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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及农民工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城镇化和农业机械化，一些有着千百年历史的乡村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步消失。在大西北广袤土地上延续了近千年的山野民歌“花儿”也遇到了空前的困境，它正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语境，给保护与传承带来了新的困难。
一、立足于能量转化，直面“花儿”遇到的负效应
一是随着生产力的解放，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劳作的手工化逐步被机械化所替代，农作的多元化逐步被专业化所替代，一家一户的分散劳作逐步被生产的规模化所替代，集聚本土文化的手工用具逐步被质美价廉的现代化用具所替代，自然环境逐步得到改造，往昔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工具逐渐消失，“花儿”产生与存活的传统语境几乎不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快速变化往往使上层建筑应接不暇，传统“花儿”与社会现实“两张皮”或相去甚远，往昔的魅力正在消弱。
二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崛起的新兴城镇替代了往昔的自然村落，人口的相对集中替代了过去的分散居住，简约而快节奏的城镇化生活替代了往昔节奏而随意的村落化生活，传统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而悠闲的生活方式逐渐在消失。习惯于山野歌唱、个体歌唱和倾诉心声为主的花儿，显然已经失去了过去赖以生存和延续的自然环境，失去了自然经济状态下劳作的田野，也失去了男女对歌一诉衷肠的天然大舞台。这些变化，使原来与传统生活方式密不可分的“花儿”与现代生活渐行渐远，新“花儿”又不能及时跟进，在形式上内容上脱离现实，尤其缺乏对年轻一代应有的吸引力。
三是随着商品化进程的深入，传统观念和“花儿”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现代化观念更多地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市场经济观念正在对传统观念提出猛烈挑战，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开始产生变化。随之，一些现代化语言、网络语言、流行俗语等大量地渗进规范化语言，尤其是严重冲击了方言，方言的阵地开始大幅度萎缩；婚恋方面的随意和自由逐步取代了传统，往昔的诸多规矩和避讳逐渐被淡化。花儿的歌词与歌唱开始和传统观念、婚恋观告别，失去了往昔人们通过花儿谈情说爱，传递情感和诸多信息的社会功能。
四是随着现代文化娱乐的不断扩张，民间传统文化遭受冷遇。五光十色而又名目繁多且不断创新的现代文化娱乐，一方面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受时空限制，无处不在，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观念；另一方面以其持续不断的创新，运用声光电等多种形式，铺天盖地漫延开来，以其新颖、新鲜、新奇而使人目不暇接，极大地吸引和左右着年轻一代。现代娱乐步步为营，车水马龙，民间文化则不断丧失阵地，门前冷落车马稀，后继乏人。由于世俗观念、形式陈旧、表现单调、歌手素质等因素的限制，花儿在年轻人这个最庞大的群体面前，显得苍白而无力。
五是思想观念和改革开放未能同步跟进，保护与传承未能与时俱进。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放深入的势头猛、速度快、力度大，但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思维仍然传统化，看待“花儿”的观念仍然停留在上世纪甚至新中国成立前，把“花儿”视为“野曲儿”，习惯于以个人的好恶对待非遗文化，远远没有把“花儿”上升到国家级非遗文化和世界级人类非遗文化的高度，也没有把保护与传承非遗文化提升到法律层面。由于各种限制，加之一些人过分强调所谓的“原生态”，没有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手段，在客观上远离群众生活，远离现代传媒，远离年轻群体，远离创新，难以与时俱进，实际上与老百姓渐行渐远，落后于不断变化的形势，“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被边缘化了。
存在决定意识，“花儿”没有了过去存在的环境，其意念、感受、情趣等肯定都会受到影响。新形势下，我们做好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这篇大文章，重要的前提就是，保护与传承，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解放和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农业现代化，适应城镇化建设。为此，邓小平曾经提倡过的“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对于做好这项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何面对现实，把城镇化给“花儿”带来的负能量及时转化为正能量，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如果这种转化得当、及时，负能量就可能尽快转化为正能量，就能有效地做好保护与传承。
二、立足于安营扎寨，抓住两大抓手
“花儿”是西北山野民歌，依山野而生，依山野而活，依山野而繁。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城镇化的崛起，它由农村进入到城市，由山野登上了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实现了“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蜕变。但随着一些地区“花儿”的环境改变，“舞台”丢失，基础虚弱，群体萎缩，逐渐失去了往日的优势，已经或正在告别昨天。从长远看，“花儿”进入城市，既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的进步，又是它不能不面对的一个艰难抉择。山乡的野花，在陌生的城市能否安家，能否在舞台存活，怎样才能存活，这是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因此，在新环境中存活，在新形势下传承，必须抓住“花儿茶园”、“花儿会”这两大抓手，让“花儿”在城镇安营扎寨，找到新的根据地。
一、“花儿茶园”是“花儿”进入城镇的主要阵地。“花儿茶园”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顺应市场经济的产物。从诞生初期，它就兼有城市的休闲和山乡的野味。来自山野的歌手们，将粗犷、野性、淳朴的“花儿”引入其中，给纯市民化的休闲场所刮进了山野之风，休闲加上娱乐，使之功能多元化，新鲜、新颖、新奇，受到城市多个阶层的欢迎。“花儿”在城镇找到立足之地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展现魅力，扩大了领地。“花儿茶园”成为城镇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好景不长，它很快就被挤到了边缘地带，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天我们探索保护与传承的有效举措时，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抓手，对症下药，根除弊端，确定发力点。一是要强化“花儿茶园”的文化氛围。“花儿”是一种文化，必须注重文化和思想素质，强调歌手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力求准确展示“花儿”的真实面貌。注重原始，返璞归真；崇尚高雅，去除低俗；雅俗共赏，城乡皆宜；追求健康，显示品位；坚持以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健康的心理素质衬托“花儿”本质的东西；同时要通过外部氛围和内在环境凸显其艺术特色，要透过粗犷显示细腻，透过野性显示人性，透过淳朴显示品位，以健康替代粗俗，以高雅替代低俗。一句话，使世人进入茶园，就能感受到“花儿”的文化氛围；通过休闲与娱乐，就能欣赏到“花儿”的艺术本色和文化品位。二是要下大力气提高歌手的文化层次。它包括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两个方面。文化水平是艺术修养的重要前提，艺术修养是文化水平的外在表现，它们是延续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首先要提高文化水平。要探索和完善多种途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自愿与强制相结合，使歌手在普遍通过文化课提高的基础上，再施以专业补习、层级考试、资格认定等手段，逐步实施凭证上岗，给茶园歌手加压，将压力变动力，努力改变单纯凭嗓子挣钱，凭几首曲令仓促上台为较全面的花儿文化人传承，以一种高文化高素质高姿态亮相于城镇“花儿茶园”。其次是提高艺术修养。提倡德艺双馨，使歌手明白，歌品就是人品，要唱合格的“花儿”首先要做合格的人。要严于律己，注重人品注重修养，自立自强自省自重。要在歌手中树立重德为荣，轻德可耻的观念，时刻以保护与传承的重任警醒自己，不忘自律与自觉，这不仅是我们远离不良风气，提高茶园演唱水平的必须，也是我们维护“花儿”的尊严，维护西北人的形象的必须。三是探索逐步实行艺术等级制度，实行按级上岗制度。及早变以往被动式的“要我提高”为主动式的“我要提高”，从根本上提高“花儿茶园”的档次与水平，使茶园的演唱规范、形象、生动，让人听得清楚，想得明白，能领会歌词的含义，体会曲令的韵味，进而产生“花儿”特有的互动，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真正体会“花儿”的文化内涵，使之与城镇化的高层次要求和人们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四是将娱乐和保护与传承相结合。一方面，要适时请“花儿”传承人和“花儿”研究家进茶园，定期对歌手进行文化内涵、曲令规范、演唱示范的讲座，保护文化内涵不丢失，曲令不变异不变味，使歌手多方面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要请专业歌手和演唱家进茶园，加以辅导和导示，更新歌词、更新演唱，创新演唱方式方法，使保护与休闲同步，传承和娱乐共进。五是给“花儿茶园”“吃偏饭”。要在规范的同时，由政府牵头，协调各个部门，实施“一二三四”战略。一个承认：政府在思想观念上，要彻底打破“唯成分论”，力排对“花儿茶园”的种种非议，辩证地看待它的得与失，客观地看待其在传承花儿文化方面的功与过，承认“花儿茶园”是当下保护与传承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阵地。两个保证：保证“花儿茶园”在城镇立足的合理性，保证它在市场生存的合法性。三个渠道：疏通政策渠道，凡是国家对非公经济的优惠政策，应该执行；凡是文化产业的优惠举措，应该实施；凡是政府优惠农民工的政策，应该给予。四个减免：减免市场准入时的繁杂手续，允许“先上车后买票”，允许试营业，允许实行农业专业合作社登记、运行的政策；减免各种税赋，比照实行残疾人优惠政策；减免包括城镇社区在内的各种摊派；减免非文化行政部门和行政执法以外的各种干扰。 “花儿茶园”是城镇化新形势下，保护与传承“花儿”的一个重要阵地，也是城镇文化的一个亮点，要善于通过休闲娱乐这个第一需要，将保护与传承贯穿其中，通过潜移默化，在受众的不知不觉中实施保护与传承。更重要的是，有了“花儿茶园”这个抓手，让人真切感知“花儿”青海的特色文化，是青海的民间艺术，从而向外界有效宣扬“花儿”文化，向民间启发人们保护与传承的自觉性。只要我们正确对待，加强引导，监管到位，教育得法，就一定能将其负能量变为正能量，使之不仅成为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地，成为花儿文化的认知和学习平台，而且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阵地。
二、“花儿会”是“花儿”文化重要的展示平台。“花儿会”是民间集歌唱、展演、娱乐、文化、商贸、体育、娱神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传统群众活动，是“花儿”得以延续、传承、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和抓手。青海民间“花儿会”的形式、内容等各具地方和民族特色，时间长达半年以上，五彩斑斓。在城镇化进程中，“花儿会”没有萎缩，还随着时代的进步，依托于城镇，扬长避短，迅速寻求了发展的空间，其外延有所扩大，内涵不断丰富，出现了万紫千红的喜人局面。显然，“花儿会”是城镇化大背景下，做好保护与传承的不可或缺的有效抓手。为此，要努力发挥“花儿会”的四大功能。
发挥释放功能。“花儿”是以爱情为主的民歌，花儿会是人们利用这个特定的时间、特设的地点、特有的氛围，释放特别的情感的特殊场所。过去，人们在此利用花儿载体，寻求释放受到极度摧残和压抑的个性解放与刻骨铭心的爱情，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场景。今天，人们同样利用这个载体，试图发挥释放功能。或释放美好的心情，表达内心的欢乐与愉悦；或寻求释放工作上的压力，发泄生活中的压抑；或诉说爱情的挫折，寻求心中的真爱；或放歌山野，一展歌喉，释放都市中的郁闷；等等。可以说，释放成就了，也延续了“花儿会”的特殊功能。无论是扬善抑恶，还是歌功颂德，无论是表达真爱，还是标榜自我，其实都离不开心情和感情的释放。于是，释放成了一种时尚，一种追求，一种文化，这里既有生理需求，更有心理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需求造就了“花儿会”，延续了传承，催生了民间的诗经精品，催生了百听不厌的民族音乐，孕育了独特的“花儿”文化。于是，几天的“花儿会”，便成了展示释放功能的特殊场所，随之出现了不论白天黑夜，不论人前人后，皆斗胆放歌的民间自发的“花儿群落”。“花儿会”走到今天，这种原始群落逐渐减少，其实与人们受到各种干扰或影响，释放的欲念降低或减少，手段隐蔽不无关系。要研究逐步弱化舞台演唱，强化群众自发的群落漫唱，使其回归自然，有利于释放功能的发挥。
发挥和谐功能。追求天人合一，讲究社会和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不懈追求。“花儿会”是直接发挥和谐作用的最佳抓手。由于“花儿”是大西北各个兄弟民族共同培育的艺术奇葩，“花儿会”就成了各民族欢聚一堂，引吭高歌的特殊平台。人们尽管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服饰风俗各异，但踊跃参加花儿会的热情不分伯仲，争先高歌的浪漫不分彼此。有了“花儿”，就有了和谐，就有了团结。在“花儿会”上，漫“花儿”是各兄弟民族的长项，一曲“花儿”，与会的各民族皆为兄弟姐妹，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至于村落庄社间、闾巷邻里间的恩恩怨怨，在“花儿会”的“花儿”面前，更是一笑泯恩仇。这就是“花儿”的奇特之处，也是“花儿”在构建整个社会和谐方面独具的优势。可惜的是，我们一些当政者，由于对地方与民族，对“花儿”文化，往往不甚了解，忽略了花儿文化的存在，更忽视了它的许多社会功能。可以说，花儿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的一种特殊的粘合剂。其实，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几个“谁也离不开谁”并不是空洞的，它有许许多多的现实的载体，只有把它们落到实处，才是实实在在的“谁也离不开谁”。今天，我们从思想深处切实把“花儿”当作文化，认真考虑保护与传承，也就会重视“花儿会”了，就要考虑如何发挥这一优势。
发挥多元文化的功能。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比例几乎高达50%，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互相交融、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处处体现着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包容，构成了雪域高原文化的特色。“花儿”作为一种文化，也无不反映出文化的多元性。正是这种多元性，造就了“花儿”“谁也离不开谁”的文化个性。重视“花儿”文化的多元性，弘扬其多元性，发挥其多元性，我们的保护与传承也就有了保证。
“花儿”会的文化多元性如何发挥？其一，必须承袭传统。要解放思想，尊重群众，做到该保留的保留，不可根据领导者个人的好恶而人为地缩水，不可随意改变各种花事活动中原有的传统和习俗。我们提倡创新，“花儿”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离不开创新。但是，“花儿”文化的创新，从根本上说离不开传统，离开传统的“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其二，保持民族特色。比如一些庙会性质的祭祀活动，一些民族特征浓郁的赛马赛牛、射箭活动等等，不可轻易裁减。为了丰富“花儿会”这个抓手，发挥好保护与传承作用，可适当增加一些其他的活动，但这些新内容，必须与“花儿会”相协调，必须有利于民族特色的体现。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地区的“花儿会”，大胆地将“花儿”与“拉伊”同唱，将汉语与藏语并存，令人耳目一新；土乡的“花儿会”，引进千人安昭，载歌载舞，充满动感，受到群众欢迎；有些地区，将“花儿会”与赛马射箭融为一体，让人们大饱眼福。这些就是成功的例子。其三，要突出各自的文化特色。青海省境内的“花儿会”，都有各自的特色，闪烁着多元文化的光彩。一方面要研究和挖掘，有意识地突出其文化内涵；一方面要突出当地的花儿曲令，尤其是善于发现久藏于深山的曲令和不断创新的曲令，善于发现新鲜的唱法，丰富曲令宝库；再一方面要有选择地恢复原有的民间活动，突出民族特色。其四，要突出城镇“花儿”文化氛围。包括街景布置、城市雕塑、“花儿”公园等，应当事先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着力于营造一种独特的文化感受，切实体现“花儿”家乡的特色。
发挥示范功能。“花儿”曲令的传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花儿会”好歌词、好曲令、好唱法，通过“花儿会”，就能迅速在民间流传开来。一个“花儿会”，就是一个好展示台。城镇化背景下，野外漫“花儿”的阵地和几率逐步减少，“花儿会”就成了传承“花儿”的重要抓手。一是加强引领。文化部门和研究机构要对“花儿会”做到事前规划，事中参与，事后总结，善于发现好苗头，有利于示范。二是提前遴选。强化“花儿会”的展示作用，选好项目、歌手、节目，使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快。三是及时跟进。组织研究人员，将示范对象的研究，包括新鲜唱词、优美曲令、演唱技巧、表现方法等，概括抽象。有条件的，在“花儿会”之后，立即组织研讨、示范，快速传唱，快速传承。四是请进来、走出去。打破“花儿会”的区域界限，大胆实行开放策略，创造条件，组织人员赴兄弟地区学习取经，同时邀请兄弟省（区）、县的歌手登台献艺，现场示范，取长补短。 发挥辐射功能。一台“花儿会”，其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堪称万花筒。好的花儿会，就是一个立体的艺术平台，就是一个向周边辐射“花儿”文化的“发射台”。我省列入国家保护项目的四个“花儿会”和凤凰山“花儿”会，被人们誉为“花儿会”的五朵金花，显示了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正在成为优秀的“发射台”。围绕五朵金花，周边陆续出现了几十个不同类型的“花儿会”，形成了卫星群落，形成了传承“花儿”文化的小气候。进一步发挥辐射功能，要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加强“母体”的规范性。五朵金花就是对周边花儿会群落产生影响的“母体”，使“母体”本身在“花儿会”的特色、内涵、风格、布局等方面做到规范，意义重大。俗话说，“姐姐咋走，妹妹咋扭”，大规范能引领小规范。传播“花儿”文化的规范面不断扩大，就能对保护与传承产生积极意义。二是注重引领性和指导性。要将周边的卫星“花儿会”纳入文化小圈子，以发挥特色文化为己任，力图扩大文化半径，浓郁文化氛围，使之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同时，不断研究和探索各自的艺术特色，打造出艺术界并不完全雷同的“这一个”来。三是发挥传播性。“花儿”是一种文化，是文化就有其传播性。我们保护与传承，需要强化的也是这一点。要将过去民间自生自灭的被动型传播变为有组织进攻占领的主动型传播，要将过去散兵游勇式的游击传播变为精兵强将式的阵地传播，将过去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变为“打一枪占一个地方”，持续性地扩大文化传播的领地。四是发挥扩散性。城镇是“花儿”文化的薄弱地带，但群众欢迎和学唱新“花儿”的热情高涨。要结合城镇社区文化的建设，理直气壮地将花儿引入社区，也可将“花儿会”和社区文化结合起来，扩散“花儿”文化，使其成为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立足于战略巩固，坚守两个阵地
“花儿”文化在城镇安营扎寨，进行战略巩固，还要坚守具有现代意义的硬件和软件两个阵地。
首先，坚守硬件阵地，抓好现代声像和主流媒体。这是城镇化背景下传播花儿的硬件，也是一个有效途径。它们凭借了现代社会的多种先进手段，跳跃了时空限制，通过特殊途径延伸了“花儿”文化传播的触角，第一次将“花儿”声像引进了千家万户，产生了广泛意义。
第一，发挥声像直播功能。重在通过政策杠杆，活跃市场，鼓励更多更新更优的声像素材进入市场，及时加工、转化为文化产品，进而活跃市场，以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它往往在文化娱乐的同时，传播了“花儿”文化，发挥了保护与传承的作用。现阶段，既要鼓励达到水平的歌手出版光碟，鼓励“花儿”演唱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使之百花齐放，绚丽夺目，充分展示“花儿”文化的面目和魅力；又要严格市场准入，防止粗制滥造，防止重复撞车，努力形成精品和规范机制，建立文化出版部门和研究机构分段把关、润色、审查、准入制度，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和规范化水平。既要努力疏通光碟和其它音响制品的出版、发行渠道，使之畅通、便捷，缩短出版周期，使歌手“等得起”；又要探索如何降低成本，疏通小额贷款在声像出版方面的资金渠道，使歌手“做得起”。既要发挥文化部门助推器的作用，保护优秀声像产品顺利进入市场，又要强化日常监管，建立劣质产品和盗版严厉的追究与打击制度，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形成文化市场的良性循环。
第二，发挥传媒宣传功能。传媒在传播“花儿”文化，浓郁“花儿”氛围，有利于保护与传承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既要首先强化两个观念，即宣传地方文化责无旁贷的观念，做好“花儿”保护与传承是份内之责的观念；又要由政府牵头，改革现行的财政拨款制度，逐步加大对社会事业单位的拨款额度，使传媒改变宣传社会公益和花儿文化必须“挣钱”、“赚钱”的理念和机制，从思想深处将“要我宣传”变为“我要宣传”。既要制定传媒日常的宣传计划、方案，做到有安排、有布置、有检查，做到经常化、持续化，对保护与传承的宣传形成共识与合力，落到实处；又要及时对大型花儿活动进行宣传报道，做到完整、连续、齐全，增加力度，注重社会效应。既要注重思想性，使宣传的对象、内容、方法等健康向上，有利于弘扬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要做到声情并茂，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既要注重社会效益，遵循“花儿”文化的规律，依靠专家而不是外行，依靠大众而不是少数人，使节目靠谱而不离谱；又要遵循宣传规律，推陈出新，不断推出新节目、新面孔，提高收视率。既要面对大众，面向老百姓，鼓励群众大胆参与，不挫伤群众积极性；又要注重节目质量，使之入眼入耳、入心入脑，有利于打造文化名省的品牌，有利于非遗文化在民间扎根，有利于保护与传承。中央电视台对京剧的宣传，陕西电视台对秦腔的宣传，早就应该借鉴。
其次，坚守软件阵地，抓好研究与创新。在城镇化大背景下，研究与创新是传播“花儿”文化的两个重要软件。加强这两个软件建设，对巩固“花儿”文化阵地，做好“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至关重要。
一是注重发挥研究机构的研究功能。活跃和深化“花儿”研究，有利于“花儿”资源的挖掘与整理，有利于传播方向的指导和把握，更有利于“花儿”品位的提升，是巩固“花儿”文化阵地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应该重视研究机构，努力改变目前可有可无、自生自灭的状况，应该像甘肃、宁夏、新疆那样，纳入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范围，给予项目、资金等方面的安排，给予经常性的资助。另一方面，应该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重视研究队伍，重视各方面力量的整合，重视研讨成果，及时采纳并予反馈，及时收集和出版成果，以使保护与传承有的放矢，纳入更加理性的轨道。
二是注重发挥专家学者的特殊作用。“花儿”文化，包括演唱、研究和创作三部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此，就要改变目前只重视歌唱，却忽视研究和创作的倾向，十分重视发挥专家学者的特殊作用。一方面，顺势而动，应该将研究成果纳入保护与传承的范围，包括论文集、歌词集、曲谱集、光碟等等，它们是地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花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重视，注意资助，注意收集，采取保护措施，使之完整地留存于世。另一方面，应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打破职务、职称限制，将研究成就突出，有一定声望的专家学者及时纳入传承人范围，这些人为数不多，大多年事已高，为地方文化做出了贡献，是地方文化的宝贵财富。再一方面，鼓励专家学者发挥专长，通过有效手段，保护、保留民俗文化和方言土语，留给“花儿”文化生存的宝贵空间。 三是加强“花儿”的创新。包括新歌词、新曲令、新形式，它们是打造“花儿”品牌的需要，也是“花儿”进校园、工厂、社区，年轻群体积极参与的必须，还是“花儿”安家落户、生根城镇的必须。
四是建立青海“花儿”研究基金。由研究会和有关部门会商，政府先期投资支持，使之发挥“酵母效应”，在此基础上，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规范管理与使用，将钱花在刀刃上，把研究与创新不断引向深入，力图有计划地解决花儿研究与创新方面一些困难。实际上，政府先期的投入，只需要过去一些上千万元“舶来品”项目经费的零头，就能产生实效和正能量。
五是明确四个离不开。淤保护与传承离不开理论研究，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基础，后者是前者巩固与深化的必须，应该把它们当做传承大局的两个轮子；于保护与传承离不开时代创新，文化是时代的反映，离开时代难以传承，前者是后者的深入深化，后者是前者的时代要求与客观存在；盂保护与传承离不开文化特色，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的目的；文化特色必须既立足于地方与民族，又必须立足于大文化圈子，放眼于全局，二者相辅相成；榆保护与传承离不开两腿走路，一条腿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原生态”，另一条腿是追求文化精品，满足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精神需求，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后者是前者的途径。
六是要有意识地做好“四个必须”：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必须并进，避免厚此薄彼；继承传统和创新传承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保护传唱、深化研究和繁荣创作必须三位一体，整体推进；专业机构的系统性和民间探索的零散性必须互为补充，形成合力。“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应该从保护与传承的大局出发，以高远的目光，宽阔的胸怀，广博的包容性，克服世俗的各种偏见，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勇于担当，开拓新局面。
习近平同志2014年2月7日访俄国索契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这些话对我们鼓舞很大。做好城镇化大背景下的保护与传承，政府是关键。我们相信，只要政府切实把“花儿”的保护与传承纳入法制轨道，杜绝人治；只要政府组织的大型文化活动，突出地方与民族特色，突出地方文化的主题，突出和老百姓的关联度，把相关活动和保护与传承相衔接，就能产生正能量。我们在政府领导下，上下一心，坚决贯彻执行中央领导同志三令五申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反对和杜绝讲排场摆阔气的不当做法，反对和杜绝以所谓“大腕高价”排挤地方文化、“花儿”文化，反客为主的做法，有限的资金就能发挥无限的正能量。只要政府重视了，勇于担当和充分发挥职能，新形势下的保护与传承，就能出现新局面。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一、立足于能量转化，直面“花儿”遇到的负效应
一是随着生产力的解放，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劳作的手工化逐步被机械化所替代，农作的多元化逐步被专业化所替代，一家一户的分散劳作逐步被生产的规模化所替代，集聚本土文化的手工用具逐步被质美价廉的现代化用具所替代，自然环境逐步得到改造，往昔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工具逐渐消失，“花儿”产生与存活的传统语境几乎不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快速变化往往使上层建筑应接不暇，传统“花儿”与社会现实“两张皮”或相去甚远，往昔的魅力正在消弱。
二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崛起的新兴城镇替代了往昔的自然村落，人口的相对集中替代了过去的分散居住，简约而快节奏的城镇化生活替代了往昔节奏而随意的村落化生活，传统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而悠闲的生活方式逐渐在消失。习惯于山野歌唱、个体歌唱和倾诉心声为主的花儿，显然已经失去了过去赖以生存和延续的自然环境，失去了自然经济状态下劳作的田野，也失去了男女对歌一诉衷肠的天然大舞台。这些变化，使原来与传统生活方式密不可分的“花儿”与现代生活渐行渐远，新“花儿”又不能及时跟进，在形式上内容上脱离现实，尤其缺乏对年轻一代应有的吸引力。
三是随着商品化进程的深入，传统观念和“花儿”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现代化观念更多地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市场经济观念正在对传统观念提出猛烈挑战，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开始产生变化。随之，一些现代化语言、网络语言、流行俗语等大量地渗进规范化语言，尤其是严重冲击了方言，方言的阵地开始大幅度萎缩；婚恋方面的随意和自由逐步取代了传统，往昔的诸多规矩和避讳逐渐被淡化。花儿的歌词与歌唱开始和传统观念、婚恋观告别，失去了往昔人们通过花儿谈情说爱，传递情感和诸多信息的社会功能。
四是随着现代文化娱乐的不断扩张，民间传统文化遭受冷遇。五光十色而又名目繁多且不断创新的现代文化娱乐，一方面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受时空限制，无处不在，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观念；另一方面以其持续不断的创新，运用声光电等多种形式，铺天盖地漫延开来，以其新颖、新鲜、新奇而使人目不暇接，极大地吸引和左右着年轻一代。现代娱乐步步为营，车水马龙，民间文化则不断丧失阵地，门前冷落车马稀，后继乏人。由于世俗观念、形式陈旧、表现单调、歌手素质等因素的限制，花儿在年轻人这个最庞大的群体面前，显得苍白而无力。
五是思想观念和改革开放未能同步跟进，保护与传承未能与时俱进。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放深入的势头猛、速度快、力度大，但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思维仍然传统化，看待“花儿”的观念仍然停留在上世纪甚至新中国成立前，把“花儿”视为“野曲儿”，习惯于以个人的好恶对待非遗文化，远远没有把“花儿”上升到国家级非遗文化和世界级人类非遗文化的高度，也没有把保护与传承非遗文化提升到法律层面。由于各种限制，加之一些人过分强调所谓的“原生态”，没有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手段，在客观上远离群众生活，远离现代传媒，远离年轻群体，远离创新，难以与时俱进，实际上与老百姓渐行渐远，落后于不断变化的形势，“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被边缘化了。
存在决定意识，“花儿”没有了过去存在的环境，其意念、感受、情趣等肯定都会受到影响。新形势下，我们做好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这篇大文章，重要的前提就是，保护与传承，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解放和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农业现代化，适应城镇化建设。为此，邓小平曾经提倡过的“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对于做好这项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何面对现实，把城镇化给“花儿”带来的负能量及时转化为正能量，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如果这种转化得当、及时，负能量就可能尽快转化为正能量，就能有效地做好保护与传承。
二、立足于安营扎寨，抓住两大抓手
“花儿”是西北山野民歌，依山野而生，依山野而活，依山野而繁。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城镇化的崛起，它由农村进入到城市，由山野登上了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实现了“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蜕变。但随着一些地区“花儿”的环境改变，“舞台”丢失，基础虚弱，群体萎缩，逐渐失去了往日的优势，已经或正在告别昨天。从长远看，“花儿”进入城市，既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的进步，又是它不能不面对的一个艰难抉择。山乡的野花，在陌生的城市能否安家，能否在舞台存活，怎样才能存活，这是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因此，在新环境中存活，在新形势下传承，必须抓住“花儿茶园”、“花儿会”这两大抓手，让“花儿”在城镇安营扎寨，找到新的根据地。
一、“花儿茶园”是“花儿”进入城镇的主要阵地。“花儿茶园”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顺应市场经济的产物。从诞生初期，它就兼有城市的休闲和山乡的野味。来自山野的歌手们，将粗犷、野性、淳朴的“花儿”引入其中，给纯市民化的休闲场所刮进了山野之风，休闲加上娱乐，使之功能多元化，新鲜、新颖、新奇，受到城市多个阶层的欢迎。“花儿”在城镇找到立足之地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展现魅力，扩大了领地。“花儿茶园”成为城镇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好景不长，它很快就被挤到了边缘地带，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天我们探索保护与传承的有效举措时，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抓手，对症下药，根除弊端，确定发力点。一是要强化“花儿茶园”的文化氛围。“花儿”是一种文化，必须注重文化和思想素质，强调歌手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力求准确展示“花儿”的真实面貌。注重原始，返璞归真；崇尚高雅，去除低俗；雅俗共赏，城乡皆宜；追求健康，显示品位；坚持以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健康的心理素质衬托“花儿”本质的东西；同时要通过外部氛围和内在环境凸显其艺术特色，要透过粗犷显示细腻，透过野性显示人性，透过淳朴显示品位，以健康替代粗俗，以高雅替代低俗。一句话，使世人进入茶园，就能感受到“花儿”的文化氛围；通过休闲与娱乐，就能欣赏到“花儿”的艺术本色和文化品位。二是要下大力气提高歌手的文化层次。它包括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两个方面。文化水平是艺术修养的重要前提，艺术修养是文化水平的外在表现，它们是延续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首先要提高文化水平。要探索和完善多种途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自愿与强制相结合，使歌手在普遍通过文化课提高的基础上，再施以专业补习、层级考试、资格认定等手段，逐步实施凭证上岗，给茶园歌手加压，将压力变动力，努力改变单纯凭嗓子挣钱，凭几首曲令仓促上台为较全面的花儿文化人传承，以一种高文化高素质高姿态亮相于城镇“花儿茶园”。其次是提高艺术修养。提倡德艺双馨，使歌手明白，歌品就是人品，要唱合格的“花儿”首先要做合格的人。要严于律己，注重人品注重修养，自立自强自省自重。要在歌手中树立重德为荣，轻德可耻的观念，时刻以保护与传承的重任警醒自己，不忘自律与自觉，这不仅是我们远离不良风气，提高茶园演唱水平的必须，也是我们维护“花儿”的尊严，维护西北人的形象的必须。三是探索逐步实行艺术等级制度，实行按级上岗制度。及早变以往被动式的“要我提高”为主动式的“我要提高”，从根本上提高“花儿茶园”的档次与水平，使茶园的演唱规范、形象、生动，让人听得清楚，想得明白，能领会歌词的含义，体会曲令的韵味，进而产生“花儿”特有的互动，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真正体会“花儿”的文化内涵，使之与城镇化的高层次要求和人们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四是将娱乐和保护与传承相结合。一方面，要适时请“花儿”传承人和“花儿”研究家进茶园，定期对歌手进行文化内涵、曲令规范、演唱示范的讲座，保护文化内涵不丢失，曲令不变异不变味，使歌手多方面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要请专业歌手和演唱家进茶园，加以辅导和导示，更新歌词、更新演唱，创新演唱方式方法，使保护与休闲同步，传承和娱乐共进。五是给“花儿茶园”“吃偏饭”。要在规范的同时，由政府牵头，协调各个部门，实施“一二三四”战略。一个承认：政府在思想观念上，要彻底打破“唯成分论”，力排对“花儿茶园”的种种非议，辩证地看待它的得与失，客观地看待其在传承花儿文化方面的功与过，承认“花儿茶园”是当下保护与传承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阵地。两个保证：保证“花儿茶园”在城镇立足的合理性，保证它在市场生存的合法性。三个渠道：疏通政策渠道，凡是国家对非公经济的优惠政策，应该执行；凡是文化产业的优惠举措，应该实施；凡是政府优惠农民工的政策，应该给予。四个减免：减免市场准入时的繁杂手续，允许“先上车后买票”，允许试营业，允许实行农业专业合作社登记、运行的政策；减免各种税赋，比照实行残疾人优惠政策；减免包括城镇社区在内的各种摊派；减免非文化行政部门和行政执法以外的各种干扰。 “花儿茶园”是城镇化新形势下，保护与传承“花儿”的一个重要阵地，也是城镇文化的一个亮点，要善于通过休闲娱乐这个第一需要，将保护与传承贯穿其中，通过潜移默化，在受众的不知不觉中实施保护与传承。更重要的是，有了“花儿茶园”这个抓手，让人真切感知“花儿”青海的特色文化，是青海的民间艺术，从而向外界有效宣扬“花儿”文化，向民间启发人们保护与传承的自觉性。只要我们正确对待，加强引导，监管到位，教育得法，就一定能将其负能量变为正能量，使之不仅成为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地，成为花儿文化的认知和学习平台，而且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阵地。
二、“花儿会”是“花儿”文化重要的展示平台。“花儿会”是民间集歌唱、展演、娱乐、文化、商贸、体育、娱神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传统群众活动，是“花儿”得以延续、传承、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和抓手。青海民间“花儿会”的形式、内容等各具地方和民族特色，时间长达半年以上，五彩斑斓。在城镇化进程中，“花儿会”没有萎缩，还随着时代的进步，依托于城镇，扬长避短，迅速寻求了发展的空间，其外延有所扩大，内涵不断丰富，出现了万紫千红的喜人局面。显然，“花儿会”是城镇化大背景下，做好保护与传承的不可或缺的有效抓手。为此，要努力发挥“花儿会”的四大功能。
发挥释放功能。“花儿”是以爱情为主的民歌，花儿会是人们利用这个特定的时间、特设的地点、特有的氛围，释放特别的情感的特殊场所。过去，人们在此利用花儿载体，寻求释放受到极度摧残和压抑的个性解放与刻骨铭心的爱情，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场景。今天，人们同样利用这个载体，试图发挥释放功能。或释放美好的心情，表达内心的欢乐与愉悦；或寻求释放工作上的压力，发泄生活中的压抑；或诉说爱情的挫折，寻求心中的真爱；或放歌山野，一展歌喉，释放都市中的郁闷；等等。可以说，释放成就了，也延续了“花儿会”的特殊功能。无论是扬善抑恶，还是歌功颂德，无论是表达真爱，还是标榜自我，其实都离不开心情和感情的释放。于是，释放成了一种时尚，一种追求，一种文化，这里既有生理需求，更有心理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需求造就了“花儿会”，延续了传承，催生了民间的诗经精品，催生了百听不厌的民族音乐，孕育了独特的“花儿”文化。于是，几天的“花儿会”，便成了展示释放功能的特殊场所，随之出现了不论白天黑夜，不论人前人后，皆斗胆放歌的民间自发的“花儿群落”。“花儿会”走到今天，这种原始群落逐渐减少，其实与人们受到各种干扰或影响，释放的欲念降低或减少，手段隐蔽不无关系。要研究逐步弱化舞台演唱，强化群众自发的群落漫唱，使其回归自然，有利于释放功能的发挥。
发挥和谐功能。追求天人合一，讲究社会和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不懈追求。“花儿会”是直接发挥和谐作用的最佳抓手。由于“花儿”是大西北各个兄弟民族共同培育的艺术奇葩，“花儿会”就成了各民族欢聚一堂，引吭高歌的特殊平台。人们尽管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服饰风俗各异，但踊跃参加花儿会的热情不分伯仲，争先高歌的浪漫不分彼此。有了“花儿”，就有了和谐，就有了团结。在“花儿会”上，漫“花儿”是各兄弟民族的长项，一曲“花儿”，与会的各民族皆为兄弟姐妹，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至于村落庄社间、闾巷邻里间的恩恩怨怨，在“花儿会”的“花儿”面前，更是一笑泯恩仇。这就是“花儿”的奇特之处，也是“花儿”在构建整个社会和谐方面独具的优势。可惜的是，我们一些当政者，由于对地方与民族，对“花儿”文化，往往不甚了解，忽略了花儿文化的存在，更忽视了它的许多社会功能。可以说，花儿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的一种特殊的粘合剂。其实，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几个“谁也离不开谁”并不是空洞的，它有许许多多的现实的载体，只有把它们落到实处，才是实实在在的“谁也离不开谁”。今天，我们从思想深处切实把“花儿”当作文化，认真考虑保护与传承，也就会重视“花儿会”了，就要考虑如何发挥这一优势。
发挥多元文化的功能。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比例几乎高达50%，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互相交融、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处处体现着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包容，构成了雪域高原文化的特色。“花儿”作为一种文化，也无不反映出文化的多元性。正是这种多元性，造就了“花儿”“谁也离不开谁”的文化个性。重视“花儿”文化的多元性，弘扬其多元性，发挥其多元性，我们的保护与传承也就有了保证。
“花儿”会的文化多元性如何发挥？其一，必须承袭传统。要解放思想，尊重群众，做到该保留的保留，不可根据领导者个人的好恶而人为地缩水，不可随意改变各种花事活动中原有的传统和习俗。我们提倡创新，“花儿”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离不开创新。但是，“花儿”文化的创新，从根本上说离不开传统，离开传统的“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其二，保持民族特色。比如一些庙会性质的祭祀活动，一些民族特征浓郁的赛马赛牛、射箭活动等等，不可轻易裁减。为了丰富“花儿会”这个抓手，发挥好保护与传承作用，可适当增加一些其他的活动，但这些新内容，必须与“花儿会”相协调，必须有利于民族特色的体现。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地区的“花儿会”，大胆地将“花儿”与“拉伊”同唱，将汉语与藏语并存，令人耳目一新；土乡的“花儿会”，引进千人安昭，载歌载舞，充满动感，受到群众欢迎；有些地区，将“花儿会”与赛马射箭融为一体，让人们大饱眼福。这些就是成功的例子。其三，要突出各自的文化特色。青海省境内的“花儿会”，都有各自的特色，闪烁着多元文化的光彩。一方面要研究和挖掘，有意识地突出其文化内涵；一方面要突出当地的花儿曲令，尤其是善于发现久藏于深山的曲令和不断创新的曲令，善于发现新鲜的唱法，丰富曲令宝库；再一方面要有选择地恢复原有的民间活动，突出民族特色。其四，要突出城镇“花儿”文化氛围。包括街景布置、城市雕塑、“花儿”公园等，应当事先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着力于营造一种独特的文化感受，切实体现“花儿”家乡的特色。
发挥示范功能。“花儿”曲令的传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花儿会”好歌词、好曲令、好唱法，通过“花儿会”，就能迅速在民间流传开来。一个“花儿会”，就是一个好展示台。城镇化背景下，野外漫“花儿”的阵地和几率逐步减少，“花儿会”就成了传承“花儿”的重要抓手。一是加强引领。文化部门和研究机构要对“花儿会”做到事前规划，事中参与，事后总结，善于发现好苗头，有利于示范。二是提前遴选。强化“花儿会”的展示作用，选好项目、歌手、节目，使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快。三是及时跟进。组织研究人员，将示范对象的研究，包括新鲜唱词、优美曲令、演唱技巧、表现方法等，概括抽象。有条件的，在“花儿会”之后，立即组织研讨、示范，快速传唱，快速传承。四是请进来、走出去。打破“花儿会”的区域界限，大胆实行开放策略，创造条件，组织人员赴兄弟地区学习取经，同时邀请兄弟省（区）、县的歌手登台献艺，现场示范，取长补短。 发挥辐射功能。一台“花儿会”，其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堪称万花筒。好的花儿会，就是一个立体的艺术平台，就是一个向周边辐射“花儿”文化的“发射台”。我省列入国家保护项目的四个“花儿会”和凤凰山“花儿”会，被人们誉为“花儿会”的五朵金花，显示了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正在成为优秀的“发射台”。围绕五朵金花，周边陆续出现了几十个不同类型的“花儿会”，形成了卫星群落，形成了传承“花儿”文化的小气候。进一步发挥辐射功能，要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加强“母体”的规范性。五朵金花就是对周边花儿会群落产生影响的“母体”，使“母体”本身在“花儿会”的特色、内涵、风格、布局等方面做到规范，意义重大。俗话说，“姐姐咋走，妹妹咋扭”，大规范能引领小规范。传播“花儿”文化的规范面不断扩大，就能对保护与传承产生积极意义。二是注重引领性和指导性。要将周边的卫星“花儿会”纳入文化小圈子，以发挥特色文化为己任，力图扩大文化半径，浓郁文化氛围，使之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同时，不断研究和探索各自的艺术特色，打造出艺术界并不完全雷同的“这一个”来。三是发挥传播性。“花儿”是一种文化，是文化就有其传播性。我们保护与传承，需要强化的也是这一点。要将过去民间自生自灭的被动型传播变为有组织进攻占领的主动型传播，要将过去散兵游勇式的游击传播变为精兵强将式的阵地传播，将过去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变为“打一枪占一个地方”，持续性地扩大文化传播的领地。四是发挥扩散性。城镇是“花儿”文化的薄弱地带，但群众欢迎和学唱新“花儿”的热情高涨。要结合城镇社区文化的建设，理直气壮地将花儿引入社区，也可将“花儿会”和社区文化结合起来，扩散“花儿”文化，使其成为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立足于战略巩固，坚守两个阵地
“花儿”文化在城镇安营扎寨，进行战略巩固，还要坚守具有现代意义的硬件和软件两个阵地。
首先，坚守硬件阵地，抓好现代声像和主流媒体。这是城镇化背景下传播花儿的硬件，也是一个有效途径。它们凭借了现代社会的多种先进手段，跳跃了时空限制，通过特殊途径延伸了“花儿”文化传播的触角，第一次将“花儿”声像引进了千家万户，产生了广泛意义。
第一，发挥声像直播功能。重在通过政策杠杆，活跃市场，鼓励更多更新更优的声像素材进入市场，及时加工、转化为文化产品，进而活跃市场，以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它往往在文化娱乐的同时，传播了“花儿”文化，发挥了保护与传承的作用。现阶段，既要鼓励达到水平的歌手出版光碟，鼓励“花儿”演唱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使之百花齐放，绚丽夺目，充分展示“花儿”文化的面目和魅力；又要严格市场准入，防止粗制滥造，防止重复撞车，努力形成精品和规范机制，建立文化出版部门和研究机构分段把关、润色、审查、准入制度，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和规范化水平。既要努力疏通光碟和其它音响制品的出版、发行渠道，使之畅通、便捷，缩短出版周期，使歌手“等得起”；又要探索如何降低成本，疏通小额贷款在声像出版方面的资金渠道，使歌手“做得起”。既要发挥文化部门助推器的作用，保护优秀声像产品顺利进入市场，又要强化日常监管，建立劣质产品和盗版严厉的追究与打击制度，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形成文化市场的良性循环。
第二，发挥传媒宣传功能。传媒在传播“花儿”文化，浓郁“花儿”氛围，有利于保护与传承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既要首先强化两个观念，即宣传地方文化责无旁贷的观念，做好“花儿”保护与传承是份内之责的观念；又要由政府牵头，改革现行的财政拨款制度，逐步加大对社会事业单位的拨款额度，使传媒改变宣传社会公益和花儿文化必须“挣钱”、“赚钱”的理念和机制，从思想深处将“要我宣传”变为“我要宣传”。既要制定传媒日常的宣传计划、方案，做到有安排、有布置、有检查，做到经常化、持续化，对保护与传承的宣传形成共识与合力，落到实处；又要及时对大型花儿活动进行宣传报道，做到完整、连续、齐全，增加力度，注重社会效应。既要注重思想性，使宣传的对象、内容、方法等健康向上，有利于弘扬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要做到声情并茂，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既要注重社会效益，遵循“花儿”文化的规律，依靠专家而不是外行，依靠大众而不是少数人，使节目靠谱而不离谱；又要遵循宣传规律，推陈出新，不断推出新节目、新面孔，提高收视率。既要面对大众，面向老百姓，鼓励群众大胆参与，不挫伤群众积极性；又要注重节目质量，使之入眼入耳、入心入脑，有利于打造文化名省的品牌，有利于非遗文化在民间扎根，有利于保护与传承。中央电视台对京剧的宣传，陕西电视台对秦腔的宣传，早就应该借鉴。
其次，坚守软件阵地，抓好研究与创新。在城镇化大背景下，研究与创新是传播“花儿”文化的两个重要软件。加强这两个软件建设，对巩固“花儿”文化阵地，做好“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至关重要。
一是注重发挥研究机构的研究功能。活跃和深化“花儿”研究，有利于“花儿”资源的挖掘与整理，有利于传播方向的指导和把握，更有利于“花儿”品位的提升，是巩固“花儿”文化阵地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应该重视研究机构，努力改变目前可有可无、自生自灭的状况，应该像甘肃、宁夏、新疆那样，纳入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范围，给予项目、资金等方面的安排，给予经常性的资助。另一方面，应该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重视研究队伍，重视各方面力量的整合，重视研讨成果，及时采纳并予反馈，及时收集和出版成果，以使保护与传承有的放矢，纳入更加理性的轨道。
二是注重发挥专家学者的特殊作用。“花儿”文化，包括演唱、研究和创作三部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此，就要改变目前只重视歌唱，却忽视研究和创作的倾向，十分重视发挥专家学者的特殊作用。一方面，顺势而动，应该将研究成果纳入保护与传承的范围，包括论文集、歌词集、曲谱集、光碟等等，它们是地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花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重视，注意资助，注意收集，采取保护措施，使之完整地留存于世。另一方面，应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打破职务、职称限制，将研究成就突出，有一定声望的专家学者及时纳入传承人范围，这些人为数不多，大多年事已高，为地方文化做出了贡献，是地方文化的宝贵财富。再一方面，鼓励专家学者发挥专长，通过有效手段，保护、保留民俗文化和方言土语，留给“花儿”文化生存的宝贵空间。 三是加强“花儿”的创新。包括新歌词、新曲令、新形式，它们是打造“花儿”品牌的需要，也是“花儿”进校园、工厂、社区，年轻群体积极参与的必须，还是“花儿”安家落户、生根城镇的必须。
四是建立青海“花儿”研究基金。由研究会和有关部门会商，政府先期投资支持，使之发挥“酵母效应”，在此基础上，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规范管理与使用，将钱花在刀刃上，把研究与创新不断引向深入，力图有计划地解决花儿研究与创新方面一些困难。实际上，政府先期的投入，只需要过去一些上千万元“舶来品”项目经费的零头，就能产生实效和正能量。
五是明确四个离不开。淤保护与传承离不开理论研究，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基础，后者是前者巩固与深化的必须，应该把它们当做传承大局的两个轮子；于保护与传承离不开时代创新，文化是时代的反映，离开时代难以传承，前者是后者的深入深化，后者是前者的时代要求与客观存在；盂保护与传承离不开文化特色，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的目的；文化特色必须既立足于地方与民族，又必须立足于大文化圈子，放眼于全局，二者相辅相成；榆保护与传承离不开两腿走路，一条腿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原生态”，另一条腿是追求文化精品，满足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精神需求，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后者是前者的途径。
六是要有意识地做好“四个必须”：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必须并进，避免厚此薄彼；继承传统和创新传承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保护传唱、深化研究和繁荣创作必须三位一体，整体推进；专业机构的系统性和民间探索的零散性必须互为补充，形成合力。“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应该从保护与传承的大局出发，以高远的目光，宽阔的胸怀，广博的包容性，克服世俗的各种偏见，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勇于担当，开拓新局面。
习近平同志2014年2月7日访俄国索契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这些话对我们鼓舞很大。做好城镇化大背景下的保护与传承，政府是关键。我们相信，只要政府切实把“花儿”的保护与传承纳入法制轨道，杜绝人治；只要政府组织的大型文化活动，突出地方与民族特色，突出地方文化的主题，突出和老百姓的关联度，把相关活动和保护与传承相衔接，就能产生正能量。我们在政府领导下，上下一心，坚决贯彻执行中央领导同志三令五申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反对和杜绝讲排场摆阔气的不当做法，反对和杜绝以所谓“大腕高价”排挤地方文化、“花儿”文化，反客为主的做法，有限的资金就能发挥无限的正能量。只要政府重视了，勇于担当和充分发挥职能，新形势下的保护与传承，就能出现新局面。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