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文化”这个概念，过去少人提过。其实它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是最地道的中国特产。它关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问题，关乎当代散文的发展，也关乎当代的文化建设。
　　为什么提出“散文文化”这一概念？因为中国文化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中国散文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或者说是将中国文化具体化、书面化和审美化的一种文体。因此，“散文文化”应包括以下的内涵：1.它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文”的传统。从先秦文史哲三位一体“杂文学”，到司马迁的《史记》，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桐城派的“文章”，“散文文化”一直绵延不绝，文脉丰赡。2.它从中国文化最根基的方面，记录了中国的历史和最为日常化的现实生活。它既是中华民族情感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凝聚。3.它是中国最大的一笔文体遗产。中国散文不但是一座中国思想文化的富矿，而且是最为成熟、形式最为丰富和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体。4.从散文所体现的实用价值和政治功利性方面的内涵看，“立意为宗”“忧患意识”“家国情怀”，以及“知”与“行”的一致，“文”与“用”的统一，还有以孝、悌、慈、仁、信为基础的伦理要求等，构成了中国散文文化“文以载道”的传统;而以“道”为最高准则的“天人合一”理念，则从另一个精神维度丰富了“散文文化”的内涵。5.“散文文化”是在思想和审美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既强调文章思想的深邃广阔，更重视语言的美，在这方面它超过了其他文体。6.“散文文化”还体现出中国文学特有的风骨、气度与神韵。要之，“散文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甚至是民族文化精神最后的栖居地。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唯有在散文这种文体里，才能得到最为充分、最为扎实的传承和发展，这是其他文体所无法相比的。
　　“散文文化”是与“诗文文化”相联系又相独立的范畴。以往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公认和推崇的是“诗文文化”，很少提及“散文文化”。他们虽然也注意到“文”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但实际上，由于我国有强大的诗歌写作传统，且诗歌一直被视为最高级的文学样式，所以在许多研究者那里，诗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文”却大可忽略不计。正是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独立提出“散文文化”这一概念，以彰显散文的地位及其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密切关系。其次，还要看到，“散文文化”并不等同于“文化散文”。“散文文化”萌发于我国散文的发生期，即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以后随着散文的发展，“散文文化”也不断地积累和丰厚，并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不同的经验表达和道德建设中。而“文化散文”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余秋雨的写作而引发的一种散文写作潮流或写作模式。从概念的时间和内涵看，“散文文化”历史悠久，内容更丰富，涵盖面较广;而“文化散文”产生时间较短，它只是散文的一个品种，其范围也较小。
　　“散文文化”的提出，还基于这样的前提，即诗与文在我国虽然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但事实上，自唐代举行科举考试后，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即文章，由是散文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及至“桐城派”，散文更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风。所以，从文学史的演进发展来看，“文”对中国文化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大，它比诗歌更全面、更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化。尤其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的当下，因全民性的网上写作，散文更是全方位地影响着当代的日常生活。
　　中国“散文文化”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与古代文人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最为贴近。它既是一种文学写作，又是一种文化操作实践，一种面对现实生活和广大民众的独特发言。我国最早的散文结集《尚书》，就客观真实地记叙了虞、夏、商、周四代社会发展状况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先秦时期的诸多散文体式，如颂、赞、祝、封禅之类的祭祀文，铭、诔、碑、吊之类的哀悼文，以及書信体之类的书牍文，一方面与其时的社会、哲学、政治、历史密切相关，体现出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思想文化内涵;一方面由于散文与诗歌相比，具有更为鲜明的实用性特征，所以散文与古代文人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并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经验表达中发挥出广泛而巨大的实用功能。晚明的小品文，同样散发出浓厚的日常生活气息。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把杭州鬼节时的热闹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还描述了五种人的举动和情态。他的《方物》《茶史》《蟹会》等小品，则写尽了俗世人间的衣食住行、琴棋书画。晚明的其他散文作家，其写作倾向和审美趣味也大体与张岱相近。及至“五四”，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一路的“聊天式”散文，写的也大抵是带着烟火味的日常生活。可见，散文是从中国文化最根基的部位，真实记录了中国的历史、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这一点看，中国最重要的写作方式就是散文写作。只不过“五四”以后，随着西方各种新思潮、新观点，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散文日渐由中心退向边缘，从“主要文体”变成“次要文体”。所以，今天我们要振兴中华文化，就必须振兴散文和“文”论的传统，恢复散文在我国文学创作中的正统地位。因为散文和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和民众有一种天然的血亲关系。实际上，散文作为一种根基性写作，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已渗透进每一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血脉之中。它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方被应用，并以其潜在的、缓慢然而富于韧劲的特有气质参与到不同质的当代文化建设中。
　　散文不但最贴近日常生活，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还是中华民族情感的结晶。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散文，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感情结构和心理结构，正所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这里的《出师表》《陈情表》《祭十二郎文》，都是我们民族散文的瑰宝，在这里面就有着我们民族情感的密码。可见，散文这种文学形式在整个中国文化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方式，和中国人的生命活动密切联系。它凝结着中国人的思想价值、文化理想，渗透进了中华民族浓浓的情感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中国散文就不仅仅是研究一种文字的写作，而是探究一种深植于文化中的大爱和人文情怀。比如朱自清的名篇《背影》，作者采用长镜头聚焦的方法，集中浓缩了父亲的背影。这个“背影”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情感的原型，一个民族的文化代码。《背影》感人的秘密，不在于它的文字，而在于感情与文字之间有一个文化结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感情沉淀。正由于《背影》中父子的感情都浓缩在这个情感原型中，这样“背影”也就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成了一个苏珊·朗格所说的“生命的投射”。像《背影》这样蕴含着民族的感情密码的作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还有许多。因此，我们的散文研究，要尽量透过散文作品的表层文字，挖掘出深藏于文字背后的民族情感原型和精神原型，使其更好地融入当代文化建设中。 　　我国的“散文文化”，还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的散文里充满一种东方式的智慧。这种智慧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寓言为广。即庄子在《庄子》一书的序言《天下》中所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从《庄子》文本看，庄子实际上就是借助丰富的想象，通过对人、事、物进行形象化的描述，来表达自己对宇宙自然的认知，以及对生于其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的把握和对于人生的感悟体验。如《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就相当典型地体现出庄子这种诗性智慧写作的特色。这个寓言主要通过庖丁高超的解牛技巧来隐喻某种生存之道。二是倾心于“平常心是道”的禅风，“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直觉思维方式。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始得西山宴游记》、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都是颇具“禅味”的散文小品。
　　我国古代散文如此，在现当代散文中，也有不少闪烁着民族智慧的优秀作品。比如林语堂倡导“智者的微笑”，强调“自由”和“性灵”。他的散文既有幽默调侃，又有心灵的放纵，有人性的温厚、善意的理解与宽容，真正达到了感性与智性的深度交融。贾平凹的散文，有不少带有禅宗式的诗性智慧。他的这类散文，或寄情于山水，或感悟于生活，或发掘沉积于秦砖汉瓦下的文化，但他落笔的中心不在于临摹山水的形态，而是如实记录各种生活的琐事或借文化思考民族和文人的命运。对贾平凹而言，他追求的是一种天地人贯通的大境界，一种物我合一、主客体相融的生命顿悟。这样，在他的散文里，荒凉、寂寞的大戈壁是一块“难得糊涂的、大智若愚的地方”;而且，由于戈壁经历了由荒凉、繁荣到单纯的变化，所以它又是一幅“现代艺术的画，画中一切生物和动物都作了变异，而折射出这个世界的静穆，和静穆中生命中的灿烂”（《戈壁滩》）。而在《夜游龙潭记》中，这个龙潭“四面空洞，月光水影，不可一辨。桨起舟动，奇无声响，一时万籁静寂，月在水中走呢，还是舟在湖山移，我自己早已不知身到了何处，欲成仙超尘而去了”。像这样神秘、幽静和空灵的散文，还可举出《三目石》《树佛》《生佛》《月迹》《月鉴》《钓者》《冬花》等等。从以上的“禅思美文”中可以看出，贾平凹的诗性智慧的确秉承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同时又是道家思想、魏晋玄学和禅宗的人生哲学的圆融。因此，研究贾平凹的散文不能拘泥于从字面意义来领会其内涵，而是要透过文字，从整体上来把握他作品中的诗性智慧，要在纯净、幽静、空灵的境界中体会其“韵外之致”和“言外之意”。这正是贾平凹散文的诗性智慧的特色和魅力之所在。可见，禅宗不仅对我国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于我国的散文尤其是其中的小品的渗透，使我国的散文呈现出一种绝不同于西方散文的诗性智慧。
　　“散文文化”的民族性还表现在散文是一种文体种类、文体形式众多的“杂文学”。中国古代文人很早就有相当自觉的文体意识，他们十分重视散文的写作体制和分类。他们强调“文辞以体制为先”，不同的散文体式，有不同的体制规范;不同的内容、场合、读者对象，应有不同的语体和风格。比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首先就对文体进行分类，他将“文”分为四种八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则将“文”分为赋、碑、诔、铭、颂、论、奏、说等十体，并对各种类型的散文特点做了精要的分析。而《文心雕龙》“论文叙笔”20篇，详尽分析了诗、乐府、骚、赋、颂、赞、祝、铭等34种文体的体制特点和源流演变。及至明代吴纳的《文章辩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骈散文的文体更是发展到127类。总体看来，我国古代不但文体理论方面著作众多，而且对散文体制、文体规范、语体风格的辨析十分精到。这样的盛况，的确是别的国家的文体研究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因此，童庆炳先生才敢于断言：“中国是一个十分讲究文体的国度……文体的大国必然也是文体论的大国。” 而作家韩少功则认为，“在中国丰厚的文化遗产中，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文史哲不分家。……中国最大的文体遗产，我觉得是散文”。中国散文遗产里不但包含了丰富的写作经验，还包含了优良的、富于民族特色的人文传统，我们不能随意把它抛弃。
　　散文文体和文体论本身便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先秦的盟誓之文，便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文体。唐代政治色彩较浓的判文，也有其特别的文化内涵与文学意义。甚至即便是八股文，也是古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直接写照，折射出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和人文景观。由此可见，文体不是纯粹的语言现象，它是社会的进步、语言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精神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文体形态具有深广的语言学和文化学内涵，作为语言存在体，文体形态是依照某种集体的特定的美学趣味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规则和灵活性的语言系统的语言规则”（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也就是说，文体的历史是人类感受世界、把握世界的历史。它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且与特定时代的社会心态、审美选择和文化精神是同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散文文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既是世界文体学中的一份宝贵财富，也是当代文化建设中迫切需要的文化资源。
　　中国的“散文文化”犹如一条大河，它时而波涛汹涌，时而涓涓细流;时而泥沙俱下，时而明净清澈。但不管如何复杂曲折和难以辨析，“散文文化”都是中国人不容忽视的一笔精神财富和最大的文学遗产。从总体上看，“散文文化”是混沌、博大、厚重和内敛的，它所创造和呈现的精神历史天空也是无比丰富广阔的。它不但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证明。梳理、辨析“散文文化”的传统，再看看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深感中国当代文学从新时期之初，骨子里就缺乏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首先由于缺乏文化的主体性，才会一切以西方马首是瞻。抱着如此矮化自己的奴性心态，中国当代文学怎么有可能进入“世界文学之林”？其次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路子越走越窄，許多作家一方面写作越来越技巧化，越来越精致化;另一方面却变得越来越小气和匠气。所以，在当下这样一个互联网、新媒体和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汇的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确有必要回归产生诗性的原初之处，回归我国“散文文化”的伟大文学传统。只有从“散文文化”中获取营养，使自己孱弱的身体强壮起来，而后才谈得上肌体强健，才能在新世纪文化复兴的大合唱中精神饱满地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