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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伊始,在改革开放的晨曦里,一南一北三位画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袁运生和湖北省美术院的唐小禾、程犁夫妇,分别创作了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和武汉东湖宾馆壁画《楚乐》,这两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有别于此前国内的传统壁画,令人耳目一新,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壁画艺术的当代进程。时隔40年之后,三位艺术家的作品齐聚中国美协举办的“镶嵌中国——马赛克艺术邀请展”,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参展的还有王肇民、靳尚谊、李化吉、刘秉江、周炳辰、程犁、范迪安、王颖生、齐喆等近百位老中青艺术家,一块块五彩斑斓的马赛克材料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镶嵌艺术作品,像一串串璀璨密码组成的神秘拼图,向人们展示着马赛克艺术的神奇魅力。
马赛克一词源于古希腊,译自MOSAIC,原意是用镶嵌方式拼接而成的细致装饰,以小石子、贝壳、磁砖、玻璃等有色嵌片,应用在墙壁面或地板上的绘制图案。早在夏商时期,我国就有使用金、玉、石类镶嵌工艺的传统。马赛克镶嵌材料色彩晶莹、斑斓,拼贴在一起,能产生特殊的美感,加上它防水、防潮,耐受力极强,不易腐烂变色,西方从古希腊时代起,就将其广泛运用于壁画和公共建筑中。随着工艺与技术的不断进步,马赛克作为当代壁画的重要媒介和表现语言,与壁画艺术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由此构成了壁画独特的物性审美关系。如果说艺术家的画稿是壁画作品的精神和内涵,作品的材料和镶嵌工艺无疑是串联在其中的筋骨和血脉。作为一门公共环境艺术,在全球多元化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依托材料和工艺的进步,中国壁画不断拓展和延伸着自己的艺术空间和语言边界。
民族传统与时代风潮的写照
在当代语境下,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指出:“镶嵌中国艺术展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是将传统语言进行当代转换,把中西的马赛克与镶嵌艺术资源汇合起来的一种当代创新”。马赛克工艺和镶嵌工艺,无疑是实现这一现代化转换的重要手段和载体,特别是在受众群体巨大的机场、地铁站、剧场、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空间里,通过马赛克艺术手段,实现优秀艺术作品的媒介转换,将优秀的美术作品呈现于墙面、地面和天顶之中,让更多的人群能够感受到作品的文化气息,既是文化成果的经典呈现,也是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楚乐》这两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甫一亮相,即把中国当代壁画带到了全新的高度和起点,虽然缺乏工艺和材料层面的实践经验,但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无疑倾注了作者更多的激情和想象。这两组作品均扎根中华民族文化沃土,积蓄着浓郁的民族情结和长久的心理准备,自觉表现出精湛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视觉魅力。这两幅作品都曾引发大量观众到作品现场观看,特别是《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作品中首次出现了傣族少女在泼水节洗浴的画面而引起不小的轰动。2020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竣工后,再次邀请袁运生创作机场壁画,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形象窗口,首都两座机场内的大型壁画,跨越40年时空均由其来完成,既是对此前饱受争议的首都机场壁画的极大肯定,更是对中国当代壁画艺术价值的推崇和褒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画坛的复兴过程中,壁画无疑起到了自觉而积极的先导作用。
徐悲鸿的油画作品《愚公移山》创作于 1940 年,是炮火中幸存的画作,不仅是徐悲鸿油画生涯的高峰,也是中国民族救亡史的重要注脚,展示了徐悲鸿作为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在中西绘画融合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壁画《愚公移山》通过材料转换,实现了作品价值的多重发掘和呈现。袁运生的作品《万户飞天》、侯一民的作品《丝路情》、王颖生的《万国来朝》则来源于艺术家的专门壁画创作,作品均取材于寓言故事、历史典故或重大事件,巨大的创作空间和作品尺寸,建筑本身的特定主题功能,使壁画创作在表现对民族文化传统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唐小禾和他的夫人程犁,一直是中国当代壁画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从他们创作的《楚乐》《葛洲坝人》《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火凤凰》等这些经典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具有大气开阔的宏观驾驭能力和出神入化的表现技巧。他的马赛克作品《共和共和》,其中孙中山先生的全身立像来自其为中山舰博物馆创作的三联油画《一代名舰中山舰》。在制作过程中,为了达到最佳画面效果,唐小禾曾几度重做,直至最后一稿才完美实现了从油画材料到玻璃马赛克材料的转换。
程犁的作品《凤兮凰兮》长达8米,带给人瑰丽、奇崛的视觉感受,其中九头凤鸟的原型源自荆州出土的楚文化丝绸图样,洋溢着浓厚的楚文化风格。唐小禾、程犁夫妇一直秉承着细致严谨的创作态度,在建设工地、制作车间、乡间农舍都曾留下他们的身影,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老一辈艺术家的职守与担当。
李化吉是满族人,他的创作亦反映了其对少数民族风物的观察与描摹,他的作品《牧羊女》,通过纯净而强烈的色彩对比,使身着蓝色衣服的藏族少女与白色羊群,充满宁静而温馨的生活氣息,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孙景波1964年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分配至云南工作,直至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在云南工作生活了14年之久,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彩云之南少数民族的人文风情,并一直贯穿在其后的创作过程中。他的作品《撒尼母亲》用综合镶嵌的手法,描绘了撒尼族女性在劳作间隙小憩的优美形态。冯健亲有着丰富的创作经历,从宏大题材到普通小品都有涉足,他的马赛克作品《桑巴神Ⅱ》,则通过细腻饱满的刻画,向人们展现了异域女性的浪漫风情。三位老艺术家的作品,其共同点都是用马赛克形式,表现了不同民族女性婀娜多姿的艺术形象,显然,马赛克材料明亮、晶莹的物质属性,显然更能够体现和表达女性的风韵神采。
艺术创造和工艺革新的交融
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论述了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给艺术带来一系列变革,他认为通过技术的介入,艺术作品具有了不同于传统的特点,价值和接受方式。本雅明的远见,在于他预示了二十世纪后期再现概念的新含义,即艺术家作为再现者的出场。
壁画作品无疑构成了一个“多维空间”,这个空间由无数语法构成,艺术草图、工艺材料、制作技术、艺术家的现场介入、展示环境、观众视角等。特别是艺术家在材料媒介转换的过程中参与把握,更使得一大批马赛克艺术作品展现出惊艳效果。
壁画《黄河大合唱》源自著名画家詹建俊与叶南合作绘制的大型主题性油画作品, 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不屈精神,画面的中心人物形象是冼星海,作为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奋力奏响唤起民族觉醒的生命乐章。除了宏达的题材和精湛的描绘,这幅油画作品在使用马赛克形式完成从油画到壁画的媒介转换过程中,亦有值得称道的亮点。由于画幅巨大,使作品在画稿的画面分解、工艺烧制、色彩校正、镶嵌安装等方面都受到一定技术局限和影响,甚至可说是每一步都充满艱辛。打印大图、调整色彩、亲自分割数以万计不同形状的玻璃块,并用记号一一标记出来,这一工程无疑是浩瀚而巨大的。同时,大小均等的料器不仅工程量巨大,也无法有效还原作品的精神气概,詹建俊、叶南带领团队经过反复研究,并征求专家意见,最终决定用小料器表现人物,用大料器表现黄河水和背景,大小料器是马赛克材料的专有名词,大小和厚薄不一,由一千多度的玻璃材料烧制而成,两种不同大小厚薄的材料交错使用,这种方法在世界壁画创作中也鲜有所见,最终的成品效果精确而完美地还原了作品的原貌。
在戴士和创作的马赛克作品《黄宾虹》中,也通过大小不同料器的组合运用,表现了画家黄宾虹的人物神采。
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主任唐晖是唐小禾之子,他的作品《奈良鹿》完全不同于父辈的创作风格,具有超级现实主义的表现逻辑,又有浪漫主义的唯美气质。特别是他通过不同属性特质的材料运用,对镶嵌技术的传统进行再发掘、再综合,在马赛克的材料、肌理、工艺、特别是镶嵌的不同方法上,极大地拓展了传统,成为其作品的点睛之笔。他的作品以静默无声的力量把人们引入到炫目而迷幻的空间,给观者带来了一种崭新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由唐晖牵头设计,带领设计制作团队历时三年创作完成的中山纪念图书馆巨幅壁画《香山星魂》,采用了近200万颗马赛克材料,是国内最大的室内单体壁画,令人惊叹。唐小禾、程犁和唐晖,一门三杰,共同伫立于中国壁画的艺术高地,谱写了一段传奇佳话。
当代水彩画大师王肇民的水彩画作品《红壶》,以一种凝炼而精妙的气息,诠释了其对“形”的把握和对气度的坚守。通过马赛克形式再现这幅水彩作品,作品原作中所描绘的瓷器红壶、白色瓷盘、泛着高光的蜡果等物体,与马赛克材料的物性达成完美统一,使壁画作品最终的色彩效果,呈现出纸本原作无法达到的色彩质感,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马赛克艺术赋予了壁画作品更多的可能性,并具有容纳更大自由的可能,使一大批艺术家们投身于专门的壁画创作,如袁运生、唐小禾、程犁、刘秉江、王颖生等。还有一部分艺术家的作品则是利用他们的其它作品原画,通过媒介转换的手段来实现,如靳尚谊的《髡残》、范迪安的《向日葵》,冯远的《逍遥游》、苏新平的《肖像1号》等皆属此类,这些作品并不局限于壁画,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艺术家们希望通过壁画来规避某种特点的、唯一的表达,是在通过某种灵活的解读策略来完成作品的表达实践,也是艺术作品实现媒介转换的积极成果。
作为壁画的物质承载体外,马赛克材料独具特色的审美特征已成为艺术家们关注的对象,如何让马赛克镶嵌在局限性中实现超越,发现、利用、体现材质美,是艺术家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艺术创造与工艺技术、物性材料的结合,远古与当下产生了奇妙的艺术关联,也使马赛克艺术在中国走出了一条璀璨的艺术之路,正如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委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修复研究院院长王颖生所说,“尊重材料的审美特征,同时充分发挥艺术家的个性和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使用材料,用材料去思考,对材料的深层美感不断地进行挖掘,无疑会成为拓展与丰富壁画创作语言的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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