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大都市上海的新婚居家除了时兴的组合家具和必定的婚照之外，已经开始于居室内布置悬挂装饰画了，虽然选择的大多都是时兴的“丝绒画”（那种将油画颜料有技巧地在黑丝绒上刮画花卉动物的工艺画），但比较之前悬挂领袖像、宣传画或奖状之类，已经是很大的“艺术”进步了。也有小部分文化世家或有艺术关联的，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景图片请熟识的画家朋友临摹成油画风景成为居家环境的亮点，而本就是文化大家和高知阶层们，会直接希求自己喜欢的画家原作，或者请好画家临摹中意的西方名作。那时虽然社会上已经有了万元户，但社会对于价值的认知“钱事”还是次要的，画家本人（包括知名画家）几乎也少有将自己的画作与金钱挂钩，看重的依旧是本体艺术品质在社会上的被认知和被推崇，而作品的流通也往往是好友间的赠予和亲朋相托的求索。若以经济比值，普通画家的作品真还高不过艺术品商店出售的“丝绒画”呢。
　　仍记得往事一件：根据当时国家政策，“文革”后被平反的一些文化名流可以安装私家电话，而我恰与电话局的某领导熟识，因此亦成为上海“文革”后首批私家电话的享用户。具体前来家中拉线安装的二位师傅一高一矮且十分有趣，因了解我是他们领导的朋友故见面就熟无话不谈，见我是画家，更愿意显摆上海有名画坛大师的私家电话都是他们安装的，也因此获得了大师们为感谢他们所馈赠的些许画作。其中矮个的那位似乎懂得国画和油画的区别，特意请我帮忙，因他属虎，想以某大师赠予他的“少女和鹿”换一幅“高山老虎”的“丝绒画”，可挂在沙发后的墙面上。而我刚好有位正热衷于丝绒画绘制的画友，当即介绍他们结识，而那位画友还是看我面子才应了这番交易。
　　私下里开始有画作买卖，大致始于1982年前后期，主要是有识的港台人士和日本的艺品市场开始关注上海部分画家。价格低廉是普遍现象，但对于月工资不满百元人民币的每一位画家而言，每幅作品能够达到数千甚至上万元人民币的售出价，则已经是难得的财运了，虽然这与社会性的审美认知程度毫无关系，然而“好画家的作品是有价的”观念开始逐渐起色。“丝绒画”流行之后，有一段时期，工艺美术家韩美林先生类卡通动物造型的彩墨画赢得广泛喜欢，图案化的变形， 渲染得体的毛茸茸边缘，浓郁鲜明的色彩加上有力坚挺的墨线勾勒，煞是可爱。就市民阶层的审美认知而言，也觉得比“丝绒画”具有更高的“艺术”品质，因此艺术品商店又多了实质仍然是工艺画类别的“韩式”品种。
　　那时，社会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画廊，除了有几家国营的接待外国游客为主营的友谊商店之外，我称之为艺术品商店的大多都是山石花鸟店、镜框裱画店，以及工艺美术店之类，这也是普通市民能够选购居家“艺术”的基本所在。继“韩式”流行之后，这类艺术品商店的“艺术”品种越来越多，尤其有了类似深圳“大芬村”这样的绘画生产基地，统称“行画”的绘画作品更是铺天盖地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有篇调查文写道：“如今‘行画’无处不在，上至五星宾馆高档商务楼以及政府机关机场码头，下至公司企业饭馆酒肆，乃至土豪大宅百姓小居”我有位朋友，之前从事旧楼拆迁改造之类的工程承包业务，现今却成了拍卖公司的常客，他的名家书画收藏颇丰，究其来源，私下告诉我大都来自之前体制内的楼堂馆舍，因为以前的这些正规场所装饰悬挂的画作，大多出自有名头的画家亲笔。
　　“行画”，是社会当下普遍低劣的文化乃至艺术审美认知的缩影，那些假山假水假古建亦如放大版的环境“行画”，如果这类状况成为社会文化的边缘，民族的“中国梦”方有期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