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近年来农村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的案件频频发生，尽管已有相关措施陆续实施，此类现象却屡禁不止。其实，行之有效的对策必须建立对其成因有较为全面清晰的认识的基础上，农村留守女童频遭性侵的根本原因自然是现代性入侵乡村的结果。本文将从安全监管的缺位和性教育的缺失这两方面对其成因进行具体的探究，试为社会各界人士建构对策方案时提供一份有效的参考资料，以便“对症下药”。
关键词 农村 留守女童 性侵
作者简介：张惠珺、江雨露、徐佳丽，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学院。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167-02
“儿童性侵犯”在当下社会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近年来关于儿童遭遇性侵的新闻频频见诸于报端和媒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据《2013-2014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报告》显示，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高达192起，平均每1.92天就有一起被曝光。然而，在这192起案件中，至少有106起发生在乡镇、农村地区，超过一半的受害者为留守女童。农村留守女童之所以频繁受到性侵，根本原因自然是现代性入侵乡村的结果。现代性破坏了传统乡村伦理，现代性的契约伦理和制度伦理还没有在乡村形成，人们普遍生活在道德虚无主义之中，性侵者没有强烈的道德意识；现代性追求必然导致城市化，城市化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乡村，走向城市，这给性侵女童的犯罪者“创造”了一个无人有能力“捕捉”他们的环境。具体而言，农村留守女童频繁受到性侵有如下原因。
一、安全监管上的缺位
（一）家庭
根据戴维·芬克尔霍（David Finkelhor）的理论，只有在消除了实施性侵害的外部阻碍，即儿童的安全监护力被削弱时，犯罪者才可能有机会进行儿童性侵害。父母是监护儿童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然而留守女童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因外出务工而长期不在家，只能将孩子委托给临时监护人照顾。“留守”这一因素在“农村”的社会环境中大大弱化了女童的性安全监护力，尤其体现在祖辈监护上。农村老人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存在大量的“文盲”和“法盲”，预防儿童性侵害的意识往往十分薄弱，同时也缺乏儿童性安全教育的相关知识。与女童的父母相比，年迈的农村老人往往受到身体状况的限制，时有“逆向监护”的情况发生，往往不能对女童进行有效的安全监管。此外，相当一部分的农村老人受到“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的影响，使得“有些农村女童像野草一样任其疯长，没到出现严重伤害或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 ”。
（二）学校
通过查阅大量的新闻案例，相当一部分校园性侵案的作祟者往往是“监守自盗”的教师群体，这主要与农村教师队伍在选拔、监督等方面的缺失有关。在我国教师队伍选拔机制的大背景下，师德考核被忽视。现行教师资格考试机制中偏重于考察专业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的高低，对于道德方面的可操作性要求并不多，缺少应有的规范体制。基于教师与学生相处时间长且生活区域交叉重叠的职业特点，其一旦性犯罪实施成功，极易成瘾，很难罢手，反复性极强。有一些农村教育主管部门在了解当地学生被教师性侵的情况之后，为压制舆论而知情不报。而家长和学生方面，一是盲目崇拜教师导致过度信任，二是在对教师品德素质上缺乏反馈信息的正规渠道。农村学校的职务分工机制大多存在疏漏，很多农村中小学仅设有教师等教学工作者而缺乏行政管理部门，同时校纪校规中也缺乏相关的限制教师性活动的条例。
（三）社区
随着大量青壮劳动力外流，农村日趋空心化，从“熟人社会”逐渐过渡到“无主体熟人社会”。乡村传统伦理往往建立在稳定的农村家庭结构上，而大量农民工离开乡土，破坏了这种结构平衡，使得乡村传统伦理的运行机制逐渐解体。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农村原有道德秩序处于崩溃之境。一些农村成员道德滑坡、人性坠落之快，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各种丑恶的犯罪现象在农村地区开始滋生蔓延，更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多数农村地区经济落后，法制教育宣传不到位，基层组织的监管作用又落不到实处，治安部门的执行力较弱而往往不能予以罪犯严厉打击，使得各犯罪分子更加猖獗，各种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助长了不正之风。城门洞开式的乡村治安使得儿童性侵犯案件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其中受害人大多数为农村留守女童。“发生不幸的家庭都是青壮年劳力在外打工，徒剩老人和孩子留守乡村 ”——缺失了青壮年的农村家庭，已然没有了太大的自卫能力。加之农村地区人口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又因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如爱串门，也不常关大门等等，给了很多性侵犯女童的犯罪分子可趁之机。
二、性教育的缺失
（一）家庭
农村留守女童性侵事件频发，与女童性知识缺乏、性防范意识薄弱有很大的关系。本课题通过调研发现，多数留守女童家长平时对儿童性安全问题缺乏重视。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的被试对象表示“很少”、“从不”特意跟孩子谈论他们的性安全问题，近四成的被试对象表示从未对孩子进行过性安全教育。留守女童家长对儿童性侵犯的认知水平普遍不高。超四成被试对象不清楚何为“儿童性侵犯”，近七成的被试对象不清楚“熟人作案”的特征，超三成被试对象无法清楚地辨别“儿童性侵犯”与“儿童性游戏”之间的区别。在预防方式的选择上，家长更倾向于“陪伴式”的家庭保护而非性安全教育。大部分被试对象认为性安全教育应该由老师来进行，尽管也有部分家长具有一定的性安全教育意识，但基本仅对孩子进行广泛意义上的普通安全教育而缺乏有针对性的性安全教育。在教育方式上，仅有极少数家长会直接进行口头教育，但一般也都停留在“叮嘱”、“告诫”这样较浅的层次上。
缺乏沟通、性观念落后、性教育技巧缺乏是造成家庭性教育困境的主要原因。从数据来看，“平时工作太忙”、“不好意思跟孩子讲这些”、“不知道怎么教以及教什么”是受访人普遍认同的最主要的三大原因。 （二）学校
从普及从国内整个教育环境来看，学校性教育目前在软件和硬件上都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我国农村地区在开展学校性教育上面临着多重困境，主要包括教育观念落后、师资和教材匮乏以及教育方式落后等等。
人们对于性教育的看法和态度往往是影响学校开展性教育活动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开展性教育活动的重要因素。在追求“升学率”的教育大环境下，有不少中学压缩性教育课程时数，原定为一学期制的课程可能仅用一两节课草草带过。甚至还有一些学校直接回避性教育，认为过早地给孩子灌输性教育知识会引诱其不当的性行为，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成为许多学校在开展相关教育工作时碰到的难题。
但是通过正规渠道而任职的农村教师往往不会排斥性教育，反而是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居多。一组相关数据显示，有83%的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性教育时感到自身缺乏专业知识，有73%感到不自然/尴尬，有70%感到资源/教材不足，有85%自觉能力不足豏。对于预防儿童性侵害方面也呈现出对于儿童性侵害的认知水平明显不足的趋势，仅有61.5%的教师认为儿童受到性侵犯不是受害儿童的错，仅有61.5%知道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人大多为儿童熟悉的人。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教师在性教育客观操作上却缺乏一定的执行力。尽管多数教师在主观上对于性教育持赞成态度，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培养性教育师资的院校，而且现有的师资也往往缺乏规范的培训。目前已有的性教育教材大多偏向生理知识，性心理、性伦理、性价值观等方面涉及较少，全面而科学的教材相当匮乏。没有性教育教师队伍，没有教学大纲，没有合适的教材，使性教育难以进入课堂。
我国除了一些宣传册和健康读本或生物课本中对性教育知识有所涉及之外，市面上的能够找到的教辅图书非常之少，仅有少量的儿童绘本出售。我国大多数学校尤其是农村地区在进行性教育时以讲授式教学或专题讲座为主，而瑞典学校早于20世纪初就开始启用启发式、参与式和游戏式并行的教学方法，之后又尝试了通过电视实施性教育，相比之下我国学校性教育的教授方法较为单一。我国学校性教育的起始时间相较于国外一些国家相对较晚。瑞典的义务制学校自1942年起就开始对7岁以上的少年儿童进行教育。而反观我国的学校性教育，大多数性教育内容一般掺杂在中学阶段的生物课程中，局限于青春期生理知识的讲授。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学生很可能在正式接触到性教育之前就己经遭遇了性侵害和性经历。
另外，我国学校性教育的课程制定缺乏系统性。我国开展学校性教育活动缺乏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明确引导。尽管近几年来中央政府也在加大对这一块的投入与建设，但并未落实到各地方政府，尤其是我国西北农村地区，国内整个学校性教育的课程制定体系还是相当不完善。在性教育课程定制上基本大同小异，往往与地方实际脱离，课程内容没有与学校和社区的背景以及价值观相适应。大多国内中小学更偏重于性知识的传授，而对性观念、性道德以及性法制等方面的内容鲜有涉及，往往存在“重理论轻实际”的弊病。
注释：
何高.谁来保护农村留守女童.番禺日报.2013-06-02.
燕农.家门失守是“乡村沦陷”的最坏图景.新安晚报.2011-08-30.
彭涛.黑龙江省学校性教育的困境分析与推行策略.性健康教育.2006（4）.
关键词 农村 留守女童 性侵
作者简介：张惠珺、江雨露、徐佳丽，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学院。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167-02
“儿童性侵犯”在当下社会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近年来关于儿童遭遇性侵的新闻频频见诸于报端和媒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据《2013-2014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报告》显示，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件高达192起，平均每1.92天就有一起被曝光。然而，在这192起案件中，至少有106起发生在乡镇、农村地区，超过一半的受害者为留守女童。农村留守女童之所以频繁受到性侵，根本原因自然是现代性入侵乡村的结果。现代性破坏了传统乡村伦理，现代性的契约伦理和制度伦理还没有在乡村形成，人们普遍生活在道德虚无主义之中，性侵者没有强烈的道德意识；现代性追求必然导致城市化，城市化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乡村，走向城市，这给性侵女童的犯罪者“创造”了一个无人有能力“捕捉”他们的环境。具体而言，农村留守女童频繁受到性侵有如下原因。
一、安全监管上的缺位
（一）家庭
根据戴维·芬克尔霍（David Finkelhor）的理论，只有在消除了实施性侵害的外部阻碍，即儿童的安全监护力被削弱时，犯罪者才可能有机会进行儿童性侵害。父母是监护儿童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然而留守女童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因外出务工而长期不在家，只能将孩子委托给临时监护人照顾。“留守”这一因素在“农村”的社会环境中大大弱化了女童的性安全监护力，尤其体现在祖辈监护上。农村老人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存在大量的“文盲”和“法盲”，预防儿童性侵害的意识往往十分薄弱，同时也缺乏儿童性安全教育的相关知识。与女童的父母相比，年迈的农村老人往往受到身体状况的限制，时有“逆向监护”的情况发生，往往不能对女童进行有效的安全监管。此外，相当一部分的农村老人受到“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的影响，使得“有些农村女童像野草一样任其疯长，没到出现严重伤害或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 ”。
（二）学校
通过查阅大量的新闻案例，相当一部分校园性侵案的作祟者往往是“监守自盗”的教师群体，这主要与农村教师队伍在选拔、监督等方面的缺失有关。在我国教师队伍选拔机制的大背景下，师德考核被忽视。现行教师资格考试机制中偏重于考察专业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的高低，对于道德方面的可操作性要求并不多，缺少应有的规范体制。基于教师与学生相处时间长且生活区域交叉重叠的职业特点，其一旦性犯罪实施成功，极易成瘾，很难罢手，反复性极强。有一些农村教育主管部门在了解当地学生被教师性侵的情况之后，为压制舆论而知情不报。而家长和学生方面，一是盲目崇拜教师导致过度信任，二是在对教师品德素质上缺乏反馈信息的正规渠道。农村学校的职务分工机制大多存在疏漏，很多农村中小学仅设有教师等教学工作者而缺乏行政管理部门，同时校纪校规中也缺乏相关的限制教师性活动的条例。
（三）社区
随着大量青壮劳动力外流，农村日趋空心化，从“熟人社会”逐渐过渡到“无主体熟人社会”。乡村传统伦理往往建立在稳定的农村家庭结构上，而大量农民工离开乡土，破坏了这种结构平衡，使得乡村传统伦理的运行机制逐渐解体。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农村原有道德秩序处于崩溃之境。一些农村成员道德滑坡、人性坠落之快，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各种丑恶的犯罪现象在农村地区开始滋生蔓延，更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多数农村地区经济落后，法制教育宣传不到位，基层组织的监管作用又落不到实处，治安部门的执行力较弱而往往不能予以罪犯严厉打击，使得各犯罪分子更加猖獗，各种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助长了不正之风。城门洞开式的乡村治安使得儿童性侵犯案件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其中受害人大多数为农村留守女童。“发生不幸的家庭都是青壮年劳力在外打工，徒剩老人和孩子留守乡村 ”——缺失了青壮年的农村家庭，已然没有了太大的自卫能力。加之农村地区人口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又因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如爱串门，也不常关大门等等，给了很多性侵犯女童的犯罪分子可趁之机。
二、性教育的缺失
（一）家庭
农村留守女童性侵事件频发，与女童性知识缺乏、性防范意识薄弱有很大的关系。本课题通过调研发现，多数留守女童家长平时对儿童性安全问题缺乏重视。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的被试对象表示“很少”、“从不”特意跟孩子谈论他们的性安全问题，近四成的被试对象表示从未对孩子进行过性安全教育。留守女童家长对儿童性侵犯的认知水平普遍不高。超四成被试对象不清楚何为“儿童性侵犯”，近七成的被试对象不清楚“熟人作案”的特征，超三成被试对象无法清楚地辨别“儿童性侵犯”与“儿童性游戏”之间的区别。在预防方式的选择上，家长更倾向于“陪伴式”的家庭保护而非性安全教育。大部分被试对象认为性安全教育应该由老师来进行，尽管也有部分家长具有一定的性安全教育意识，但基本仅对孩子进行广泛意义上的普通安全教育而缺乏有针对性的性安全教育。在教育方式上，仅有极少数家长会直接进行口头教育，但一般也都停留在“叮嘱”、“告诫”这样较浅的层次上。
缺乏沟通、性观念落后、性教育技巧缺乏是造成家庭性教育困境的主要原因。从数据来看，“平时工作太忙”、“不好意思跟孩子讲这些”、“不知道怎么教以及教什么”是受访人普遍认同的最主要的三大原因。 （二）学校
从普及从国内整个教育环境来看，学校性教育目前在软件和硬件上都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我国农村地区在开展学校性教育上面临着多重困境，主要包括教育观念落后、师资和教材匮乏以及教育方式落后等等。
人们对于性教育的看法和态度往往是影响学校开展性教育活动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开展性教育活动的重要因素。在追求“升学率”的教育大环境下，有不少中学压缩性教育课程时数，原定为一学期制的课程可能仅用一两节课草草带过。甚至还有一些学校直接回避性教育，认为过早地给孩子灌输性教育知识会引诱其不当的性行为，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成为许多学校在开展相关教育工作时碰到的难题。
但是通过正规渠道而任职的农村教师往往不会排斥性教育，反而是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居多。一组相关数据显示，有83%的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性教育时感到自身缺乏专业知识，有73%感到不自然/尴尬，有70%感到资源/教材不足，有85%自觉能力不足豏。对于预防儿童性侵害方面也呈现出对于儿童性侵害的认知水平明显不足的趋势，仅有61.5%的教师认为儿童受到性侵犯不是受害儿童的错，仅有61.5%知道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人大多为儿童熟悉的人。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教师在性教育客观操作上却缺乏一定的执行力。尽管多数教师在主观上对于性教育持赞成态度，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培养性教育师资的院校，而且现有的师资也往往缺乏规范的培训。目前已有的性教育教材大多偏向生理知识，性心理、性伦理、性价值观等方面涉及较少，全面而科学的教材相当匮乏。没有性教育教师队伍，没有教学大纲，没有合适的教材，使性教育难以进入课堂。
我国除了一些宣传册和健康读本或生物课本中对性教育知识有所涉及之外，市面上的能够找到的教辅图书非常之少，仅有少量的儿童绘本出售。我国大多数学校尤其是农村地区在进行性教育时以讲授式教学或专题讲座为主，而瑞典学校早于20世纪初就开始启用启发式、参与式和游戏式并行的教学方法，之后又尝试了通过电视实施性教育，相比之下我国学校性教育的教授方法较为单一。我国学校性教育的起始时间相较于国外一些国家相对较晚。瑞典的义务制学校自1942年起就开始对7岁以上的少年儿童进行教育。而反观我国的学校性教育，大多数性教育内容一般掺杂在中学阶段的生物课程中，局限于青春期生理知识的讲授。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学生很可能在正式接触到性教育之前就己经遭遇了性侵害和性经历。
另外，我国学校性教育的课程制定缺乏系统性。我国开展学校性教育活动缺乏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明确引导。尽管近几年来中央政府也在加大对这一块的投入与建设，但并未落实到各地方政府，尤其是我国西北农村地区，国内整个学校性教育的课程制定体系还是相当不完善。在性教育课程定制上基本大同小异，往往与地方实际脱离，课程内容没有与学校和社区的背景以及价值观相适应。大多国内中小学更偏重于性知识的传授，而对性观念、性道德以及性法制等方面的内容鲜有涉及，往往存在“重理论轻实际”的弊病。
注释：
何高.谁来保护农村留守女童.番禺日报.2013-06-02.
燕农.家门失守是“乡村沦陷”的最坏图景.新安晚报.2011-08-30.
彭涛.黑龙江省学校性教育的困境分析与推行策略.性健康教育.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