有很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在克服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家庭、政府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均取得显著进展，美国实体经济竞争力将再次显现王者底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