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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企业控制权早期文献的研究，重点梳理了从亚当·斯密到伯利、米恩斯，再到钱德勒的企业控制权的现实问题脉络，而后分析了从奈特到科斯，再到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对控制权的理论诠释，指出控制权问题的提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并肯定控制权早期文献对企业控制权的发展极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权威；监督；控制权；企业控制权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5-0022-02
一、控制权问题源于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
亚当·斯密(1776)最早在《国富论》中指出：“不过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成员，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的成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从亚当·斯密对股份公司代理问题的担心，可以看出此时他已经洞察到了股份公司控制问题的重要性。百年之后，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合著的《现代企业与私有财产》一书，对现代公司中管理者控制进行了描述。大公司的控制权从企业的所有者即股东转移到经理手中已成为企业制度演进的趋势。到1930年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控制了49.2%的公司财富、38%的经营性财产及22%的国民财富。公司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控制的资源范围和实力不断增加，总的集中趋势在增强，同时股东持股的状况却出现高度分散。这两个趋势同时出现使得公司股东对职业经理实施控制变得不大可能。所谓经理控制的含义是经理具有挑选董事会成员(或其中的多数)的实际权力。
与伯利和米恩斯相呼应，在《看得见的手》一书中，钱德勒通过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食品工业、烟草工业、化学工业、橡胶工业、石油工业、机器制造业和肉类加工业中的大量史料，论证了现代大型联合工商企业的诞生乃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钱德勒这样表述著作的主题：“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在美国，随着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出现了所谓经理式的资本主义”。钱德勒把现代大型企业的成长壮大和职业经理在企业管理职能上对企业主的替代综合总结为“管理革命”这一重要命题。在这本著作中，钱德勒将历史和逻辑相结合为我们阐释了经理控制的历史动因和演进轨迹。
二、科斯的交易、契约与权威
“控制权”这一概念在理论上被正式提出之前，西方传统企业理论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用语，如“权威”、“指挥权”、“企业家的权力”等。企业契约理论的开创者科斯(1937)曾指出“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它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浮动的)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契约的本质仅在于它限定了企业家的权力范围。只有在限定的范围内，他才能指挥其他生产要素”。在科斯看来，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存在根据就是用企业家的协调功能来替代价格机制这种协调工具。“权威”、“指挥权”、“企业家的权力”既是企业家发挥协调功能的前提又是结果。
问题是为什么权威(控制权)归企业家所有，使企业家指挥工人，而不是工人指挥企业家。在此问题上，科斯并不同意奈特(1921)关于企业家为何享有指挥权的论述。在奈特看来，不确定性区分出两种行动，给社会组织带来两个特征，结果区分出企业中两种角色。两种行动中一种是实际执行，另一种是决定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行动；给企业组织带来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生产者承担了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另一个特征是决策、控制功能的集中化、头领化；企业的两种角色是，自信者和冒险家承担风险，动摇者和胆小鬼获得一定的收入。奈特认为企业家支配他人工作的权力来源于他向另一个人支付有保证的工资，而企业家的保证来源于他对不确定的未来事件的判断能力的自信心。不过科斯认为即便企业家有良好的判断能力和知识，也并不能得出企业家具有支配他人的权威，因为他可以选择出卖他的建议和知识，或是通过与正在进行生产的人缔结契约等方式来取得报酬。他们不一定非得组成企业，在企业内形成等级的管理结构。科斯认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在科斯看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是企业的优势所在，是价格机制被替代的原因，也是导致企业家权威的原因。
三、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信息、监督与权利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并不同意科斯对企业所作的交易费用的解释。他们把自己的企业理论建立在管理成本的基础之上，并认为这是肯定正确的，假如其他条件不变，管理成本越低，企业内的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越大。他们认为用剩余索取权(或股权)支付经理的体系源于用有效方法减少偷懒以使团队生产更经济的愿望，而不是源于动态经济中对企业风险的较小厌恶。管理成本的解释优于用交易成本，用监督优于用风险分配。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强调交易者的独立性和自由性，认为把以权力为特征的企业通过命令、权威或纪律处分解决问题作为企业的优势是一个错觉。我们无法区分企业的这种优势与任何两个人之间的普通的市场签约的命令、权威、纪律处分。雇主的起诉和解雇，就像我也能以停止从我的杂货商那里购买商品的方式来解雇他或者为了他发错了货而起诉他。每个团队的成员与企业所有者(即对所有投入契约来说是共同的缔约方和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的关系简直就是一个交换契约。每个人都在购买和销售。雇员命令团队的所有者付钱给他，同样地，雇主指导团队成员执行一定的命令。科斯对企业控制权解释的无力，经不起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仔细推敲，从缔约的自由性来说，权威恰恰是应该被解释的，或者说为什么为了效率要有权威，不是有了权威就会有效率。
接下来的问题是管理和分派工人去做各种工作的权力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团队生产面临的首要困境就是监督问题。一个经济组织要想从合作行为中获得收益就必须能提供某种激励，更好地利用合作成员的比较优势，这种激励要求报酬的支付和生产力相一致。在市场中，考核可以通过竞争市场的产品交换使报酬和生产力高度相关，但在团队生产中，团队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是联合产品，不是每个成员的边际产品，最终产出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加总。团队生产中参与合作的成员的边际产品无法直接地、分别地、便宜地观察和测度，这样团队成员就不可能像在市场中单干一样轻易取得与自己的贡献相一致的报酬。这种情况必定导致人们没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却有积极性偷懒，搭便车问题(freeride problem)普遍产生，团队的生产率受到损害。团队中考核产品确定报酬是没有效率的，所以只有通过考核生产行为来解决考核难题。为了减少偷闲，可以在团队内形成一种可监控的结构，使某些人的职能专业化，专门从事监控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工作。
他们的理论线索是由团队生产中的合作问题引发防止偷懒问题，由不可能直接地、分别地、便宜地观察和测度到考核行为的监督问题，进而需要一个中心签约人来充当监督者。那么谁来监督“监督者”呢?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市场的竞争机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解决的办法是让监督者享有剩余索取权。如果合作投入的所有者同意监控者可以获得剩余，那么后者就获得了不偷闲的激励。他越是努力，其他成员就越难以偷懒，团队的生产率就越高。监控者为获得剩余而使偷闲减少，主要是通过观察与指导投入的行为和使用来实现的。把剩余授予集权的监控者所有，要比把剩余分配给全体成员更有效率。因为如果所有的团队成员依赖于对利润的分享，虽然团队的成员的努力会提高团队的收益，但集权的监控者偷闲的增加所导致的损失将超过分享剩余的团队成员不偷闲带来的收益。由于内部监控费用低于其他(市场)监测费用等原因，从而产生了由监控者充当中心代理人的合同安排形式。
早期文献对企业控制权的正式提出的启发意义是很大的，无论是权威还是监督都含有作决策及支配的意思，而这正是控制权的本质所在。
责任编辑 宫秀芬
[关键词]权威；监督；控制权；企业控制权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5-0022-02
一、控制权问题源于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
亚当·斯密(1776)最早在《国富论》中指出：“不过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是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成员，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的成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从亚当·斯密对股份公司代理问题的担心，可以看出此时他已经洞察到了股份公司控制问题的重要性。百年之后，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合著的《现代企业与私有财产》一书，对现代公司中管理者控制进行了描述。大公司的控制权从企业的所有者即股东转移到经理手中已成为企业制度演进的趋势。到1930年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控制了49.2%的公司财富、38%的经营性财产及22%的国民财富。公司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控制的资源范围和实力不断增加，总的集中趋势在增强，同时股东持股的状况却出现高度分散。这两个趋势同时出现使得公司股东对职业经理实施控制变得不大可能。所谓经理控制的含义是经理具有挑选董事会成员(或其中的多数)的实际权力。
与伯利和米恩斯相呼应，在《看得见的手》一书中，钱德勒通过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期，食品工业、烟草工业、化学工业、橡胶工业、石油工业、机器制造业和肉类加工业中的大量史料，论证了现代大型联合工商企业的诞生乃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钱德勒这样表述著作的主题：“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在美国，随着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出现了所谓经理式的资本主义”。钱德勒把现代大型企业的成长壮大和职业经理在企业管理职能上对企业主的替代综合总结为“管理革命”这一重要命题。在这本著作中，钱德勒将历史和逻辑相结合为我们阐释了经理控制的历史动因和演进轨迹。
二、科斯的交易、契约与权威
“控制权”这一概念在理论上被正式提出之前，西方传统企业理论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用语，如“权威”、“指挥权”、“企业家的权力”等。企业契约理论的开创者科斯(1937)曾指出“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它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浮动的)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契约的本质仅在于它限定了企业家的权力范围。只有在限定的范围内，他才能指挥其他生产要素”。在科斯看来，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存在根据就是用企业家的协调功能来替代价格机制这种协调工具。“权威”、“指挥权”、“企业家的权力”既是企业家发挥协调功能的前提又是结果。
问题是为什么权威(控制权)归企业家所有，使企业家指挥工人，而不是工人指挥企业家。在此问题上，科斯并不同意奈特(1921)关于企业家为何享有指挥权的论述。在奈特看来，不确定性区分出两种行动，给社会组织带来两个特征，结果区分出企业中两种角色。两种行动中一种是实际执行，另一种是决定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行动；给企业组织带来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生产者承担了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另一个特征是决策、控制功能的集中化、头领化；企业的两种角色是，自信者和冒险家承担风险，动摇者和胆小鬼获得一定的收入。奈特认为企业家支配他人工作的权力来源于他向另一个人支付有保证的工资，而企业家的保证来源于他对不确定的未来事件的判断能力的自信心。不过科斯认为即便企业家有良好的判断能力和知识，也并不能得出企业家具有支配他人的权威，因为他可以选择出卖他的建议和知识，或是通过与正在进行生产的人缔结契约等方式来取得报酬。他们不一定非得组成企业，在企业内形成等级的管理结构。科斯认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在科斯看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是企业的优势所在，是价格机制被替代的原因，也是导致企业家权威的原因。
三、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信息、监督与权利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并不同意科斯对企业所作的交易费用的解释。他们把自己的企业理论建立在管理成本的基础之上，并认为这是肯定正确的，假如其他条件不变，管理成本越低，企业内的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越大。他们认为用剩余索取权(或股权)支付经理的体系源于用有效方法减少偷懒以使团队生产更经济的愿望，而不是源于动态经济中对企业风险的较小厌恶。管理成本的解释优于用交易成本，用监督优于用风险分配。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强调交易者的独立性和自由性，认为把以权力为特征的企业通过命令、权威或纪律处分解决问题作为企业的优势是一个错觉。我们无法区分企业的这种优势与任何两个人之间的普通的市场签约的命令、权威、纪律处分。雇主的起诉和解雇，就像我也能以停止从我的杂货商那里购买商品的方式来解雇他或者为了他发错了货而起诉他。每个团队的成员与企业所有者(即对所有投入契约来说是共同的缔约方和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的关系简直就是一个交换契约。每个人都在购买和销售。雇员命令团队的所有者付钱给他，同样地，雇主指导团队成员执行一定的命令。科斯对企业控制权解释的无力，经不起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仔细推敲，从缔约的自由性来说，权威恰恰是应该被解释的，或者说为什么为了效率要有权威，不是有了权威就会有效率。
接下来的问题是管理和分派工人去做各种工作的权力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团队生产面临的首要困境就是监督问题。一个经济组织要想从合作行为中获得收益就必须能提供某种激励，更好地利用合作成员的比较优势，这种激励要求报酬的支付和生产力相一致。在市场中，考核可以通过竞争市场的产品交换使报酬和生产力高度相关，但在团队生产中，团队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是联合产品，不是每个成员的边际产品，最终产出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加总。团队生产中参与合作的成员的边际产品无法直接地、分别地、便宜地观察和测度，这样团队成员就不可能像在市场中单干一样轻易取得与自己的贡献相一致的报酬。这种情况必定导致人们没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却有积极性偷懒，搭便车问题(freeride problem)普遍产生，团队的生产率受到损害。团队中考核产品确定报酬是没有效率的，所以只有通过考核生产行为来解决考核难题。为了减少偷闲，可以在团队内形成一种可监控的结构，使某些人的职能专业化，专门从事监控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工作。
他们的理论线索是由团队生产中的合作问题引发防止偷懒问题，由不可能直接地、分别地、便宜地观察和测度到考核行为的监督问题，进而需要一个中心签约人来充当监督者。那么谁来监督“监督者”呢?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市场的竞争机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解决的办法是让监督者享有剩余索取权。如果合作投入的所有者同意监控者可以获得剩余，那么后者就获得了不偷闲的激励。他越是努力，其他成员就越难以偷懒，团队的生产率就越高。监控者为获得剩余而使偷闲减少，主要是通过观察与指导投入的行为和使用来实现的。把剩余授予集权的监控者所有，要比把剩余分配给全体成员更有效率。因为如果所有的团队成员依赖于对利润的分享，虽然团队的成员的努力会提高团队的收益，但集权的监控者偷闲的增加所导致的损失将超过分享剩余的团队成员不偷闲带来的收益。由于内部监控费用低于其他(市场)监测费用等原因，从而产生了由监控者充当中心代理人的合同安排形式。
早期文献对企业控制权的正式提出的启发意义是很大的，无论是权威还是监督都含有作决策及支配的意思，而这正是控制权的本质所在。
责任编辑 宫秀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