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年代，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听组织的话，服从分配，建设祖国是我们唯一的想法。事实上，我也并不清楚二机部到底是做什么的。报到的那天，我先去人事科问人家，二机部是干什么的呀？人事科的同志因保密原因没告诉我，就说让我去十三局报到。到了十三局，接待我的是当时控制室主任肖永定，他见到我后就跟我说：“终于把你要来了。”也没有告诉我原因。直到1962年，我才知道我们国家要搞反应堆。但因为我之前学习的是电力专业，对原子核专业并不了解，所以最初的一段时间是不适应的。但是，我们那代人，觉得只要是国家建设需要，我们就全力以赴，所以，我决定从头开始学习原子物理。


　　在404建厂时，苏联专家只留下了一部分图纸，从研究、建堆、控制、调试、到满功率运行，都是我们自力更生干出来的。后来，“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我们听说欧阳予被紧急通知回北京，但那个时候，我们也并不知道国家领导决定要搞核电，后来，我也被调回去搞“816”工程。
　　我国是重视发展核电的。国务院在1956年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就明确指出，用原子能发电是动力发展的新纪元，是有远大前途的。
　　l979年，美国发生了三喱岛核电站事故，没有人员伤亡；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以后，全世界的核电事业都陷入了低潮。那个时候，我国的核电事业刚刚起步，当时大家有点怀疑，中国搞核电会不会有风险。
　　秦山一期30万千瓦核电站建成后，我国实现了核电“零”的突破，但仍面临着规模化、系列化、商用化发展的问题。那么，秦山二期核电工程就一定要按照国际化标准来设计。1986年，国家提出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八字方针。那时，我正在出差，紧急通知我回京。回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就到了跟德国人谈判的桌上，我就这样转到了秦山二期工程。这一干，从1986年一直到2004年。
　　我个人觉得秦山二期工程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资金问题。首先要以我为主，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争取与国外合作。核电站建设所需资金要由业主、建造者自己去筹集，建成发电以后，要还本付息，实行商业化运作，讲究经济效益。我还记得，当时跟开发银行副行长洽谈，他跟我说你们最好还是跟外国合资，这样有个保险。我说我们把秦山二期的全部资产都抵押给银行，你还担心什么？ 我清楚地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项目要是搞不上去，就是一堆破铜烂铁，谁要啊？”
　　起初，大家打了很多问号：秦山二期能不能建成？ 建成了能不能发电？ 发电了能不能持续？等等，建造时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通过调查分析、试验研究、反复实践，集全国各方面的力量都一一克服了。
　　后来证明秦山二期核电站搞得确实挺好，而且投比资特别低，按当时的汇率是1330美元/千瓦，包括利息等所有投资费用在内，以建成价来算不到145亿人民币，这其中还包括征地和今后扩建工程要用的基础设施费用。
　　当时在技术路线上也有争议，从60万千瓦级起步还是从100万千瓦级起步？ 就核岛来讲，30万千瓦一个环路，建两个就是60万千瓦，加一个环路形成百万千瓦级，加两个形成120万千瓦级核电站。l00万千瓦级核电站比60万千瓦级的多一个环路，也是可以搞的，但当时我国刚刚从美国西屋公司引进60万千瓦级汽轮发电机组用于火力发电，搞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常规核岛设备制造存在一定风险。所以秦山二期决定搞60万千瓦级的核电站。
　　当前，我国发展核电的形势很紧迫，在确保核电技术安全的前提下，我还是希望我们国家核电技术发展再快一些，能走在世界前列。另外，我们国家是可以发展内陆核电的。
　　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的经济中心、电能负荷中心。为了减少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的压力，保障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当时决定先在沿海地区建造核电站。改革开放初期，内陆地区电网容量较小，沿海地区电网容量较大，加之当时沿海地区的电力需求比内陆更急迫，建设条件比内陆好一点。所以我国的核电就这样从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这种情况可能造成了有些人的误解，认为核电站不能建在内陆。
　　实际上，国际上很大一部分核电站都建在内陆，法国、美国建于内陆的核电站都超过了60%；有些内陆国家，如瑞士的5座核电站都建在内陆江河边上。从国际经验看，内陆核电站运行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对环境的影响都不存在问题，在内陆建核电站也是完全可行的，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应该说我国在内陆建核电站的条件已经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