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代，李贽作为一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启蒙家，他提出的许多命题，既是我们祖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又具有对当代社会的启示性。因此，对他的著作的整理与注释，也是“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的组成部分①。由首都师范大学“李贽研究中心”主任张建业教授主编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李贽全集注》，经过十二年的艰苦奋斗，终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面世。这是首都师范大学建校以来承担的规格最高数量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任继愈教授在仙逝前为《全集注》作序，成为任先生的绝笔。欧阳中石教授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一
　　李贽（公元1527－1602），号卓吾，福建泉州人，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他提出的很多理论命题，如反对保守践迹，主张与时俱进；反对唯圣唯上，主张实践验证；反对假人假言，主张童心真心；反对官吏贪脏，主张廉洁治政；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等，就是在今天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李贽的思想具有开拓精神和进取精神，对明、清两代以及“五四”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和《人民日报》发表的《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把李贽列为中华民族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红旗》杂志等编写的《中华英杰录》，李贽被选为我国历史上八十三位英杰之一。这都表明李贽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李贽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过直接影响，日本幕末时期著名汉学家、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在思想上就深受李贽影响。日本现代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对李贽进行过深刻研究，并著有《李贽年谱》；现代许多日本著名学者都在从事李贽的研究。李贽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有过交往，并有深厚友谊；比利时人金尼阁神父当时协助利玛窦在华的传教工作，和李贽也有接触，这些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都有记载。德国汉学家福兰阁在其专著《十六世纪中国之思想斗争》中对李贽的思想、品格给以极高评价，还撰写了有关李贽的研究论文《李贽》、《李贽与利玛窦》。在美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俄罗斯等国也都有学者从事李贽的研究。特别是在东南亚诸国，居住着众多的李氏后人，很多学者都在从事李贽的研究，李贽的影响更为深远。这说明李贽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对李贽的研究却不够深入。明末至清代，李贽的著作几遭禁毁，虽然有学者编辑了《李温陵集》、《李氏全书》等，但这些“集”、“书”，实际上只收录了李贽部分著作，而且，全都没有注释。至今没有一部比较全面的“李贽全集”和比较缜密的全集注释，这不能不说是李贽研究以及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一大遗憾。又由于李贽出入儒、释、道，涉及文史哲，并有军事、民俗之作，其著作极为庞博又不易解。为此，对李贽著作加以整理和注释，不但有利于更好研究李贽的思想，也将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这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具有弥补学术领域空白的巨大意义，必将在中外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在李贽研究中取得了中外学术界所瞩目的成绩，建立了我国唯一的“李贽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张建业教授现为“中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会长，李贽书院首席顾问，他的《李贽评传》及有关李贽的专著、论文受到包括周扬、谢国桢、任继愈、蔡尚思、沟口雄三（日本东京大学）、斯密思（美国RICE大学）、申龙沏（韩国庆熙大学）等中外专家的高度评价。该中心还积累了大量有关李贽的资料，并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与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建立了联系。他们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1996年成立了“李贽全集注”小组，开始了对李贽全集的整理、注释工作。由于该课题的重要学术价值，当年就被确立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九五”重点项目，而后又被高校古委会确立为资助项目。该课题启动以来，国内外已有20多家报刊（包括《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报导和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专题广播，称这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艰巨的科学攀登”，“弥补了学术领域的空白”，是“跨世纪工程”等赞语。
　　《李贽全集注》是目前收录李贽著作最完备的注本。不但收录了人们常见的《焚书》、《藏书》等，还收录了人们长期不易见到的《九正易因》、《孙子参同》、《读升庵集》、《阳明先生年谱》、《雅笑》、《老子解》、《庄子解》等。《全集》虽广搜资料，但却务求精确。由于李贽的影响所及，托名李贽的伪书极多。对此，注释组进行了严格的甄别，确认是赝书者，以慎重态度予以割弃，如《疑耀》等。有些著作是否为李贽所作，学术界存在着不同意见。既有不同意见，就不排除为李贽所著的可能性，对其中有广泛影响之作也予收录，为研究李贽及认识这些书籍提供方便。如《史纲评要》、《四书评》及有关的小说戏曲评点等。总之，注释组遵循的原则是务求全备而又不滥收，以保证学术研究的严肃性。李贽对小说、戏曲的批点，对小说、戏曲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和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部分不可能把原作与李贽的评、批同时收入，只是将李贽有关的批语、评语进行了辑录，使之成为“全集”的有机组成部分。李贽的著作虽一再被禁毁，但禁者自禁，传者自传，往往有多种版本流传，如《焚书》、《藏书》等。对此，注释组尽量选用较精的版本作底本，并参照其他版本，依据不同情况，酌予校勘。
　　二
　　《全集》之注释可资借鉴者极少，只能从原始文献入手。注释组在注释工作中，根据经、史、子、集，以及各种方志、笔记、杂著等书，搜索勾稽，对李贽著作中有关儒释道思想、用语，对有关事件的历史时事背景，对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及其朋辈交游，以及有关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历史传说、难懂词语等等，都尽力予以注解。同时，对于所依之书，对李贽研究中的一些误说误传以及李贽著作本身的误书，也细心考核与查对，以免以讹传讹。如《焚书》卷四《观音问》中《答明因》有几句，中华书局版是这样标点的：“无明‘实性即佛性’二句，亦未易会。夫既说实性，便不可说空身；既说空身，便不宜说实性矣。”把“无明”标为人名，“‘实性即佛性’二句”，当然是无明所说了。查中国佛教史，僧人号“无明”者有三：一是宋僧慧性，有《无明慧性禅师语录》；二是元僧元长，有《千岩元长僧师语录》；三是明僧慧经，有《无明慧经僧师语录》。但三者“语录”中都没有“实性即佛性”以及与“空身”关系的论述。实际情况是唐代玄觉（真觉）禅僧在《永嘉证道歌》中所说：“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见《景德传灯录》卷三《永嘉真觉大师证道歌》）。此处“无明”并非禅僧之号，而是佛教术语“十二缘”之一，即无智慧、愚痴或迷暗之意。正因为“二句”是指《永嘉证道歌》中的两句，才可以解通李贽下边的论述。因此，这几句话的正确标点应是：“‘无明实性即佛性’二句，亦未易会。夫既说‘实性’，便不可说‘空身’；既说‘空身’，便不宜说‘实性’矣。”又如《焚书》卷三《赞刘谐》中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之语，是儒家抬举孔子的最具代表性言论。经查阅，此语虽出自宋代唐庚《唐子西语录》，但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九三中曾加以引用。从而使我们认识到，李贽在《赞刘谐》中借刘谐之口，对当时的尊孔思潮批判的同时，也对朱熹进行了讽刺。再如李贽的友人与学生有汪可受、汪本钶二人，很多学者与著作或把二人混而为一，或张冠李戴，一误再误。其实，汪可受，字以虚，号静峰，湖北黄梅人，官至山东右参政，写有《卓吾老子墓碑》。《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七、《明史》卷二二四、《明史稿》卷二七八、光绪《黄州府志》卷二、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二“职官表”等都有他的事迹记载。而汪本钶，字鼎甫，安徽新安人，写有《哭李卓吾先师告文》。他只是位一般的士子，但在《李氏遗书》基础上，继续收集遗文，辨别真伪，编纂而成《续焚书》、《说书》、《言善篇》等，对李贽著作的整理与研究极有贡献。
　　李贽有一些著作是依据前朝典籍抄录编纂而成，如《藏书》、《史纲评要》是据历代正史在抄录编纂中体现自己的思想；有的是对其他典籍的注解，如《九正易因》、《老子解》、《庄子解》、《孙子参同》等，有时在原书文字下还引述前贤有关论述作为“附录”；有的是对他人著作的编选而加以评论，如《初潭集》是对《世说新语》和《焦氏类林》二书的重新分类编排而附以评语，《读升庵集》是对杨慎（号升庵）作品的编选而加以评述，《闇然录最》是对潘士藻《闇然堂类纂》的编选而加以评述。对于这些引用其他典籍与著作的作品，《全集注》对于原著作以及李贽论述中之误则在有关注中给予指出。如《读升庵集·丹铅别录序》中，杨慎引南齐王融这样一段话：“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能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其实这是南朝梁王筠所说，《南史》卷二二、《梁书》卷三三都有明确记载。王筠，字元礼，王融，字元长，杨慎可能由二人的字而误植了。李贽却沿用杨慎之误，照录未改。又如《藏书》卷三八《李白》：“任华《送李白之漕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见三河之游倦，百镒之金尽，乃议子于得失亏成之间，曾不知才全者无亏成，志全者无得失，进与退于太白乎何有？’以上诸文，附见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传矣。”实际是《送李白之曹南序》为独孤及所作，也许是李贽所见之“古本”错植为任华，也许是李贽误记为任华，所以未能看到，才说“今不传矣”。该序见《全唐文》卷三八八，文字与李贽所引也有出入，题目中的“漕”为“曹”，“漕”误。对于这一类误读或存疑，一旦发现，就在注中给予指明。
　　《李贽全集注》前有长篇“前言”，对李贽的思想内容及其启蒙价值进行了论述。后有附录四种：一是“李贽研究资料汇编”，二是“近百年李贽研究著作论文目录索引”，三是“李贽年谱简编”，四是“集处集”（收录了李贽的单篇诗文），这些“附录”对李贽的研究也极有参考价值。
　　《李贽全集注》共一千三百万字，分二十六册出版。十多年来，参加该课题的二十余位教授、副教授、博士生等主要成员，不顾个人得失，埋头书案，极为艰辛。虽不能说“字字看来都是血”，但也“十年辛苦不寻常”。在目前学术研究浮躁之风极盛的情况下，《李贽全集注》这种严肃务实的精神很值得肯定与赞扬。任继愈教授在“序”中说：“《李贽全集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结题并将面世，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是填补中国文化思想史学术研究的空白之举”。“本书广搜资料，务求精确，而且解决了一系列疑难问题”，“勾稽古籍，反复查核，都显示注释者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其严谨求实的学风也非常可嘉”。又说：“深信此《全集注》之问世，必将受到海内外学界的欢迎与赞许，对学界的文化思想史研究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