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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已有一个多世纪，一百多年来学科的面貌不断变化，２００３年西方音乐学会的建立，为学科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七年来学会曾以西方音乐的“教学理念与实践”、“作品解读与分析”为主题举办过前两届年会，并就“外国音乐经典论著翻译出版”、“西方音乐史研究生教学培养”、“综合性院校西方音乐学科发展”和“综合性院校西方音乐史教学工作”等议题召开了专题研讨会。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１２日，一百五十余位来自各地从事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和师生围绕中心议题“学科交叉与比较——开放性的西方音乐研究”参加了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召开的学会第三届年会，１１０位正式代表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于四个分会场作了发言和交流，展现了学科发展的新面貌。
在“学科交叉”核心命题中多位发言直接切入。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从他所翻译的朗、科尔曼、达尔豪斯、罗森的经典著作中总结了方法论启示。他认为，这些论著深刻表明西方音乐与整体社会文化进程紧密勾连，在研究中贯彻学科交叉的意识，用跨学科视角来讨论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具有广泛的可能性。加强方法论创新，拉动西方音乐学科的中国关怀和当下意识，西学的准确引进和创造性吸收及转化在当前依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任务；福建师大叶松荣和星海音乐学院周楷模就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及“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做了论述；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从“关键词”出发论述当代音乐学学术理念的转型；北京大学李荣锋介绍了乐谱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新方向；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贾抒冰指出必须面对跨学科实践和西学引进，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拓宽思路、发现新问题和与国际接轨；上海师大孙红杰论述以多重视角和视域研究体裁理论，可促进音乐学各子学科之间的借鉴、沟通与融合，对音乐学整体学科具有建设性意义；上海音乐学院伍维曦以舒曼《交响练习曲》中形式语言的表达与体现时代精神和个性化思想情感二者间存在的矛盾，说明必须以音乐风格变迁和社会历史背景两种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才能予以解释。
一些发言从不同的交叉角度做具体论述。西安音乐学院高士杰提出西方音乐的文化特征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世界性，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就是一部借鉴西方音乐的文化成果、参与创造世界音乐的历史；北京大学丁一分析了西方宗教音乐在我国落土扎根以及中国基督教音乐风格呈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吉林艺术学院赵去非阐述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使２０世纪朝鲜、韩国、中国朝鲜族音乐这同一民族的音乐却风格迥异的原因；上海音乐学院叶雨指出西方艺术音乐之外的其它音乐种类呈现出愈来愈被关注的新趋势。
沈阳音乐学院彭永启、王博对西方音乐史和音乐美学两学科的交叉条件和可能性、融合方式、优势与“游移”方式作了论述；广州大学刘瑾通过对现代美学语境的解读探索新浪漫主义音乐的成因；武汉音乐学院李婵从音乐美学和音乐史学相辅相成和两者结合上认识和研究瓦格纳的音乐精神。除了美学角度，还有不少从社会学角度相关的发言，包括上海音乐学院邹彦以音乐商品化前后音乐家地位的变化论述了音乐与社会的关系；星海音乐学院胡娉从普奥国际关系及集体心态和文化立场揭示了“勃拉姆斯与瓦格纳之争”该音乐事件背后的非音乐动因；在女性和女权主义论题中，福建师大宋方方回顾了音乐史中的女性和女性主义音乐理论及其意义；中央音乐学院张景晖分析了维吉纳琴的“乐器性别”和“社会性别”。
本届年会仍然有大量的发言是从作品研究出发的，其中也蕴含着或阐发了与本届年会核心议题相关的学术话题。涉及２０世纪以前的作品研究中，北京大学刘小龙对贝多芬《惠灵顿的胜利》作了重新解读；美国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音乐学院卓仁祥对贝多芬《迪阿贝利变奏曲》作整体形态分析；星海音乐学院王少明以尼采对人生历程的“三个隐喻”——“你应”“我要”“我爱”为线索，对贝多芬四部交响曲作精神“变形”的阐释。其他论题牵涉到Ｊ·Ｃ·巴赫、莫扎特、李斯特、勃拉姆斯、鲍罗丁等作曲家。而现当代音乐作品研究也成为年会发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品相关的作曲家有戈雷茨基、斯托克豪森、罗奇伯格、卡特、伯恩斯坦、考威尔、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巴托克、勋伯格、贝尔格、德彪西、拉威尔、理查·斯特劳斯、陈晓勇等。王晡指出当代英国作曲家卡尔·詹金斯在他世纪之交作的《武装的人：和平弥撒》中，对和平与战争思想的包容、对信仰并存的宽宥和传统与现代创作技法的融汇，正是２０世纪西方文化中人文主义复活的典型代表。在歌剧研究中有许多发言强调学术方法的创新，上海音乐学院陶辛从戏剧分析的视角和方法观察歌剧音乐结构，以找到更具说服力的逻辑解释和深化理解；吕丽强调将戏剧因素贯穿在歌剧分析全过程；张琳君介绍了保罗·罗宾逊《歌剧与观念：从莫扎特到施特劳斯》中“将音乐分析与思想史结合”进行歌剧研究的方法；冯佩珺提出歌剧音乐分析应从脚本分析、动作结构等作为方法的切入点。
“音乐学分析”近年来在音乐学术领域已经成为热词，而如何准确理解它也成为许多发言所论及的话题。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详述了新历史主义对音乐学分析的启示；星海音乐学院邓希路提出音乐学分析应该建立在文化人类学式的研究取向上，关注文化内涵而不仅仅是音响形态，通过独特的文化阐释展现研究者对文本的理解；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从社会学与学科交叉的双重角度提出后现代音乐学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从文本研究迈向关联域化。音乐分析的方法仍然在年会中被许多发言所关注，包括上海音乐学院钱亦平对２０世纪下半叶西方作品音乐语言特点、作品构成参数、结构原则和类型的阐述；王丹丹对西欧早期音乐中的曲式形态的归纳，及其与诗歌、戏剧和舞蹈等姐妹艺术关系的探索；中央音乐学院潘澜对音乐风格三个要素和风格的中心是人和人的个性的分析；及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对音乐分析的跨学科研究的特征、实践和如何运用；杨秀对语言符号理论在音乐分析中运用的论述等。
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早期音乐研究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弱项。前不久，在中国音乐学院曾经召开过相关的小型专题会议，本次年会有关发言，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就“素歌”词条在２００１和１９８０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的增量情况分析，对中世纪圣咏研究现状、相关外文书籍和网络资讯的介绍；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对蒙特威尔第研究的梳理、回顾和文化特征探讨；中央音乐学院王新华借鉴“范式”方法，指出扎利诺的理论为１７世纪大小调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基础；星海音乐学院黄虹与曹玲合作，用实验方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伪音”现象及其意义；沈阳音乐学院梁雪菲对德国北部吕内修道院手稿的研究情况介绍等。基督教是西方艺术音乐的基础，有关论题出现在许多发言中。上海音乐学院梁晴以２０世纪基督教基本神学问题为主要视角、结合同期社会历史及哲学问题，解读２０世纪现代宗教音乐中的信仰；天津音乐学院周小静认为从信仰和仪式角度研究基督教音乐才能探究其真谛；中央音乐学院刘悦论证了李斯特的宗教观念和信仰态度转变。
今年适逢肖邦和舒曼这两位伟大的西方浪漫主义作曲家周年纪念，有多篇论文选取了这个子课题，包括西北师大王文澜、中央音乐学院邓军和姜跷纹对肖邦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瞿枫和韦辉对舒曼的研究等。西方音乐经典理论研究和翻译始终是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的一个必须要突破的瓶颈，年会上星海音乐学院任达敏对近期翻译的《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作了综述，指出它填补了技术理论史中的许多空白。上海音乐学院朱云、刘丹霓和孙丝丝分别对麦克拉瑞的《阴性终止》、迈尔的《音乐艺术与观念：二十世纪文化中的模式与指向》和阿多诺的《马勒：一份音乐心智分析》作了介绍、剖析和解读。参加年会的多数研究者都是教师，他们对西方音乐史的教学问题也进行了反思，如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南昌航空大学夏郁等；上海音乐学院李蓁还介绍了耶鲁大学莱特教授《聆听音乐》课程的独特教学方式。实际上，许多发言虽然不是直接紧扣年会确定的核心主题，但本身却实实在在地在“交叉”和“跨界”。
沈旋、赵宋光和于润洋三位资深学者作为特邀代表作了大会发言。上海音乐学院沈旋回顾了西方音乐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欣慰地感受到这个队伍在迅速壮大。她说，我们对方法论的探讨已有多年，如今更关注的是多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一种方法和理论好还是不好，应该以它是否具有生命力来判断。她还谈到音乐研究应该更多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星海音乐学院赵宋光认为应该尽量准确地介绍西方音乐文化，在面对西方各种流派理论时，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研究西方音乐文化时应该自主选择，并以是否具有生命力、而不是先进或落后来评价一种方法和理论。中央音乐学院于润洋从宏观角度阐述了中国人应该从西方音乐中学习什么和我们应该如何深化西方音乐的研究。由于音乐文本具有不能提供明晰意义的特殊性，如何解释它的深层内涵和意味很困难。于教授赞同阿多诺的观点，从历史和理论两个层面关注音乐现象，两者互不可替代，且并行发展、相互渗透。如果把两者分离则对研究极其不利。从文化本身的原因来看，西方是理性的民族，长于分析，中国常不从严格的逻辑分析角度去看待音乐现象。在深入仔细研究西方音响结构形态的同时，更应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才能真正了解西方音乐音响结构发展的过程。于教授提出切实增强人文学科素养是学科纵深发展不可或缺的，并由此提出应该关注西方音乐和西方哲学的关联，这样才能了解西方音乐发展的脉络，于教授把此归结为辩证唯物史观。他说应该关注现象学、音乐阐释学、象征符号理论、法国的实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他希望从事西方音乐研究的年轻一代学者要努力将学科扎扎实实向更高更深的方向推进。
在会员大会上，会长和秘书长就学会的机构调整、学术活动、通讯、会员发展、网站建设及经费情况作了报告。杨燕迪会长在闭幕式上总结发言说，本次会议充分展示了当前学会活动的活跃和深入，学科发展的新水平和学术研究质量的进步。年会论题多样、角度新颖，体现了中国西方音乐学界对西方当代学术研究状态的主动思考和吸收，对“音乐学分析”概念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对中国环境中的西方音乐价值的反思，对西方音乐文化内涵的多维关注，对社会学和思想史的角度及浪漫主义和当代作曲家的独特思考。会议中青年才俊、后学辈出，是学术的生力军和学科的希望。杨会长呼吁：西方音乐已经是中国音乐文化建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只有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我们才可能更好地建构自己。我们的研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所以要直接面对西学，继续提倡“洋为中用”，输入新知，引入新思，从中激发我们的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出路在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这个艰巨和长远的任务面前，同仁们任重而道远。杨会长并宣布了学会下届年会将于２０１３年９月下旬在沈阳音乐学院召开，主题拟定为“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与西学前沿”，并将于２０１１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西方早期音乐专题研讨会”，２０１２年在四川音乐学院举办青年论坛。
开放性的西方音乐研究是本次年会的主题，这个主题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也为学会和学科的将来开拓了新的前景。
王晡杭州师大音乐学院、华东师大艺术学院教授，中国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张萌）
在“学科交叉”核心命题中多位发言直接切入。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从他所翻译的朗、科尔曼、达尔豪斯、罗森的经典著作中总结了方法论启示。他认为，这些论著深刻表明西方音乐与整体社会文化进程紧密勾连，在研究中贯彻学科交叉的意识，用跨学科视角来讨论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具有广泛的可能性。加强方法论创新，拉动西方音乐学科的中国关怀和当下意识，西学的准确引进和创造性吸收及转化在当前依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任务；福建师大叶松荣和星海音乐学院周楷模就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及“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做了论述；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从“关键词”出发论述当代音乐学学术理念的转型；北京大学李荣锋介绍了乐谱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新方向；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贾抒冰指出必须面对跨学科实践和西学引进，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拓宽思路、发现新问题和与国际接轨；上海师大孙红杰论述以多重视角和视域研究体裁理论，可促进音乐学各子学科之间的借鉴、沟通与融合，对音乐学整体学科具有建设性意义；上海音乐学院伍维曦以舒曼《交响练习曲》中形式语言的表达与体现时代精神和个性化思想情感二者间存在的矛盾，说明必须以音乐风格变迁和社会历史背景两种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才能予以解释。
一些发言从不同的交叉角度做具体论述。西安音乐学院高士杰提出西方音乐的文化特征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世界性，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就是一部借鉴西方音乐的文化成果、参与创造世界音乐的历史；北京大学丁一分析了西方宗教音乐在我国落土扎根以及中国基督教音乐风格呈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吉林艺术学院赵去非阐述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使２０世纪朝鲜、韩国、中国朝鲜族音乐这同一民族的音乐却风格迥异的原因；上海音乐学院叶雨指出西方艺术音乐之外的其它音乐种类呈现出愈来愈被关注的新趋势。
沈阳音乐学院彭永启、王博对西方音乐史和音乐美学两学科的交叉条件和可能性、融合方式、优势与“游移”方式作了论述；广州大学刘瑾通过对现代美学语境的解读探索新浪漫主义音乐的成因；武汉音乐学院李婵从音乐美学和音乐史学相辅相成和两者结合上认识和研究瓦格纳的音乐精神。除了美学角度，还有不少从社会学角度相关的发言，包括上海音乐学院邹彦以音乐商品化前后音乐家地位的变化论述了音乐与社会的关系；星海音乐学院胡娉从普奥国际关系及集体心态和文化立场揭示了“勃拉姆斯与瓦格纳之争”该音乐事件背后的非音乐动因；在女性和女权主义论题中，福建师大宋方方回顾了音乐史中的女性和女性主义音乐理论及其意义；中央音乐学院张景晖分析了维吉纳琴的“乐器性别”和“社会性别”。
本届年会仍然有大量的发言是从作品研究出发的，其中也蕴含着或阐发了与本届年会核心议题相关的学术话题。涉及２０世纪以前的作品研究中，北京大学刘小龙对贝多芬《惠灵顿的胜利》作了重新解读；美国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音乐学院卓仁祥对贝多芬《迪阿贝利变奏曲》作整体形态分析；星海音乐学院王少明以尼采对人生历程的“三个隐喻”——“你应”“我要”“我爱”为线索，对贝多芬四部交响曲作精神“变形”的阐释。其他论题牵涉到Ｊ·Ｃ·巴赫、莫扎特、李斯特、勃拉姆斯、鲍罗丁等作曲家。而现当代音乐作品研究也成为年会发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品相关的作曲家有戈雷茨基、斯托克豪森、罗奇伯格、卡特、伯恩斯坦、考威尔、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巴托克、勋伯格、贝尔格、德彪西、拉威尔、理查·斯特劳斯、陈晓勇等。王晡指出当代英国作曲家卡尔·詹金斯在他世纪之交作的《武装的人：和平弥撒》中，对和平与战争思想的包容、对信仰并存的宽宥和传统与现代创作技法的融汇，正是２０世纪西方文化中人文主义复活的典型代表。在歌剧研究中有许多发言强调学术方法的创新，上海音乐学院陶辛从戏剧分析的视角和方法观察歌剧音乐结构，以找到更具说服力的逻辑解释和深化理解；吕丽强调将戏剧因素贯穿在歌剧分析全过程；张琳君介绍了保罗·罗宾逊《歌剧与观念：从莫扎特到施特劳斯》中“将音乐分析与思想史结合”进行歌剧研究的方法；冯佩珺提出歌剧音乐分析应从脚本分析、动作结构等作为方法的切入点。
“音乐学分析”近年来在音乐学术领域已经成为热词，而如何准确理解它也成为许多发言所论及的话题。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详述了新历史主义对音乐学分析的启示；星海音乐学院邓希路提出音乐学分析应该建立在文化人类学式的研究取向上，关注文化内涵而不仅仅是音响形态，通过独特的文化阐释展现研究者对文本的理解；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从社会学与学科交叉的双重角度提出后现代音乐学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从文本研究迈向关联域化。音乐分析的方法仍然在年会中被许多发言所关注，包括上海音乐学院钱亦平对２０世纪下半叶西方作品音乐语言特点、作品构成参数、结构原则和类型的阐述；王丹丹对西欧早期音乐中的曲式形态的归纳，及其与诗歌、戏剧和舞蹈等姐妹艺术关系的探索；中央音乐学院潘澜对音乐风格三个要素和风格的中心是人和人的个性的分析；及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对音乐分析的跨学科研究的特征、实践和如何运用；杨秀对语言符号理论在音乐分析中运用的论述等。
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早期音乐研究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弱项。前不久，在中国音乐学院曾经召开过相关的小型专题会议，本次年会有关发言，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就“素歌”词条在２００１和１９８０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的增量情况分析，对中世纪圣咏研究现状、相关外文书籍和网络资讯的介绍；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对蒙特威尔第研究的梳理、回顾和文化特征探讨；中央音乐学院王新华借鉴“范式”方法，指出扎利诺的理论为１７世纪大小调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基础；星海音乐学院黄虹与曹玲合作，用实验方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伪音”现象及其意义；沈阳音乐学院梁雪菲对德国北部吕内修道院手稿的研究情况介绍等。基督教是西方艺术音乐的基础，有关论题出现在许多发言中。上海音乐学院梁晴以２０世纪基督教基本神学问题为主要视角、结合同期社会历史及哲学问题，解读２０世纪现代宗教音乐中的信仰；天津音乐学院周小静认为从信仰和仪式角度研究基督教音乐才能探究其真谛；中央音乐学院刘悦论证了李斯特的宗教观念和信仰态度转变。
今年适逢肖邦和舒曼这两位伟大的西方浪漫主义作曲家周年纪念，有多篇论文选取了这个子课题，包括西北师大王文澜、中央音乐学院邓军和姜跷纹对肖邦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瞿枫和韦辉对舒曼的研究等。西方音乐经典理论研究和翻译始终是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的一个必须要突破的瓶颈，年会上星海音乐学院任达敏对近期翻译的《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作了综述，指出它填补了技术理论史中的许多空白。上海音乐学院朱云、刘丹霓和孙丝丝分别对麦克拉瑞的《阴性终止》、迈尔的《音乐艺术与观念：二十世纪文化中的模式与指向》和阿多诺的《马勒：一份音乐心智分析》作了介绍、剖析和解读。参加年会的多数研究者都是教师，他们对西方音乐史的教学问题也进行了反思，如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南昌航空大学夏郁等；上海音乐学院李蓁还介绍了耶鲁大学莱特教授《聆听音乐》课程的独特教学方式。实际上，许多发言虽然不是直接紧扣年会确定的核心主题，但本身却实实在在地在“交叉”和“跨界”。
沈旋、赵宋光和于润洋三位资深学者作为特邀代表作了大会发言。上海音乐学院沈旋回顾了西方音乐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欣慰地感受到这个队伍在迅速壮大。她说，我们对方法论的探讨已有多年，如今更关注的是多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一种方法和理论好还是不好，应该以它是否具有生命力来判断。她还谈到音乐研究应该更多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星海音乐学院赵宋光认为应该尽量准确地介绍西方音乐文化，在面对西方各种流派理论时，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研究西方音乐文化时应该自主选择，并以是否具有生命力、而不是先进或落后来评价一种方法和理论。中央音乐学院于润洋从宏观角度阐述了中国人应该从西方音乐中学习什么和我们应该如何深化西方音乐的研究。由于音乐文本具有不能提供明晰意义的特殊性，如何解释它的深层内涵和意味很困难。于教授赞同阿多诺的观点，从历史和理论两个层面关注音乐现象，两者互不可替代，且并行发展、相互渗透。如果把两者分离则对研究极其不利。从文化本身的原因来看，西方是理性的民族，长于分析，中国常不从严格的逻辑分析角度去看待音乐现象。在深入仔细研究西方音响结构形态的同时，更应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才能真正了解西方音乐音响结构发展的过程。于教授提出切实增强人文学科素养是学科纵深发展不可或缺的，并由此提出应该关注西方音乐和西方哲学的关联，这样才能了解西方音乐发展的脉络，于教授把此归结为辩证唯物史观。他说应该关注现象学、音乐阐释学、象征符号理论、法国的实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他希望从事西方音乐研究的年轻一代学者要努力将学科扎扎实实向更高更深的方向推进。
在会员大会上，会长和秘书长就学会的机构调整、学术活动、通讯、会员发展、网站建设及经费情况作了报告。杨燕迪会长在闭幕式上总结发言说，本次会议充分展示了当前学会活动的活跃和深入，学科发展的新水平和学术研究质量的进步。年会论题多样、角度新颖，体现了中国西方音乐学界对西方当代学术研究状态的主动思考和吸收，对“音乐学分析”概念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对中国环境中的西方音乐价值的反思，对西方音乐文化内涵的多维关注，对社会学和思想史的角度及浪漫主义和当代作曲家的独特思考。会议中青年才俊、后学辈出，是学术的生力军和学科的希望。杨会长呼吁：西方音乐已经是中国音乐文化建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只有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我们才可能更好地建构自己。我们的研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所以要直接面对西学，继续提倡“洋为中用”，输入新知，引入新思，从中激发我们的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出路在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这个艰巨和长远的任务面前，同仁们任重而道远。杨会长并宣布了学会下届年会将于２０１３年９月下旬在沈阳音乐学院召开，主题拟定为“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与西学前沿”，并将于２０１１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西方早期音乐专题研讨会”，２０１２年在四川音乐学院举办青年论坛。
开放性的西方音乐研究是本次年会的主题，这个主题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也为学会和学科的将来开拓了新的前景。
王晡杭州师大音乐学院、华东师大艺术学院教授，中国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