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要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日前，在出席2012年上海市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推进小组工作会议时，上海市副市长、市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推进小组组长屠光绍再次表明决心。
自国务院批复上海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规划以来，有关“上海如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距离国际金融中心有多远”的讨论就从未间断，且十分激烈。
舆论基本分成两派：支持者认为，有中国内地强劲经济发展作后盾，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指日可待；怀疑者表示，在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构成要素的市场、人才、机构、法律和文化方面，上海还存在明显的短板。
三年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获中央批复。但囿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现状，一些规划的蓝图迄今尚未破题。遥望纽约、伦敦和东京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夺“金”之路还有多远？这盘棋究竟如何下得更好？
抉择时刻
欧美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对于目前已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亟待谋求一个与自身实力对等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上海恰恰承担了这样一个“国家使命”。
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就首次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而当时金融政策的主导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缺乏主动权的地方很难独立推进金融中心建设，尽管有勾勒好的蓝图，实质却进展艰难。
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呼声再度高涨，源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年，美国不顾债权人反对，执意开动印钞机解决国内金融危机。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承受了美元贬值的巨大压力。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外汇资产缩水问题，曾让温家宝总理公开表示担忧。
在深切感受到国际金融地位受制于人的痛楚后，中国决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谋得更多话语权。
此时，在G20峰会之前，主管金融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央行行长周小川则向国际社会提出“创建超主权的世界储备货币”的想法。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中央已经意识到加快建立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迫切性。
同年4月29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
至此，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国家战略、地方推动”变为“国家战略、国家推动”。
此后，一个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部委协调机制成立，每年都召开一次会议。另外，上海市还和“一行三会”有一个内部的小协调机制。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棋局”开始盘活。
金融“第二总部”
屠光绍认为，金融中心是辐射范围的概念。从辐射范围和能力看，金融中心有几类，第一类是境内中心，主要是以境内为主；第二类是区域金融中心，指在全球的一定区域内，有一定辐射范围；第三类是离岸中心，与境内相区别，主要是为境外服务；最后一类是国际中心，更准确说叫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公认的是纽约和伦敦。
“上海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全球金融中心。”屠光绍说。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对此认为：“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大都增长乏力，正好给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在方看来，上海完全有可能在“量”和“质”的方面迅速接近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如何实现弯道超车？上海市首先将棋子落于建设金融“第二总部”上。 在上海市金融决策部门看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吸引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重大功能性金融机构落沪。
在2011年5月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屠光绍曾表示，欢迎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把总部搬到上海，或者设立以市场业务作为支撑的第二总部。目前，五大行中，只有交通银行总部设在上海。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率先在上海成立了“第二总部”。其设计思路借鉴美联储经验——将公开市场交易柜台纽约储备银行，放在国际金融中心纽约。
但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并未及时跟随央行，在上海建设第二总部。直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规划方案落地，才悄然改变。
今年3月20日，中国银行“第二总部”在上海成立，正式名称为“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
有意思的是，中行第二总部选址所在地——浦西外滩23号的一幢欧洲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恰是一百年前该行的诞生地。
中行“第二总部”落沪，并非仅是荣归故里。“中行的外汇业务在所有国字号银行中占据独特优势，此次在沪设立‘第二总部’旨在向人民币交易市场的前沿阵地拓展业务，实现转型发展。”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教授说。
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上海要在2015年形成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结算中心，其中所蕴含的机遇，正是各大金融机构梦寐以求的。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认为，目前中国的银行机构在转型，从融资中介转为服务中介，而服务中介就是要贴近金融市场。上海健全的金融市场将吸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
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资金运营、银行卡、票据等重要部门基本上都已经落户上海。建行还将旗下保险公司建信人寿注册地放在上海。农行也将贴近金融市场的8个业务机构总部设在上海。
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认为，银行业管理总部或业务总部集聚，是扬上海金融要素市场齐备之长，避上海法人银行偏少、决策事权掣肘之短的有效手段，对促进上海银行业转型发展、谋求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港沪 “兄与弟”
是将香港视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这同样是上海谋求“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过程中一道绕不开的话题。
今年两会期间，有香港记者问上海市市长韩正，沪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韩正回答“兄弟”。该记者再度追问“谁是兄？谁是弟？”韩正停下脚步，严肃地回答：“香港是兄，上海是弟。” 如何处理上海与香港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竞合关系，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这极有可能影响到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设置问题。
此前曾有人担忧，以上海的基础和发展速度来说，沪港两地将会陷入“内耗”。更有人悲观地认为，香港或许就此被边缘化。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明确表示，在沪港两地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内耗”现象。“中国这么大，一个在南边，一个在中部，两地会找到自己适当的分工，互相协作、互相支持”。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认为，沪港双方如何处理竞争与互补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定位。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15周年纪念日，国家领导人届时肯定将到港庆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至关重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政策，将成为国家领导人携带的重要贺礼之一。
这些政策应该包括：金管局进一步优化香港银行间市场人民币流动性、新一期国债本月在港发行并首次定向外国央行、提高香港居民每日兑换人民币上限等。
面对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力争到2015年基本确立为全球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的上海，又将如何应对？
方星海表示，上海从本质上与香港没有什么矛盾、竞争。香港是人民币一个天然的离岸市场，它的做好做强对上海是一个促进。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南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张赛娥也认为，在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方面，上海是在岸中心，香港是离岸中心。香港是人民币境外存量最多的城市，也是提供最完善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地方。如今，在人民币境外使用方面，香港已积累了宝贵的操作经验，可供国内城市借鉴。
张赛娥还表示，上海必然会发展成为人民币在岸中心。不难想象，其市场规模及流通性在未来会与日俱增，并超越香港。香港则应该继续把握其先行者优势及其他传统优势，巩固其作为最大的离岸中心的角色。市场的“饼”做大了，对两地金融中心均有益。
香港金管局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内地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将为香港和上海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
方星海则告诉记者，目前上海与香港的沟通机制比较顺畅，每年都有一次沪港金融协调会议。比如最近就落实了一个沪港合作项目，每年互派22名大学生学习，增加人员方面的交往。
在人民币国际化中，沪港是合作关系。但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中，二者如何处理好功能定位？
央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座曾表示，中国应当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市场中心，把香港建成国际金融开放和创新中心。这有利于提升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也有利于世界金融空间布局的平衡。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是服务于内地经济的，服务于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成长体系，这是区别于香港的。”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肖林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待破的瓶颈
上海能否成为像纽约、伦敦、东京那样的世界金融中心？有赖于一系列瓶颈的破解。
首先是人才问题。这已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瓶颈。在纽约、伦敦、东京等金融中心城市，10%以上的人口从事金融业，而目前上海这一比例只有1%左右。金融人才存在巨大缺口。
张春教授曾对记者坦陈，上海目前在产品开发、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金融高端人才非常匮乏。2008年上海盛传到华尔街“抄底”失业精英，最终签约率并不高，反映出上海对国际顶级金融人才的吸引力仍然有限。
“一是因为外来人才难以适应国内的体制。二是我国的金融产品种类有限，人才来了也无用武之地。说到底还是体制的掣肘。”张春说。
《“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中也提到，上海投资者种类和数量不足，金融产品和工具不够丰富，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有待改进。
但是，金融市场的改革必须仰仗国家政策的推动。在现有体制下，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没有市场化的利率，就难以有发育成熟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定价就缺乏基本依据，金融深化也就受到抑制。
银监会前任主席刘明康就曾表示，开放程度弱，制约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从上市公司中外国公司的比例来看，伦敦为19.87%，纽约为13.8%，香港为0.7%，而上海还在为推出国际板而努力。
从全球跨境贷款占比来看，伦敦为20%，纽约为9%，东京为7%，上海不仅没有，连跨地区贷款都还做不到。
影响开放程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因素，是人民币资本项下未完全开放。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都是同步的。国际金融中心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货币自由流通是必要条件。因此，在谈到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时，同时被提及的往往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国际化。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面临一个全局性难题：除了四大商业银行总部外，宏观调控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一行三会”也都在北京。
对此，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取决于在一个金融权限集中的国家，行政主导力量能否减弱。只有不断放松行政管制，打破金融垄断，同时提高监管能力，上海才可能率先成长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打通资本与产业的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对此方星海坦承，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充分，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因为国家大，地区差别也大，整个金融体系发展必须有全盘的考虑。同时国家大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最大优势。只有真正把上海放在全国棋局中考虑，放在世界棋盘中考虑，才能够海纳百川，做大做强。
自国务院批复上海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规划以来，有关“上海如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距离国际金融中心有多远”的讨论就从未间断，且十分激烈。
舆论基本分成两派：支持者认为，有中国内地强劲经济发展作后盾，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指日可待；怀疑者表示，在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构成要素的市场、人才、机构、法律和文化方面，上海还存在明显的短板。
三年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获中央批复。但囿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现状，一些规划的蓝图迄今尚未破题。遥望纽约、伦敦和东京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夺“金”之路还有多远？这盘棋究竟如何下得更好？
抉择时刻
欧美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对于目前已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亟待谋求一个与自身实力对等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上海恰恰承担了这样一个“国家使命”。
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就首次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而当时金融政策的主导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缺乏主动权的地方很难独立推进金融中心建设，尽管有勾勒好的蓝图，实质却进展艰难。
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呼声再度高涨，源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年，美国不顾债权人反对，执意开动印钞机解决国内金融危机。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承受了美元贬值的巨大压力。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外汇资产缩水问题，曾让温家宝总理公开表示担忧。
在深切感受到国际金融地位受制于人的痛楚后，中国决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谋得更多话语权。
此时，在G20峰会之前，主管金融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央行行长周小川则向国际社会提出“创建超主权的世界储备货币”的想法。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中央已经意识到加快建立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迫切性。
同年4月29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
至此，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国家战略、地方推动”变为“国家战略、国家推动”。
此后，一个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部委协调机制成立，每年都召开一次会议。另外，上海市还和“一行三会”有一个内部的小协调机制。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棋局”开始盘活。
金融“第二总部”
屠光绍认为，金融中心是辐射范围的概念。从辐射范围和能力看，金融中心有几类，第一类是境内中心，主要是以境内为主；第二类是区域金融中心，指在全球的一定区域内，有一定辐射范围；第三类是离岸中心，与境内相区别，主要是为境外服务；最后一类是国际中心，更准确说叫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公认的是纽约和伦敦。
“上海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全球金融中心。”屠光绍说。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对此认为：“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大都增长乏力，正好给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在方看来，上海完全有可能在“量”和“质”的方面迅速接近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如何实现弯道超车？上海市首先将棋子落于建设金融“第二总部”上。 在上海市金融决策部门看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吸引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重大功能性金融机构落沪。
在2011年5月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屠光绍曾表示，欢迎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把总部搬到上海，或者设立以市场业务作为支撑的第二总部。目前，五大行中，只有交通银行总部设在上海。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率先在上海成立了“第二总部”。其设计思路借鉴美联储经验——将公开市场交易柜台纽约储备银行，放在国际金融中心纽约。
但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并未及时跟随央行，在上海建设第二总部。直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规划方案落地，才悄然改变。
今年3月20日，中国银行“第二总部”在上海成立，正式名称为“中国银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
有意思的是，中行第二总部选址所在地——浦西外滩23号的一幢欧洲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恰是一百年前该行的诞生地。
中行“第二总部”落沪，并非仅是荣归故里。“中行的外汇业务在所有国字号银行中占据独特优势，此次在沪设立‘第二总部’旨在向人民币交易市场的前沿阵地拓展业务，实现转型发展。”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教授说。
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上海要在2015年形成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结算中心，其中所蕴含的机遇，正是各大金融机构梦寐以求的。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认为，目前中国的银行机构在转型，从融资中介转为服务中介，而服务中介就是要贴近金融市场。上海健全的金融市场将吸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
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资金运营、银行卡、票据等重要部门基本上都已经落户上海。建行还将旗下保险公司建信人寿注册地放在上海。农行也将贴近金融市场的8个业务机构总部设在上海。
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认为，银行业管理总部或业务总部集聚，是扬上海金融要素市场齐备之长，避上海法人银行偏少、决策事权掣肘之短的有效手段，对促进上海银行业转型发展、谋求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港沪 “兄与弟”
是将香港视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这同样是上海谋求“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过程中一道绕不开的话题。
今年两会期间，有香港记者问上海市市长韩正，沪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韩正回答“兄弟”。该记者再度追问“谁是兄？谁是弟？”韩正停下脚步，严肃地回答：“香港是兄，上海是弟。” 如何处理上海与香港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竞合关系，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这极有可能影响到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设置问题。
此前曾有人担忧，以上海的基础和发展速度来说，沪港两地将会陷入“内耗”。更有人悲观地认为，香港或许就此被边缘化。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明确表示，在沪港两地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内耗”现象。“中国这么大，一个在南边，一个在中部，两地会找到自己适当的分工，互相协作、互相支持”。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认为，沪港双方如何处理竞争与互补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定位。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15周年纪念日，国家领导人届时肯定将到港庆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至关重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政策，将成为国家领导人携带的重要贺礼之一。
这些政策应该包括：金管局进一步优化香港银行间市场人民币流动性、新一期国债本月在港发行并首次定向外国央行、提高香港居民每日兑换人民币上限等。
面对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力争到2015年基本确立为全球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的上海，又将如何应对？
方星海表示，上海从本质上与香港没有什么矛盾、竞争。香港是人民币一个天然的离岸市场，它的做好做强对上海是一个促进。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南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张赛娥也认为，在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方面，上海是在岸中心，香港是离岸中心。香港是人民币境外存量最多的城市，也是提供最完善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地方。如今，在人民币境外使用方面，香港已积累了宝贵的操作经验，可供国内城市借鉴。
张赛娥还表示，上海必然会发展成为人民币在岸中心。不难想象，其市场规模及流通性在未来会与日俱增，并超越香港。香港则应该继续把握其先行者优势及其他传统优势，巩固其作为最大的离岸中心的角色。市场的“饼”做大了，对两地金融中心均有益。
香港金管局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内地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将为香港和上海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
方星海则告诉记者，目前上海与香港的沟通机制比较顺畅，每年都有一次沪港金融协调会议。比如最近就落实了一个沪港合作项目，每年互派22名大学生学习，增加人员方面的交往。
在人民币国际化中，沪港是合作关系。但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中，二者如何处理好功能定位？
央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座曾表示，中国应当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市场中心，把香港建成国际金融开放和创新中心。这有利于提升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也有利于世界金融空间布局的平衡。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是服务于内地经济的，服务于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成长体系，这是区别于香港的。”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肖林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待破的瓶颈
上海能否成为像纽约、伦敦、东京那样的世界金融中心？有赖于一系列瓶颈的破解。
首先是人才问题。这已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瓶颈。在纽约、伦敦、东京等金融中心城市，10%以上的人口从事金融业，而目前上海这一比例只有1%左右。金融人才存在巨大缺口。
张春教授曾对记者坦陈，上海目前在产品开发、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金融高端人才非常匮乏。2008年上海盛传到华尔街“抄底”失业精英，最终签约率并不高，反映出上海对国际顶级金融人才的吸引力仍然有限。
“一是因为外来人才难以适应国内的体制。二是我国的金融产品种类有限，人才来了也无用武之地。说到底还是体制的掣肘。”张春说。
《“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中也提到，上海投资者种类和数量不足，金融产品和工具不够丰富，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有待改进。
但是，金融市场的改革必须仰仗国家政策的推动。在现有体制下，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没有市场化的利率，就难以有发育成熟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定价就缺乏基本依据，金融深化也就受到抑制。
银监会前任主席刘明康就曾表示，开放程度弱，制约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从上市公司中外国公司的比例来看，伦敦为19.87%，纽约为13.8%，香港为0.7%，而上海还在为推出国际板而努力。
从全球跨境贷款占比来看，伦敦为20%，纽约为9%，东京为7%，上海不仅没有，连跨地区贷款都还做不到。
影响开放程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因素，是人民币资本项下未完全开放。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都是同步的。国际金融中心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货币自由流通是必要条件。因此，在谈到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时，同时被提及的往往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国际化。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面临一个全局性难题：除了四大商业银行总部外，宏观调控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一行三会”也都在北京。
对此，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取决于在一个金融权限集中的国家，行政主导力量能否减弱。只有不断放松行政管制，打破金融垄断，同时提高监管能力，上海才可能率先成长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打通资本与产业的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对此方星海坦承，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充分，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因为国家大，地区差别也大，整个金融体系发展必须有全盘的考虑。同时国家大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最大优势。只有真正把上海放在全国棋局中考虑，放在世界棋盘中考虑，才能够海纳百川，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