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代的政治家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我有幸同许多世界级的领导人会面，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位比李光耀教会我更多”；“对于个人究竟能对历史产生多大影响这个古老的话题来说，无疑可以从李光耀那里找到答案，他拥有无可匹敌的智慧和洞察力”。这是地缘政治大师基辛格对李光耀的评论，就写在他本人为美国学者哈雷厄姆·埃利森、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合作编著的《李光耀——大师洞察中国、美国和世界》一书所作的序言中。
　　新加坡的“法治”是法律居于一切人之上，而不是一部分人利用法律治理另一部分人。李光耀曾大费口舌就新加坡严格的法律环境作出解释，强调“法律纲纪提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架构”，法律需要显示宽容和人性，尊重言论自由，赋予人民集会、结社、和平示威的权利，为包括罪犯在内的任何人提供最起码的人身保护，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对这些权利加以限制，因为如果不分场合、情境和无条件地适用这些权利，将会导致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走向松懈、完结。
　　尽管具备民主政体的几乎所有要件——宪法对议会共和制的规定、全民直选的总统、由总统和议会共同行使的立法权、议会多数党领袖出任的总理、合法存在的反对党，但新加坡并不严格执行“三权分立”，加上压倒一切的“内安法”的存在，其“民主国家”资质不被广泛认同。李光耀对此并不在乎，他关心的是整个国家的治理效力。李光耀说，人民一旦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就要做好支持领导者的准备，接受他们制订的纪律，并能为实现已达成共识的目标作出牺牲；而最基本的，是所有重要议题都必须由竞选者公开摆在人民面前，无论谁被选出来代表人民，都必须忠实办理人民委托的事项——“这才是民主的真谛”。
　　“我在理性上无法接受一人一票是最好制度的说法，只是从英国殖民者手中直接继承了过来。我个人相信，通过给予每位40岁以上且拥有家庭的公民两个投票权，可以建立更好的制度，因为他们往往懂得慎重投票，知道要为子孙后代的福祉着想”。李光耀这段接受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扎卡里亚访谈时讲的话将在世界政治史上留下印记。 　　另一个常惹争议的话题是新加坡的“新闻自由”。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不搞资讯管制——事实上离开了信息畅通新加坡将什么也不是，但更强调媒体必须尽到“对人民的责任”，而不是为了追求发行量及与之相挂钩的广告收入故意发布有争议性的报道。李光耀坚持新加坡的报刊不能为外国人所有，推动新加坡早在1977年就立法禁止任何人持有本国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对于在新发行的外国报刊，一旦它们发表针对新加坡的不实言论，李光耀有两招应对：一个是如不照登新加坡总理府的澄清函，就限制他们在新的发行量；另一个就是诉诸法庭，当面对质。这是小国的办法，却最大限度发挥了政府的能量。李光耀说，“资讯手段日新月异”，“那些尝试阻止人民使用资讯科技的国家必定吃亏”，“我们必须设法确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问题上的正式立场”。
　　最先登上全球化巨轮的人
　　李光耀最受称道的是他开明、开阔的世界观。他总能在第一时间察觉世界大势的变化，作出最符合新加坡利益的决断，“如果我们不能拥有一流的航空公司、港口、银行，就注定走向衰败”；“但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迎请跨国公司赴新加坡发展的阶段，更要主动拥抱全球化”。
　　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拒绝追随第三世界的反“新殖民主义”声浪之后，新加坡又在八、九十年代抵制发展中国家式的民族主义思潮，坚持做世界的自由港、东西方的桥梁，尽管被一些人讥讽为“第三世界的叛徒”、“第一世界的走卒”，却被历史证明站稳了潮头，至少没有像某几个最喜欢对这个“地图上的小红点”显示轻蔑的大块头国家那样在世界级的经济危机、金融海啸和内生的社会动荡中沉沦。
　　李光耀不认为全球化趋势可以逆转，因为技术的进步“不可回收”，同时他早已预见，国际矛盾的基本形态将发生变化，会以人口膨胀、地球变暖、难民涌动、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更具体的形式困扰各国当政者。今天，当不同肤色的政客们争先恐后地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充当“道德先锋”时，又有谁会想起小小新加坡才是最先登上全球化巨轮的那个国家！
　　新加坡是深陷大国夹缝中的小国，又处在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通要冲，这就给新加坡制造了先天的安全困境，使它不能像其他袖珍国家那样远离战争冲突和地缘矛盾，而必须积极游走于各方之间，主动“平衡大国”，维护自己的利益。李光耀的外交极热衷于三件事：促进东盟一体化，打造可依托的地区联盟；发展与美国的准同盟伙伴关系，引入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推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加强联系，支持中国融入世界。
　　中美关系始终是李光耀最投入的观察点。他不认为谁能够阻挡中国崛起，“中国人怎会不想当世界第一？”“中国正以巨大规模打破平衡，世界必须用三、四十年时间建立新的平衡”，但“千万不要制造一个敌意的环境”。不过李光耀也不相信亚洲将出现由中国一家主导的新“霸权体系”。他认为美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不会失去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仍将是亚洲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美国撤出亚洲。他十年前就预测中美关系的最可能结果是达成某种相互谅解，即便两国不能合作，也应学会共处，并给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留下生存和发展空间，“美国必须尝试与中国分享其显要地位”。
　　李光耀喜欢对身边国家的内部事务显示关切，原因是新加坡太容易被邻居们的家务事波及，所以必须把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想在前面。这样就使他在一些国家的领导者眼中显得喋喋不休，甚至令人厌烦。不过，这些国家的领导者们心里也很清楚，李光耀是最不会信口开河的那个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光耀在一次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中出人意料地用了很长时间提醒中方注意人口结构潜藏的危机。他说，当城市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却存在大量超生和重男轻女现象、而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倾向于不要孩子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会失衡，并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长期的压力，需要有所防范和准备。20年后的事实印证了他的预言。
　　把时钟拨回到意识形态风云激荡、地缘政治板块碎裂的1965年。那一年，致力于为华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与马来西亚“巫统”（马来人政党）谈判失败，被当作“华人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逐出联盟。8月9日，李光耀通过电波宣布新加坡独立，在摄像头前情绪失控流下眼泪，“我从来没这么悲伤过，兄弟分家成了事实，我辜负了马来亚、沙巴和沙劳越的许多人，他们曾经响应我们的号召主张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我使他们失望了”。
　　任何领导人宣布自己国家独立时都欢天喜地，惟独李光耀痛哭失声。一则犀利但同情的评论说，他其实是在哭他自己。宣布独立的那一刻，李光耀内心深处争做地区领导人的梦想彻底破灭，而他身后的新国家缺少腹地，对外部环境变化异常敏感，就像“失去躯壳的心脏”。半个世纪过去，李光耀垂垂老矣，而新加坡不仅顽强地生存着，更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来没有成为输家。
　　人们在评价李光耀时总会不知不觉受到他的血统的影响，但李光耀就是李光耀，既不是哪个国家派驻南洋的“总督”，也非任何国家的盟邦“指挥长”。他笃信人性本恶，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相信“治理的艺术就是在国家权限范围内以有限资源调动社会的最大多数”，并且“不断提高服务人民的标准”。李光耀拒绝深陷纯粹的西方主义或者纯粹的东方主义巢窠，而是把流淌在新加坡人血液中的不同文化的优秀因子与现代司法、政治制度相结合，这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先验性的意义，可以提供持久启发。
　　世界文明发展史既有宏伟篇章，也充满生动细节；既上演民族国家的兴衰成败，也反映英雄个人的梦想与血泪，李光耀和新加坡刚好可以为我们审视文明、理解政治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结合点。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仍充满挑战，比如李光耀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的身体状况，以及人民行动党在一些选区明显下降的得票率。但人们更应看到李光耀留给新加坡人的永久财富，最重要的是居安思危、与时俱进的国家精神，多元民族的国家认同，高度法治化和精英化的社会范式，小国大舞台的思维方式，以及及时察觉矛盾、解决矛盾、尽量不把矛盾留给后人的处事习惯。所有这些品质，应该能够确保新加坡至少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以最可预期的方式保持稳定发展并顺应时势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