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研究《颜氏家训》者很多，但从管理思想角度探究者极少见，这与管理学领域的学者往往把管理与生活割裂不无关系。实际上，生活与管理密不可分。“管理是管理者的生活”，而生活中的管理思想，同样是值得引起学界重视的。
　　在《序致》中，颜之推指出家训的特殊作用。他强调，禁止儿童的胡闹暴虐，师友的谆谆告诫还不如保姆婢女的一声喝喊，制服凡人的吵架斗殴，尧舜之道的高级理论还不如妻子的几句碎语。所以，圣贤教导也需要世俗解释，高深道理也需要化用于生活之中。他希望这本家训，能够起到“傅婢寡妻”的效用。从这种表白中，管理者可以领悟一些教科书上得不到的东西。例如，领班的粗暴，亲近的唠叨，很可能都有内在的管理之道。
　　《颜氏家训》不仅仅是来自生活，更重要的是它以生活为目的。所以，在颜之推对子孙的谆谆教导中，浸透了生活气息而不再是学理性的高头讲章。由此，它的管理思想，表现在人情世故的絮絮叨叨之中。它所做的，不过是把圣贤学说转化为家长里短，或者说是在家长里短中体会圣贤学说。也许，这正是以往管理学界不重视它的原因之一。然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它把儒学的经验理性、佛学的轮回报应等等思想都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由此，不禁使人联想到“八卦”一词，本来是中国古人用《易经》表达的十分高深的学问，在今天的现实中却转化为鸡零狗碎的生活纠葛描述。
　　正由于此，决定了《颜氏家训》的基本特色，它以大量事例说事，而把价值导向隐含其中。在行文上，经验和禁忌混合。讲实用不讲逻辑。但是，这种特色，在中国传统中恰恰能够弥补纯粹理论的不足。许多生活琐事，可以填补管理理论不及的空隙。例如，关于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和妯娌关系的处理，其中的道理与政府、企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十分相似；务实和求名的分寸把握，在管理决策中普遍存在；继母继父与前房子女的冲突原因，在公司利益冲突中并不鲜见。而人们的生活经验，往往与相关规章制度和理论逻辑不完全重合。仅仅以《治家》中的“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一句为例，就足以引起人们对教育中如何实施惩罚的思考。笔者多年前同一位非常出色的退休小学校长闲谈，说到小学生的体罚问题。这位退休教师告诉我，学生各种各样，有些学生的错误行为，如果在穷尽其他手段也无法纠正的情况下，体罚有可能是必要的。笔者随之问道：即使必要，体罚是否也须从轻？他不以为然地告诉我，体罚不在轻重，而在当事学生是否服气。如果学生认识到他做的错事该打，体罚重一点并不要紧；如果学生认为自己不该挨打，那就是戳一指头也会引起风波。说完他特意叮咛道：由于政策不允许体罚，所以官面上的话都是反对体罚的，他也一样。而我们私下谈论，则可以说出实情。这种来自生活的常识，并非要否定禁止体罚的政策，恰恰相反，它可以使我们对禁止体罚的政策形成更深的现实理解，也可对体罚禁而不止的现实给出更合情理的解释。《颜氏家训》正是从这一方面，补充传统管理思想，使圣贤之道由单调的理论演化为生活中的斑斓色彩。
　　关于《颜氏家训》的评价，不可回避的就是其对佛教的态度。它的《归心》篇争议最多，由于其宣扬佛教，所以，释道宣在《广弘明集》序中称：“颜之推之《归心》，词彩卓然，迥张物表。”而坚守儒学的后人，则责其佞佛，在刊印《颜氏家训》时多将这篇删节。本来，该书在唐宋时期被归入儒家，正因为它把佛教的“内典”和儒学的“外典”并提，而且在有些地方称内典为外典所不及，激怒了明代以后的部分儒者，导致清代修四库时以“曼延旁涉”为由把它归入杂家。对此，应当从时代潮流角度加以辨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广泛流行，北方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几乎奉佛教为国教，南方有梁武帝三次舍身佛寺之举。而外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在磨合之中也屡屡冲突。颜之推从实际出发，谋求二者的融合，尤其是以儒释佛，以佛济儒，开了前所未有的先声。隋代王通倡导“三教可一”，唐代官方主张“三教并用”，可以说就是颜之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不过，颜之推所说的佛教，并非出自对佛教义理的精研，而是出自对世俗信仰的感知。他对佛教的赞扬，主要是针对其劝人向善的行为导向而言，基本不涉及理论思考，而是说祸福报应和六道轮回等行为警诫。可以说，颜氏所说，实为生活中的佛教，而非经义中的佛教。至于佛教理论对儒学的影响，颜氏并未涉及，直到宋代理学兴起后才得以完成。《归心》的崇佛，是一种乡间老妪式约束自己的淳朴，在对佛教的重视上，它仍然以生活体验方式一以贯之。
　　从管理角度看《颜氏家训》，其真正的不足，是乱世动荡给颜之推留下的思想烙印。整体上，它的趋向消极，以生存为第一要务，极少进取之说，仅仅在学问方面要求子弟精进不懈。这一缺陷，并不影响其思想价值。总体来说，《颜氏家训》是在生活中认知管理、以管理来调适生活的一个通俗读本。后世直到近代的各种家训族规，多以其为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