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专生:在奋斗和清贫中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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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批优秀的初中生毕业后以高分被选拔进入师范、卫生等专业学校,在转成城镇户口,毕业后的“铁饭碗”和干部身份的强吸引力影响下,中专录取率曾低至不足10%。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专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大学扩招,中专这一学制瞬间急剧贬值……
  素质教育
   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桢都不愿意与别人谈起自己的中专学历,“觉得憋屈”。他想不通自己当年以陕西富平县中考第5名的成绩考入的中专学校,才过了10多年,地位就一落千丈,成了“差生才会去上的学校”。
   孙文桢毕业于陕西省蒲城师范学校,1982年,该校招录了第一批优秀初中毕业生,培养目标是小学教师,孙文桢为其中一员,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中专”。那还是中专生颇感优越的年代,毕业时的分配和待遇都很好。
   对于在中等师范的学习经历,多位毕业生都不约而同地用了“素质教育”这个词。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的张涛甫曾就读于安徽六安师范学校,他形容自己在那里度过了3年“非功利”学习的时光。
   “师范教育综合性很强,除了数理化,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也都会教。我当时成绩最好的是理科,还自学了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张涛甫说。在不以功利目的为衡量标准的学习过程中,“一个人的才能和智慧全面发展,各种可能性都可以探索。”張涛甫记得,同学们中有喜欢美术、音乐的,也有怀着文学梦、作家梦的。
   3年的时间里,湖南桃源师范中专老师周碧华见证了学生们有过苦闷、快乐、颓丧和拼搏。“只有若干年后,他们才能体会到中师教育真的是素质教育,让他们受用终身,良好的综合素质,谁一旦改行,一定脱颖而出;大部分没改行的同学,也绝对是各地的教学骨干。”
  自学成才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专地位一落千丈,从原来的重点高中之上“沦落”于普通高中之下。对于不熟悉中国教育制度变迁的很多人而言,“差生去的地方”成为了中专的标签。
   一位中专生说,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自己也才18岁,看着有些曾经成绩不如自己的初中同学考上了重点大学,但自己的未来似乎已经一眼看到了头。
   基层信息闭塞,一些想证明自己的人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找出路。“人都会追求进步,可能对于别人就是去大医院进修一下,但对我来说就是‘想走得远一点’。”目前在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担任副主任医师的钱海燕说。
   由于上学早,钱海燕初中毕业时只有14岁。家庭虽不至于贫困,但父母仍把他的中考志愿改成了中专,“怕我将来不一定考得上大学。”
   他随后在安庆卫生学校医士班读了3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回老家的乡镇卫生院工作。
   1999年像是钱海燕的分界点。20岁,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快4年,因为表现突出被拟提拔为副院长,如果他选择留下,之后的晋升可能会一路顺遂。但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了自学考试。2年制自考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留在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工作时28岁,虽然与同龄医学博士的年龄相当,但是过程的曲折和艰难,只有他自己知道。
  寻求突围
   除了“不甘心命运如此”的,还有一些中专毕业生则是被迫“追求进步”。
   刘力现在是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CT室副主任医师。此前国企医院面临改制,中专学历的医生工资要比本科、大专少很多,他开始自学本科,再考研,他说自己“只能上学深造,靠读书改变命运”。
   好胜、刻苦,是这个群体的普遍特征。比起同龄人求学就业的顺遂,这些中专生“起点比较低”,在后来的岁月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走过更多的弯路。“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一想到自己曾经‘荒废’了几年时间,就不敢懈怠。”
   仍有大批中专生留在了基层,选择了另一种奋斗之路。“一批优秀青年成了小学教师,可以说,不少80后、90后的孩子从起步便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因为那个年代的中师生功底扎实。”周碧华这样评价。
   作为老师,周碧华面对学生们的人生经历时情绪很复杂。“我深深知道,全国的中师生特别是20世纪80到90年代的中师生,都有着相同的心路历程:他们优秀,却走了一条平凡而清贫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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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专生,一代人的家庭选择
   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人才缺乏问题突出,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大学生数量过少,中专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
   中专学制源自苏联,目标是培养专业技能人才,学时三年。为了更快更好地吸纳人才,中专政策制定了转户口、包分配等优厚待遇。当时,中专的录取分数线一般高于重点高中,凡是考上中专的多数是中考佼佼者。
   不少中专生选择中专是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对他们的家庭来说,他们继续念高中甚至大学,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比之下,中专的优势明显表现了出来。中专生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铁饭碗”,进校就保证毕业会分配,拥有干部身份。同时,还能跳出“农门”,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镇。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些待遇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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