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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虚假离婚诉讼的愈演愈烈，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由于法律规则的模糊性和虚假离婚诉讼的隐蔽性，识别与防范房屋拆迁中的虚假离婚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点问题。规则之下的司法裁量是处理虚假离婚诉讼的基本思路。规范司法裁量的适用，可以给民众确定的预期与指引。
关 键 词：房屋拆迁；虚假离婚；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８－０１２３－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３－２３
作者简介：王春霞（１９８３—），女，北京人，北京房山区人民法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民事司法实务与公法理论。
伴随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城镇居民的住房状况已得到较大改善，但过高的房价、住房的刚性需求、不规范的房地产市场以及频发的房屋拆迁纠纷，使得不少民众以离婚为由起诉到法院，企图通过生效的法律文书多立门户，多得货币安置费用，达到受补偿的目的。这种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使原本稀缺的司法资源被滥用，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平正义，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更损害了司法权威的公信力。然而，由于法律规则的模糊性以及虚假离婚诉讼的隐蔽性，如何识别和防范房屋拆迁中的虚假离婚诉讼行为成为摆在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厌诉”观念与拆迁、离婚诉讼“爆炸”的背离
（一）“厌诉”观念与法治原则的背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人们往往倾向于通过法律制度以外的其它途径解决纠纷而尽量避免诉讼，“厌诉”成为传统东方法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１］（ｐ１６１）众多观点也将我国的低诉讼率归结于民众根深蒂固的“厌讼”传统的作用。历史具有传承性，法律观念亦不例外，传统观念下的法律意识、诉讼心态对现代法治进程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时至今日，纵使法院为提高司法公开透明度，设立法院公开日，邀请社区居民、村民参观时，“巴不得绕着法院走”的言论时有所见。可见，“终身不履公庭、不见官吏”的传统观念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传统“惧诉”、“息诉”、“厌诉”与现代法治原则以及权利意识毫无关联甚至完全相悖。依此而言，“厌诉”传统是与现代法治进程倡导的权利、平等观念、意思自治原则相背离的，而背离的深层影响在于民众对司法公信力的严重怀疑，成为社会诚信度整体不高的一个显著表征。
（二）“厌诉”观念与“案多人少”的背离
近年来，法院受理案件呈逐年增多趋势。以北京法院为例，２０１０年全市立案４３３８６２件，同比２００９年受理４２４７０７件上升了２．２％。北京法院法官人均结案连续多年居全国法院之首，审判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各类诉讼呈现“案件多法官少”的困境表明，新形势下各类诉讼纠纷爆炸式涌向法院已经与传统观念所指向的“厌诉”社会心态发生了背离。据民政部２０１０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办理离婚登记１９６．１万对，日均５３００多对。自１９８３年以来，诉讼离婚案件数量就一直高于协议离婚。１９９９年，全国法院审理并且准予离婚的案件比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的要多三分之一。［２］依此测算，２０１０年全国法院审理的离婚诉讼案件的总量是庞大的。从司法实践来看，基层法庭审理的离婚案件所占比例大，呈逐年上升趋势。离婚不再因为道德上的仰止而止于法庭之外，相反，当涉及复杂、标的巨大的财产分割纠纷时，民众更愿意将纠纷诉诸法庭。由此，“惧诉”、“息诉”、“厌诉”观念与法院面临审理诸多“鸡毛蒜皮”的案件而不堪负重发生背离。
（三）“厌诉”观念与房屋拆迁的关联性
近年来，房屋拆迁问题及房屋拆迁管理制度广为各界诟病，屡屡发生于各地因房屋拆迁引发的流血冲突事件在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实施后依然时有所闻，这注定了房屋拆迁在社会转型中的敏感性和高关注度。就司法裁量而言，虽然２０１０年北京法院受理的拆迁类案件，无论是“民告官”或“官告民”，占到全部案件的比例都不高，［３］但法院往往都将房屋拆迁案件视为法院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①２０１１年１月新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行政强拆，实行司法强拆，这一转变虽然有利于减少房屋征收与补偿中的矛盾，反映了社会对司法裁量在房屋拆迁中的作用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亦表明传统“厌诉”观念在房屋拆迁这一涉及标的较大的纠纷争端中的抑制作用有限，但道德上的抑制与标的较大的争议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可见，“厌诉”与“好诉”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利益诱导下对立面的过渡与转化。
二、虚假离婚的考察：现实困境与制度缺失双重作用的结果
（一）制度之痒：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缺席
⒈在实体法方面，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具体规定虚假离婚诉讼的民事责任，更没有相应的刑事责任规范。虽然民诉法对于当事人串通虚假离婚骗取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的行为仍未明确规定处罚方式及力度，并且这类诉讼涉及的标的较大，仅靠有限的罚款、拘留措施难以有效防范与规制房屋拆迁中的虚假离婚诉讼问题。而对于虚假诉讼入罪问题，学界的争论也不绝于耳。②在司法实务中，由于法律规则、司法解释等方面的局限与差距，法院对虚假离婚诉讼的定性与责任承担，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认定上往往莫衷一是。法律规则的不统一，助长了以虚假离婚诉讼手段套取房屋补偿安置费的行为。
⒉在程序法方面，保障诉权的同时，也产生了虚假离婚诉讼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虚假离婚诉讼的启动与进程都由当事人决定，法官处于消极中立的裁判者地位，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决定诉讼进程和官司的输赢，使得一些贪图个人私利者利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办法按“户”补偿的计量方式的漏洞，通过虚假离婚诉讼途径，套取拆迁补偿安置费。第二，调解制度。从司法实践看来，纠纷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性，调解只注重自愿而忽视合法性的审查绝非个案，并且许多案件都是在诉前调解，几乎不涉及查清事实的内容。这为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提供了可能。第三，证据制度。在虚假离婚诉讼中，当事人为达到多占拆迁补偿安置费的目的而提供的离婚证据材料符合民诉法规定且对方当事人一般不提出异议，形式上合法有效，有的则根本不提供任何证据，而是通过当庭自认的方式达成调解协议。 ⒈明确权利义务为审核标准，减少司法裁量的随意性。在处理借夫妻假离婚套取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案件时，分清夫妻双方是真离婚还是虚假离婚至关重要。“感情破裂”作为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具有价值判断属性，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很多模糊性。为减少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困惑，首先要规范其自由裁量权，因为“假如他们违反法律， 那么就越出了它们被授予的权限， 因而其判决无效。”［１１］（ｐ６３）要按照现有的证据规则审查和运用证据，并按照认定的证据确定离婚事实。其次要减少认定感情破裂的主观随意性，把双方争议的具有权利义务的纠纷作为判断婚姻关系的法律标准。着重对以自认方式进行调解的离婚案件的审查和把关，加强对基础事实的审查，对涉嫌虚假离婚诉讼的当事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３５条“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对当事人主张、请求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的，且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时，法官应当行使释明权，即要审查其诉讼请求的合法性、合理性，还应当要求原告提供事实依据和诉讼理由，不能简单地以对方自认而定案、结案。对涉嫌以虚假离婚诉讼骗取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调解书或判决书。
⒉遵循司法规律，加强业务培训，提升识别能力。界定假离婚与真离婚需要法官全面地运用自由裁量权，做到既保障公民合法地行使诉权，又不致使虚假离婚诉讼损害公共利益。还可以通过在法院系统内开展业务培训、汇编典型案例分析等形式，总结归纳虚假离婚诉讼的特征及其成因，提高法官审理虚假离婚诉讼的经验与能力，并与系统外的公安、检察、土地房管等部门加强工作的协调和联系， 对确定为拆迁区的涉及房屋分割的离婚诉讼案件要重点审核，并告知当事人虚假诉讼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于查实是虚假诉讼的案件，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或者驳回起诉，同时就虚假诉讼的查处、移送等问题应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合作。
（三）规则与裁量的互补和平衡
“法官的自由裁量必须是在规则之下的自由裁量，国情的复杂不能否弃规则的完善而只是对规则完善的程度提供了一个测度。”［１２］（ｐ１２８）然而，再灵活的法律规则也不可能包罗万象且具有前瞻性，欲以有限的规则规范无限的社会就不可能将法律设定在一个封闭的制度体系内，法律规则之治自身也无从谈起。一个活生生的有效运作的法律制度需要大量的不断变化的具体知识。［１３］（ｐ１７）规则之下的裁量，主张的是要更加积极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加强对当事人的指导和监督，协同处理好保障司法权高效有序运行，妥善化解疑难复杂纠纷。在我国传统的“厌诉”法律观念以及民众从众心理严重的背景下， 司法的社会效应仍不可忽视。一旦民众认定通过诉讼离婚能够确保获得拆迁安置补偿费是政策的漏洞而非违法行为的时候，以虚假离婚诉讼套取拆迁安置补偿费的行为将愈演愈烈，其对法治建设的危害是巨大的。“摧毁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也就摧毁了法治的基础。”［１４］在虚假离婚诉讼的法律规制问题上，法官职业群体需要统一而务实的司法理念，充分发挥规则之确定性与裁量之能动性功能的互补与平衡，形成解决婚姻纠纷的互动机制，以更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１］范愉．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益——读奥尔森的《诉讼爆炸》［Ａ］．北大法律评论［Ｃ］．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李平．二十年全国离婚案件情况简析［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０－１０－０６／１３２５５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４－１２．
［３］池强．北京尚未接到司法强拆［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ｈｅｘｕｎ．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３－１２／１２７８８５４２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５－０７．
［４］霍力民，候希民．执行难问题探究与对策［Ｍ］．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６］苏力．道德法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Ａ］．阅读秩序［Ｍ］．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高兆明．制度公正论——变革时期道德失范研究［Ｍ］．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９］罗俏兰等．虚假诉讼现实困境及其制度思辨［Ｊ］．长江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０６）：４０．
［１０］赵震江．法律社会学［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１］（英）丹宁．法律的训诫［Ｍ］．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２］葛洪义．法律与理性——法的现代性问题解读［Ｍ］．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４］（澳）杰勒德·布伦南．是“为人民的法院”，不是“人民的法院”［Ｊ］．人民司法，１９９９，（０３）：４９．
（责任编辑：王秀艳）
关 键 词：房屋拆迁；虚假离婚；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８－０１２３－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３－２３
作者简介：王春霞（１９８３—），女，北京人，北京房山区人民法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民事司法实务与公法理论。
伴随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城镇居民的住房状况已得到较大改善，但过高的房价、住房的刚性需求、不规范的房地产市场以及频发的房屋拆迁纠纷，使得不少民众以离婚为由起诉到法院，企图通过生效的法律文书多立门户，多得货币安置费用，达到受补偿的目的。这种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使原本稀缺的司法资源被滥用，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平正义，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更损害了司法权威的公信力。然而，由于法律规则的模糊性以及虚假离婚诉讼的隐蔽性，如何识别和防范房屋拆迁中的虚假离婚诉讼行为成为摆在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厌诉”观念与拆迁、离婚诉讼“爆炸”的背离
（一）“厌诉”观念与法治原则的背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人们往往倾向于通过法律制度以外的其它途径解决纠纷而尽量避免诉讼，“厌诉”成为传统东方法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１］（ｐ１６１）众多观点也将我国的低诉讼率归结于民众根深蒂固的“厌讼”传统的作用。历史具有传承性，法律观念亦不例外，传统观念下的法律意识、诉讼心态对现代法治进程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时至今日，纵使法院为提高司法公开透明度，设立法院公开日，邀请社区居民、村民参观时，“巴不得绕着法院走”的言论时有所见。可见，“终身不履公庭、不见官吏”的传统观念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传统“惧诉”、“息诉”、“厌诉”与现代法治原则以及权利意识毫无关联甚至完全相悖。依此而言，“厌诉”传统是与现代法治进程倡导的权利、平等观念、意思自治原则相背离的，而背离的深层影响在于民众对司法公信力的严重怀疑，成为社会诚信度整体不高的一个显著表征。
（二）“厌诉”观念与“案多人少”的背离
近年来，法院受理案件呈逐年增多趋势。以北京法院为例，２０１０年全市立案４３３８６２件，同比２００９年受理４２４７０７件上升了２．２％。北京法院法官人均结案连续多年居全国法院之首，审判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各类诉讼呈现“案件多法官少”的困境表明，新形势下各类诉讼纠纷爆炸式涌向法院已经与传统观念所指向的“厌诉”社会心态发生了背离。据民政部２０１０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办理离婚登记１９６．１万对，日均５３００多对。自１９８３年以来，诉讼离婚案件数量就一直高于协议离婚。１９９９年，全国法院审理并且准予离婚的案件比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的要多三分之一。［２］依此测算，２０１０年全国法院审理的离婚诉讼案件的总量是庞大的。从司法实践来看，基层法庭审理的离婚案件所占比例大，呈逐年上升趋势。离婚不再因为道德上的仰止而止于法庭之外，相反，当涉及复杂、标的巨大的财产分割纠纷时，民众更愿意将纠纷诉诸法庭。由此，“惧诉”、“息诉”、“厌诉”观念与法院面临审理诸多“鸡毛蒜皮”的案件而不堪负重发生背离。
（三）“厌诉”观念与房屋拆迁的关联性
近年来，房屋拆迁问题及房屋拆迁管理制度广为各界诟病，屡屡发生于各地因房屋拆迁引发的流血冲突事件在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实施后依然时有所闻，这注定了房屋拆迁在社会转型中的敏感性和高关注度。就司法裁量而言，虽然２０１０年北京法院受理的拆迁类案件，无论是“民告官”或“官告民”，占到全部案件的比例都不高，［３］但法院往往都将房屋拆迁案件视为法院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①２０１１年１月新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行政强拆，实行司法强拆，这一转变虽然有利于减少房屋征收与补偿中的矛盾，反映了社会对司法裁量在房屋拆迁中的作用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亦表明传统“厌诉”观念在房屋拆迁这一涉及标的较大的纠纷争端中的抑制作用有限，但道德上的抑制与标的较大的争议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可见，“厌诉”与“好诉”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利益诱导下对立面的过渡与转化。
二、虚假离婚的考察：现实困境与制度缺失双重作用的结果
（一）制度之痒：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缺席
⒈在实体法方面，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具体规定虚假离婚诉讼的民事责任，更没有相应的刑事责任规范。虽然民诉法对于当事人串通虚假离婚骗取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的行为仍未明确规定处罚方式及力度，并且这类诉讼涉及的标的较大，仅靠有限的罚款、拘留措施难以有效防范与规制房屋拆迁中的虚假离婚诉讼问题。而对于虚假诉讼入罪问题，学界的争论也不绝于耳。②在司法实务中，由于法律规则、司法解释等方面的局限与差距，法院对虚假离婚诉讼的定性与责任承担，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认定上往往莫衷一是。法律规则的不统一，助长了以虚假离婚诉讼手段套取房屋补偿安置费的行为。
⒉在程序法方面，保障诉权的同时，也产生了虚假离婚诉讼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虚假离婚诉讼的启动与进程都由当事人决定，法官处于消极中立的裁判者地位，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决定诉讼进程和官司的输赢，使得一些贪图个人私利者利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办法按“户”补偿的计量方式的漏洞，通过虚假离婚诉讼途径，套取拆迁补偿安置费。第二，调解制度。从司法实践看来，纠纷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性，调解只注重自愿而忽视合法性的审查绝非个案，并且许多案件都是在诉前调解，几乎不涉及查清事实的内容。这为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提供了可能。第三，证据制度。在虚假离婚诉讼中，当事人为达到多占拆迁补偿安置费的目的而提供的离婚证据材料符合民诉法规定且对方当事人一般不提出异议，形式上合法有效，有的则根本不提供任何证据，而是通过当庭自认的方式达成调解协议。 ⒈明确权利义务为审核标准，减少司法裁量的随意性。在处理借夫妻假离婚套取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案件时，分清夫妻双方是真离婚还是虚假离婚至关重要。“感情破裂”作为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具有价值判断属性，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很多模糊性。为减少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困惑，首先要规范其自由裁量权，因为“假如他们违反法律， 那么就越出了它们被授予的权限， 因而其判决无效。”［１１］（ｐ６３）要按照现有的证据规则审查和运用证据，并按照认定的证据确定离婚事实。其次要减少认定感情破裂的主观随意性，把双方争议的具有权利义务的纠纷作为判断婚姻关系的法律标准。着重对以自认方式进行调解的离婚案件的审查和把关，加强对基础事实的审查，对涉嫌虚假离婚诉讼的当事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３５条“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对当事人主张、请求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的，且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时，法官应当行使释明权，即要审查其诉讼请求的合法性、合理性，还应当要求原告提供事实依据和诉讼理由，不能简单地以对方自认而定案、结案。对涉嫌以虚假离婚诉讼骗取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调解书或判决书。
⒉遵循司法规律，加强业务培训，提升识别能力。界定假离婚与真离婚需要法官全面地运用自由裁量权，做到既保障公民合法地行使诉权，又不致使虚假离婚诉讼损害公共利益。还可以通过在法院系统内开展业务培训、汇编典型案例分析等形式，总结归纳虚假离婚诉讼的特征及其成因，提高法官审理虚假离婚诉讼的经验与能力，并与系统外的公安、检察、土地房管等部门加强工作的协调和联系， 对确定为拆迁区的涉及房屋分割的离婚诉讼案件要重点审核，并告知当事人虚假诉讼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于查实是虚假诉讼的案件，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或者驳回起诉，同时就虚假诉讼的查处、移送等问题应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合作。
（三）规则与裁量的互补和平衡
“法官的自由裁量必须是在规则之下的自由裁量，国情的复杂不能否弃规则的完善而只是对规则完善的程度提供了一个测度。”［１２］（ｐ１２８）然而，再灵活的法律规则也不可能包罗万象且具有前瞻性，欲以有限的规则规范无限的社会就不可能将法律设定在一个封闭的制度体系内，法律规则之治自身也无从谈起。一个活生生的有效运作的法律制度需要大量的不断变化的具体知识。［１３］（ｐ１７）规则之下的裁量，主张的是要更加积极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加强对当事人的指导和监督，协同处理好保障司法权高效有序运行，妥善化解疑难复杂纠纷。在我国传统的“厌诉”法律观念以及民众从众心理严重的背景下， 司法的社会效应仍不可忽视。一旦民众认定通过诉讼离婚能够确保获得拆迁安置补偿费是政策的漏洞而非违法行为的时候，以虚假离婚诉讼套取拆迁安置补偿费的行为将愈演愈烈，其对法治建设的危害是巨大的。“摧毁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也就摧毁了法治的基础。”［１４］在虚假离婚诉讼的法律规制问题上，法官职业群体需要统一而务实的司法理念，充分发挥规则之确定性与裁量之能动性功能的互补与平衡，形成解决婚姻纠纷的互动机制，以更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１］范愉．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益——读奥尔森的《诉讼爆炸》［Ａ］．北大法律评论［Ｃ］．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李平．二十年全国离婚案件情况简析［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０－１０－０６／１３２５５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４－１２．
［３］池强．北京尚未接到司法强拆［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ｈｅｘｕｎ．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３－１２／１２７８８５４２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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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澳）杰勒德·布伦南．是“为人民的法院”，不是“人民的法院”［Ｊ］．人民司法，１９９９，（０３）：４９．
（责任编辑：王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