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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大江的故事。
故事并不复杂。20多年前，一帮爷们儿想要完成一件史无前例的探险。
一开始，这个探险活动还夹杂着80年代末期的爱国情怀，可一旦交织在了商业利益之中，又变得诡谲而复杂。最后，这帮爷们儿为了尊严，不得不拼命一搏。这热血之中，却又保留了一丝理性。
当然，这个故事也不简单。在最开始的开始，从故事中就能嗅出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
那天下午，一群汉子们脚踏雨靴，身穿蓝白相间的运动服，运动服前印着“中国雅漂”4个大字。他们正在往身上套红色的救生衣，穿好救生衣的人把帐篷、大米、气罐等一筐一筐的物资搬到橡皮艇上。4条橡皮艇在河边一字排开，蓄势待发。
橡皮艇也是红色的，船头的位置有一大四小5颗黄色五角星，侧面船帮的位置写了“98中国雅鲁藏布江漂流队”几个大字。如果把船展开成一个平面，有人会说，这像一面五星红旗。
杰马央宗曲边人头攒动，雅鲁藏布江源头的冰川融水在这里汇集成宽约10余米、深约1米的河流。1998年9月8日，这是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开漂的日子。
12年前的长江漂流，上万人沿江送行，中美争夺首漂权，新闻媒体不计其数，在狂热的爱国情怀中，年轻的生命随波涛汹涌而去。12年之后的雅漂，狂热的情绪不再。开漂當天，没有鲜花，没有闪光灯，没有任何新闻媒体到场。
在现场，只有雅鲁藏布江源头所在仲巴县县委书记普琼一行4人前来送行。
队员们装好船正准备下水，一辆三菱警车疾驶过来，急刹车之后，从车上下来一名藏族干部，看到县委书记，稍稍松了一口气，一路小跑到他的身边。
“我们接到消息，说您被这支非法队伍给劫持了。”
非法队伍
漂流船在雅鲁藏布江源头的沙洲间迂回前进，刚拐过一个弯，队员们毫无防备，一只仪态高贵的雪豹出现在离漂流船不足30米的左岸草坡上，注视着这帮被吓得手足无措的入侵者。
定定神，漂流船逐渐靠近，有人才想到拿出相机拍照，雪豹沉静地与这群不速之客对视片刻，而后敏捷地纵身一跃跳进草丛中，尾巴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杨勇坐在船尾掌舵，这艘船比其他的船稍大—号，吃水深，号称“旗舰”，杨勇面前摆满了罗盘、望远镜、GPS、照相机、对讲机之类的杂物，看起来很像个指挥官的样子。队员恭维杨勇：牛逼，牛逼，咱们杨队长真牛逼！
杨勇1986年漂过长江，有10多年的江河探险经历，是这次“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队长（以下简称雅漂队）。长漂后不久，一个热衷漂流的青年问杨勇，怎样才算把漂流水平练到家？杨勇点起一根烟：“船翻了不丢桨，这个才是靠技术。冲滩的时候嘴里叼着烟，烟不湿，不熄火，这个才是技术。”
开漂已经5天了，这天早上，大雨从天而降，河面溅起密集的水花，漂流队员对这样的天气早有心理准备，与其挨冻坐等雨停，不如冒雨划船前行更好受些，雨雾朦胧，在这条世界最高的大河之上4条漂流船一字排开，清一色的墨绿雨披时隐时现，像极了一幅中国传统的水墨画。
约12点，天空渐晴，一道绚丽的彩虹出现在天边，密云被阳光驱散开来，先前那些不知躲藏在哪里的黄鸭、河鸥、斑头雁等数以百计的禽鸟被漂流船惊起，成群地起落飞舞，漂流船被分叉的河道隔开，旗杆在草丛中晃动。再往前就进入湖区，水流滞缓，斜向的水草指示了航向，漂流船从这里驶入马泉湖。
马泉湖是马泉河上最辽阔的一段水面，雅鲁藏布江在这里汇聚了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的冰川融水，致使水量剧增，形成一块面积近60平方公里的辽阔水域。
下午五点半，廖中行掌舵的4号船怎么划也难以推进，看到湖底水草的朝向与航向相反，才发现陷入一个大回水区。这时，湖面狂风大作，掀起高约一米的涌浪，翻卷起湖底的水草和泥沙，大浪劈头盖脸地打来，漂流船被侧浪掀起45度又重重跌下，涌进半船水，队员全身湿透。
这是海拔4700米的高原，倘若翻船，不被淹死也会被彻骨的湖水冻死。
半小时后，廖中行发现漂流船已被变了风向的浪移至离北岸约400米远的水域。机会来了，拿好船桨就位，拨正船头，在从湖底往上翻卷的涌浪围困中，全体队员奋力挥桨，伴着声嘶力竭的呐喊的节奏一鼓作气猛划。大约7点，4号船终于挺过涌浪，登陆马泉湖北岸，几近虚脱的队员直接趴在了地上。
由于帐篷等露营装备都装在另外3条船上，他们只好将船翻倒靠在湖边的岩石上，缩到里面，在狂风呼啸中哆哆嗦嗦过了一夜。
晚上，廖中行心有余悸地回望马泉湖，庆幸他们能逃离到岸边。此刻，他最担心的是那些4号船上不知是死是生的队友们。
“或许他们已经计划明天沿着湖岸搜寻，或者准备重回马泉湖捞尸，或许想到九八雅漂因此已画上句号。”
第二天，漂流队员张涛和队医曹德赶到湖口去守候的时候，杨勇早就坐在那儿“望海”了。等了好一会，湖面上仍不见船影，他们便绕过狭窄的岩壁，进到湖区里去，一进湖区，远处水面上的4号船就进入他们的视野，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用曹德的话讲：“不用在湖里找尸体了。”
按照计划，漂到仲巴后，会有一天休整，后勤人员给漂流队补给。漂流船两天后到达这里，刚一到岸，几个记者胡乱吃了一点东西，就匆匆赶往县城发稿。杨勇去找县委书记普琼，到县城后才知道，仲巴县委办公室于9月7日下午接到电话。
“雅江漂流队未经自治区体委批准在区内漂流，是一支非法队伍，出了问题不负责……”办公室周主任说，打来电话的人，四川口音，自称是组委会的人，但没有透露具体身份。 杨勇在县城转了几个圈，却没找到书记普琼，书记一听说漂流队下来了，就直奔江边的营地。
普琼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杰马央宗下水点，他对匆匆赶来的干部发脾气：“县里那么多事你不管，就为一个电话，你们就开着车子这么远来找我，雅漂队这么艰难，历尽辛苦来江源立碑，是我们仲巴的盛事……”
普琼书记原来准备随漂流队一起到仲巴，这下漂不成了，随来人乘车返回。临走，他对漂流队说：“我觉得你们这群人很能吃苦，是群干事的人，不管电话里怎么讲，只看你们的行动。”
在漂流队下水前三天，《华西都市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报道：《一位雅漂队员向本报独家披露神秘兮兮的“梦幻”之旅》，再看看那几天该报关于“雅漂”的其他报道，仅看标题就可以窥视出一些当时的情况。
9月1日——《“雅江”源头“塌方”，“民间雅漂”途险》;9月3日——《既然“一仆二主”，难为“分身无术”，杨勇是“梦幻之旅”全陪导游？》;9月5日——《人心波动通讯中断，民间“雅漂”队已低“生命禁区”》……
漂流船在江上行进，前方还有许多未知的险恶。
遗像
萨嘎，藏语意为“可爱的地方”，雅漂队却觉得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可爱。
漂流队从仲巴下水，漂了5天，刚到萨嘎，边防团的一个副团长告诉队员一个重要情况：当地老百姓传说在离萨嘎100多公里的一个峡谷里，雅鲁藏布江被一个巨大的山洞给吞噬了，江水流入地下，不知到什么地方再从地下冒了出来。杨勇拿着地图和那个副团长讨论了半天，估计那个峡谷在达孜附近，其他具体情况那个副团长也不太清楚。
大家分析，那个所谓“大洞”和“流入地下”，可能是一个很深的峡谷里的大跌水。因为当地人可能无法靠近，从远处的山顶看去，江水流入跌水后自然就看不见了，就成了传说中的“流入大洞”。
关于这个神秘的峡谷，雅漂队所掌握的资料说法不一。两份资料都确认有这个“长约16公里”的抗耐峡谷，但是对水面落差的描述却大相径庭。
一说峡谷入口到出口的江面落差只有80米。而另一份却说：“落差达150米，河面多险滩急流、峡谷两侧山脉海拔达6000米左右，山地陡峭……”如果后者所述属实，那么这个峡谷将与长江上最凶险的虎跳峡不相上下。
孰是孰非，雅漂队研究半天资料后也下不了定论。
从萨嘎出发的前夜，全队在水葬台边的营地开会。聚集在帐篷里听杨勇介绍情况的队员们神色凝重，虽然大家都愿意相信真的是“资料印错了”，但还是做足了思想准备。李宏在成都警校任教官，是雅漂队的两名队委之一，谈到面对峡谷的危险时说：“要真出事了就当我水葬算了。”其他人也纷纷表示了决心，希望能参加这个神秘峡谷的漂流。
杨勇沉默许久，他还是不大相信在雅江上游会有如此险恶的峡谷，但在高原，江水的温度太低了，一旦翻船，人掉到水里很快会冻僵，峡谷里面江水流速很快，除了自救，获救的机会很小。
最终，出于安全考虑，杨勇决定精简队伍，只下水两艘船，共12名队员，号称“12人敢死队”，其余队员全部上岸做接应。名单宣布后，队医曹德连忙给大家再次恶补急救知识，还做起了人工呼吸的示范，副队长冯春则忙着整理物资。
在队里，大家都称冯春为幺哥。冯春是1986年长漂时的老队员，长漂时，幺哥是舵手，四川人一般称舵手为“船老大”，队友戏称，你不能当“老大”，只能当“老幺”，“老幺”在四川话里是最小的。到1998年雅漂，馮春是副队长，也是教练，队员就不敢叫“老幺”了，亲切地称呼为“幺哥”。
“冲击峡谷，三分技术、七分运气吧！”其实，幺哥心里也没底儿。
这是雅漂队将要冲击的第一个生死攸关的险滩，这段险滩无法接应，滩情不明，一旦开漂，一切都在一瞬间。
要出发了，大家脸上依然挂着笑，但看得出来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
队员兼随队记者税晓洁抓起相机，心情复杂地给12个兄弟每人都拍了一张面部特写。相机对着张涛的时候，他很不耐烦。后来，张涛说税晓洁是“存心不良”，像在给他们拍“遗像”！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实情。谁知道呢？江河漂流是世界上危险性最大的探险活动之一，“长漂”“黄漂”都死份惨重，这在世界最高大河上的“雅漂”会怎样？
下一个接应点，还能不能看到完整的每一个人？
分手的时候，税晓洁与杨勇握了握手，他能感觉到这次握手比以前都用力。税晓洁勉强笑笑：“一路顺风！”
似乎任何言语都显得多余，只能在心里为他们祈祷。
这一段江水的流速明显比以前快了许多。不到5分钟，漂流船就在视线里消失了，犹如两只断线的风筝。大家在岸边默默待了半天，才回过头来，拆帐篷，处理营地垃圾。苦菜花和张天舒一边收拾一边抱怨，对未能下水耿耿于怀，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煽动代管后勤的税晓洁放一条船下水。
苦菜花真名张健旺，队里经济条件最差，身材颇为瘦弱，看起来一脸苦相，苦菜花之名就在雅漂队传开了，苦菜花人虽瘦弱，但对漂流颇为热血。
“老子下水去追他们，追上了还能撵我们回来？”
张天舒甚至要贿赂税晓洁，放一条船5000元，一回家立马付账。 税晓洁开玩笑，你要死了，老子找谁？张天舒马上就要给税晓洁写欠条，写上他死了就他家里人还。
漂不漂
为了对付可能要冲击的险滩，幺哥找来两根碗口粗的木棒，将漂流船绑在一起，两船中间捆扎着小山一样高的装备，外侧船舷各坐4名桨手，众人戏称这是“航空母舰”。
9月24日，开漂不久就是险滩。“航母”立功了，轻轻松松连过两滩。航母的好处在于大浪中稳定能增加不少，但灵活性不如单船。过一个弯度很大的险滩时，右边船身差点刮着岸边锋利的礁石，雅漂队最小的队员万麟情急之下用船桨去撑礁石，巨大的力量将他推得一个后仰摔倒在船舱里，船桨也一下被折断。
漂到下午，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迎面而立，山体犹如刀劈斧砍般险峻。右面也有一座高耸的大山。两座山将雅鲁藏布江去路迎头堵住，两山之间一道曲曲折折的山缝将雅江放了进去。漂流船慢慢前行，漂到峡口向里张望，峡谷里幽深曲折，江水怒涛翻卷，狂奔向前，几个转弯就消失在峡谷群峰间……
这时候，大家刚用“航母”一连冲过了几个险滩，气势正盛。
“老幺，冲进去算了。”杨勇脱口而出。
“不行，冲不得，还是先看一下再说。”幺哥说。
杨勇后来心有余悸地回忆说：“没有我和冯老幺这两句简单的对话，雅漂很可能走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幺哥和杨勇是长漂时的老搭档，在重庆集训时又是漂流教练，在整个漂流过程中，杨勇和其他队员对他的建议还是非常尊重的。
杨勇命令，全体靠岸。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由杨勇、幺哥、包安康、罗浩、杨浪涛组成的雅漂小分队一行5人，在当地一位藏族向导的带领下，从江边艰难地爬上了海拔4000多米的半山腰，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走进了峡谷。
走进峡谷不到两公里，人站在离江面300多米高的半山腰却看不见江面，只听见江水猛烈冲击礁石的咆哮声如万炮齐轰，让人胆战心惊。
幺哥从背包里拿出笔，在一张明信片的包装纸上标注每一处险滩的级别、长度，哪里可以安全漂流通过，哪里有跌水、需要避开。根据多年的漂流读水经验，基本上可以判定险滩的级别和难度。
大家越看越紧张，越看越害怕。江面上礁石林立，跌水不断、险滩密布，四级、五级、六级（漂流险滩的最高级别）滩接二连三……
大家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好险啊！
幺哥收起了标注险滩的笔和纸：“还有什么用呢？根本就无法漂嘛。”
5个人用了近10个小时徒步走完整个峡谷。杨勇在峡谷出口用仪器测算结果是，峡谷全长16公里，落差144米——又一个虎跳峡。
“真悬啊，如果我们当时贸然冲进峡谷，后果必将是全军覆灭。”杨浪涛说。
幺哥说，其实当时说冲不得时并没有想太多，只是自己的性洛和经验使然。多年漂流探险的直觉告诉他，必须谨慎从事，一般来说，如果水面太平缓，多半意味着下面将会有险滩。
国际漂流界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当遇到无法逾越或者危险程度会导致探险者遇难的江段时，可以绕道而过或者沿江徒步穿越。但这个尺度完全取决于漂流者的自我判断，没有人监督。因此，这个惯例也是最有争议，最不好把握的。在现实操作中，因为对不同江河凶险地段漂流危险度判断的不同，有过笑柄，但更多的是遇难事故。
这个备受争议的条例，正是基于“生命第一”的原则，为避免不必要的生命代价而出现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1986年长漂的时候，在长江的险滩前，与中国人同场竞技的美国漂流队只漂到金沙江上段的叶巴滩就决然中断了漂流，中国队执意前进，一寸不落，结果，10多条年轻的生命永远长眠长江。
杨勇和幺哥忘不了当年看着队友被长江吞噬时的悲痛。漂还是不漂？如果不漂，肯定会招致舆论的攻击，对某些人来说，似乎只有死了人才能证实难度，只有死了人，才刺激，才能证明一些什么。
他们也知道自己率领的这群雅漂队员的勇气，只要一个“冲”字，没有人会皱一下眉头。但是，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回到营地，杨勇、幺哥和两名队委罗浩、李宏商议后决定：徒步穿越峡谷最为凶险的前半段，到达相对安全的后段波拉村再继续下漂。
有些队员对这个决定很不理解。聂丹陵当时就炸了：“我不怕死，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为什么要放弃？不漂，那我们干什么来了？”
后来，进入峡谷亲眼目睹了这段雅江的险状后，聂丹陵说，那天要是不停下来直接冲进峡谷里去的话，冲不过一半，肯定就会在白浪翻卷的滩群中船翻人亡。12个人，可能当场就会淹死一半，另一半人即使侥幸爬上岸，也活不下来。因为两岸都是绝壁，人根本无法爬上来，当晚就会在绝壁下冻饿毙命。
江上来客
峡谷不漂了，那就走过去吧。但徒步穿越也不容易，輕装进峡谷看水情都够呛，要带发电机、煤气罐、漂流船、大帐篷等近一吨物资穿过峡谷，没有人帮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离营地最近的是抗耐村，正值青稞收获的季节，村里的劳力和驮运物资的牲口都在忙于抢收青稞，等他们忙完抢收，村长说最快也要5天。尽管队里的资金和食物都很紧张，但除了等待，没有其他办法。
从萨噶出来已经7天，为原定的8天到拉孜而准备的干粮即将告罄：12人这时只有不到10斤大米、小半桶菜油、少许萝卜和一点盐巴。杨勇决定从次日开始，一天只安排一顿饭，特殊情况两餐就中午吃稀饭，晚上才吃干饭。好在村长还决定340元卖两头羊给队伍，并且很快送下山来。 村子在山腰，漂流队在江边扎营。这几天，村里的小孩、妇女们每天都下山围着帐篷，以好奇而同情的目光看着这群奇异的远方来客。
从早上开始，队员还没起来，他们就从山上的村子里下来，在帐篷外面等候，有的在窗户外面看队员睡觉，有的直接把帐篷门打开看他们睡觉。起床后就跑到帐篷里，摸摸睡袋，摸摸防潮垫，什么都新鲜。笔、本子，全部拿在手里过一遍，甚至连一个废弃的塑料袋也拿在手里看半天。
晚上发电机发起电来，亮起灯光，村民从山上跑到江边的营地，围着这个不怕风的火把啧啧称奇。
雅漂队和这些纯朴的村民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几天下来，经常跑过来的几个村民跟队员熟了，队里有活都默默地主动搭把手。那位常帮队伍洗碗的卓玛姑娘，美丽无比，对张涛情有独钟，不时从家中偷来食物让他独享，馋得大家直流口水。
有些胆子大的主动和队员聊天，语言不通，就靠比画，只有罗浩偶尔能跟他们聊上两句。
罗浩在西藏生活了近30年，是队伍里唯一懂点藏语的人。他说，村民不是说没见过外来人，而是从来没在水上见过外来人。藏族人对水比较恐惧，不游泳，不吃魚，除了洗澡、洗衣服，不下水的。远远看水上漂来两个红乎乎的东西，开始还以为是什么怪物来了。
在源头那边，雅漂队漂了差不多7天，才碰到第一个人。不少藏族同胞在看到雅漂队最初几秒呆若木鸡，直到听到一声“扎西德勒”后，才确信雅漂队既非魔又非神，如梦方醒，欢呼雀跃跟随漂流船沿岸奔跑，并示意队员上岸喝茶。
这天快吃晚饭的时候，老村长下山了，他说，牦牛在田里的事儿太多了，可能3天后都无法出发。这几天，村长看到雅漂队处境艰难，村里研究决定，先抽调部分人和牲口，赶陕送雅漂队过去。
9月28日一大早，30名藏族汉子、4名藏族妇女和两头牦牛聚集在营地。很多村民来送行，抗耐大峡谷中，出现了空前壮观的场面，长长的队伍蚂蚁搬家一样跋涉在窄小的山路上。
藏族妇女们不时抢过队员肩上的背包，默默地向前走去。小伙子们一路唱着粗犷的民歌，湮没了峡谷中的涛声。走到峡谷口的山腰上，再回头看，村庄已变得很小了，但仍能看见一些村民站在村口眺望着队伍。
20年后，张涛感叹，现在再也难以找到这样纯朴的村落，若干年后再去抗耐村，说不定他们的壁画上面会出现我们这群人，神奇的、从江上过来的人。
7个“必须”
绝对不能翻船，杨勇一边比画一边说，这个滩必须如何如何，这个巨石处必须得如何如何，那个跌水处必须得如何如何……一连7个“必须”，全得达到，一条不能达到就会翻船。也就是说，不翻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波拉滩，杨勇召集大家在滩口商量了很久，认为两船相并应该能过去。但不能翻船，一旦有人落水，在这么长的一个特等滩里，肯定会搭上几条命。
波拉村位于抗耐峡谷出口南侧，多年前一次巨大的泥石流将村庄冲得支离破碎，侵入雅鲁藏布江的泥石流沟尾形成特级险滩——波拉滩。波拉滩长度大约1公里，滩首主浪高4米，与漂流船长度相当，河床落差极大，雅鲁藏布江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巨浪和跌水。
最后决定抬船150米，下到滩首几块巨石后面再下水。刚徒步穿越了抗耐峡谷，一个个体力其实都不行了。队员们艰难地搬运装备，围观了大半天的波拉村村民一声不响地自愿加入搬运行列。
两船重新用那两根碗口粗的木棒牢牢捆扎并联，站到江水里，背后就是咆哮如雷的急流，不时还有冰凉的水花飞溅到身上，骇人的气势让每个人装船时，都格外地认真和仔细，所有的物资也都——重新捆绑。岸边站满了看热闹的藏族同胞，这时他们大概也明白了这支队伍将要进行的举动，变得沉默起来。
在岸上感觉不到浪有多大，船一冲进滩里才发觉危机四伏。张涛说，我在船前舱，看着一堵四五米高的水墙迎面而来，狠狠地砸在我们身上。船头剧烈颠簸，浪花四溅，眼中全是水花、波浪，其他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惊涛骇浪中，漂流船上下起伏像一片小树叶般脆弱和无助。
这群胆大得近乎疯狂的汉子们全身心融入雅鲁藏布江，并以最原始的求生本能冲进波拉滩时，恐惧感竟无影无踪。
有一个浪扑过来时，船头刚好往一个浪谷里跌去，巨浪居然将船头的人深埋在水里，然后从他们头上扑过，直打到后舱，将后面的万麟和杨浪涛打得东倒西歪，巨浪肆虐下，船里捆扎得不结实的东西全被扫到了江里。每次从浪中钻出来，就像一只浮出水面的潜艇，不等喘上几口粗气，如山一般涌来的巨浪又将漂流船打入水里。
张涛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我们时而被高高抛起，恍惚中透过模糊的双眼能看见四周腾空而起的巨涛中一方蓝蓝的天空;时而被埋进深深的“水井”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耳中满是狂涛的轰鸣声和幺哥声嘶力竭的呼喊：“左边（的人）撑桨！右边（的人）快抢！”
右船的人一下就被抬了起来，足足高出我们左船的人半个身子，左船也急剧倾斜，我觉得快掉到水里去了，“翻了！完了！”我脑海中一下闪出这个念头，但也仅此而已，仍然没有停下手中的木桨拼命地划
漂流船随着急流冲过一个转弯，却发现白浪咆哮的滩中一块巨石迎面而立，巨石下就是一个黑乎乎的大跌水，像一个张着大口的怪兽等着吞噬漂流船。情急之下，杨勇大叫：“跳岸！”
眼看着船就要撞礁石，在这一刹那，船头左舷桨手万麟奋力伸桨去顶，“啪、啪！”木桨断成三节，漂流船擦礁而过，好险！同时，曹德和张涛二人迅速跃出船舱，各自提着一条船绳往江边跳。
张涛跳到江边乱石上，立足未稳就翻到了水里。一下就被急流带离了岸边，拼命游回了浅水区，好不容易将绳子绑在水中一块石头上。不料，被船身一绷，绳子就滑脱了，漂进深水里，紧抓绳子的手被弹得生疼。曹德泡在水里，左手抱着一块石头，右手拼命地抓住另一根绳，但也明显力不从心了，绳子一点一点地从他手里滑走……两条船在急流的裹挟下，向那块礁石冲去，很快就从他们眼前消失。 眼见曹德和张涛“跳岸”失败，包安康和廖中行前仆后继，接着往下跳。包安康又被拖入急流，廖中行瞅准岸边一块巨石，脚刚落地就死死缠住缆绳往石头上绕，船终于被拖住靠岸，避免了一场大祸。众人迅速把曹德和张涛救起，只见他俩的手被勒出两道长长的血印。
“队长，我不行了”
罗浩说，以前我只知道崩溃这个词，但从来不知道人濒临崩溃是什么样子，那一天，我终于知道了。
波拉滩下面约30公里，水流比之前缓了一些，大家不免有些放松。前面两岸山腰上出现两座村落，连接两村的是一座索桥，桥下是一个滩，但不大。快进滩时，在船头瞭望的张涛忽然发现在离船五六米处的地方，几片鲨鱼背鳍似的片石在波浪起伏中闪着寒光，急忙大喊：“水下有石头，快向右！”
但已来不及了，船像刀刀似的向礁石冲去。“噗哧”一声，右船被划了一个两米多长的口子，片石穿透船体，将船牢牢地挂在激流之中。双船打横在江中，奔涌的江水急速涌入，只一瞬间，两条船都被灌满了冰冷的江水。大家拼命地用桨去撑礁石，想让船挣脱，但仍然无济于事。情急之下，万麟冒险跳到了急流中的礁石上，重量减轻的船身开始松动，终于从片石上脱离出来，被急流冲了下去。
松了口气，才发现江面上漂浮着一些土豆、筷子，还有几个碗时浮时沉。再看右船，只剩个船框架浮在水面上了，船里是一片汪洋。罗浩、廖中行小心翼翼地坐在船帮上划船，生怕一不留神就从船底的大洞里漏出去了。
但大家情绪还不错，看着满江漂着的物品自嘲：“在拉孜的接应队员要是看到这些漂浮物，肯定认为我们全完了，多半立即将大车上的物资分光作鸟兽散，苦菜花说不定会继承‘先烈’们的遗志，扛一条船独自漂下去。”
曹德带了很多缝合的手术细线、止血钳，打算在途中给队员做外科手术的，但一路上大家都没有出现这种状况，这下，整天叫嚣没手术可做的队医大过手瘾，把船缝得特别好看，虽然还是会进水，但放的东西不会掉下去。
当年，风靡全球的大片《泰坦尼克号》正在中国上映，税晓洁开玩笑总结：“萨嘎到拉孜这一段是漂流以来最为凶险的一段，杨勇偏偏就在这一段忘了带望远镜上船来，以至于漂流船触礁，就像‘泰坦尼克号’忘了看望远镜撞上冰山，我们也是命里有此一劫。”
这几天的漂流，大家发现一个规律，一冲滩天空就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阴雨绵绵。以至于只要看不清前面是否有滩，大家就抬头“问”天，屡试不爽。
离拉孜约60公里，水情开始改变，坡降开始加大，险滩一个接一个。在雪雨霏霏中冲过一个又一个的滩，雅漂队员全身都在滴水，再被江风一吹，冷彻入骨，所有人全冻得脸色铁青。
屋漏偏逢连夜雨，接下来的一个滩，天空雷声大作，花生米般大小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大家拼命往前划，想找一处平水靠岸。冰雹越来越大，砸得人不敢抬头，好不容易靠岸，逃命似的往岸边岩石下飞奔。张涛光着脚，本想套上一雙雨鞋，犹豫间，冰雹已打得脑袋“乒乓”作响，急忙光着脚就往岸上跑，冲到块唯一能挡住冰雹的石下躲起来。这块石头就一两平方米，12个大老爷们儿挤在下面瑟瑟发抖。
冰雹下了5分钟左右，两旁山岭、河岸、山径小路已全被冰雹覆盖，极目四野，白茫茫一片。雅漂队员苦不堪言，本就浑身哆嗦，再来这一下，真是雪上加霜。漂流船满舱冰水，雨鞋也泡在水里了，但脚还得放进去以便划船。风仍旧刮着，全船的人都在抽搐发抖，脸色铁青。
队员们紧咬腮帮，机械地划着船。
“怎么还看不见接应点啊，队长，我不行了，再这样下去，全队都会垮的……”一天都不言语的曹德突然说。
20年后，幺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雅漂太苦了，因为资金困难，漂流装备压缩到漂流江河的最低标准，12年之后，我们当时的漂流装备跟1986年长漂时是一样的，数量上甚至还不如长漂，幸好重庆长江橡胶厂赞助了漂流艇。肯·沃伦1986年漂流长江的是承重2吨的橡皮艇，包括防寒泳衣、保温救生衣、保温防水靴等等，每名队员拥有上百种装备，1998年，雅漂队员只有普通的救生衣和雨靴。
“如果资金充裕一点，船好一点，有钱买防寒泳衣、保温防水靴等专业的漂流装备，我们不至于这么苦。”幺哥说。
到晚上7点，队员们又冷又饿，体力已经耗尽。廖中行对罗浩说：“我他妈不想活了，真他妈的想跳下去算逑。”
“他脸色苍白，形如木槁，看起来随时可能一头栽到江里。”与廖中行相邻的罗浩说。
日暮时分，又冷又饿，体力已经到了极限的“12人敢死队”在地平线上看见拉孜大桥的接应点时，都已接近崩溃的边缘。
在岸上接应的税晓洁说：“当他们靠岸时，我跑过去逐一拥抱，他们全都湿透了，浑身瑟瑟发抖，连嗓子都变了音。个子最高的罗浩连说冷、冷，钻进帐篷捂着睡袋老半天都没缓过来，我递给他的香烟都拿不住，手哆哆嗦嗦根本没办法点火。”
集训
3个月前，税晓洁坐了4个多小时的火车硬座，从重庆来到万盛。路上一直在下雨，火车晚了点，刚下火车，他看到一群穿戴统一的孩子冒着雨迎接雅漂集训队员，喧天锣鼓中走出万盛火车站的站台，出候车室后，税晓洁和其他队员一起坐上一辆大巴车，奔赴58公里以外的铜鼓滩漂流基地。
第二天，新闻发布会按照演练按部就班地进行。高潮在会后的试漂。官员记者和部分队员分乘3条船，欢呼着举着旗帜顺江而下，现场闪光灯频频闪起，拍完照，官员和记者上岸之后，税晓洁和6个集训队员也打算弄条船下水，这是税晓洁第一次真正的漂流。
“当时，英雄主义心理作祟，胆子都有点大，都没多想，拉上一名当地船工就下了水。”税晓洁说。
后来，税晓洁在他的《雅鲁藏布江漂流历险记》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椽皮艇跃上浪头腾空弹起，眼皮底下的江水成一口锅，这时的感觉像要飞，要飞过旋转的水锅锅底，根本不容愣神，船尾又猛地一抬，船头飞冲向对面的锅沿，另一个浪尖，过前两个滩时，有惊无险，飞翔的感觉愉悦得让人不由得大叫。
过第三个险滩时，船一下子就打了横，撞向江边的悬崖，船头的老聂用桨去撑，被撞回的船桨猛地冲向我的左胸，我像一只被击中的小鸟飞入水中，连呛几口水，感觉还没见着雅鲁藏布江的影子就这么完蛋了。万幸，脑袋冒出水面的时候，我一只手本能地抓住了船舱的绳子，1.89米的罗浩长胳膊一伸，把我拉进了船里。
尽管如此，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雅鲁藏布江漂流仍然充满期待，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接下来的训练中。雅漂集训号称“军事化”，集合、跑步、体操、下水训练……单调而又紧张。
铜鼓滩到晚上没电，入夜，便只剩下东聊西侃，好在这群人都有一肚子故事，聊起来不乏谈资，倒也觉得日子过得很愉快。后来张涛说，这帮哥们为什么感情会这么好，全靠聊天聊出来的，没电只能聊天，如果有电视，或者像现在一样有智能手机，大家都傻不拉几地看电视，各看各的手机，不会有沟通交流。
1998年是世界杯年，6月10日，世界杯开幕那天，队员想看球赛，就跟教官请假。那天训练完后，几个球迷弄了一条船划到对岸，把船锚好之后，徒步走了6公里，到了羊磴镇。羊磴是贵州一个依山傍水汉苗杂居的边城，漂流队员找到一个苗族老乡的小飯馆，吃了饭，就窝在饭馆的一个14寸的黑白电视机前看直播，看完了，队员就着月光打着手电，走6公里山路回到江边，这帮哥们上到船上，划到对岸，回到宿舍已是凌晨3点。
那天晚上，这群年轻人为了看世界杯，划着船，走6公里山路，从重庆来到了贵州。20年后，张涛回想起那时的场景说，球赛其实都记不得了，这帮哥们在山路上意气飞扬地聊天，月光下的那种感觉给他印象极其深刻，是年轻男性的那种感觉，不是跟一个女孩子月光下走路，是男人之间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训练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水上训练的教练是幺哥，1986年长漂老队员，要求非常严格。正式下水以后，开始很刺激的冲滩，也很快就冲得人身心疲惫，觉得有点单调乏味。但随着训练的深入，大家越来越清楚了江河漂流是怎么回事，铜鼓滩的11.2公里与雅鲁藏布江比起来，只能算是一条小溪，没有很好的水上技能和默契的集体配合，只能说是去送死。
铜鼓滩集训每天都是高强度的体力消耗，队员正年轻，饭量特别大。刚开始的时候饮食差强人意，奇怪的是，最后一周伙食水平直线下降，税晓洁说，好几次半夜被饿醒了。向组委会反应伙食问题，他们说，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怎么上西藏。
队员就不敢言声了。
6月27日，又来了一批记者到铜鼓滩，众队员带着记者漂了一次，拍了很多镜头。晚上是万盛区安排的篝火晚会，也是正式的雅漂队铜鼓滩集训结束仪式。这个仪式上，除了给地方授旗、组委会的官员们向铜鼓滩漂流公司表示感谢外，就是看当地组织的苗族歌舞。
组委会没有人给队员交待下一步如何安排，也没有人再提队员们何时到原来说的乌江去训练，什么时候进藏，这些队员怎么办。
大家都有点纳闷：“集训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队员找杨勇问组委会的情况，杨勇说自己也稀里糊涂，5月前期考察的时候，组委会的承诺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就这样，队员迎来了雅漂集训结束后怕惶不安的一夜，大家心里七上八下，有队员悲伤地说对雅漂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钓鱼
经历生死考验之后，队员在拉孜休整了两天，在拉孜县城大家可以去邮局往外打电话，来自各自亲朋好友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谣言满天飞。
事实上，雅漂过程中，每到一个有人烟，能打电话、与外界通信的地方，总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华西都市报》登出消息，雅漂队失踪，杨勇弃队而逃。聂丹陵打完电话，一脸的愤怒。家人告诉他，前些天有人打匿名电话到他家里，声称“聂丹陵已在漂流途中遇险死亡”，家里乱成了一团。
大家听了啼笑皆非。
过拉孜后，雅漂队斗志依旧旺盛，但他们也逐渐意识到，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内忧外患之下，要完成雅鲁藏布江漂流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从拉孜到日喀则150公里，期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那天拂晓，其他队员还在酣睡中，罗浩爬出帐篷拍日出，刚走到江边，他看到苦菜花拉着船往江里拖。
“菜花你干什么”，罗浩跑过去，沙地上已经拉出了半条船的船印。
“我要自己往下漂，一个人漂到江里死了算逑，我们都买了保险，我死了之后队里就有10万的保险费，队里就有钱可以继续往下漂了。”苦菜花一边说一边继续拉船。 “你不要命了，你不要我们还要呢，你死了痛快了，你以为你死了我们还能继续漂吗？”
罗浩说，那天菜花穿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表情决绝，看上去不像开玩笑。
到日喀则后，队伍资金愈发紧张，杨勇通报情况，全队资金总共还剩4300元，几乎可以说是山穷水尽。到日喀则行程才刚刚过半，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朋友和外界援助，而且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天开始冷了，季节不等人，越往后漂流的危险越大，现在的局面很不乐观。
但大家纷纷表示，不管怎样，一定要将雅漂进行到底，哪怕是为了争一口气。
几天前，在拉孜接应点，几只野狗经常跑到雅漂营地找东西吃，那段度日如年等待队友消息的漫长日子，税晓洁给这几条老围着营地转圈的狗分别取了名字，有两条就叫“组委会”和“秘书长”。
税晓洁说：“这几个畜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称呼。一喊，就冲着我们摇尾乞怜。”
9个月前，组委会、秘书长对这群队员来说还是一个神圣的名字。
1997年年底，拉萨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找到杨勇，说准备搞一个漂流雅鲁藏布江的活动，杨勇是1986年长漂时的老队员，长漂后一直在做大江大河源头科学考察、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对雅鲁藏布江也颇有兴趣，欣然同意。
接下来重庆雪鹰公司牵头成立了“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组委会（后来我们查到这个公司成立日期是1998年1月16日），杨勇也被任命为组委会成员，开了新闻发布会，招募队员，完了去重庆铜鼓滩训练。时间已经来到6月下旬，这个时候按道理来说应该积极筹备了。
物资的影子都没看到，没有时间表，资金也没有到位，名为训练，组委会那群人却在外面搞宣传拉赞助，看不到他们真漂还是假漂。
“铜鼓滩‘雅漂集训’，实际上成为组委会钓鱼的鱼饵，这帮人就是为了圈钱，训练后期这个问题就越来越明显，和我们的初衷发生了变化。”杨勇说。
“鱼饵们”更是群情激愤，杨勇是队长，队员给他施加压力，天天闹情绪，老问他什么时候出发。7月份了，还不说出发的事，不进行实质性准备，怎么进藏？装备怎么买？漂流计划怎么制定？这些组委会一概无人提及，训练结束后把队员撂在重庆。
杨勇说，这个情况肯定要做决断了，最迟7月底，再晚了天气转凉就漂不了了，如果组委会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我们自己出发。
杨勇向组委会转达队伍的意见，组委会跟杨勇挑明，你要站到我们这一边，我们是要搞钱的，拉到赞助也有你的利益。
“他们给我承诺，（雅漂）搞起来你有几百万，别墅你都有份。”杨勇说。
与1986年长漂不同，1998年雅漂实际上是一个商业行为。
1986年长漂，中美争夺首漂权，万人空巷，全民关注，是一件关乎民族尊严的大事。雅漂已是12年后，古老的中国一切都在商业化，避谈商业是可笑的，也是不现实的，探险活动也不例外。但商业的前提是契约精神，钓鱼不是商业，是渔业。
对组委会来说，饵是下了，鱼却并没有钓到。
但对每一个漂流队员来讲，他们想的并没有那么多。为了参加雅漂，有的人办理了停薪留职，有的人放弃了升职考试的机会，有的人辞去了工作……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是来漂流的，能漂就行，其他的事我们不关心，张涛说。
组委会打着官办的名义，利用雅漂队来炒作，来圈钱。杨勇说，首先我就肯定接受不了，队员就更接受不了，当时我就决定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我们自己干。
没钱怎么办？在杨勇成都的办公室里，杨勇和幺哥两个长漂的老大哥抽着烟，商量这个难题。
“老幺这样子，每个人集资5000，愿意干就漂”，杨勇狠狠的吸了一口烟。
回到拉萨
10月13日晚，雅漂队回到拉萨。
45天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奔赴雅鲁藏布江源头。路过雅鲁藏布江的时候，队员下车跑到江边拍照，这里虽然不是峡谷，但见江水一派奔腾咆哮之势，难以想象漂在其中是怎样一番状况。好在对于雅漂的18条汉子来说，一切都已经很简单，现在他們只要面对这条江就行了。
在这之前，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只有这条汹涌澎湃的大江。
7月30日，交完钱，签下《生死责任书》的雅漂队员从成都龙华饭店出发，奔赴拉萨。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有相当一部分集训队员决定退出，比如罗浩。
罗浩说，这么大一个探险活动，如果这么搞，是非常危险的，没有后援，政府不支持，资金没保障，不能拿生命去开玩笑，我就退出了。
队员集资大大出乎组委会预料，没想到这些人还真自己筹钱出发了。组委会跟雅漂队商量，你们到拉萨等我们，组委会的钱随后就到。
这时，雅漂队和组委会还没有彻底闹掰，一方面，每人集资5000元对雅漂来说远远不够，万一组委会真能筹到钱，对雅漂队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另一方面，雅漂队需要办一些手续——边防证、大峡谷批文等，没有组委会，很难办下来。
组委会这边也想借雅漂队的出发再做文章，继续宣传，希望能搞到一点钱，无论多少。
然而到了拉萨，组委会还是一分钱没有，边防证、批文一个也办不下来，并且通告雅漂队，今年时间太紧，诸多筹备工作没有落实，雅漂推迟到明年举行。西藏政府方面不知道雅漂队开拔出征之事，组委会与政府间很多问题尚未落实，政府将不再介入雅漂活动，并撤销了组委会的承办权。
队员们愤怒了，满怀热情在重庆集训、风餐露宿长途跋涉了数千公里来到拉萨，结果却是不许漂了，明年再来？ 几个月来，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全都白费了？
为了参加雅漂，张涛、杨浪涛辞去了工作。为了筹集经费，有的队员拿出了仅有的积蓄、有的队员东借西凑，苦菜花甚至退掉单位分给他的一间房子，仅仅只是为了1000元的房款……
怎么对社会交待？怎么对单位交待？怎么对家人交待？怎么对自己交待？
这个时候队员内部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情绪，有的人怕组委会不参与，后续的保障就没有了。
因为官办改民办这一游戏规则的改变，8名队员表示退出雅漂队。这8人当中，有4人被认为是漂流队的主力，铜鼓滩训练时幺哥就把他们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他们走后，幺哥感叹：“好的都走得差不多了，尽剩下一些老弱病残。”
组委会再一次戏弄了雅漂队，又无力解决此时的残局，雅漂队成了孤军，浪迹拉萨街头。大浪淘沙，不管是否老弱病残，能留下来的都对雅漂义无反顾。管他“民间”还是“官办”，事情只有做完再说。
边境证批不下来怎么办？
杨勇给罗浩打电话：“你快来吧，这边已经焦头烂额了，我们现在连边境证都办不下来。”
罗浩从小在西藏长大，在西藏工作生活了20多年，1998年刚刚调到成都来，在地方有些熟人，是个西藏通。接到杨勇的电话，罗浩有些诧异，杨勇平时给人以铁人印象，很少用这么焦虑的口气对人说话。
“这事就严重了，边境证办不下来，肯定走不了”，罗浩说，“我在想兄弟们，毕竟通过训练一个多月，还是有点感情，我就想这帮哥们儿准备那么长时间，这么苦逼地进去了，然后又不让漂了，然后再坐车苦逼地出来，有点过分了。”
罗浩买了张机票，从成都飞到拉萨。
边境证、批文办下来了，罗浩也自然而然地重新加入队伍。
8月26日，决定“为尊严而战”的20多名雅漂队员和记者在《联合声明》上一一签字，《联合声明》决定：全体队员集体脱离组委会;以队员集资的方式，筹集资金，确保本次活动的顺利开展……
8月28日上午10点，雅漂队一行20人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简单的仪式后，从拉萨出发，杨勇乘一辆租来的三菱越野车打前站，大多数雅漂队员挤在一辆解放卡车的后厢里向源头进发。
一直急匆匆地赶路，有一天，天黑透了才赶到一个道班，大家饿晕了，好容易吃上饭，一阵根本不知道什么滋味的狼吞虎咽后才发觉肚子胀得难受，有人提议徒步消食。在漆黑的原野上，七八个雅漂队员企鹅一般横七竖八地走着，时不时有人被胀得发出狼一样的啸叫，引得周围野地里的野狗也是一阵乱叫。
“大家难受得兴高采烈，一切烦劳、曲折、屈辱终于抛到脑后，老子要漂啦！”张涛说。
落水
队伍出发以后，很多媒体都收到以“中国雅鲁藏布江科学探险漂流组委会”和“重庆雪鹰文化促进发展有限公司”名义发出的一份传真，宣布雅漂队为非法的民间组织，队员在杨勇的煽动下冒险漂流。
这份传真很有杀伤力，事实上，整个雅漂过程中，除了成都的两家媒体偶尔发出的一些前后矛盾的报道和几个雅漂队随队记者的零星报道外，这支队伍就像風一样地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
漂到拉萨的雅漂队已经弹尽粮绝，所有队员都在雅漂友人林洁所在的西藏文联办公室打地铺，在拉萨休整了3天，主要任务是化缘。经多方筹措，筹集资金一万余元，其中最大一笔款项5000元，是西藏文联一位著名作家赠予的。老作家听到雅漂队的经历后，主动捐赠5000元，唯一条件是不要说出他是谁。
离开拉萨开漂的这几天，队伍一直快马加鞭，时间和金钱都不允许他们有丝毫喘息，这时，全队只有16000元，资金仍旧十分紧张，而且他们得赶在11月大雪封山前到达雅鲁藏布大峡谷。
日喀则下来不久是加查峡谷，加查峡谷长37公里，落差270米，江面有两处瀑布和13处1米以上的大跌水，其中涅尔喀瀑布高5.3米。1994年一支美国探险队尝试漂加查峡谷时，大部分江段都是抬船而过。杨勇曾到加查峡谷考察过，他认为，以雅漂队现有的装备状况，如果要漂加查峡谷，几乎不可能。
在此之前，基于同样的原因，雅漂队还放弃了拉萨前约40公里的尼木峡谷下半段，对于又放弃加查峡谷，老英雄聂丹陵很有意见，扬言要给新闻界曝光。
杨勇说，以他们当时的装备、后勤、接应和体能，不漂尼木、加查并不是丢人的事情，到哪儿都可以对别人讲这事，还毫无愧色。
绕过加查之后进入朗县，随着海拔的不断降低，这里已有森林覆盖，深秋的满山红叶夹着一江碧水，令人心旷神怡。不过，在醉人的美景下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险恶。
朗县峡谷洞嘎段在10公里以内有两个巨浪翻滚的跌水，还有十几个大小不等的险滩，丝毫不容队员们喘息。在漂流前踏勘水情的时候，幺哥按藏族的习惯，在江边的石滩上用石块垒了一个玛尼堆，据说能消灾除难。
这段峡谷一滩比一滩凶，在冲出第一个跌水后约2公里，漂流队员又接着冲第二个跌水。这个滩的浪极不规则，远看起来不大，但却发生了漂流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刚一下滩，担任左船第一桨手的聂丹陵就被冰冷的大浪打得喘不过气来，两米多高的水墙中，漂流船在浪尖与浪底之间上下跌荡，一个接一个的大浪席卷而来，浪花四溅，队员们齐声吼出的号子：抢，拼，抢…… “杨勇和幺哥是两个舵手，坐在船尾，又高又大的浪迎面扑来，他们一点都不畏惧，嘴里还叼着烟，看起来还非常享受”，随队记者黎文背对着浪，在船头拍摄队员冲滩的表现，“当时在相机取景器里看到他们实在是太帅了，像极了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
下一个滩更猛，漂流船前后左右全被开锅似的江水笼罩，一个巨浪再次呼啸而来，碗口粗的圆木并联起来的两艘船被巨大的冲力挤压成拱形，船尾浸入水中，在船尾担任舵手的幺哥当即被从后面追上来的一个卷浪拖入水中。当时全体队员精神高度紧张，全力以赴对付着前方凶险的大浪，谁也没注意船尾少了一个人。只有幺哥右侧的杨勇回过神来，急得大叫：“冯老幺，快上来！”
千钧一发之际，这个曾经历过长漂的汉子显示出惊人的敏捷。从浪涛中一冒头，一把抓住了船尾的救护绳，在旁边焦急万分的杨勇赶紧伸手把幺哥拖了上来。多年漂流探险的经验救了他一命，要是换上别的队员，后果将不堪设想。
幺哥浑身都在发抖，头上的帽子、手上的舵桨已不知去向，甚至连穿在身上的运动裤也被江水拖走，只剩一条内裤。
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10秒钟之内。船靠岸后，在岸上接应的张涛过去一看，只见幺哥赤裸裸的，竟然已经没有了裤子。
幺哥还心有余悸：“有点猛噢！（裤子）都被脱光逑了！”
穿越峡谷
10月27日，雅漂队漂至派乡转运站以下的雅鲁藏布江边靠岸。大家却没有预想的兴奋，靠岸后仍一如往常地收拾东西、抬船。一切都很平淡，如平日每天所做的那样。
对于雅漂队而言，现在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雅鲁藏布大峡谷。
在雅漂队之前，也有人做过漂流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尝试。
1993年9月10日，日本人武井义隆刚在帕隆藏布下水试漂，就被汹涌的水流冲进更加凶猛的雅鲁藏布江主流失踪。当时武井义隆才24岁，刚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不久，据说是一位深谙水性的桨手。
1998年10月16日，一支美国人组成的探险队在《国家地理》杂志的资助下对大峡谷做尝试性的漂流，探险队成员孔顿在大峡谷左岸漂一个落差为8英尺的瀑布时，掉进了瀑布下面的漩涡里，然后队友再也没有见过他。
美国探险家蒙西认为有些江河永远无法漂流，雅鲁藏布大峡谷便是其中之一。
与1986年长漂相比，1998年已经拥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探险更加理性，不是那个必须一寸不落漂流的时代了。徒步穿越大峡谷是漂流的延续，雅漂队必须对大峡谷进行考察，现在不具备漂流大峡谷的条件，徒步考察就是为后来者作贡献。
由科学家、新闻工作者和登山队员组成的“98中国人类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队”（以下简称国家队）一行46人也同期抵达派乡，这个活动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办，资金有300多万。雅漂队靠岸时，国家队里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军、马挥（1987年黄河漂流队队员）、《中国环境报》记者杨西虎3人来江边接应雅漂队，他们知道雅漂队境况艰难之后，坚持以个人名义捐款800元给雅漂队。
张军和杨西虎回到队里，有人找他们谈话，意思是作为朋友可以与雅漂队接触，但不要太多，那样会影响不好，更不要去报道他们。当天，国家队总指挥高登义给全体队员开会，并约法三章，对雅漂队不准接触、不准报道、不准帮助。
晚饭后，杨勇实在想不出该回赠些什么礼物，拿了些羞于出手的榨菜和红景天口服液对国家队作礼节性回访，那边唯恐避之不及，雅漂队遭到如同穷人见阔亲戚的冷遇。
那几天，进入大峡谷的除了雅漂队和国家队外，还有一支攀登加拉白垒雪山的西班牙登山队。他们皆财大气粗，早已找光了背夫。这两支队伍平均每个队员配6个背夫，雅漂队两个人也合不上一个。在大峡谷无人区，衣食住行种种所用，都得靠人背马驮，雇佣的背夫越多，给养也就越丰富，安全系数也大一些。
加拉村是从派乡进入大峡谷后继续向前的最后一个村庄，村旁就是海拔7294米的加拉白垒。再往前走，就是号称最神秘的从未有人走通过的白马狗熊—西兴拉一带的核心区。这一带是无人区，大峡谷中最能勾起人们好奇心的也正是这里，特别是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大瀑布？
从雅鲁藏布江源头漂了2000公里到达大峡谷口的派乡，来不及休整，雅漂队又快马加鞭沿江徒步向加拉村进发。清点粮草，全队这时只有80斤大米、12听猪肉罐头、50多块压缩饼干……放开肚子的话，3天就能干光。
钱也不够了，这时，全队的资金只有1万多元，国家队仅请背夫的费用就达45万。按当时的物质条件，雅漂队要沿江走完大峡谷，每天能吃饱肚子都很困难。但雅漂队全体没有人提到过哪怕一个退字，都很自然地背起了近40斤的背包。
但再能背，可负担的重量也有限，没足够资金，请不起背夫，集体冒进进入无人区，走不了几天全队都得饿死，被弄得焦头烂额的杨勇开会让大家决定怎么办，争执良久，包安康提议：“请4个背夫，选8个体力好的队员进大峡谷核心区，剩下的人返回派乡，走多雄拉山口去墨脱，为雅漂二分队。”此提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
这个将要分出的二分队在当时每个人的心中都被认为是后撤，谁也不愿意进入这个名单。
从源头漂到派乡一路艰辛，终于活着到了大峡谷，谁都想继续前进，亲眼见证神秘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核心区。
名单一公布，张天舒、苦菜花就找杨勇表决心，堅决要上一分队。
张天舒以退队相威胁，杨勇勃然大怒，将他一顿迎头臭骂，这是几个月来杨勇第一次对队员发这么大的火。晚饭前，苦菜花哭诉了半天自己辛苦3个月却不能作为主力进核心区，越说越委屈，忽然抽刀要捅向自己的肚子，吓得聂丹陵手忙却乱地去抓刀柄，大家一阵哄劝才安静下来，他却拒绝吃晚饭。 大家开始分头准备。张涛进入了一分队，二队的曹德将干粮全拿了出来让他带上，直到大登山包装得鼓鼓的。张涛犹豫了很久，忍痛将120相机、三脚架、电池盒、相机包都放弃掉，这样就省下不少空间，但这些空下来的地方立即就让12块压缩饼干、5包榨菜、2张大饼给占满了。
偷来的地图
从加拉村出发已经6天了，每天在深山老林里爬上蹿下，负重近40斤，近乎垂直的上升下降，大家都累得半死，国家队一个拿着GPS的人对杨勇讲，前5天只走了8公里的直线距离。
到白马狗熊的路是名副其实的无人区，雅漂队中唯一走过这一段的背夫达娃也不记得了，不得不跟着国家队的庞大队伍。
当天晚上，杨浪涛的摄像机电池用完了。没有别的办法，杨勇只能厚着脸皮向国家队求助，他们带了发电机。
“无非只是将我们的充电器插头插到他们的插座上而已，但仍然被拒绝了。”杨勇说。
实在没办法，只好去西班牙人的营地寻求帮助。
杨勇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加手势比画了一阵，他们竟很爽快地答应了，说可以充电。不过一个老外向国家队的营地方向看了看后带着很奇怪的表情问杨勇：“那边有你们中国人的一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怎么不向他们求助？”
杨勇无法回答，只得尴尬地笑笑。
那天晚上回到营地后，杨勇打开地图，正对着地形研究大峡谷核心区徒步线路。突然，国家队的民工冲过来，说雅漂队偷了他们的地图，让杨勇把地图还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开始动粗了，要抢”，杨浪涛说，“他们那边人多，二三十号人;雅漂队才8个人，外加4个民工。”
杨浪涛直接把刀子就拔出来了：“谁他妈上来老子就捅谁。”
“他們也不怕，他们人多，要来硬的，他们要是来硬的，我肯定也捅”，杨浪涛说，“我也不怕，我知道他们不会真的要拼，反正我不怕，打架呗，就把刀拔出来了。我们一直被欺辱，被歧视，还不敢发怒，还得求着他，反正很难受，当时不想活了，拼了。”
正当要火拼之时，国家队民工的领队扎西平措出现了，让民工全部退后。
“这个地图是军事机密，是总参的图，偷地图是违法的。”
“地图不是偷的，是一个民工卖给我们的。”杨勇说。
“哪个民工卖给你的，你也讲个道理出来，不能随便栽赃给别人，否则我们就报案了。”
前来闹事的人群中自然看不到那个民工。事实上，那张地图是前些天在加拉村的时候，税晓洁给杨勇的。当时还没有分队。那天，一个国家队的民工神秘兮兮地把税晓洁拉进帐篷，从怀里掏出一张墨脱县地图，说是以前到墨脱县背东西时从一栋废弃的房子里捡来的。税晓洁一看地图，大喜，讨价还价半天，15元人民币不行，又加上一双军用胶鞋成交！
“真的是民工卖给我们的，找不到民工，我们也没办法。”
“不管是哪儿来的，你们再不还我们就要报案了”，扎西说，“这个图你们没有资格看，是军事机密，总参的，这个事抓起来是要判刑的……”
杨勇看着图上写着“密”，也许确实是民工偷出来的地图，无论图是从哪儿来的，他把图还给了国家队。国家队还是很不满，嘟囔着说要报案。
第二天，西班牙那支队伍就不再与雅漂队继续前行，他们在白马狗熊待上一天就开始沿原路返回派乡。中午，雅漂一分队来到一处水流汹涌的河边时，过河时用木头架设的桥不见了，两根木头被人拖到了对岸，队员只能涉水过河。
晚饭时，国家队—名向导来到雅漂队营地，索要向导费。
“必须给钱，不然以后我们过河之后，就把桥拆了。”
饥饿
大峡谷的路程不是用距离来衡量的，而是用时间。杨勇出发前问曾走过这段无人区的向导，到第一个村子要多长时间，他的回答令大家几乎绝望，起码要12天。事实上，从加拉村出发之后，雅漂队在大峡谷核心区徒步整整16天才到达第一个有补给的村子。
“故事每天都是相同的，只是山不同而已。”雅漂队员黎文在日记里说，“在那段近乎绝望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翻越一座3000米左右的高山。每天最痛苦的是一睡醒睁开眼除了山，还是山。饥饿感像条鞭子一样抽得我们的胃火烧火燎的，即使这样，大米眼看就要完了，无人区仍是没完没了，没有退路，只能前进，因为返回的路几乎和前进的路一样艰难。”
在大峡谷，苦和累似乎都可以忍受，最不能忍受的是饥饿。为了保证不断粮，少得可怜的食品必须限量供应。从进入无人区开始，雅漂队就不敢煮饭了，每顿都是熬一大锅清水稀饭。小小的一听猪肉罐头，8名队员一同分吃。每次宿营吃饭时，杨勇掌勺，每人只能有3瓢稀饭，而切成薄片的肉，更是一清二楚，每人分几块。
大家笑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队长饭瓢抖一下！”
11月8日是杨勇的生日，生日礼物便是吃饭时大家给杨勇多加一勺稀饭，本来两个人吃的一小袋榨菜“赏”他一包。
雅漂队运气不错，在断粮的紧要关头遇到了两位猎人，他们正打了猎物准备回家。两条肥美的牛腿要价800元，国家队二话不说便买了去。雅漂队囊中羞涩，55元买了只牛头，杨勇解嘲道：“牛头肥，好吃得很！” 餓极了，队里最小的队员万麟想了一个办法，在国家队营地的垃圾里收食品包装袋，拿回来抖一抖，刮点油，这个事还得偷偷地干，不能被他们发现。
后来杨浪涛开始抽烟了，他从不抽烟，在大峡谷无人区抽了第一口，因为发现抽烟可以缓解饥饿。
大峡谷里面烟也特别紧张，最后快断了，一根烟8个人抽，一人一口。
“杨勇抽烟的习惯，深吸一口，一根烟只剩一半了，剩下7个人抽剩下一半，那时候每个人都想打他。”张涛说。
到后来，食物极度匮乏，所有的食物实行配给制，每人包里的食物全部上交，全队统一分配。但是，人到了极端情况下是绝对自私的，很多人都藏了最后保命的东西。
20多块巧克力，拿一个小布包把它装起来藏在背包里面，这是张涛的续命神器。
张涛说：“我跟包安康关系特别好，他在大峡谷里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了他6块巧克力作为生日礼物，这个最后就是救我命的东西，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中秋节的月饼，杨浪涛还有一些没有吃完，他一直带着，谁也没告诉。
“还有在拉萨买的大白兔奶糖，实在饿的不行了，走一两公里就摸一颗大白兔，还不能被人发现”，杨浪涛说，“但如果是真的全队断粮了，快饿死了，我会拿出来分享，那个时候还没到那个份上，只是饿，非常非常饿。”
在大峡谷，张涛和杨浪涛住一个帐篷，晚上在帐篷里，杨浪涛背着身，偷吃月饼。
饿到极致，对任何食物都非常敏感，杨浪涛一吃月饼，香味传过来，张涛的肚子就稀里哗啦响。大峡谷的晚上没有任何声音，除了瀑布、水流的声音之外，肚子的叫声在帐篷里听得清清楚楚，杨浪涛听到之后还是很淡定，继续吃。
吃啥呢？张涛问了一句。
月饼。
然后对话就停止了，没有人再说话。
其实杨浪涛知道，张涛问这个就是想吃，你不主动开口要，我也不主动开口给。
胜利了
11月26日下午，8名雅漂队员走出一个密林，看到远处的山顶上露出一些闪闪发光的铁皮屋顶，过路的人告诉他们，墨脱要到了。这是他们从派乡出发的第29天，这个时候他们蓬头垢面、形如乞丐，说只剩下半条命并不为过。
幺哥的脚被竹签扎穿，走路一瘸一拐;杨浪涛从一块大石头上滑落，右脚软组织撕裂，后来一直踮着脚走路;杨勇滑倒撞伤右侧肋骨，多日无法侧睡;包安康疲劳性关节炎发作，下山时候膝盖喀喀作响;张涛滑坠，幸好遇到突出的石头平台制动;黎文从6米多高的悬崖上直接拍下来，好在背包先着地，奇迹般的并无大碍……
近一个月时间，这群人克服饥饿、伤痛和疲惫，背着40斤的大包翻山越岭，走通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核心区的加拉村一白马狗熊—西兴拉—墨脱一线，到墨脱也意味着雅漂队完成了从雅鲁藏布江的江源到江尾的几乎是全程的活动。
墨脱，这个“莲花盛开的地方”，一个月来每天都挂在嘴边的地名，终于出现在了大峡谷核心区小分队的视线中。这个时候离雅漂队从成都出发，差4天就4个月了。
事实上，12天以前，雅漂二分队就进入了墨脱。从加拉村分开后，杨勇带领8名队员进入大峡谷核心区，曹德带剩下的队员回到派乡，翻多雄拉山进墨脱，是为雅漂二分队。在墨脱，雅漂二分队又一分为二，税晓洁和藏族民工更桑沿江上行到大峡谷最深处的扎曲，寻找传说中的大瀑布，其余的人从波密方向出墨脱。
税晓洁从墨脱出发6天后，在甘代乡遇上了杨勇带领的雅漂一队，两队相遇，大家都疲惫不堪，连往日惯常的打打闹闹都没有，通报了情况，就各自向前方继续赶路，杨勇他们开向墨脱，税晓洁继续往扎曲走。这时大家都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发现”大瀑布的消息，临别，杨勇叮嘱税晓洁：“有时间的话，一定去看看，不过安全第一，实在不行就算了。”
税晓洁明白，他肩负全队的重托，一分队已经弹尽粮绝，现在只有他这一支生力军，错过大瀑布将是全体雅漂队的遗憾，尽管他们放弃了大峡谷的漂流，但漂流队不清楚雅江主干的水情，是说不过去的。
谁都没有想到，后来藏布巴东瀑布和绒扎瀑布使税晓洁和更桑又多走了10多天，差点饿死在大峡谷无人区。
在藏布巴东瀑布边上，最艰难的时候，更桑突然问税洁：“你，‘老婆’有不有？”
“不有。”
“我‘老婆’多多有了（在更桑的辞典里是女朋友的意思），你老婆都没有，这样劈擦（藏语死了的意思）了不好嘛，没有意思嘛。这样的地方不要来了嘛，不好嘛，老婆嘛，林芝我给你找嘛。”
“你爸爸妈妈有，我爸爸妈妈有，我们两个这样劈擦了真的不好嘛！没有意思嘛！我们两个好好的快快回去嘛，我们两个这个样子不好嘛！”
12月5日，历经艰辛，寻访到藏布巴东瀑布和绒扎瀑布后，税晓洁和更桑终于走出大峡谷，来到川藏公路边上的排龙乡。至此，雅漂队大峡谷无人区的徒步穿越结束。
12月9日，所有人到达拉萨，在布达拉宫广场，雅漂队举行了简短的结束仪式，仪式上他们拉起了横幅，横幅上写了5个大字：
“雅漂胜利了！”
死就死吧
雅漂队走出大峡谷来到拉萨，兜里就没钱了，税晓洁窘迫到在八一镇找杨西虎借钱才付了更桑的民工费。在拉萨的两天，杨勇给队里每人发了50元的生活费，也是找朋友借来的钱。
从拉萨回内地是各自向亲友求援，钱一到，便乘飞机或坐汽车各自回家。杨勇和幺哥最后离开拉萨，他们把队友一一送走，开上那辆租来作后勤的三菱越野从青藏线返回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