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体的融合、不同体裁相互借鉴引起文学变化的问题，做文学研究的人都给出过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或是从社会背景视角入手，或是从文学史角度入手，视角的局限决定了解释的局限，故而后人在理解一个文学现象的时候往往需要取百家之长。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一书的《一种双重结构的出现》中，开辟了另一种视角：文学场的生成是一个外在环境与内部矛盾运作的共同结果。这种以社会学为出发点的综合视角并非完美的解释，但是，相对于单单从文学内部或文学外部出发审视文学现象的做法而言，布迪厄的解释的确为我们开辟了一种“大视野”。
　　一、“双重结构”之“双重”
　　布迪厄意图论证的文学场的中心因素是戏剧、小说、诗歌。在社会空间中，按照商业等级的划分，三种体裁价值由高到低分别为：戏剧、小说、诗歌；而按照声望等级的划分，三种体裁的价值由高到低又转变为：诗歌、小说、戏剧。这些体裁之所以在两个维度上呈现不同的价值走向，与精神状态、经济、政治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相关。在戏剧、小说、诗歌为重要构成成分的文学场中，精神状态是指向场内运作的因素，而经济、政治则以场外角色的身份对文学场的发展产生影响。
　　在以精神状态因素主导的文学场内部，一直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斗争过程：本来属于对立体裁的诗歌、戏剧、小说却会因为一些条件的出现而实现在一个平台上的对话——一群本各有安属的创作者，被本领域的人排斥，不同领域却有着相同遭遇的人会联合到一起，共同构建一个展现不同体裁的艺术立场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个体裁都在进行新的尝试。因为有了其他体裁的对照，也就为新尝试开拓了新视野。这是每个体裁都在开辟的一个探索区域，同时，他们也会有一个生产大众期待的文学作品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作品按照获得统治地位的人的生产理念生产。两个区域代表两种不同的写作立场进行生产，探索区域里的作者充当觊觎者的身份，而商业区域里的作者充当维护者的身份，两者是对立关系，但是也依赖于对方而存在于整个文学场中。
　　在同一题材内部，觊觎者与维护者的斗争的实质是争夺认可度。这种认可度最终会以作品在社会空间中被大众认可的模式呈现。在争斗的过程中，维护者必须时时提防被超越，而觊觎者则要抓住一切机遇超越维护者。为达到这一目标，两个实现必不可少：增加文学生产者的数量，同时创造尽可能多的读者，也就是把整个竞争背景放到社会大环境中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力量。
　　于是，这便涉及到一个问题：扩充自己的势力从社会空间的哪个角度入手？首先是社会空间最有权威的力量——政治场的力量。不仅因为政治力量是社会空间中很有分量的力量，还因为政治力量意图插足文化领域，通过法兰西学院的权威的认可来为“好”的艺术生产树立标杆。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知识分子本来是期望自主性的一类人，但是他们会把自己的某些主张扩充到政治场中去，造成了政治场中的不自主。他们这种公然向政治权威提出质疑的行为，目的是通过否定政治权威获得在社会空间中更大的话语权，以表达与场内维护者决裂的决心。觊觎者在对抗政治权威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与有着相同际遇的画家的力量。画家的艺术生产场的革命性变化的历程与文学场的遭遇一致，都是通过不断否定前人的生产观念来完成革命。所以，拉拢画家来对抗政治权威很容易。而在拉拢画家的过程中，觊觎者同时也把自己的主张扩展到绘画生产场中。
　　当一次成功的革命完成之后，觊觎者变成了维护者，他们重提“自主性”命题，寻求体裁的自主生产，于是，现在的维护者们积极寻求与诸多对象的决裂。画家不再接受作家的干预，作家不再接受政治家提供的模式。于是，画家的作品中只寻求自己表达符号的运用，而不再是借画作表达意义，作家的作品中也少有绘图性语言的运用，一切的文学生产只是为了艺术而生产。
　　所以，文学场的革新是两个维度上共同促进的结果。一是场内精神状态发展的必然，一是政治、经济因素的暗中作用。文学场革命的目的有，寻求一种新的文学生产理念，打破其他场域对文学场的干扰，一个好的文学生产方式是由场内斗争的结果规定的，而不是由法兰西学院规定的。
　　二、“双重”之外
　　布迪厄的文学创作革命的双重性是在研究十九世纪西欧文学革新过程中得出的结论，他特别以左拉的自然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取得一定文学生产话语权的过程为案例，对整个革新过称的话语权力转移进行分析。此外，以马奈对绘画场的革新为对比案例，说明这个过程在艺术场的生产中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一种理论的意义是存在于特定时空中。也就是说，布迪厄以左拉与马奈的案例说服读者，在布迪厄社会学意义上，这个过程在欧洲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场的变革中是成立的。
　　不过，读者在阅读时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布迪厄在整个论述的过程中都是强调作家对话语权的主动攫取，难道作者取得文学场话语权的过程中读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读者的的因素被暗含在三个因素里了吗？布迪厄用左拉的例子来论证文学场权利的变迁，那么能不能通過对左拉的例子做更深入的探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呢？
　　提到自然主义理论的建构，几个因素不容忽视：孔德的实证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丹纳的艺术观、贝尔纳的方法论。四个因素在社会空间风起云涌，引起左拉的关注，他深受影响，把这些时兴的认知方式引入文学创作中。从布迪厄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文学场更替过程：觊觎者一直在企图超越维护者，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作为自然主义的最高成就集成者的左拉，对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福楼拜推崇备至，他甚至曾断言“巴尔扎克写尽人间百态”。左拉的创作力图表现细节，文学作品是生活真实的写照，但是生活本身的特征便是充满琐碎、片断、平凡因子。
　　另一方面，左拉在创作中的确存在否定现实主义的一面，他在《论小说》一文中表达了此般观点，他说：“现代小说（指自然主义小说———笔者注）由于憎恶复杂和虚假的情节而变得越来越简单；这是对冒险故事、传奇性、令人昏昏欲睡的荒诞故事的一种反拨。人类生活的一页，这就足以引起兴味，引起深深的持久的激动。一点儿人的材料便比任何想象的情节更强烈地掀动你的肺腑。作家只要做出简单的研究，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结尾，只有对某个年代生活的分析……”左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改造是，变现实主义文学的情节描写为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他承现实主义对现实的描写方式，并对他加以改造，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改造现实主义之不足。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的文学变迁，是断裂与继承并存的现状。
　　很明显，左拉的胜利不止是作家的问题，还有读者的认可。作家新颖的描述故事的方式、作家的宣传、社会兴趣走向是作品获得公众认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左拉的创作经历也并非一帆风顺，纵然成名之后作品也长期受到政治干扰，理由是他的部分作品败坏风俗。从一个角度上来讲，这是左拉在不自觉的对政治场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从对主流思想的反抗中，左拉的小说获得更大的声誉，从而他的读者数量一路飙升。单凭一种起哄式的宣传来赢得读者似乎难以令人信服，一定还存在其他力量引导读者选择左拉的小说。
　　再回到对自然主义理论建构起到影响作用的四种文学思潮，他们也影响着当时社会空间中大部分人的思考方式。这些来自精英理论前沿的思想风暴扩大了左拉的“读者”的内涵。左拉的读者中，有知识分子，有工人阶级，有资产阶级。他对现实主义的继承还为他的文学革命拉拢保守读者。而左拉的小说在当时与其说是主动向大众展现自己，不如说是大众选择了左拉的作品，因为左拉的小说与他们的思想震动产生了共鸣。他们心甘情愿为左拉文学场话语权的获得提供帮助。这些论述，布迪厄是缺乏的。
　　所以，布迪厄的“双重”是断裂层面上的双重。
　　三、没有“双重”之外
　　似乎是一个前后矛盾的命题，但是布迪厄的观点的确涵盖了第二部分的例证。无论是读者选择问题还是人的认知需要的拓展都包含在布迪厄“精神状态”的因素中，而伴随着精神状态而来的政治因素以及经济因素促进左拉的主张最终成为人们的选择。从左拉的例证中都不难看出，对于一个文学场的改革来说，三者的存在不是同时发生，但是却对文学场的革命变迁同样具有作用。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布迪厄的“双重”是断裂层面上的双重。对于文学的继承性，他的论述是缺乏的。
　　综上，布迪厄关于双重结构的论述中最具价值的存在，其一是精神状态对文学场的革新问题的作用，政治和经济在精神状态作用的掩盖下暗中促进改革。其二，一种好的文学生产方式是场内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权威的认可。这一点我国古代文学家袁宏道似乎与他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袁宏道提出的“代有升降，法不相沿”。文学本就是随着社会思想改变而不断从旧文学中孕育新文学的过程。未必有争斗，但是必然存在取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