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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视自己的文化，但是如何传播才能让不同语言的受众轻松接受？笔者认为，与其加大力气，刻意推广，不如找到几个关键“窍诀”，用一点巧劲。
窍诀一：厚积“厚”发
笔者第一次阅读比尔·波特（Bill Porter），是在银行排队时，出门前顺手抄起一本《禅的行囊》，栽进比尔的“行囊”里，竟然盼着排队的号叫得慢一些。随着他从贾岛家出发，乘大巴赶到云岗，又去北台朝拜憨山大师，听他细数大钟寺的来历、五台山的缘起、周口店的细枝末节，一路下来，让笔者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Fans大跌眼镜。
比如，比尔去看永乐大钟，从中国第一口钟什么年代诞生，用什么原料制成，到永乐大钟的锻造过程，上面的经文如何铸就，敲108下快慢次序如何……陈述得面面俱到。不同于一般枯燥的考据，中间，比尔很会“穿插”，他经常以蒙太奇的镜头感推进自己的文字，比如连展室里织毛衣的女士都要着上一笔，以烘托当时的现场感。
写到八达岭，比尔会说：“八达岭每年接待的游客都在400万到500万。如果把这些游客全部抓了壮丁，让每个来访者为长城添一块砖，只需一块，就可以迅速重新修建一道东至大海，西抵大漠的长城。”
有人称比尔是13世纪马可波罗的现代接棒人，从2006年他在大陆的第一本书《空谷幽兰》开始，其热销便一发不可收拾。随后的《禅的行囊》、《黄河之旅》、《心经解读》等，每出一本都受到中国人的深度喜爱。《禪的行囊》的豆瓣得分甚至高于乔布斯最喜欢的日本作家铃木俊隆。
比尔对中国文化的熟稔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人，重要的是，他在介绍中国文化时，非常巧妙地掌握了几个“穴位”：隐士、禅宗、古诗……将这些“穴位”一一嵌入自己的游记，很快，这位美国汉学家便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
阅读比尔，过瘾之余，常常会产生一丝遗憾。如此丰沛的国学资源，被一位外国人用到如数家珍的地步，我们自己却常常“失语”，确如《禅》杂志编委明尧所说，比尔的作品，让中国人感到惭愧。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切肤之亲，其中不乏写作高手。但是，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太象牙塔，炒冷饭，就是太局限于论文式的叙述，缺少的正是比尔这种把丰厚积淀融入旅途中，又频频亮出文史特长的文化行者。
在谈到对外文化传播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曾经强调，面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语言障碍、文化产品设计的非国际化等困境，要想成为世界文化大国，首先要系统地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挖掘出来，第二要认真考虑如何对外传播，第三要努力加强对外文化表达和传播的能力。
如何系统地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实，赵启正本人就是一个好的范例，他每天坚持阅读4小时，补充元气。浦东开发时，他提出“要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的发展”，而在传播中国文化时，“站在地球仪旁”显得尤为重要。
站在地球仪旁，便会避开那些自说自话的劣习。境外读者读比尔的译本，没有隔阂，因为这些文字是作者消化后的产物，毫不夹生。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比尔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包括一些连中国人都很难啃动的经书，他自称文言文比口语还好，从每一个中国古代诗人身上汲取营养，变成日后写作时可以信手拈来的素材。
写作和储存几乎成正比。很多时候我们写不出有深度的内涵，是因为阅读量不够，或者是“内存”太小。过于关注信息而非纵深阅读，因而提起笔来会浅尝辄止。
“你的大脑不能只做U盘，老存别人的东西，要学会思考和判断。”（赵启正语），确实，只有深度阅读，才能保证一颗健全的头脑在关键时刻贡献潜在的文思和立场。
窍诀二：行在路上
做书虫当然不是我们的目的，为了让传播生色，走出去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纵观比尔这些年的写作，可以发现，“走到哪儿写到哪儿”是他的一贯风格。这些严格意义上不是游记的游记，很多时候都是用“脚”写出来的。
他在终南山徜徉数月乃至每每经过都要去探访，因而写出《空谷幽兰》，而《禅的行囊》则从南到北，纵贯了整个中国禅宗的道场，《黄河之旅》历尽艰辛一直走到黄河的源头，弹尽粮绝，才终于撩开黄河的面纱。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抱怨写不好，是因为没有“走”好。而走出去又不单单是一双脚的功夫，更重要的是，与人互动时，要有一颗敏于观察的心。所有好的报道都是人的报道。央视主持人柴静说：站在最近的地方，就能“看见”新闻。这是对外传播中“断根”的道理。
比尔每去一个地方，都会去找那些他深爱的中国古代诗人的墓地。每一个诗人的墓，他都认认真真地拜祭。这些人中，他第一个爱上的是陶渊明，第二个是屈原，其他如贾岛、白居易、韦应物、寒山、拾得、李白、王维等，他不仅深谙他们的诗歌，把他们的作品译到国外，还逐一探访他们的故里、他们经过之处、他们终老之所。因为有爱，所以“敬业”。
在洛阳白居易墓园，有一个摆摊写字的人，比尔引为朋友。那人十分落魄，一身异味，但比尔知道他的好。白居易的墓园比尔一去再去，前后竟然去了七次！每次去，他都会去看那个写字的人。比尔的游记，其实都是“人”记，所到之处接触的人，历史深处的人，记录在文字里的人……这些“人”因为他的“探访”而变得生动，有了温度。
无独有偶，比尔的同胞，《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7年，每次报道都是一次微型“长征”。他会用几个月的时间、几万字的篇幅去描绘一个中国人，他采取的方式是：想尽一切办法紧贴对象，去他的家、办公室，甚至跟他一起旅行。
因为采访深入，欧逸文一般两到三个月出一篇稿，有的时候是六个月一篇。一篇文章大概要采访五十到八十个人，积攒有两百到三百页的采访文字。这样的积累下，几乎每篇稿子都是“重磅”。
美国人彼得·海勒斯（中文名何伟）更是如此，其作品《寻路中国》是他在中国行走七年的见证。他先从山海关出发，沿长城西行，经山西、内蒙、陕西，直抵青海湖，看到了一个“被熟视无睹的中国”，这本书长时间雄踞畅销书榜，赢得了“关注现代中国最具思想性西方作家”的声名。 何伟得出结论，“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
窍诀三：恰当的传播方式
如何传播，传播什么才更有读者？对于外国受众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看到一个“平常人眼中的中国”。
200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张彦（Ian Johnson）认为，尽管对所有外媒来说，去年中国最重要的报道主题是十八大，但是，草根阶层如NGO等为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更值得关注。
从伸手接住从10楼窗口坠落女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到微博上炫富的郭美美，再到直播与情人开房的“微博局长”……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全面报道“任何與中国有关”的事情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拥有几十年新闻记者经验的美国记者丹布隆指出，“在希望和梦想方面，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在政界和商界的严肃新闻铺天盖地的时候，美国的读者也在寻找“轻松的新闻”，让自己“放松紧绷的弦”。
不仅国外如此，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以来，草根新闻也占据了中国最受关注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的大部分时段。PM2.5、曹家巷拆迁、问题鱼翅、菜价上涨等民生话题，成了每晚7点的主角。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的结论不容忽视，他认为，西方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观察点在不断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他们关注中国领导人高层；21世纪初，中国中产阶级成为关注焦点；而今天，互联网力量的展现让西方更关注中国社会的草根阶层。从关注群体看，有一个从上到下的脉络。
在谈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时，赵启正说，中国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创造者和作者想的对象就是中国人，因此他对外国读者、对外国受众不一定适合，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在设计电影或者是动画的时候，考虑的是世界市场，所以他们的产品容易适应世界市场。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文化是柔性的，传播文化的方式也应是柔性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已经成了对外文化传播的共识，好莱坞成功包装《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中国故事，是文化传播的成功范例，可见，只有把中国元素装进“国际叙述”这个外包装中，才能产生有国际认同感的文化产品。
在这方面，凤凰卫视的成功便是一例，它的合作伙伴前身是美国的新闻集团，凤凰公司与其合作后有了凤凰卫视的中文台和资讯台，这种融合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中国文化的内涵，加上西方文化的包装，凤凰卫视恰当地应用了这一方式，非常准确地弘扬了中国文化。
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明确表示，向海外宣扬中华文化，本土化是肯定的，但是外壳的包装方式不一定非常本土化。
在我们的文化传播中，常有关着门自说自话的情况发生。其实很多时候，境外读者并不了解我们提供的信息，传播应该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比如比尔·波特，在叙述时，他会告诉读者高速公路对应的是英文expressway而不是freeway，大同及其游牧民族在中国所占的位置，五台山不但有佛还有网吧，朝圣路上他也会按时洗一个热水澡并找人按摩……都是一些人们关心的话题，虽然地域有差异，语言有隔阂，但在人性深处，总是会有超越语言的地方。总之一句话，越是“人”的，越是世界的。文化传播的深处，是人性的深度相通。
责编：谭震
窍诀一：厚积“厚”发
笔者第一次阅读比尔·波特（Bill Porter），是在银行排队时，出门前顺手抄起一本《禅的行囊》，栽进比尔的“行囊”里，竟然盼着排队的号叫得慢一些。随着他从贾岛家出发，乘大巴赶到云岗，又去北台朝拜憨山大师，听他细数大钟寺的来历、五台山的缘起、周口店的细枝末节，一路下来，让笔者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Fans大跌眼镜。
比如，比尔去看永乐大钟，从中国第一口钟什么年代诞生，用什么原料制成，到永乐大钟的锻造过程，上面的经文如何铸就，敲108下快慢次序如何……陈述得面面俱到。不同于一般枯燥的考据，中间，比尔很会“穿插”，他经常以蒙太奇的镜头感推进自己的文字，比如连展室里织毛衣的女士都要着上一笔，以烘托当时的现场感。
写到八达岭，比尔会说：“八达岭每年接待的游客都在400万到500万。如果把这些游客全部抓了壮丁，让每个来访者为长城添一块砖，只需一块，就可以迅速重新修建一道东至大海，西抵大漠的长城。”
有人称比尔是13世纪马可波罗的现代接棒人，从2006年他在大陆的第一本书《空谷幽兰》开始，其热销便一发不可收拾。随后的《禅的行囊》、《黄河之旅》、《心经解读》等，每出一本都受到中国人的深度喜爱。《禪的行囊》的豆瓣得分甚至高于乔布斯最喜欢的日本作家铃木俊隆。
比尔对中国文化的熟稔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人，重要的是，他在介绍中国文化时，非常巧妙地掌握了几个“穴位”：隐士、禅宗、古诗……将这些“穴位”一一嵌入自己的游记，很快，这位美国汉学家便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
阅读比尔，过瘾之余，常常会产生一丝遗憾。如此丰沛的国学资源，被一位外国人用到如数家珍的地步，我们自己却常常“失语”，确如《禅》杂志编委明尧所说，比尔的作品，让中国人感到惭愧。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切肤之亲，其中不乏写作高手。但是，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太象牙塔，炒冷饭，就是太局限于论文式的叙述，缺少的正是比尔这种把丰厚积淀融入旅途中，又频频亮出文史特长的文化行者。
在谈到对外文化传播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曾经强调，面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语言障碍、文化产品设计的非国际化等困境，要想成为世界文化大国，首先要系统地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挖掘出来，第二要认真考虑如何对外传播，第三要努力加强对外文化表达和传播的能力。
如何系统地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实，赵启正本人就是一个好的范例，他每天坚持阅读4小时，补充元气。浦东开发时，他提出“要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的发展”，而在传播中国文化时，“站在地球仪旁”显得尤为重要。
站在地球仪旁，便会避开那些自说自话的劣习。境外读者读比尔的译本，没有隔阂，因为这些文字是作者消化后的产物，毫不夹生。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比尔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包括一些连中国人都很难啃动的经书，他自称文言文比口语还好，从每一个中国古代诗人身上汲取营养，变成日后写作时可以信手拈来的素材。
写作和储存几乎成正比。很多时候我们写不出有深度的内涵，是因为阅读量不够，或者是“内存”太小。过于关注信息而非纵深阅读，因而提起笔来会浅尝辄止。
“你的大脑不能只做U盘，老存别人的东西，要学会思考和判断。”（赵启正语），确实，只有深度阅读，才能保证一颗健全的头脑在关键时刻贡献潜在的文思和立场。
窍诀二：行在路上
做书虫当然不是我们的目的，为了让传播生色，走出去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纵观比尔这些年的写作，可以发现，“走到哪儿写到哪儿”是他的一贯风格。这些严格意义上不是游记的游记，很多时候都是用“脚”写出来的。
他在终南山徜徉数月乃至每每经过都要去探访，因而写出《空谷幽兰》，而《禅的行囊》则从南到北，纵贯了整个中国禅宗的道场，《黄河之旅》历尽艰辛一直走到黄河的源头，弹尽粮绝，才终于撩开黄河的面纱。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抱怨写不好，是因为没有“走”好。而走出去又不单单是一双脚的功夫，更重要的是，与人互动时，要有一颗敏于观察的心。所有好的报道都是人的报道。央视主持人柴静说：站在最近的地方，就能“看见”新闻。这是对外传播中“断根”的道理。
比尔每去一个地方，都会去找那些他深爱的中国古代诗人的墓地。每一个诗人的墓，他都认认真真地拜祭。这些人中，他第一个爱上的是陶渊明，第二个是屈原，其他如贾岛、白居易、韦应物、寒山、拾得、李白、王维等，他不仅深谙他们的诗歌，把他们的作品译到国外，还逐一探访他们的故里、他们经过之处、他们终老之所。因为有爱，所以“敬业”。
在洛阳白居易墓园，有一个摆摊写字的人，比尔引为朋友。那人十分落魄，一身异味，但比尔知道他的好。白居易的墓园比尔一去再去，前后竟然去了七次！每次去，他都会去看那个写字的人。比尔的游记，其实都是“人”记，所到之处接触的人，历史深处的人，记录在文字里的人……这些“人”因为他的“探访”而变得生动，有了温度。
无独有偶，比尔的同胞，《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7年，每次报道都是一次微型“长征”。他会用几个月的时间、几万字的篇幅去描绘一个中国人，他采取的方式是：想尽一切办法紧贴对象，去他的家、办公室，甚至跟他一起旅行。
因为采访深入，欧逸文一般两到三个月出一篇稿，有的时候是六个月一篇。一篇文章大概要采访五十到八十个人，积攒有两百到三百页的采访文字。这样的积累下，几乎每篇稿子都是“重磅”。
美国人彼得·海勒斯（中文名何伟）更是如此，其作品《寻路中国》是他在中国行走七年的见证。他先从山海关出发，沿长城西行，经山西、内蒙、陕西，直抵青海湖，看到了一个“被熟视无睹的中国”，这本书长时间雄踞畅销书榜，赢得了“关注现代中国最具思想性西方作家”的声名。 何伟得出结论，“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
窍诀三：恰当的传播方式
如何传播，传播什么才更有读者？对于外国受众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看到一个“平常人眼中的中国”。
2001年普利策奖获得者、《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张彦（Ian Johnson）认为，尽管对所有外媒来说，去年中国最重要的报道主题是十八大，但是，草根阶层如NGO等为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更值得关注。
从伸手接住从10楼窗口坠落女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到微博上炫富的郭美美，再到直播与情人开房的“微博局长”……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全面报道“任何與中国有关”的事情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拥有几十年新闻记者经验的美国记者丹布隆指出，“在希望和梦想方面，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在政界和商界的严肃新闻铺天盖地的时候，美国的读者也在寻找“轻松的新闻”，让自己“放松紧绷的弦”。
不仅国外如此，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以来，草根新闻也占据了中国最受关注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的大部分时段。PM2.5、曹家巷拆迁、问题鱼翅、菜价上涨等民生话题，成了每晚7点的主角。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的结论不容忽视，他认为，西方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观察点在不断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他们关注中国领导人高层；21世纪初，中国中产阶级成为关注焦点；而今天，互联网力量的展现让西方更关注中国社会的草根阶层。从关注群体看，有一个从上到下的脉络。
在谈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时，赵启正说，中国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创造者和作者想的对象就是中国人，因此他对外国读者、对外国受众不一定适合，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在设计电影或者是动画的时候，考虑的是世界市场，所以他们的产品容易适应世界市场。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文化是柔性的，传播文化的方式也应是柔性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已经成了对外文化传播的共识，好莱坞成功包装《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中国故事，是文化传播的成功范例，可见，只有把中国元素装进“国际叙述”这个外包装中，才能产生有国际认同感的文化产品。
在这方面，凤凰卫视的成功便是一例，它的合作伙伴前身是美国的新闻集团，凤凰公司与其合作后有了凤凰卫视的中文台和资讯台，这种融合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中国文化的内涵，加上西方文化的包装，凤凰卫视恰当地应用了这一方式，非常准确地弘扬了中国文化。
凤凰卫视掌门人刘长乐明确表示，向海外宣扬中华文化，本土化是肯定的，但是外壳的包装方式不一定非常本土化。
在我们的文化传播中，常有关着门自说自话的情况发生。其实很多时候，境外读者并不了解我们提供的信息，传播应该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比如比尔·波特，在叙述时，他会告诉读者高速公路对应的是英文expressway而不是freeway，大同及其游牧民族在中国所占的位置，五台山不但有佛还有网吧，朝圣路上他也会按时洗一个热水澡并找人按摩……都是一些人们关心的话题，虽然地域有差异，语言有隔阂，但在人性深处，总是会有超越语言的地方。总之一句话，越是“人”的，越是世界的。文化传播的深处，是人性的深度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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