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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竹为生”，乍看以为是有关国宝熊猫的故事，饶有兴致地翻开目录后，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部时间跨度长达八十年的村落社会史。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最新出版的这本专著译名为《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二十世纪社会史》，全书围绕着一个以毛竹为原料从事手工造纸的西南村落展开，从晚清帝制的乡村生活到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从造纸技艺的细枝末节到现代国家的制度变革，作者以细腻、流畅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一群民间造纸人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兴衰变迁。
誠如作者艾约博（Jacob Eyferth）在导论中所言，尽管本书“聚焦于某一特定地方的物质条件与日常生活”，但他还是“力图追求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层面上提出论点”，从一项民间技艺的变迁史来洞察二十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正是作者在本书中想要实现的学术野心。他将中国的革命定义为“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政治上、社会上和技术上的转型”，其中技能、知识、技术掌控正如土地和政治权力一样是革命过程中重要的再分配对象。而在二十世纪夹江造纸村围绕技能进行的争夺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微观体现，其结果导致了技术控制权大规模地从农村转向城市，从一线生产者转向管理层精英，从女人转向男人。作者将这种在二十世纪初出现的知识分配变化视为中国城乡分野的重要源头之一，这种二元格局在一九四九年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进一步强化，并进而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乃至当代中国。浏览全书，除了感叹作者对文献、口述、物质等多元史料的把握和运用外，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的贯穿能力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竹为生”的历史，是一段技术争夺与再分配的历史，其命运可以视为那个动荡时代下中国社会的缩影;而历史总是延续的，发生在过去的故事也许在我们身边换了个面目继续上演。此种洞穿古今、见微知著的学术关怀诠释了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的理解它们”，而这种看清世事、体察全貌的“心智品质”也正是每个学者所不可或缺的。尤其是身处几十年内就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当代中国，如何从小人物的历史轨迹来考察大时代的社会转型是作者在本书中的主要工作。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叙事中，作者试图通过聚焦一种技能劳作的细节来呈现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技能”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切入点却为我们理解整个中国农村变化以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另类视野，而夹江造纸人的身份从“匠人”到“农民”，手工造纸作坊从“黑市”到“复兴”，其背后所涉及的国家、市场、社会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正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核心议题。
在对夹江造纸村二十世纪之后发生的变化展开讨论之前，作者先回到了更早的帝國时代，去探寻那个还没有发生动荡之前的乡村世界。在未与“现代工业”相遇之前，中国的乡村民众多生活在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之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稍有了解的读者都不难理解血缘、宗族在其中所占据的核心位置，具有智识与威望的士绅阶层成为帝国与个体之间的中介，在当地凭借礼义道德实行着无为、无讼的长老统治。在本书中，作者发现夹江地区虽然也注重血缘、宗族，但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模式却使得乡村围绕着匠人群体而非文人阶层形成了一套社会秩序。作者在前三章围绕着夹江造纸技艺的生产与传承，向我们呈现了一幅中国乡村亲属制度与社会组织的另类图景，进而从中刻画出了技艺娴熟的“匠人”这一形象。
夹江地处山区，盛产毛竹，在当地手工造纸一直是一门既需要技术又需要体力的赚钱营生，由彼此有血缘关系的男性和他们的家庭组成的造纸作坊非常普遍。虽然由于劳动力短缺，邻居和亲属之间会通过换工来互帮互助，但像“打浆”这样的核心技艺只可能在家庭内部，尤其是男性之间传承。长久以来，夹江形成了一个建基于血缘、宗族之上的技艺传承体系，并呈现出了一种与其他平原地区不同的亲属关系实践。
与弗里德曼强调土地、权力、继嗣群体竞争的“宗族范式”不同，夹江造纸人践行着一种更为“扁平化、容阔性的亲属关系实践”。这种亲属关系与宗族范式相重叠，讲求实际，以有用为取向，强调横向的同宗关系，而不是纵向的血脉继嗣关系（如同辈之间会有“过继”的习俗）。在宗族内“讲辈分”的亲属关系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确保生产技能为所有父系亲属所共享，而不是被某支血脉垄断;二是在宗族所有成员之间建立了纽带，围绕造纸形成了一种分享、合作的传统。对夹江的槽户（当地有别于农户的造纸作坊称为槽户）来说技艺是比土地更重要的资产，技艺在宗族内的所有男性成员身上得以传承，这就使得宗族成为一个技能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支系。这种鼓励亲属间合作与知识共享的亲属关系，使得知识技能更易在血亲之间流通，强化了亲属与非亲属的边界。从此种意义上来讲，农村人不能完全被看作以土地为根基的农民，他们还是一种技能生产群体，中国亲属制度也不再仅仅是由血亲形成的来进行仪式和政治活动的组织，还可能是一种建基于血缘关系之上、具备知识传承与技艺再生产功能的社会组织。
与平原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乡村不同，夹江及周边地区围绕手工造纸，逐渐形成了一个涉及雇佣、贸易、信贷等多个领域的手工业体系。这种规模很小而且分散的市场并非严格按照契约规则运作，而是更多地嵌入当地的社会网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义务。造纸人之间互帮互助的义务网络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差异，即便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村庄里的贫富差距也不至于引起社会冲突。夹江地区的这种经济秩序与斯科特笔下“东南亚小农”的“道义经济”颇具相似之处，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农民依据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来定义什么算是“剥削”。夹江大的造纸商户与雇工之间存在着类似的道德义务与互惠关系，围绕造纸形成的关系网络为当地村民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护作用。不断发展的造纸业在晚清时期占据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造纸“匠人”甚至可以凭借其专业化的生产技艺来向国家权力中心传达社会与文化诉求，他们组成的强大乡帮、商会就曾在二十世纪初成功地抵抗了国家增加税收的政策。
从清末造纸业的发展来看，手工业与农业共存的混合型乡村经济在当时非常普遍，而类似夹江造纸人这样专业化的“匠人”群体在社会中也拥有着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既然乡村中有着知识生产的传承，那这些技艺娴熟的“匠人”又如何演变成了“农民”形象呢？城乡间资源、产品互通互赖的局面又如何发展成了后来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格局呢？作者将这一问题的答案追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工业化进程上。
晚期帝制的中国，乡村手工已生机盎然，工匠在工业品生产与交换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一局势被二十世纪初期“实业救国”的口号所打破，面对国家危亡，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主张以迅速工业化来武装中国。在此之前，清政府所倡导的小农经济使得自我规范的乡村能够对特殊生产技艺进行垄断，文人精英们对这种知识垄断大为不满，并将地方产业与乡村的亲属群体描绘成一群自私自利的知识垄断者。凭借从西方引进的信息处理技术（科学词汇、比例图、照相技术等），新式精英们开始从当地人手中“提取”并转移知识，并倡导集中资源在城市大力发展制造业，分散在乡村的小规模手工业被视为“旧经济形态”“封建残余”而受到了压制，先前的混合型乡村经济逐渐变成了单一的农业经济。正是二十世纪初期城市知识精英对乡村“技能”的争夺与再分配，开启了中国城乡分化的大门。
作者认为城乡差异得以生产并延续，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对农村人形成的刻板印象，将农民视为贫、弱、私、愚，是需要接受教育和文化改良的对象，他将这一观念追溯到了“五四”一代的改革者身上。这些反传统、反底层文化的激进知识分子凭着自身臆想构建出来的城市与乡村的理想类型，这无疑是对真实农村的一种误读。在作者笔下，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五年是夹江手工造纸业的黄金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手工业的规模依然超过城市现代工业，但在新式的城市精英口中，手工生產却是落后和衰败的，农村槽户也被描述成保守、简陋、零星不能合作和不求改良的，并建议以大型造纸厂取代手工作坊。虽然依据不足，但这种对乡村及“农民”的成见却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今天。
一九四九年后，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化工业发展成为大政方针。手工业被视为“传统、技术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存在本身就是国家经济落后的表现。而手工匠人更是被描述为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群体，因而区别于工人阶级，需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夹江造纸地区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被重新分配了土地和作坊，作坊主与普通雇工之间的阶级界限也被重新划定。作为需要改造的对象，作坊主往往以主动交出造纸的家族秘方来换取宽大处理，造纸技术的保密性被打破，技能与知识也进而被重新分配。接下来的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区分夹江的工业与农业，少数造纸人被纳入了国有部门的工人行列，其余的大多数则被划归为“农民”，被整合进农业性生产单位。但在槽户的记忆中，五十年代除了政治运动外，他们的社会关系和日常工作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鄉村的手工造纸作为一项“集体副业”一直在进行。
然而接下来的三年饥荒使得整个社会秩序混乱，失去了生产原料的造纸业遭到了灭顶之灾，但在饥荒结束后又迅速复兴。随后国家在一九六五年推行了农村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夹江地区的粮食配给量减少，不从事农业生产的造纸人被指责为“吃亏心粮”;同时城市中机械化造纸业的发展以及国家对纸张价格、销售、用途的全面控制也在不断冲击着乡村的手工纸市场。手工造纸业不断衰退，造纸人的收入下降，夹江也从过去的中心位置变成了边缘地带。
如若说二十世纪初的知识精英在划分城市与农村类型的基础上建构出了“农民”的负面形象，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集体化运动则践行了这个所谓“工农分家”的理想蓝图。一端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工业，一端是农村地区的去工业化，这种城乡分开的发展思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户籍制与单位制将农村居民牢牢固定在了乡村的土地之上，他们彻底从技艺娴熟的“匠人”变成了城市居民眼中“自给自足的农民”，同时也在森严的城乡壁垒之下被完全排除在了公民权之外。
面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连续打击，夹江的手工造纸在社会主义时期曾中断了近二十年之久，但却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复兴。为何这项民间技艺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带着这些问题，作者对技能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技能并非内在于个体心智或身体里的知识，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互动之中。“技能”与布迪厄提出的“惯习”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都是非话语性的，经由长久的学习模仿获得，都是通过集体而非个体实践形成，并只在社会性实践中展示，人与人之间沟通多靠不言自明、心领神会的方式进行。技能就如“惯习”一般是“在体化的历史，内化了的第二天性”，它遍布在一个相互关联的场域之中，这个场域既包括造纸人本身、生产的工具、作坊和机器，也包括人为和自然的环境，还包括社会性制度安排和理念。
产生于特定社会与历史条件下的技能，无法用明确的言语表述，它具化在践行者的头脑和身体里，嵌入在自然和人为的环境中，分置在不同践行人群体中，也嵌入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作者甚至认为技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关系。正是技能的社会属性，使得造纸的技艺在中断多年之后得以重生，因为它已经内化在造纸人的身体及其所处的环境之中。也正是技能嵌入社会关系的这一本质，使得历史上知识分子、精英、专家对造纸技术的“提取”与“转移”无法彻底成功，他们可以将技能转录成可以复印传播的科学文字，但却无法复制其赖以存活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关系。
作者对技能本质的探讨进一步延伸到了历史性范畴，这一讨论将造纸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置于分析的中心。他认为“技能”造就了“大”历史进程（战争、革命、工业化）与具体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会合的平台。常规的、充满技巧性地与周围世界打交道，这构成了使得一切有意识的思想和行动得以喷涌而出的无言背景，也构成了一切个体、集体能动性的理由。面对外部环境的改变，夹江造纸人作为身处其中的行动主体，可以依赖他们以前习得的技能，对日常生活中的变化做出反应。在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中造纸人学会了诸如“地主”“贫农”的语言，尽管他们不明就里，但却能够将这些整合进自己的现存能力之中，从而在社会和经济转变中探寻自身的生存策略。造纸人的能动与反抗体现在战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民间造纸的传统一直得以延续，即便是在夹江造纸业遭受最大打击的集体化时期，私人造纸也从未被彻底清除，私下交易的民间黑市一直存在，这也为夹江造纸业在七十年代末以后的复兴提供了土壤。
从“匠人”到“农民”，从“黑市”到复兴，有关技能的争夺是贯穿整个夹江变迁史的关键线索，其结果是乡村造纸人的不断去技能化。根据主导力量的不同，作者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去技能化”：一种是“布雷弗曼式”的去技能化（又称资本主义的去技能化），资本家出于逐利的动机，透过“概念与执行的分离”造就了一批“螺丝钉”似的工厂无产阶级;另外一种是“斯科特式”的去技能化（又称社会主义的去技能化），是国家技术官僚、殖民地的行政长官以及国家现代化的代理人为追求一个理想中的现代世界图景而对底层群众（小农、小工匠以及土著居民）进行的剥夺，多发生在后殖民时代寻求转型的集权或威权国家。作者在书中对两种类型的去技能化进行了比较，这是本书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其背后影射出的正是社会转型中的核心议题，即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
作者认为资本家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权力，资本家通过控制劳动过程以及整个行业的技术革新来实现去技能化，其去技能化的广度不足，但却具有彻底转变人们工作、生活方式的强大穿透力，其结果有时会带来社会整体技能水平的上升。而社会主义的去技能化是国家以更高的合理化程度之名来覆盖式地对全部人口进行去技能化，其严重地削弱了现存社会结构，但却很少干涉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传统的社会关系被保留下來，針对生产的技术革新很难取得进展，这也是许多后期威权国家无法彻底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根本原因。作者的这一分析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市场、国家权力两种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运作逻辑与后果。
面对中国近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贫富分化、劳资矛盾、官民冲突等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追溯这一变化发生的源头，我想作者已经透过夹江的变迁史给出了他的答案。作者在书中聚焦于一种“由国家主导的技能收缴过程”，这一过程起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十、六十年代的各种运动和斗争中达到高潮。虽然面临市场与权力的双重冲击，但造纸人直接面对的是由国家主体和精英们构成的社会主义管理者，他们通过推行一种全新的知识管理体系，将技能掌控权从“未开化的”“难对付的”“自私的”当地人手中，转移到了以国家名义说话和行动的专家们手中。国家对夹江造纸人的强大渗透与形塑力量即便改革开放后也从未消失。虽然家庭作坊逐渐“回归”，但国家个体化家庭政策的推广以及市场化意识形态的重塑，使得乡村逐渐远离了那个讲辈分、求合作的宗族时代。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以及新技术的推广，则在“工人”与槽户、大槽户与小槽户之间造成了经济、文化、社会地位上的“区隔”。与行政权力挂钩的资源分配方式使得夹江造纸业的差异性逐渐显现，不平等现象以及村民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传统的亲族关系也被冲淡。
夹江造纸业的兴衰史，不过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巨变的缩影，如何看待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正如郭于华在其《解析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转型社会学论纲》一文中所言，“社会转型的基本含义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其中最重要的结构关系是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社会转型困局和陷阱的根源在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失衡”。艾约博在本书中所要揭示的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国家权力运作的独特逻辑。他在结语中写道，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倾向于将历史上发展而来的结构夷为平地”，乡村手工业被“更接近设想中的理性经济形式替代”，政府“对纯粹形式的渴望以及与之相伴的对混乱的恐惧”导致了无数人丧生，“那些把槽户同国家和社会连接起来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遭到了摧毁”。作者笔下的这种国家规划者以理性之名建构理想秩序的举动不免让人联想到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这种“谬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多大的灾难也已不言自明。
作者着力分析“由国家主导的技能收缴过程”，认为这一过程起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六十年代的各种运动和斗争中达到高潮。其实这并不仅仅是“技能”演变的过程，甚至也不是同一个过程。这一顺理成章的分析尚未说明制度变迁的本质，未免成为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之白璧微瑕。
在这个消费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潮席卷社会各个领域的年代，经历了百年跌宕的夹江也未能逃脱，但官方的意识形态能否真的得到村民的认同却很难说。当地的大户石氏家族立起了石碑，希望将淡薄而脆弱的亲族关系重新凝聚起来，对于造纸人来说，那些支撑起技能再生产的社会组织能否在新时期得以重建依然还是个未知数。作者似乎在最后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但对于读者而言，追寻小人物的历史命运并由此窥探上世纪中国的沧桑巨变是有意义的，如又能从中领悟到些许原本就不难明白的道理，那就更是一大幸事。
（《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二十世纪社会史》，[德]艾约博著，韩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
誠如作者艾约博（Jacob Eyferth）在导论中所言，尽管本书“聚焦于某一特定地方的物质条件与日常生活”，但他还是“力图追求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层面上提出论点”，从一项民间技艺的变迁史来洞察二十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正是作者在本书中想要实现的学术野心。他将中国的革命定义为“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政治上、社会上和技术上的转型”，其中技能、知识、技术掌控正如土地和政治权力一样是革命过程中重要的再分配对象。而在二十世纪夹江造纸村围绕技能进行的争夺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微观体现，其结果导致了技术控制权大规模地从农村转向城市，从一线生产者转向管理层精英，从女人转向男人。作者将这种在二十世纪初出现的知识分配变化视为中国城乡分野的重要源头之一，这种二元格局在一九四九年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进一步强化，并进而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乃至当代中国。浏览全书，除了感叹作者对文献、口述、物质等多元史料的把握和运用外，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的贯穿能力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竹为生”的历史，是一段技术争夺与再分配的历史，其命运可以视为那个动荡时代下中国社会的缩影;而历史总是延续的，发生在过去的故事也许在我们身边换了个面目继续上演。此种洞穿古今、见微知著的学术关怀诠释了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的理解它们”，而这种看清世事、体察全貌的“心智品质”也正是每个学者所不可或缺的。尤其是身处几十年内就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当代中国，如何从小人物的历史轨迹来考察大时代的社会转型是作者在本书中的主要工作。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叙事中，作者试图通过聚焦一种技能劳作的细节来呈现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技能”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切入点却为我们理解整个中国农村变化以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另类视野，而夹江造纸人的身份从“匠人”到“农民”，手工造纸作坊从“黑市”到“复兴”，其背后所涉及的国家、市场、社会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正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核心议题。
技艺娴熟的“匠人”群体
在对夹江造纸村二十世纪之后发生的变化展开讨论之前，作者先回到了更早的帝國时代，去探寻那个还没有发生动荡之前的乡村世界。在未与“现代工业”相遇之前，中国的乡村民众多生活在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之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稍有了解的读者都不难理解血缘、宗族在其中所占据的核心位置，具有智识与威望的士绅阶层成为帝国与个体之间的中介，在当地凭借礼义道德实行着无为、无讼的长老统治。在本书中，作者发现夹江地区虽然也注重血缘、宗族，但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模式却使得乡村围绕着匠人群体而非文人阶层形成了一套社会秩序。作者在前三章围绕着夹江造纸技艺的生产与传承，向我们呈现了一幅中国乡村亲属制度与社会组织的另类图景，进而从中刻画出了技艺娴熟的“匠人”这一形象。
夹江地处山区，盛产毛竹，在当地手工造纸一直是一门既需要技术又需要体力的赚钱营生，由彼此有血缘关系的男性和他们的家庭组成的造纸作坊非常普遍。虽然由于劳动力短缺，邻居和亲属之间会通过换工来互帮互助，但像“打浆”这样的核心技艺只可能在家庭内部，尤其是男性之间传承。长久以来，夹江形成了一个建基于血缘、宗族之上的技艺传承体系，并呈现出了一种与其他平原地区不同的亲属关系实践。
与弗里德曼强调土地、权力、继嗣群体竞争的“宗族范式”不同，夹江造纸人践行着一种更为“扁平化、容阔性的亲属关系实践”。这种亲属关系与宗族范式相重叠，讲求实际，以有用为取向，强调横向的同宗关系，而不是纵向的血脉继嗣关系（如同辈之间会有“过继”的习俗）。在宗族内“讲辈分”的亲属关系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确保生产技能为所有父系亲属所共享，而不是被某支血脉垄断;二是在宗族所有成员之间建立了纽带，围绕造纸形成了一种分享、合作的传统。对夹江的槽户（当地有别于农户的造纸作坊称为槽户）来说技艺是比土地更重要的资产，技艺在宗族内的所有男性成员身上得以传承，这就使得宗族成为一个技能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支系。这种鼓励亲属间合作与知识共享的亲属关系，使得知识技能更易在血亲之间流通，强化了亲属与非亲属的边界。从此种意义上来讲，农村人不能完全被看作以土地为根基的农民，他们还是一种技能生产群体，中国亲属制度也不再仅仅是由血亲形成的来进行仪式和政治活动的组织，还可能是一种建基于血缘关系之上、具备知识传承与技艺再生产功能的社会组织。
与平原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乡村不同，夹江及周边地区围绕手工造纸，逐渐形成了一个涉及雇佣、贸易、信贷等多个领域的手工业体系。这种规模很小而且分散的市场并非严格按照契约规则运作，而是更多地嵌入当地的社会网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义务。造纸人之间互帮互助的义务网络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差异，即便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村庄里的贫富差距也不至于引起社会冲突。夹江地区的这种经济秩序与斯科特笔下“东南亚小农”的“道义经济”颇具相似之处，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农民依据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来定义什么算是“剥削”。夹江大的造纸商户与雇工之间存在着类似的道德义务与互惠关系，围绕造纸形成的关系网络为当地村民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护作用。不断发展的造纸业在晚清时期占据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造纸“匠人”甚至可以凭借其专业化的生产技艺来向国家权力中心传达社会与文化诉求，他们组成的强大乡帮、商会就曾在二十世纪初成功地抵抗了国家增加税收的政策。
从“匠人”到“农民”
从清末造纸业的发展来看，手工业与农业共存的混合型乡村经济在当时非常普遍，而类似夹江造纸人这样专业化的“匠人”群体在社会中也拥有着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既然乡村中有着知识生产的传承，那这些技艺娴熟的“匠人”又如何演变成了“农民”形象呢？城乡间资源、产品互通互赖的局面又如何发展成了后来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格局呢？作者将这一问题的答案追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工业化进程上。
晚期帝制的中国，乡村手工已生机盎然，工匠在工业品生产与交换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一局势被二十世纪初期“实业救国”的口号所打破，面对国家危亡，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主张以迅速工业化来武装中国。在此之前，清政府所倡导的小农经济使得自我规范的乡村能够对特殊生产技艺进行垄断，文人精英们对这种知识垄断大为不满，并将地方产业与乡村的亲属群体描绘成一群自私自利的知识垄断者。凭借从西方引进的信息处理技术（科学词汇、比例图、照相技术等），新式精英们开始从当地人手中“提取”并转移知识，并倡导集中资源在城市大力发展制造业，分散在乡村的小规模手工业被视为“旧经济形态”“封建残余”而受到了压制，先前的混合型乡村经济逐渐变成了单一的农业经济。正是二十世纪初期城市知识精英对乡村“技能”的争夺与再分配，开启了中国城乡分化的大门。
作者认为城乡差异得以生产并延续，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对农村人形成的刻板印象，将农民视为贫、弱、私、愚，是需要接受教育和文化改良的对象，他将这一观念追溯到了“五四”一代的改革者身上。这些反传统、反底层文化的激进知识分子凭着自身臆想构建出来的城市与乡村的理想类型，这无疑是对真实农村的一种误读。在作者笔下，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五年是夹江手工造纸业的黄金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手工业的规模依然超过城市现代工业，但在新式的城市精英口中，手工生產却是落后和衰败的，农村槽户也被描述成保守、简陋、零星不能合作和不求改良的，并建议以大型造纸厂取代手工作坊。虽然依据不足，但这种对乡村及“农民”的成见却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今天。
一九四九年后，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化工业发展成为大政方针。手工业被视为“传统、技术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存在本身就是国家经济落后的表现。而手工匠人更是被描述为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群体，因而区别于工人阶级，需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夹江造纸地区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被重新分配了土地和作坊，作坊主与普通雇工之间的阶级界限也被重新划定。作为需要改造的对象，作坊主往往以主动交出造纸的家族秘方来换取宽大处理，造纸技术的保密性被打破，技能与知识也进而被重新分配。接下来的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区分夹江的工业与农业，少数造纸人被纳入了国有部门的工人行列，其余的大多数则被划归为“农民”，被整合进农业性生产单位。但在槽户的记忆中，五十年代除了政治运动外，他们的社会关系和日常工作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鄉村的手工造纸作为一项“集体副业”一直在进行。
然而接下来的三年饥荒使得整个社会秩序混乱，失去了生产原料的造纸业遭到了灭顶之灾，但在饥荒结束后又迅速复兴。随后国家在一九六五年推行了农村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夹江地区的粮食配给量减少，不从事农业生产的造纸人被指责为“吃亏心粮”;同时城市中机械化造纸业的发展以及国家对纸张价格、销售、用途的全面控制也在不断冲击着乡村的手工纸市场。手工造纸业不断衰退，造纸人的收入下降，夹江也从过去的中心位置变成了边缘地带。
如若说二十世纪初的知识精英在划分城市与农村类型的基础上建构出了“农民”的负面形象，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集体化运动则践行了这个所谓“工农分家”的理想蓝图。一端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工业，一端是农村地区的去工业化，这种城乡分开的发展思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户籍制与单位制将农村居民牢牢固定在了乡村的土地之上，他们彻底从技艺娴熟的“匠人”变成了城市居民眼中“自给自足的农民”，同时也在森严的城乡壁垒之下被完全排除在了公民权之外。
从“黑市”到“复兴”：作为能动主体的造纸人
面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连续打击，夹江的手工造纸在社会主义时期曾中断了近二十年之久，但却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复兴。为何这项民间技艺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带着这些问题，作者对技能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技能并非内在于个体心智或身体里的知识，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互动之中。“技能”与布迪厄提出的“惯习”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都是非话语性的，经由长久的学习模仿获得，都是通过集体而非个体实践形成，并只在社会性实践中展示，人与人之间沟通多靠不言自明、心领神会的方式进行。技能就如“惯习”一般是“在体化的历史，内化了的第二天性”，它遍布在一个相互关联的场域之中，这个场域既包括造纸人本身、生产的工具、作坊和机器，也包括人为和自然的环境，还包括社会性制度安排和理念。
产生于特定社会与历史条件下的技能，无法用明确的言语表述，它具化在践行者的头脑和身体里，嵌入在自然和人为的环境中，分置在不同践行人群体中，也嵌入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作者甚至认为技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关系。正是技能的社会属性，使得造纸的技艺在中断多年之后得以重生，因为它已经内化在造纸人的身体及其所处的环境之中。也正是技能嵌入社会关系的这一本质，使得历史上知识分子、精英、专家对造纸技术的“提取”与“转移”无法彻底成功，他们可以将技能转录成可以复印传播的科学文字，但却无法复制其赖以存活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关系。
作者对技能本质的探讨进一步延伸到了历史性范畴，这一讨论将造纸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置于分析的中心。他认为“技能”造就了“大”历史进程（战争、革命、工业化）与具体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会合的平台。常规的、充满技巧性地与周围世界打交道，这构成了使得一切有意识的思想和行动得以喷涌而出的无言背景，也构成了一切个体、集体能动性的理由。面对外部环境的改变，夹江造纸人作为身处其中的行动主体，可以依赖他们以前习得的技能，对日常生活中的变化做出反应。在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中造纸人学会了诸如“地主”“贫农”的语言，尽管他们不明就里，但却能够将这些整合进自己的现存能力之中，从而在社会和经济转变中探寻自身的生存策略。造纸人的能动与反抗体现在战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民间造纸的传统一直得以延续，即便是在夹江造纸业遭受最大打击的集体化时期，私人造纸也从未被彻底清除，私下交易的民间黑市一直存在，这也为夹江造纸业在七十年代末以后的复兴提供了土壤。
两种“去技能化”：国家与资本
从“匠人”到“农民”，从“黑市”到复兴，有关技能的争夺是贯穿整个夹江变迁史的关键线索，其结果是乡村造纸人的不断去技能化。根据主导力量的不同，作者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去技能化”：一种是“布雷弗曼式”的去技能化（又称资本主义的去技能化），资本家出于逐利的动机，透过“概念与执行的分离”造就了一批“螺丝钉”似的工厂无产阶级;另外一种是“斯科特式”的去技能化（又称社会主义的去技能化），是国家技术官僚、殖民地的行政长官以及国家现代化的代理人为追求一个理想中的现代世界图景而对底层群众（小农、小工匠以及土著居民）进行的剥夺，多发生在后殖民时代寻求转型的集权或威权国家。作者在书中对两种类型的去技能化进行了比较，这是本书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其背后影射出的正是社会转型中的核心议题，即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
作者认为资本家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权力，资本家通过控制劳动过程以及整个行业的技术革新来实现去技能化，其去技能化的广度不足，但却具有彻底转变人们工作、生活方式的强大穿透力，其结果有时会带来社会整体技能水平的上升。而社会主义的去技能化是国家以更高的合理化程度之名来覆盖式地对全部人口进行去技能化，其严重地削弱了现存社会结构，但却很少干涉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传统的社会关系被保留下來，針对生产的技术革新很难取得进展，这也是许多后期威权国家无法彻底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根本原因。作者的这一分析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市场、国家权力两种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运作逻辑与后果。
面对中国近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贫富分化、劳资矛盾、官民冲突等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追溯这一变化发生的源头，我想作者已经透过夹江的变迁史给出了他的答案。作者在书中聚焦于一种“由国家主导的技能收缴过程”，这一过程起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十、六十年代的各种运动和斗争中达到高潮。虽然面临市场与权力的双重冲击，但造纸人直接面对的是由国家主体和精英们构成的社会主义管理者，他们通过推行一种全新的知识管理体系，将技能掌控权从“未开化的”“难对付的”“自私的”当地人手中，转移到了以国家名义说话和行动的专家们手中。国家对夹江造纸人的强大渗透与形塑力量即便改革开放后也从未消失。虽然家庭作坊逐渐“回归”，但国家个体化家庭政策的推广以及市场化意识形态的重塑，使得乡村逐渐远离了那个讲辈分、求合作的宗族时代。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以及新技术的推广，则在“工人”与槽户、大槽户与小槽户之间造成了经济、文化、社会地位上的“区隔”。与行政权力挂钩的资源分配方式使得夹江造纸业的差异性逐渐显现，不平等现象以及村民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传统的亲族关系也被冲淡。
夹江造纸业的兴衰史，不过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巨变的缩影，如何看待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正如郭于华在其《解析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转型社会学论纲》一文中所言，“社会转型的基本含义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其中最重要的结构关系是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社会转型困局和陷阱的根源在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失衡”。艾约博在本书中所要揭示的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国家权力运作的独特逻辑。他在结语中写道，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倾向于将历史上发展而来的结构夷为平地”，乡村手工业被“更接近设想中的理性经济形式替代”，政府“对纯粹形式的渴望以及与之相伴的对混乱的恐惧”导致了无数人丧生，“那些把槽户同国家和社会连接起来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遭到了摧毁”。作者笔下的这种国家规划者以理性之名建构理想秩序的举动不免让人联想到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这种“谬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多大的灾难也已不言自明。
作者着力分析“由国家主导的技能收缴过程”，认为这一过程起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六十年代的各种运动和斗争中达到高潮。其实这并不仅仅是“技能”演变的过程，甚至也不是同一个过程。这一顺理成章的分析尚未说明制度变迁的本质，未免成为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之白璧微瑕。
在这个消费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潮席卷社会各个领域的年代，经历了百年跌宕的夹江也未能逃脱，但官方的意识形态能否真的得到村民的认同却很难说。当地的大户石氏家族立起了石碑，希望将淡薄而脆弱的亲族关系重新凝聚起来，对于造纸人来说，那些支撑起技能再生产的社会组织能否在新时期得以重建依然还是个未知数。作者似乎在最后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但对于读者而言，追寻小人物的历史命运并由此窥探上世纪中国的沧桑巨变是有意义的，如又能从中领悟到些许原本就不难明白的道理，那就更是一大幸事。
（《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二十世纪社会史》，[德]艾约博著，韩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