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有一段短短数十年的历史特别引人注目，直至今天，依然被整个大东亚文化圈的人们所广泛研究和再发掘。正如费正清教授所言：某段历史在生活中被无数次放大……必因其观念或现象有纵贯整个历史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又很容易在任何阶段找到某种心灵以及方法上的共鸣……凯撒的罗马帝国如是，中国的三国时代亦如是。
　　正其如此，七朝古都之成都，古迹无数，却唯有武侯祠蜚声海内外，为所有熟悉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人们所共知。此基数之庞大，打破了年龄、职业、学历乃至国籍的界限：而本身影响之深远，更被各种泛文化事物所吸纳和溶解，形成千奇百怪的抽象认知。虽琐屑却罕有，不可不谓有趣。
　　成都武侯祠实则蜀汉昭烈帝刘备与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合祀之址，单以“武侯”为名，不但符合中国人习惯的音节标准，更是该址聪明之处。钱穆先生曾感慨：三国实乃曹、诸葛之三国。而聂弩绀先生则在评价《三国演义》时将关羽、诸葛亮和曹操指为三大典型。换句话说。刘备虽然为君，却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只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能找到价值要领，且刘之道德表率，仅有廉价的种姓意义，而其本人性格，无论是史书上的厚黑忍峻还是《演义》中的优柔伪厚都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逻辑，更不符合普通百姓的审美情趣。
　　诸葛亮则不同，他虽是臣，但经过千百年口口传说，无论道德上还是才能上，他都已成为帝国股肱良臣之典范，为历代君主引为臣属楷模；而他作为一位臣僚，所享受到的尊崇待遇又令之后所有的知识分子所艳羡：同时，诸葛亮清楚明晰的理念，富有效率的工作，勤勉、清廉、公正的做事态度也让饱受贪官庸吏戕害的中国百姓向往不已。也就是说，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何种社会阶层，诸葛亮都能被绝大多数人从各个角度所欣赏和接受，毫无疑问，这已经是一种具备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现象了。
　　成都武侯祠如同其他祭祀庙宇一样，坐南朝北，主体建筑为大门，二门，汉昭烈庙，过厅，武侯祠五重建筑，严格排列在从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上。走进大门，两侧各有一碑廊，西侧碑廊内明碑全称为《诸葛武侯祠堂碑记》。为明代嘉靖年间四川巡抚张时彻撰文；东侧碑廊里则矗立着镇祠之宝“三绝碑”，所谓三绝，即：唐宰相裴度文，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书写，名匠鲁建刻字。不仅为蜀中之仅见，放诸天下也堪称珍品。
　　“三绝碑”碑文云：刑政达于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这是古代政治家的绝高理想，裴度将此考语用于诸葛亮身上，可见诸葛亮的行政方略不但在道德上严重契合儒教所强调的周文王，以人心维持政府，达到“财用足而不日浚我以生，干戈动而不日残人以逞”这样的美好效能，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在行政技术方面亦有重要建树，在他治下的蜀国，并不仅仅依靠礼仪代替制度而进行。联吴抗魏，分兵屯田等枝节因为关联到战争因素，历来备受注目，而依据益州实际，制定的“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利用行政强制性平抑物价，完善集资、监管制度等经济方略，以及关注政策必须能够更好地应对政策承受方——民众的可能作为等，却遭受到历代史家和政治家的习惯性忽略。
　　黄仁宇先生做过分析，中国因为气候和地理的原因，在政治上超时代的过为早熟，造成“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即吴思所谓之‘潜规则’)，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能力……种种流弊，到20世纪不止”。而在诸葛亮那里，由于蜀汉僻处西南一州，且立国目的异常明确(用诸葛亮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无需以商业组织的精神落实实情，而是切实执行了当年李悝“尽地力之教”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这也为诸葛亮六出祁山的重大军事事件提供了经济上的可执行力。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裴度的碑文抒发了胸臆，却因为时代原因，遮蔽了诸葛亮伟大的组织执行力这一面。
　　在刘备殿，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点：一，陪祭者乃“哭庙杀家”的孙子刘谌，而非刘禅；二，两侧偏殿为关羽父子外加周仓和张飞祖孙三代。周仓这位小说家虚构的人物堂皇享祀，可见武侯祠民间化的立场，这也并不难理解庞统和赵云分别领衔文武廊坊了。
　　刘备殿至诸葛亮殿的过厅，有董必武所对杜甫诗句并亲书的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这“一番晤对”四字由董老亲手撰出，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诸葛亮殿悬“名垂宇宙”匾额，两侧为清人赵藩撰书“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发散寓意，并非特指诸葛亮而言。正殿中供奉着诸葛亮祖孙三代的塑像，殿内正中有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执羽扇的贴金塑像，像前的三面铜鼓相传是诸葛亮带兵南征时制作，人称“诸葛鼓”。虽未摆脱传统祠堂的格局，但顶梁上书写的“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表明了接受祭祀的主人与他人之不同。
　　杜少陵《怀咏古迹》诗写成都武侯祠云：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已是对诸葛亮这位古今罕有的天下奇才最好的褒评。后人凭吊之牢骚，心到处，便算是意到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