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的时候，还听见房子里断续的琴声。听见门响，陈其钢立刻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得笔直，却以孩童般专注的热情和好奇接待我们。我感觉到他是一个不太好接近的人。
　　“你对什么话题感兴趣？”
　　“什么话题都感兴趣。”
　　“你好像不善言辞。”
　　“不准确。”
　　“《五行》创作用了多长时间？”
　　“3个多月。”
　　“你觉得这时间长还是短？”
　　“短。”
　　这就是我们坐下伊始的一段对话。我也许露出了一点目瞪口呆之态，陈其钢微笑着盯着我说：“你的问题快问光了。”
　　谈得久了，陈其钢变得有点活跃。他从一开始我问他“你浪漫吗”这样的问题都会反驳说“我觉得这更接近于我的隐私”，开始讲很多小笑话给我听。他告诉我他快乐的、在大院里奔跑度过的童年，倔强的、具有控制别人欲望的少年，以及在21岁那年，他与别人打完了人生中最后一架，开始转型成为一个自信的、清高的、凡事不容商量的青年。似乎从那以后时光在他身上就没有再流逝。他今年49岁了，依旧是那个性格，也依旧是年轻时的相貌。
　　
　　远行
　　“1983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那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教育部出国研究生，第二年到法国深造。在刚出国的时候，并没有想不回来。大家都没这么想，想的都是很快就会回来。但是环境发生了变化，所学的专业视角开拓，潜移默化地影响，都使我们的思想和以前不同了。”
　　“刚开始的时候，在国外呆得非常困难，助学金没有了，必须打工。但是毕竟有了自己发展的余地了，到了1988年之后，景况就明显好转。17年的法国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之所以这么追求细部的音响，和法国学派很有关系。
　　“法国文化环境好，这是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国家重视文化，制定了长期的文化发展的策略，对艺术家有很明确的支持，能赞助艺术家，给艺术家提供稳定的生活。
　　“但是法国的社会也有它的弱点。长期的平稳使一个国家过度重视小节，艺术本身变得特别神经质。去描写的那些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讲实在是不能理解的事情。
　　“我在法国说法语。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生活，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法语不是非常好，但足够让法国人听得懂，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听得懂。要在法国的文化圈里做一个文化人，只会说ABC是永远不行的。
　　“我梦里说中文，那是我的母语。”
　　
　　回头
　　“我的作品是介于可欣赏和纯艺术之间的。但学术性也很强，不是那种取悦于人的音乐。而‘大师奖’赛，特点正是‘介于可欣赏和纯艺术之间的’。我的参赛作品是《五行》，创作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但前面思考的时间很长。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方式，也找不到一个题材，因为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写《五行》，金木水火土？太一般了。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想了又放了，总想去追寻一些其它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我想写五种性格也可以，写五种经历也可以，但最后还是选择了《五行》。


　　“这种比赛应该和运气有关系。首先的运气就取决于评委，如果这12个人都倾向于你，你就能进去。这一步对我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还有一点不靠运气，就是几十年来的积累。在创作中，我很注重作品的细部，比如透明度、音色什么的，行家一下就能听出很细微的差别。但若是有些人对此不感兴趣的话，就会置之不听。这一点又要靠运气了。但是好在这次比赛的评委至少有一半是指挥家，然后一部分是评论家，这使得评委相对客观。
　　“以东方的题材入选，西方的评委们还是会有文化上的不认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还不是今天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作为从中国出去的艺术家，也许在不同的社会反而会更容易得到认同。因为我们来自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给予一个人力量和推动，使得你很清楚这个社会中的问题，也有胆量。在法国呆的时间长了，再回头看中国文化就拉开了距离，就会看到全貌。比如说我们的民族戏曲，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国宝。很多中国人都听得耳朵起茧的二胡和琵琶，它本身的特色极强，但只有到了国外才能有这感觉，在中国是不可能有的。这是我们自己的特色。”
　　
　　回家
　　“刚去法国的那几年，一次没有回来过，但这几年几乎每年都要回来一次，和中国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去年我回国有一件事是跟张艺谋合作《大红灯笼高高挂》，我感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一些艺术团体有可能去尝试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路子，在操作上越来越和国际接轨。从前也没有什么版权意识，这几年有改变了。
　　“包括中国影视业的发展，从服装、道具到音乐整个都在发生变化，人的思想也在改变。原来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啊。过去10年不可能的，最近这5年也都可能了。
　　“这次和张艺谋合作，我发现导演和作曲这两种职业太不相同了。导演的工作是到处走，到处看，不停地说。更像一个企业家，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要让所有的人走到一起。而作曲家的工作就是孤独。
　　“孤独是必须的。我写《五行》的日子里，有两个多月没有开口说话，嘴都不会用了。两个半月后，法国南方的一所大学请我去讲课，我面对着人群，第一个感觉是孤独给予自己的喜悦和当我开口说出第一个字是自己给予自己的震惊。
　　“我工作的时候，家人也不住一块儿，边儿上不能有人。而且他（她）们都是搞器乐的，都得出声儿。
　　“我不带学生。一个人长期跟在你身边，他会过于接近你，他会了解你的全部生活，我没有这个胆量。
　　“我在人前是一个很封闭的人，在人后是一个很疯狂的人。但这不是说我人前有多好，人后有多坏，就是人一多就不愿意说话。但是我从不停止思考，不然就会衰退。
　　“这条路太辛苦了。”
　　
　　性格
　　虽然陈其钢说作为中国的艺术家在不同的社会很容易被认同，但是，在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这样的国家和巴黎这样的城市，中国艺术家作为外来者，很难得到承认。可以说每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每一步经历，都写满了艰辛。陈其钢幸运的是留在法国之初，便遇上了很多的良师益友。
　　他此生的恩师梅湘，曾给予陈其钢高度的评价。而为了学到精髓，即使陈其钢这样清高、不肯低头的青年，也在遇到老师的一开始，不得不丢掉自己的个性，强迫自己融入这个社会。
　　在融进去之后，他发现“我还是我”，于是又有了融入之后的逆反。他转而发现法国文化的弱点，发现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他在不断的否定与肯定之中磨砺着自己的个性后，这已经是更为丰富、更为沧桑而内敛的个性了。
　　陈其钢的儿子从卧室走了出来。这是个高大的男孩子，每年回国一次，名字叫陈雨犁。我问陈雨犁，“你觉得你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艺术家吧。”
　　“他的性格呢？”
　　“也是个艺术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