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要留。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是脑瘤的一种。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十二亩地、六头猪、一头牛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要插进磁卡才能打通的电话，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去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每天，男人都会问儿子，牛和猪都喂了吗，院门插好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第二天上课。最后，都是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及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束。
　　这天，是女人要手术的日子。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她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哥哥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就用一床被子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了。咱不办事儿，不花那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汩汩地淌了下来。
　　“嗯，说什么呢？你不会有事的！”男人说。
　　麻醉药液一点点地注入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女人的哥哥妹妹都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大舅哥扯了回来。男人坐下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大舅哥，脸上的神情像个无助的孩子。“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大舅哥安慰着男人。二十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大舅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五六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
　　男人手忙脚乱地安顿好了女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着一包东西。一向都是三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一顿的男人，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大舅哥和小姨子多吃点儿，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有给家里打电话。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一位老太太每人一把。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要回家了。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她讲各种新鲜事儿以打发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在楼道里打电话，喋喋不休地嘱咐儿子。还是那么大的嗓门儿，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还是那样的结束语，我都能背出来了。
　　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儿，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足了膘儿，年根儿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却看得目瞪口呆。因为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有插磁卡！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里插磁卡了。“嘘——”男人把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为了解开我的疑惑，男人小声地告诉我说：“家里的猪和牛早都卖了，不然拿什么给我老婆做手术呢！”他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随即又冲我做了一个鬼脸。
　　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的儿子，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们的爱，虽然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却早已被岁月的针脚缝合成了一件贴身的衣服，体己、暖身，相依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