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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从朋友那里读到一本由中国《文汇报》常驻巴黎记者郑若麟用法文撰写的《和你一样的中国人》一书(下称《和》,目前尚无中文译本)。读完原文后,不禁拍案叫绝。对“法语世界”读者来说,该书不啻是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一阵“及时雨”,一捧“雪中炭”。作者以中国上海人特有的“润物细无声”般的细腻、耐心、周到,不仅解答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各种疑问、猜测,甚至舒缓了一些西方人对华的愤懑乃至仇视情绪。这样看来,《和》自2012年秋在巴黎出版后一再加印,在法语世界对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好评如潮”,也就不难理解了。
笔者认为,本书有以下特色:
第一,《和》的作者居法20余年,浸淫于法兰西文化之中,耳濡目染,知道法国人想了解中国哪方面的事,故能“搔到法国人的痒处”,因此才“下笔如有神”,“用他们的语言”写出了一本给“法语世界”读者读的中国书。
实际上,《和》之所以能抓住外国读者的心,重要的是作者熟谙“对外传播”的技巧。“对外传播”首先要让外国受众能够听到、愿意听、喜欢听,进而产生互动和交流,不能盲目地“各说各话”。在法国工作20余年,作者无数次受邀参加当地组织的辩论会、研讨会,接受当地各类媒体的采访,受邀为当地媒体撰写文章,因此,作者与西方人打起交道来驾轻就熟,不仅“会说他们的话”,还“懂他们的礼”、知“他们的情”。《和》首先讲述事实,而且是通过一个个中国真实的人和事讲事实,有时还借用外国人的评论加以评述以增加“可信度”,然后,借用“惯性”揉入作者的观点和评论,不留痕迹地向读者“灌输”了中国的观点,留下“点睛之笔”。
作者是中国人,写中国的事,自然不能一味地“吹嘘、夸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时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国远非“天堂”,一味地“表扬”会令西方读者望而却步,这样一来,就无法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故此,作者在书中针对一些现状、人和事有条件地“揭露和批评”(比如不堪重负的教育体制、混乱的交通状况、盲目的崇洋媚外、五味杂陈的网络时代等等)。这“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两步”,最终的目的是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作者的观点,这正是《和》的独到之处。
第二,直接使用外语写作效果好。西方许多驻华记者回国后都撰写了关于中国的书籍。记者写书在西方司空见惯,有的甚至因此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但还没有一名法国记者在中国用中文写一本介绍法国的书。《和》的作者在书中专门批评了外国驻华记者绝大多数不懂中文的现状,因而,他们在撰写中国文章或书籍时“大量使用第二手信息”或“主观臆断”,对中国的论断“自然就不得要领,乃至失之千里”。而作为中国记者的郑若麟却在法国用法语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堪称“孔夫子面前卖文章”,不但“卖”了文章,还获得广泛好评,勇气可嘉,而且从出版后的评论来看,说明这条路走对了。
第三,取材来自现实生活,机智生动。全书分成25个部分,每部分的篇幅都不太长,只有十几页,短小精悍,信手采撷现代中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小故事”,以小见大,以点带面,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的细节展现当代中国社会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大变迁,让人大呼过瘾。比如,通过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和氏璧”的故事告诉读者,中国人守土卫疆的国家主权意识源远流长;通过中法饮食习俗的比较,为读者解读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深刻内涵;读者通过韩寒、芙蓉姐姐、木子美、流氓燕等了解到中国网络的迅猛发展和现代中国人与国际接轨、对外部世界求知若渴的现状,从侧面回击了西方对我“限制网络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攻击;通过一对法国商人在华洽谈合资业务的经历,表达了中华民族待人接物的传统风俗;以“南北方人的差异”,“宣传”了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和谐共处、源远流长的历史;通过描述知识阶层对中国前途的论战和博弈,为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推开了一扇窗;通过刘仰、王晓东、宗小军、黄纪苏、宗强等撰写的《中国不高兴》告诫西方,中国人热爱和平,珍惜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但也不要对中国“轻举妄动”,昭示了中国人对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念;以中外记者撰写对方国家的新闻报道作比较,揭露西方记者对中国的误解、偏见,甚至敌视态度;以“中国宗教信徒比共产党员多”昭示出中国正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和多种宗教和谐共存的局面。此外,作者还通过日常生活片段、教育制度、节假日和大量具体的数据,为读者普及中国“常识”。尽管作者在其前言中一再声明,“在一本小小的书中难免挂一漏万,无法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但笔者认为,针对当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现状,《和》堪称一本中国的《小百科全书》。
第四,语言精练讲究。中国人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作者在文中大量使用了法语国家的各类谚语、俗语、日常惯用语,乃至“双关语”,显示出作者浑厚的外语功底。例如《和》一书的书名就采用了法语的“双关语”。法语有个短语,“C’EST PAS COMME LES AUTRES”(“和别人不一样”或“与众不同”)。作者将“不”拿掉,变成“C’EST COMME LES AUTRES(“和你一样”),法语的书名变成了“LES CHINOIS SONT LES HOMMES COMME LES AUTRES”,笔者故将书名译为《和你一样的中国人》。因此,《和》一书虽然说的是中国的事,却是用了法语世界读者耳熟能详的变异了的短語,能立刻心领神会,露出会意的微笑——“一定要看看,中国人为什么和我们一样”!可以断言,当读者露出会意的微笑之时,即使他可能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至少愿意耐心地读下去。这,正是中国对外传播领域值得深思的关键所在。
作者以一篇自传体的“我的文化大革命”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该章讲述了作者少年经历的文革中的种种劫难,但在最后画龙点睛般地写道:文化大革命如同一块“跳板”,正是突破了文化大革命的藩篱,中国才实行改革开放,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并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伟大成就。这一章暗含《和》去“官方化的个人色彩”,让读者感觉到书的内容更加真实、可信,这恐怕可以算作《和》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吧。
笔者认为,本书有以下特色:
第一,《和》的作者居法20余年,浸淫于法兰西文化之中,耳濡目染,知道法国人想了解中国哪方面的事,故能“搔到法国人的痒处”,因此才“下笔如有神”,“用他们的语言”写出了一本给“法语世界”读者读的中国书。
实际上,《和》之所以能抓住外国读者的心,重要的是作者熟谙“对外传播”的技巧。“对外传播”首先要让外国受众能够听到、愿意听、喜欢听,进而产生互动和交流,不能盲目地“各说各话”。在法国工作20余年,作者无数次受邀参加当地组织的辩论会、研讨会,接受当地各类媒体的采访,受邀为当地媒体撰写文章,因此,作者与西方人打起交道来驾轻就熟,不仅“会说他们的话”,还“懂他们的礼”、知“他们的情”。《和》首先讲述事实,而且是通过一个个中国真实的人和事讲事实,有时还借用外国人的评论加以评述以增加“可信度”,然后,借用“惯性”揉入作者的观点和评论,不留痕迹地向读者“灌输”了中国的观点,留下“点睛之笔”。
作者是中国人,写中国的事,自然不能一味地“吹嘘、夸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时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国远非“天堂”,一味地“表扬”会令西方读者望而却步,这样一来,就无法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故此,作者在书中针对一些现状、人和事有条件地“揭露和批评”(比如不堪重负的教育体制、混乱的交通状况、盲目的崇洋媚外、五味杂陈的网络时代等等)。这“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两步”,最终的目的是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作者的观点,这正是《和》的独到之处。
第二,直接使用外语写作效果好。西方许多驻华记者回国后都撰写了关于中国的书籍。记者写书在西方司空见惯,有的甚至因此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但还没有一名法国记者在中国用中文写一本介绍法国的书。《和》的作者在书中专门批评了外国驻华记者绝大多数不懂中文的现状,因而,他们在撰写中国文章或书籍时“大量使用第二手信息”或“主观臆断”,对中国的论断“自然就不得要领,乃至失之千里”。而作为中国记者的郑若麟却在法国用法语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堪称“孔夫子面前卖文章”,不但“卖”了文章,还获得广泛好评,勇气可嘉,而且从出版后的评论来看,说明这条路走对了。
第三,取材来自现实生活,机智生动。全书分成25个部分,每部分的篇幅都不太长,只有十几页,短小精悍,信手采撷现代中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小故事”,以小见大,以点带面,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的细节展现当代中国社会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大变迁,让人大呼过瘾。比如,通过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和氏璧”的故事告诉读者,中国人守土卫疆的国家主权意识源远流长;通过中法饮食习俗的比较,为读者解读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深刻内涵;读者通过韩寒、芙蓉姐姐、木子美、流氓燕等了解到中国网络的迅猛发展和现代中国人与国际接轨、对外部世界求知若渴的现状,从侧面回击了西方对我“限制网络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攻击;通过一对法国商人在华洽谈合资业务的经历,表达了中华民族待人接物的传统风俗;以“南北方人的差异”,“宣传”了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和谐共处、源远流长的历史;通过描述知识阶层对中国前途的论战和博弈,为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推开了一扇窗;通过刘仰、王晓东、宗小军、黄纪苏、宗强等撰写的《中国不高兴》告诫西方,中国人热爱和平,珍惜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但也不要对中国“轻举妄动”,昭示了中国人对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念;以中外记者撰写对方国家的新闻报道作比较,揭露西方记者对中国的误解、偏见,甚至敌视态度;以“中国宗教信徒比共产党员多”昭示出中国正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和多种宗教和谐共存的局面。此外,作者还通过日常生活片段、教育制度、节假日和大量具体的数据,为读者普及中国“常识”。尽管作者在其前言中一再声明,“在一本小小的书中难免挂一漏万,无法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但笔者认为,针对当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现状,《和》堪称一本中国的《小百科全书》。
第四,语言精练讲究。中国人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作者在文中大量使用了法语国家的各类谚语、俗语、日常惯用语,乃至“双关语”,显示出作者浑厚的外语功底。例如《和》一书的书名就采用了法语的“双关语”。法语有个短语,“C’EST PAS COMME LES AUTRES”(“和别人不一样”或“与众不同”)。作者将“不”拿掉,变成“C’EST COMME LES AUTRES(“和你一样”),法语的书名变成了“LES CHINOIS SONT LES HOMMES COMME LES AUTRES”,笔者故将书名译为《和你一样的中国人》。因此,《和》一书虽然说的是中国的事,却是用了法语世界读者耳熟能详的变异了的短語,能立刻心领神会,露出会意的微笑——“一定要看看,中国人为什么和我们一样”!可以断言,当读者露出会意的微笑之时,即使他可能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至少愿意耐心地读下去。这,正是中国对外传播领域值得深思的关键所在。
作者以一篇自传体的“我的文化大革命”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该章讲述了作者少年经历的文革中的种种劫难,但在最后画龙点睛般地写道:文化大革命如同一块“跳板”,正是突破了文化大革命的藩篱,中国才实行改革开放,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并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伟大成就。这一章暗含《和》去“官方化的个人色彩”,让读者感觉到书的内容更加真实、可信,这恐怕可以算作《和》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