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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实行计划经济的很长一段岁月里，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购买各种生活用品，都离不开票证。凭票证供应，已成为那个年代的重要特征。
时至今日，每每想起那段难忘的历史，便会把我带回到许多刻骨铭心的往事之中。
一票难求
五十年代简朴的物质生活，伴随着革命的激情和火热的理想。虽然我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我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会上万斤，大家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
1958年秋天，我考入下关中学（现下关一中）初32班。刚到学校报名后便被通知准备好行李，第二天到凤仪县的东山村参加支援秋收秋种的劳动。
当时路边墙头到处可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天高不算高，人心比天高”、“实现亩产超千斤，天天苦干放卫星”、“苦战三年，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大战苦战一百天，钢铁生产翻两番”。参加完支援秋收秋种的劳动回校上课后，食物供应越来越紧张。起初伙食团每天开饭时间在食堂摆放几个大木缸，倒入米饭，由学生凭票排队去打。后来，人太多饭不够吃了，便在米饭中掺拌进去事先炒好的二面（辗细的麦麸皮）或细米糠。没过多久，学校伙食团改为盆蒸饭，用大、中、小号瓦盆分为5两、4两、3两三个等级，学生用钱和粮票到总务室买好饭菜票，再凭饭菜票到伙食团排队打饭菜。男生每月供应30市斤，女生27市斤，学生的粮食供应还算基本稳定，但肉食供应时有变化，无法保障。有的时候十天半月也见不到一片肉，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学生中出现了贫血、腿肿，在上体育课或劳动时常有同学晕倒。
有一段时间，学校里的体育课也暂停了下来。这时，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科学”经验，说“小球藻”可以改善人体的营养状况，学校便组织学生用桶收集小便，用尿液培养“小球藻”。伙食团还用“小球藻”液煮成盆蒸饭，用“小球藻”煮成菜汤给学生喝。学校还组织师生养猪种菜，把空地和操场（足球场）划分给各班作为菜地，分别种上玉米、白菜、蕃茄等。同时，安排每个班每月轮流派出男、女生各十多名到伙食团帮厨、监厨、并负责喂猪。轮到各班去帮厨时，大家都十分高兴，因为至少可以近水楼台，捞点油水，填饱肚子，还可以节约一点十分珍贵的饭菜票。
那一年的冬天，学校组织文艺晚会，除了各年级评选出的优秀节目外，学校领导还在全校范围内专门抽调了有表演才赋的学生作为文艺骨干，组成“东风”艺术团，集中排练重点精品节目。我和一位高年级的名叫杨赛群的女同学被安排为搭档，以姐弟“二人转”的演唱形式，用《小放牛》的曲调表演名为《赶集路上》的剧目。我扮演的弟弟角色，需要穿一件北方农村青少年常穿的白布衫，要求演员白行解决。我家里没有，一时又借不到，真让我为难了好几天。白天工作很忙的母亲下班回来知道此事后，宽慰我说：“你也有好几年没有缝过新衣服了，现有的衣服太小了，早该缝件新的上衣，正好前几天刚发下的布票还没有用。明天，我就去买好白布，你放学回家后，我们去请隔壁裁缝阿三叔比量一下，剪好布料，趁着这几晚上不开会学习，我赶着缝好给你，不会耽误你演出的。”这件事真让我既感动，又很不过意。因为那一年，凭城镇居民户口册上登记的人数，发放给每个人每年布票1市尺7寸。1尺7寸，仅够补裤子的膝盖和屁股部分。当时市场上供应的各种棉布、咔叽布、灯芯绒布等，幅宽都在90公分左右，要缝一件上衣，得要六七尺布，这就要占用全家好几个人的份额，但演出日期一天天逼近，又没有其他办法，也只好这样办了。
演出当晚，我第一次穿上了合身的白布对襟衫，头扎白毛巾，真够神气！“大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件红底素花的时装，装扮起来，真像一位地道的农村女青年。我们的演出很成功，赢得了全校师生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不得不再次出场谢幕。我毕业参加工作后，我还一直穿着这件母亲为我手工缝的对襟白布衫，后来又到了棉毯厂（后改为州毛纺厂）工作时，我把它染成深蓝色，并一直穿着它，无论在工厂车间，去下乡支农，还是到红河边疆支前筑路，这件心爱的对襟衫，伴我走过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的穿着都很简朴，由于布票紧张，一票难求，那时小叔和大哥结婚时，就靠着用我们弟兄几个攒起的布票去买布料订亲，买结婚用的衣服、床单、被套等。我们弟兄七个，曾穿过几位孃孃寄来的女式旧衣服，当时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工作的叔叔在布票最紧缺的时期，曾先后给我们寄过两套斜纹草黄色军装，我们几弟兄都争着轮换穿。那年代，身着军装，走起路来，那自豪感和高兴的劲儿，想起来都真够过瘾。
有证不慌
我所居住的小城下关，在七八十年代可谓是滇西的咽喉重镇。
居民们购买粮油，要用《下关市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并到专门定点的门市部排队购买。外来人员或粮户关系不在本市的暂住人口，购粮须用粮票。粮票分为全国通用粮票、军用粮票和地方（省、市）粮票。每使用10斤全国粮票购粮，可供应油脂一市两。《下关市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的标准曾作过几次修改，原来的计量单位是市斤，最低标准7市斤，最高标准45市斤。
除了购买粮油要用票证外，买煤炭、煤球、蜂窝煤要用《下关市城镇居民煤炭供应证》，并分片区到煤建公司供应站排队购买。买布料、购衣服、针棉织品及被单等要用布票，买肉类、油类、豆腐、糕点、糖、茶、烟、酒、火柴、煤油、肥皂、洗衣粉、甚至缝衣线等等都要用购物证，后改为购物票。
购物票又被称为号票，因每张购物票都分别印有1至60号的阿拉伯数字，每个月由市商业局票证室写出通知，本月×号票购买什么食（物）品、供应数量、供应时间及购买地点，末了，还特别注明：至×月×日止，过期作废，遗失不补。
此外，对重病号、因公负伤人员、献血人员或特殊慢性病，如水肿病、肝炎、肝硬化、晚期血吸虫病等人员需要凭州、市人民医院证明到市商业局票证室办理《特殊供应证》，并酌情批注：“病情属实，供应化油（猪油）壹斤，白糖两斤，本月有效”。若要购买名烟、名酒、名表及进口的“高档商品”，须凭“侨汇券”到苍山路的侨汇商店（现苍山饭店东侧）或正阳百货大楼的“侨汇专柜”购买，若要购买“凤凰”、“永久”、“飞鸽”等名牌自行车，或“飞人”、“上海”牌缝纫机、名牌手表等要凭工业券或专门批准的证明方能购买。 那时，每天上班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由父母或大哥安排，剪好号票，准备粮票，各人装好，下班后，你去排队买肉，我去买豆腐、饵块。由于食品、物资匮乏，供应时间仅有几天，故人们买米、买肉、买煤、买紧俏物品等，除了凭票证外，还要排长队。每逢年关岁末或节假日前夕，下关街道上到处是拥挤嘈杂排着长队购物的人组成的“长蛇阵”。有时，好不容易快排到柜台前了，忽然挂出一块牌子，上写“货已供完，改天再售”或“请到其他门市部购买”。排了半天买不到物品的人们，只好轰然散去，急忙再到别的门市排队购买。
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大清早，我和大哥去排队买蜂窝煤，二哥去排队买肉，好不容易快要排到时，二哥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揣在衣服口袋里那几张号票不见了，到处找了半天找不到，只得垂头丧气地回来。
我和大哥在煤场排队等了大半天，下关风大，弄得满脸煤灰，好不容易才汗流浃背地拉着煤球回来，知道二哥把买肉的号票丢失了，本想发火痛骂他几句，但看到二哥那追悔莫及的痛苦神情，父母亲和我们弟兄几个都不忍心再去责怪他，但大家心中都明白：看来今年的春节打不成“牙祭”了！那时人们将吃肉称之为“打牙祭”，足以可见肉食之金贵。那一年的春节年饭，全家人只好将就着饭随便吃点瓜豆洋芋和其他别的什么。
命因票改
1963年，省公路一处（现为云南第一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在下关招工，派赴红河边疆（元阳、绿春、江城一带）修筑国防公路。招工的负责同志表示，有工作单位的青年也可报名，由他们负责办理相关调动手续，故招用人员中，除了城镇待业青年外，下关市还有部分国营企业（下关玻璃厂、下关纸烟厂、洱滨纸厂等）的青年职工也踊跃报名参加，我也是其中之一。
下关赴红河边疆支前筑路的青年，有500多人，先后分为三批出发，7月22日第一批出发，8月27日第二批出发，9月13日第三批出发。我当时17岁，9月13日，我揣好30多斤粮票和20多元钱和厂里的刘洪、马荣兴、唐新中、李正洪、元振康、马中印以及纸烟厂的王忠良、赵荫嗣等10多名青工，坐上装着行李杂物的卡车货厢，跟随着车队，由下关出发，一路上颠来簸去，尘灰满面，但那激昂的“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和那“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的歌声此起彼伏，飞扬不断。沿途夜宿楚雄、昆明、建水，第四天下午到达元阳县五区政府所在地，第五天一早，背着行李，沿着层层哈尼梯田边弯弯的小路，时而穿越一片片寂静的山林，时而跨过一道道山溪和沟壑，步行了六七个小时，于下午4点多钟到达藤条河畔的108工区（桥工队）驻地。
我们在藤条河畔辛勤劳动了一个多月，到发工资时，才发觉没有按原来双方说好的“以工作调动，级别不变”来处理我们的工资待遇问题，而是和其他“六三工”完全一样。因为从下关工厂里来的这些青工大多数是50年代参加工作的，工龄最短的也是1961年参加工作。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忿忿不平地议论起来，都觉得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经过多次逐级向工区和领导反映，但未有结果，大家便一致推荐，由我执笔，拟写报告，向国家劳动部和省、市有关部门反映实际情况，要求依法按照劳动法规政策处理我们的工资及待遇问题。
为商量上访的有关事宜，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自然引起了工区领导的注意，那时通讯及交通极为不便，信件要由马帮带出到邮政所才能发出去。我们先后写的七八封上访信件，不知何故，都似“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就这样，我们边书信上访，边坚持工作，等待了一年多，也不知上级有关部门是否收到过我们的信访件。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下定决心前往昆明，到省政府及劳动厅上访。那时，从藤条河到昆明，没有班车，只有步行到元阳、建水或开远，再搭乘汽车或火车到昆明，往返需要好几天，首先必须考虑要带够粮票，大家一年前来的时候所带的那点粮票早已用完，现都身无半两粮票。那年代，没有粮票，真是寸步难行。为了筹集粮票，可真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竞发生了。那一天，我挑完沙子刚从藤条河游泳回来，住在隔壁房间的铁匠海师傅的小姨妹冲着我走过来，她红着脸从衣兜里拿出一个用信签纸包成的小包，塞在我手里说：“这点粮票，你拿去用吧！别告诉任何人”。说完后很快走回隔壁的房间。
我回到床前打开纸包一看，这是5市斤面额的全国通用粮票，有7张，共35斤，这可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粮啊！这份厚礼我怎能随便接受呢！再说，海师傅家日子也不宽余，她妻子没有工作，还带着一个2岁多的小孩，她小姨妹读完高中，两个月前，来姐姐这里投亲并帮忙照看孩子。我连她的名字叫啥都还不知道呢，但我又确实很急需这些粮票。
那时，我们住的工棚，屋顶用茅草、屋架用竹木、四周用竹篱笆围起，糊上泥巴拌碎茅草当墙体，中间用柴棒隔栏成一大一小两间，大间住着我们工班的十七八个人，小间住着海师傅一家3口人和他的小姨妹。人在屋里，相互都能听到隔壁屋里人的小声讲话。想必这几天我们议论要到昆明上访的事她已知道，并知道我们急需粮票的迫切心情。
有了这35斤粮票，我心上悬着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我很快写了假条，向工区领导请了假。在临走之前的那个晚上，我特地向这位给我雪中送炭的好姑娘告别，这时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和她的人品才貌一样，叫淑玉，这个名字，伴我走过了那个难忘的岁月，让我铭记终身。
这35斤粮票，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一批人的命运。在有关领导的关心及过问之下，使得我们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之后，我怀着十分感激心情，给远在红河边疆的恩人淑玉写信深表真挚的谢意，并随信将35斤粮票用挂号寄回。这粮票的往事，一直在我心中萦萦缠绕。
票寄浓情
1970年秋天，我在下关市衡器厂负责供销业务工作，舅舅写信来要我们去他那里一趟，他攒下了十多斤白糖和一点散票让我们带回来用。
那时买白糖要凭票证供应，而且白糖还是较为紧缺的物资，要家里有孕妇小孩或者坐月子才舍得买一点。我的父母接到信后十分高兴，更为高兴的是我们兄弟几个，于是就催促着父母赶快让我去舅舅那里把它们取回来。 恰巧县五交化公司有笔款要收回，同时舅舅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一个多月前购买了我厂生产的TGT——500型台称一台，才使用了几天，不小心把计量杠杠上的游铊丢失了。这游铊在计量杠杆上来回游动，用来显示所称物体的重量。没有游铊，台称就不能使用了。前两天，生产队来信向厂里求援，请求帮助再配一个游铊。而要解决配游铊的问题，单凭邮寄去一个游铊还不行，因为每台台称的承重板、承重杠杆及吊盘重量都不同，必须在台称上对游铊的重量进行校对，合格后方能使用。而这项工作，必须取得合格资质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才能进行，我原来就专门搞过台称校验，具有从事这项工作的资质。遇上有这样的好机会，哪里能够错过，于是我立即向厂长毛遂自荐，亲自去处理。
我们厂长正愁派不出人，欣然同意了我的要求。厂里考虑到安全和和工作因素，打算再派一个随行的帮手给我。我顾忌到还要去看望舅舅并取白糖和散票，觉得有所不便，便婉言谢绝了厂长的好意，并且向厂长保证独自一人绝对完成好工作任务。
第二天，我从下关出发坐上了前往舅舅所在县的班车。经过几个小事的颠簸终于到了县城，很顺利地找到县五交化公司，查对单据后收回了货款。当晚，在县政府招待所住了一宿，次日，我从县城坐车往回走，在车上，我向驾驶员说明要去的山村地名，请驾驶员关照，在就近的路口停车。驾驶员看看我，有点惊奇地说：“就你一个人，要到这种连公路都不通的穷山村，唉！难走啊，还有十多里山路呢！但我心意已定，开弓没有回头箭，千难万险，也要完成此趟任务。
中午时分，汽车在一个山坡路口边停下，驾驶员和车上的几位乘客都指前面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告诉我，一直往前走，三四个小时就到了。下车后，我背着背包，打起精神，快步往前奔去。
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人，光秃秃的山坡上，除了低矮的灌木杂草和几处土坟堆外，见不到树木，也遇不到溪水，不远处的土坟堆头，几只乌鸦在呱呱地嚎叫，地上偶尔见到几块白骨，到处是苍凉荒芜的景象。为了给自己壮胆，我边走边轻声哼起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骑兵进行曲》。随着这有节奏的歌声，我的脚步也逐渐加快了。
气候特别炎热，走上几步就热得满身是汗，幸好我出门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一顶草帽，可以遮一遮毒辣的太阳。走了两个多小时，前面有几间土平房，我以为就要到了，向一位在路边乘凉的老人打听，才知道还远着呢！我拿出背包中母亲做的“粘锅边”粑粑，边走边吃，继续赶路。
由于从小上山砍柴，下乡收种，还经常徒步往返与大理和风仪之间，我练就了一个结实的身体，虽说在城里上班，走起路来也不吃力。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我终于到达舅舅所在的那个小山村，看起来这个山村较为贫困，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屋，就连村里的生产队队部，也是土坯房。我打听到队长家，找到队长，这是一个矮瘦个子的男人，看起来年龄有二十七八岁。我向队长作了自我介绍并谠明来意，他随便寒喧几句，便带我到生产队的仓库。在一间土屋前，我见到了那台标尺上没有游铊的新台称。天气很热，我脱下外衣，挂在土墙的一根木桩上，装着公款的钱包胀鼓鼓地显露在腰带上。
我很快将台称放好，拿出背包里带来的游铊、铅条及工具，装上游铊、吊盘。从空秤到增重，认真作了检查、校验。校验合格后，将游铊铆钉铆上。同时，向队长说明：游铊遗失责任在保管员。但为了支农，此次免费服务。并详细介绍了台称的使用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这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我提出要到舅舅所在的生产队办事，现在就要走。队长眨了眨眼，沉默片刻后说，到那里还要走五、六个小时，看来今晚走不了，只能在村里住一夜，明天一早再走。
接着，队长便带我到村外一公里多远的一个山洼里，这里只有一户人家，说那是他哥哥家，到那里去吃晚饭并住在那里。当时，走在路上，我心里就感到极为纳闷，这么一个村子，来了客人，怎么其他人也不见一个，而且非要带我住在远离村外的这么一个偏僻的山洼中。
我暗自在心中想，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处处留神，提高警惕，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吃过晚饭后，我打开系在腰带上的钱包，抽出1斤粮票和5元钱，交给主人家，主人家把我安排在堂屋里歇息，这是一小院极为简陋的三套间土坯房，中间堂屋，左边厨房代柴草房，右边是主人夫妇和一个小孩的住房。之间有门互通，各间另有外门，每间约10平方米左右。总之，较为狭窄。队长和主人吃完饭后也不打个招呼，便匆匆离去。
屋里没有电灯，只有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幸好我带来了新换电池的手电。我仔细观察了堂屋及两边房间的构造，并到厨房拿了一根栗木棍，连同门后的一把锄头一块放到床头。然后小心地关上堂屋和通往两边的房门，并用我带来的起子把门插上。
床上铺了一床草席，没有床单，只有一床尿迹可见的旧棉毯。我把旧棉毯叠放在床头，铺了脱下的外衣，躺在床上。灯才熄，蚊子臭虫便一齐来叮咬，一直到后半夜，我都没有睡着，也不敢入睡。
这一晚上，我彻夜未眠，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清早，院内仍旧没有一点动静。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红了，太阳从艳丽的彩霞中冉冉露出了笑脸，花草树木一下子睁开了眼睛，山林间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起来，我匆匆收拾好东西，脸也未洗，拿起昨晚用来防身的栗木棍，刚走出堂屋，忽然听到隔壁厢房里传来孩子的哭声和母亲哄孩子的噢噢声。我想想又折回屋里，从皮包中取出2斤粮票和5元钱，压在堂屋的桌子上，独自无声无息地走出了农院。
沿着屋前的小路，走到山路边一片玉米地旁，遇见一位摘玉米的大妈，我向她问清了到舅舅所在的村子的路，沿着弯弯的山道，提着木棍，一路小跑向前走去。下午三点左右，我终于见到了许久没有相见的舅舅，一番嘘寒问暖之后，舅舅招待我饱餐了一顿，说是饱餐，其实是因为肚子太饿的缘故，吃的都是一些粗粮杂菜而已。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餐，舅舅为我准备了一些路上吃的干粮，我提着十多斤白糖，揣好舅舅平时节约下来的粮票，乘坐他为我联系好的糖厂汽车，顺利返回了下关。
在后来的日子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青岛、济南、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等地出差或开会。出门在外，自然离不开粮票，故此，我现在依然还珍藏着一些当时所使用的粮票。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票比钱管用，没票寸步难行，只有经历过那些日子的人才最清楚当时是个什么状况，票据时代的艰苦，唯有过来人深有感触，它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苦涩，以悲剧开始又以喜剧收场。
而今，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店里不再是上级调拨什么就卖什么，也不再是凭票限量供应，老板们发愁的是怎样吸引顾客扩大销售，票据，已经早已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当它们再度出现时，这些曾左右过我们生活的纸片竞成了收藏家们青睐的佳品，历史的沧桑变化，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编辑手记：
作家刘绍良回到巍山老城。轻扫落叶，让我们得以欣赏到他记忆深处的那些美丽风景。不管怎样，凭票时代的人们经历过，迷茫过、惆怅过也感动过，那段生活早已被岁月积淀为厚重的色彩，涂抹在杨洪源的脑海之中。
时至今日，每每想起那段难忘的历史，便会把我带回到许多刻骨铭心的往事之中。
一票难求
五十年代简朴的物质生活，伴随着革命的激情和火热的理想。虽然我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我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会上万斤，大家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
1958年秋天，我考入下关中学（现下关一中）初32班。刚到学校报名后便被通知准备好行李，第二天到凤仪县的东山村参加支援秋收秋种的劳动。
当时路边墙头到处可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天高不算高，人心比天高”、“实现亩产超千斤，天天苦干放卫星”、“苦战三年，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大战苦战一百天，钢铁生产翻两番”。参加完支援秋收秋种的劳动回校上课后，食物供应越来越紧张。起初伙食团每天开饭时间在食堂摆放几个大木缸，倒入米饭，由学生凭票排队去打。后来，人太多饭不够吃了，便在米饭中掺拌进去事先炒好的二面（辗细的麦麸皮）或细米糠。没过多久，学校伙食团改为盆蒸饭，用大、中、小号瓦盆分为5两、4两、3两三个等级，学生用钱和粮票到总务室买好饭菜票，再凭饭菜票到伙食团排队打饭菜。男生每月供应30市斤，女生27市斤，学生的粮食供应还算基本稳定，但肉食供应时有变化，无法保障。有的时候十天半月也见不到一片肉，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学生中出现了贫血、腿肿，在上体育课或劳动时常有同学晕倒。
有一段时间，学校里的体育课也暂停了下来。这时，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科学”经验，说“小球藻”可以改善人体的营养状况，学校便组织学生用桶收集小便，用尿液培养“小球藻”。伙食团还用“小球藻”液煮成盆蒸饭，用“小球藻”煮成菜汤给学生喝。学校还组织师生养猪种菜，把空地和操场（足球场）划分给各班作为菜地，分别种上玉米、白菜、蕃茄等。同时，安排每个班每月轮流派出男、女生各十多名到伙食团帮厨、监厨、并负责喂猪。轮到各班去帮厨时，大家都十分高兴，因为至少可以近水楼台，捞点油水，填饱肚子，还可以节约一点十分珍贵的饭菜票。
那一年的冬天，学校组织文艺晚会，除了各年级评选出的优秀节目外，学校领导还在全校范围内专门抽调了有表演才赋的学生作为文艺骨干，组成“东风”艺术团，集中排练重点精品节目。我和一位高年级的名叫杨赛群的女同学被安排为搭档，以姐弟“二人转”的演唱形式，用《小放牛》的曲调表演名为《赶集路上》的剧目。我扮演的弟弟角色，需要穿一件北方农村青少年常穿的白布衫，要求演员白行解决。我家里没有，一时又借不到，真让我为难了好几天。白天工作很忙的母亲下班回来知道此事后，宽慰我说：“你也有好几年没有缝过新衣服了，现有的衣服太小了，早该缝件新的上衣，正好前几天刚发下的布票还没有用。明天，我就去买好白布，你放学回家后，我们去请隔壁裁缝阿三叔比量一下，剪好布料，趁着这几晚上不开会学习，我赶着缝好给你，不会耽误你演出的。”这件事真让我既感动，又很不过意。因为那一年，凭城镇居民户口册上登记的人数，发放给每个人每年布票1市尺7寸。1尺7寸，仅够补裤子的膝盖和屁股部分。当时市场上供应的各种棉布、咔叽布、灯芯绒布等，幅宽都在90公分左右，要缝一件上衣，得要六七尺布，这就要占用全家好几个人的份额，但演出日期一天天逼近，又没有其他办法，也只好这样办了。
演出当晚，我第一次穿上了合身的白布对襟衫，头扎白毛巾，真够神气！“大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件红底素花的时装，装扮起来，真像一位地道的农村女青年。我们的演出很成功，赢得了全校师生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不得不再次出场谢幕。我毕业参加工作后，我还一直穿着这件母亲为我手工缝的对襟白布衫，后来又到了棉毯厂（后改为州毛纺厂）工作时，我把它染成深蓝色，并一直穿着它，无论在工厂车间，去下乡支农，还是到红河边疆支前筑路，这件心爱的对襟衫，伴我走过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的穿着都很简朴，由于布票紧张，一票难求，那时小叔和大哥结婚时，就靠着用我们弟兄几个攒起的布票去买布料订亲，买结婚用的衣服、床单、被套等。我们弟兄七个，曾穿过几位孃孃寄来的女式旧衣服，当时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工作的叔叔在布票最紧缺的时期，曾先后给我们寄过两套斜纹草黄色军装，我们几弟兄都争着轮换穿。那年代，身着军装，走起路来，那自豪感和高兴的劲儿，想起来都真够过瘾。
有证不慌
我所居住的小城下关，在七八十年代可谓是滇西的咽喉重镇。
居民们购买粮油，要用《下关市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并到专门定点的门市部排队购买。外来人员或粮户关系不在本市的暂住人口，购粮须用粮票。粮票分为全国通用粮票、军用粮票和地方（省、市）粮票。每使用10斤全国粮票购粮，可供应油脂一市两。《下关市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的标准曾作过几次修改，原来的计量单位是市斤，最低标准7市斤，最高标准45市斤。
除了购买粮油要用票证外，买煤炭、煤球、蜂窝煤要用《下关市城镇居民煤炭供应证》，并分片区到煤建公司供应站排队购买。买布料、购衣服、针棉织品及被单等要用布票，买肉类、油类、豆腐、糕点、糖、茶、烟、酒、火柴、煤油、肥皂、洗衣粉、甚至缝衣线等等都要用购物证，后改为购物票。
购物票又被称为号票，因每张购物票都分别印有1至60号的阿拉伯数字，每个月由市商业局票证室写出通知，本月×号票购买什么食（物）品、供应数量、供应时间及购买地点，末了，还特别注明：至×月×日止，过期作废，遗失不补。
此外，对重病号、因公负伤人员、献血人员或特殊慢性病，如水肿病、肝炎、肝硬化、晚期血吸虫病等人员需要凭州、市人民医院证明到市商业局票证室办理《特殊供应证》，并酌情批注：“病情属实，供应化油（猪油）壹斤，白糖两斤，本月有效”。若要购买名烟、名酒、名表及进口的“高档商品”，须凭“侨汇券”到苍山路的侨汇商店（现苍山饭店东侧）或正阳百货大楼的“侨汇专柜”购买，若要购买“凤凰”、“永久”、“飞鸽”等名牌自行车，或“飞人”、“上海”牌缝纫机、名牌手表等要凭工业券或专门批准的证明方能购买。 那时，每天上班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由父母或大哥安排，剪好号票，准备粮票，各人装好，下班后，你去排队买肉，我去买豆腐、饵块。由于食品、物资匮乏，供应时间仅有几天，故人们买米、买肉、买煤、买紧俏物品等，除了凭票证外，还要排长队。每逢年关岁末或节假日前夕，下关街道上到处是拥挤嘈杂排着长队购物的人组成的“长蛇阵”。有时，好不容易快排到柜台前了，忽然挂出一块牌子，上写“货已供完，改天再售”或“请到其他门市部购买”。排了半天买不到物品的人们，只好轰然散去，急忙再到别的门市排队购买。
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大清早，我和大哥去排队买蜂窝煤，二哥去排队买肉，好不容易快要排到时，二哥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揣在衣服口袋里那几张号票不见了，到处找了半天找不到，只得垂头丧气地回来。
我和大哥在煤场排队等了大半天，下关风大，弄得满脸煤灰，好不容易才汗流浃背地拉着煤球回来，知道二哥把买肉的号票丢失了，本想发火痛骂他几句，但看到二哥那追悔莫及的痛苦神情，父母亲和我们弟兄几个都不忍心再去责怪他，但大家心中都明白：看来今年的春节打不成“牙祭”了！那时人们将吃肉称之为“打牙祭”，足以可见肉食之金贵。那一年的春节年饭，全家人只好将就着饭随便吃点瓜豆洋芋和其他别的什么。
命因票改
1963年，省公路一处（现为云南第一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在下关招工，派赴红河边疆（元阳、绿春、江城一带）修筑国防公路。招工的负责同志表示，有工作单位的青年也可报名，由他们负责办理相关调动手续，故招用人员中，除了城镇待业青年外，下关市还有部分国营企业（下关玻璃厂、下关纸烟厂、洱滨纸厂等）的青年职工也踊跃报名参加，我也是其中之一。
下关赴红河边疆支前筑路的青年，有500多人，先后分为三批出发，7月22日第一批出发，8月27日第二批出发，9月13日第三批出发。我当时17岁，9月13日，我揣好30多斤粮票和20多元钱和厂里的刘洪、马荣兴、唐新中、李正洪、元振康、马中印以及纸烟厂的王忠良、赵荫嗣等10多名青工，坐上装着行李杂物的卡车货厢，跟随着车队，由下关出发，一路上颠来簸去，尘灰满面，但那激昂的“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和那“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的歌声此起彼伏，飞扬不断。沿途夜宿楚雄、昆明、建水，第四天下午到达元阳县五区政府所在地，第五天一早，背着行李，沿着层层哈尼梯田边弯弯的小路，时而穿越一片片寂静的山林，时而跨过一道道山溪和沟壑，步行了六七个小时，于下午4点多钟到达藤条河畔的108工区（桥工队）驻地。
我们在藤条河畔辛勤劳动了一个多月，到发工资时，才发觉没有按原来双方说好的“以工作调动，级别不变”来处理我们的工资待遇问题，而是和其他“六三工”完全一样。因为从下关工厂里来的这些青工大多数是50年代参加工作的，工龄最短的也是1961年参加工作。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忿忿不平地议论起来，都觉得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经过多次逐级向工区和领导反映，但未有结果，大家便一致推荐，由我执笔，拟写报告，向国家劳动部和省、市有关部门反映实际情况，要求依法按照劳动法规政策处理我们的工资及待遇问题。
为商量上访的有关事宜，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自然引起了工区领导的注意，那时通讯及交通极为不便，信件要由马帮带出到邮政所才能发出去。我们先后写的七八封上访信件，不知何故，都似“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就这样，我们边书信上访，边坚持工作，等待了一年多，也不知上级有关部门是否收到过我们的信访件。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下定决心前往昆明，到省政府及劳动厅上访。那时，从藤条河到昆明，没有班车，只有步行到元阳、建水或开远，再搭乘汽车或火车到昆明，往返需要好几天，首先必须考虑要带够粮票，大家一年前来的时候所带的那点粮票早已用完，现都身无半两粮票。那年代，没有粮票，真是寸步难行。为了筹集粮票，可真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竞发生了。那一天，我挑完沙子刚从藤条河游泳回来，住在隔壁房间的铁匠海师傅的小姨妹冲着我走过来，她红着脸从衣兜里拿出一个用信签纸包成的小包，塞在我手里说：“这点粮票，你拿去用吧！别告诉任何人”。说完后很快走回隔壁的房间。
我回到床前打开纸包一看，这是5市斤面额的全国通用粮票，有7张，共35斤，这可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粮啊！这份厚礼我怎能随便接受呢！再说，海师傅家日子也不宽余，她妻子没有工作，还带着一个2岁多的小孩，她小姨妹读完高中，两个月前，来姐姐这里投亲并帮忙照看孩子。我连她的名字叫啥都还不知道呢，但我又确实很急需这些粮票。
那时，我们住的工棚，屋顶用茅草、屋架用竹木、四周用竹篱笆围起，糊上泥巴拌碎茅草当墙体，中间用柴棒隔栏成一大一小两间，大间住着我们工班的十七八个人，小间住着海师傅一家3口人和他的小姨妹。人在屋里，相互都能听到隔壁屋里人的小声讲话。想必这几天我们议论要到昆明上访的事她已知道，并知道我们急需粮票的迫切心情。
有了这35斤粮票，我心上悬着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我很快写了假条，向工区领导请了假。在临走之前的那个晚上，我特地向这位给我雪中送炭的好姑娘告别，这时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和她的人品才貌一样，叫淑玉，这个名字，伴我走过了那个难忘的岁月，让我铭记终身。
这35斤粮票，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一批人的命运。在有关领导的关心及过问之下，使得我们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之后，我怀着十分感激心情，给远在红河边疆的恩人淑玉写信深表真挚的谢意，并随信将35斤粮票用挂号寄回。这粮票的往事，一直在我心中萦萦缠绕。
票寄浓情
1970年秋天，我在下关市衡器厂负责供销业务工作，舅舅写信来要我们去他那里一趟，他攒下了十多斤白糖和一点散票让我们带回来用。
那时买白糖要凭票证供应，而且白糖还是较为紧缺的物资，要家里有孕妇小孩或者坐月子才舍得买一点。我的父母接到信后十分高兴，更为高兴的是我们兄弟几个，于是就催促着父母赶快让我去舅舅那里把它们取回来。 恰巧县五交化公司有笔款要收回，同时舅舅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一个多月前购买了我厂生产的TGT——500型台称一台，才使用了几天，不小心把计量杠杠上的游铊丢失了。这游铊在计量杠杆上来回游动，用来显示所称物体的重量。没有游铊，台称就不能使用了。前两天，生产队来信向厂里求援，请求帮助再配一个游铊。而要解决配游铊的问题，单凭邮寄去一个游铊还不行，因为每台台称的承重板、承重杠杆及吊盘重量都不同，必须在台称上对游铊的重量进行校对，合格后方能使用。而这项工作，必须取得合格资质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才能进行，我原来就专门搞过台称校验，具有从事这项工作的资质。遇上有这样的好机会，哪里能够错过，于是我立即向厂长毛遂自荐，亲自去处理。
我们厂长正愁派不出人，欣然同意了我的要求。厂里考虑到安全和和工作因素，打算再派一个随行的帮手给我。我顾忌到还要去看望舅舅并取白糖和散票，觉得有所不便，便婉言谢绝了厂长的好意，并且向厂长保证独自一人绝对完成好工作任务。
第二天，我从下关出发坐上了前往舅舅所在县的班车。经过几个小事的颠簸终于到了县城，很顺利地找到县五交化公司，查对单据后收回了货款。当晚，在县政府招待所住了一宿，次日，我从县城坐车往回走，在车上，我向驾驶员说明要去的山村地名，请驾驶员关照，在就近的路口停车。驾驶员看看我，有点惊奇地说：“就你一个人，要到这种连公路都不通的穷山村，唉！难走啊，还有十多里山路呢！但我心意已定，开弓没有回头箭，千难万险，也要完成此趟任务。
中午时分，汽车在一个山坡路口边停下，驾驶员和车上的几位乘客都指前面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告诉我，一直往前走，三四个小时就到了。下车后，我背着背包，打起精神，快步往前奔去。
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人，光秃秃的山坡上，除了低矮的灌木杂草和几处土坟堆外，见不到树木，也遇不到溪水，不远处的土坟堆头，几只乌鸦在呱呱地嚎叫，地上偶尔见到几块白骨，到处是苍凉荒芜的景象。为了给自己壮胆，我边走边轻声哼起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骑兵进行曲》。随着这有节奏的歌声，我的脚步也逐渐加快了。
气候特别炎热，走上几步就热得满身是汗，幸好我出门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一顶草帽，可以遮一遮毒辣的太阳。走了两个多小时，前面有几间土平房，我以为就要到了，向一位在路边乘凉的老人打听，才知道还远着呢！我拿出背包中母亲做的“粘锅边”粑粑，边走边吃，继续赶路。
由于从小上山砍柴，下乡收种，还经常徒步往返与大理和风仪之间，我练就了一个结实的身体，虽说在城里上班，走起路来也不吃力。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我终于到达舅舅所在的那个小山村，看起来这个山村较为贫困，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屋，就连村里的生产队队部，也是土坯房。我打听到队长家，找到队长，这是一个矮瘦个子的男人，看起来年龄有二十七八岁。我向队长作了自我介绍并谠明来意，他随便寒喧几句，便带我到生产队的仓库。在一间土屋前，我见到了那台标尺上没有游铊的新台称。天气很热，我脱下外衣，挂在土墙的一根木桩上，装着公款的钱包胀鼓鼓地显露在腰带上。
我很快将台称放好，拿出背包里带来的游铊、铅条及工具，装上游铊、吊盘。从空秤到增重，认真作了检查、校验。校验合格后，将游铊铆钉铆上。同时，向队长说明：游铊遗失责任在保管员。但为了支农，此次免费服务。并详细介绍了台称的使用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这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我提出要到舅舅所在的生产队办事，现在就要走。队长眨了眨眼，沉默片刻后说，到那里还要走五、六个小时，看来今晚走不了，只能在村里住一夜，明天一早再走。
接着，队长便带我到村外一公里多远的一个山洼里，这里只有一户人家，说那是他哥哥家，到那里去吃晚饭并住在那里。当时，走在路上，我心里就感到极为纳闷，这么一个村子，来了客人，怎么其他人也不见一个，而且非要带我住在远离村外的这么一个偏僻的山洼中。
我暗自在心中想，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处处留神，提高警惕，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吃过晚饭后，我打开系在腰带上的钱包，抽出1斤粮票和5元钱，交给主人家，主人家把我安排在堂屋里歇息，这是一小院极为简陋的三套间土坯房，中间堂屋，左边厨房代柴草房，右边是主人夫妇和一个小孩的住房。之间有门互通，各间另有外门，每间约10平方米左右。总之，较为狭窄。队长和主人吃完饭后也不打个招呼，便匆匆离去。
屋里没有电灯，只有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幸好我带来了新换电池的手电。我仔细观察了堂屋及两边房间的构造，并到厨房拿了一根栗木棍，连同门后的一把锄头一块放到床头。然后小心地关上堂屋和通往两边的房门，并用我带来的起子把门插上。
床上铺了一床草席，没有床单，只有一床尿迹可见的旧棉毯。我把旧棉毯叠放在床头，铺了脱下的外衣，躺在床上。灯才熄，蚊子臭虫便一齐来叮咬，一直到后半夜，我都没有睡着，也不敢入睡。
这一晚上，我彻夜未眠，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清早，院内仍旧没有一点动静。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红了，太阳从艳丽的彩霞中冉冉露出了笑脸，花草树木一下子睁开了眼睛，山林间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起来，我匆匆收拾好东西，脸也未洗，拿起昨晚用来防身的栗木棍，刚走出堂屋，忽然听到隔壁厢房里传来孩子的哭声和母亲哄孩子的噢噢声。我想想又折回屋里，从皮包中取出2斤粮票和5元钱，压在堂屋的桌子上，独自无声无息地走出了农院。
沿着屋前的小路，走到山路边一片玉米地旁，遇见一位摘玉米的大妈，我向她问清了到舅舅所在的村子的路，沿着弯弯的山道，提着木棍，一路小跑向前走去。下午三点左右，我终于见到了许久没有相见的舅舅，一番嘘寒问暖之后，舅舅招待我饱餐了一顿，说是饱餐，其实是因为肚子太饿的缘故，吃的都是一些粗粮杂菜而已。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餐，舅舅为我准备了一些路上吃的干粮，我提着十多斤白糖，揣好舅舅平时节约下来的粮票，乘坐他为我联系好的糖厂汽车，顺利返回了下关。
在后来的日子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青岛、济南、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等地出差或开会。出门在外，自然离不开粮票，故此，我现在依然还珍藏着一些当时所使用的粮票。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票比钱管用，没票寸步难行，只有经历过那些日子的人才最清楚当时是个什么状况，票据时代的艰苦，唯有过来人深有感触，它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苦涩，以悲剧开始又以喜剧收场。
而今，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店里不再是上级调拨什么就卖什么，也不再是凭票限量供应，老板们发愁的是怎样吸引顾客扩大销售，票据，已经早已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当它们再度出现时，这些曾左右过我们生活的纸片竞成了收藏家们青睐的佳品，历史的沧桑变化，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编辑手记：
作家刘绍良回到巍山老城。轻扫落叶，让我们得以欣赏到他记忆深处的那些美丽风景。不管怎样，凭票时代的人们经历过，迷茫过、惆怅过也感动过，那段生活早已被岁月积淀为厚重的色彩，涂抹在杨洪源的脑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