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凡写作，总有一个关于“角度”与“力度”的考量问题。从作家的创作到学生的作文，都少不了有关“度”的思考，只是作文的“角度”与“力度”，又多受限于命题的方式及要求。其中，话题作文和标题作文的这两个“度”，基本上都是由写作者根据自我表达的实际状况，全主观地来进行设计或安排的。譬如要求以“忧与爱”为题作文，只要所写可以被称之为忧与爱，那么，从什么角度写忧表爱，如何叙述或论述忧与爱的关系，角度全由写作者来选定，至于写到什么程度，那更是全凭写作者设定。而写材料作文，对有关“角度”与“力度”的考量，就不可能完全那么“自说自话”了。一是命题材料原本就是由各式各样的点、线、面所构成的，审读材料选取角度，就只能在命题材料的范围之内做可调配的认定；二是在对命题材料的相关角度做出选定之后，表述必须与该角度的内在意思或意味相吻合，过宽与过窄都不合适，更不能无中生有。因此，写材料作文，在“角度”与“力度”方面，就特别讲求精度与深度，也就需要写作者必须对相关的“度”，能有一个更为清楚具体的认识。
　　先说“角度”及“精度”。
　　与其它类型的命题作文相比，只能或曰必须根据所提供的材料来写作，是写材料作文不可逾越的基准线。角度是否清晰、方向是否明确，也就成为写好材料作文至关重要的一環，它既影响写作的始终，尤其是审题立意的着力点，更能显现表达水平的高下，特别是行文力度的得当与否。
　　材料作文，命题材料总是客观存在或呈现出相应的层面及角度，写作者的作文又完全可以根据表达的着力点来自主地选取对应的层面及角度。这就构成了材料作文“角度”的双向共生：一是命题材料自身客观呈现的角度，一是写作者自我主观解读的视角。其中，客观材料角度所具有的整体性与多向性，又决定了主观解读视角的全知性与有限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面地认定与局部地判定。
　　充分认识并掌控好写材料作文进程中主客观的两大角度，强调的是一个“准”字。因为规定只能根据所提供的材料来写作文，有时还特别给出“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的提示性要求。可见，角度有没有不是一个问题，精度够不够才是关键。譬如这样一则材料：一个外国人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见每个路口都有几个警察，问陪同：“他们在干什么？”答曰：“指挥交通。”外宾不解：“路上不是有交通信号吗？为什么还要警察指挥？”陪同无言以对。对此，可以从外宾或陪同的角度来分析立意，也可以全方位地解读材料之后探寻立意。但如果将材料的含意解读为“指挥的重要”、“管理出成效”，视角就有点偏移了；或者只是从遵守交通规则的角度来构思作文，而没能将其与“交通信号”及“警察指挥”的存现状况结合起来，也会偏离材料所要表达的核心。外宾的不解与陪同的无言以对，也都与此相关。
　　通常情况下，叙事型材料所涉及到的时间、空间以及人事、物况，几乎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成为作文立意的角度，而点与点又会呈现或生成思维可以渗入的层面。上述材料就至少有交通信号、警察、外宾、陪同等几个节点，而他们的存现状况又绝不会是各自独立的。只考虑从某一个角度构思行文，而忽略了这一个角度在整个材料中的地位、影响、作用，尤其是与它角度的关联，准不准就很可能成为问题。因此，面对叙述相对完整的一件事情或者一段情形，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落笔，都不能把由某一个角度推导或概括出来的意义或意味当作话题去展开，一定要先解构材料的表述，在明确材料中心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层面及角度关系，再确定以某一角度为切入点。还拿上述那则材料来说，揭示交通现状是其中心，写作切入的角度以及剖解的层面则由写作者视情况而定。
　　写材料作文，命题材料角度的呈现与写作者角度的选取，看起来就像两个巴掌一拍就响，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尤其是在命题材料带有明显的层递内涵的情况下，角度的选择，很容易出现喧宾夺主、以偏概全的问题。譬如这则材料：培根说：“幸运并非没有许多的恐惧与烦恼，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材料从正反的角度表述了世间没有绝对的幸运或厄运的核心意思，作文时一不留神就会将其简化为“怎么看待逆境、顺境”的主旨，看上去也是一正一反，但认知与表述的视角已非培根说法原有的两个角度。
　　角度要准，是说不要偏离不要跳脱命题材料自有的建构及内容的中心。这也是写好材料作文显现思维力度的前提和保证。有角度有力度，还得有深度。
　　再说“力度”及“深度”。
　　各种命题材料所呈现或所存在的角度，总有其不同之处，多也好少也好，显也好隐也好，对写作者来说，都只能是一个个可供思考的“出发点”，或者叫“触发点”，只是可以根据自我表达的需要来选定、选用、选配而已。随之而来的，就是整体行文的“力度”和“深度”的考量问题。
　　阅读命题材料，思考、思索其中的每一个节点，思量、思辨各个关节及其关联，发现或找到最能表达自我思想的点、线、面的任意一个角度，切入并展开，就能显现作文表达的力度。
　　力度之力，包括表现的力度和思辨的力度。表现力，是指作文外在的文字内容及表现形式；思辨力，则是作文内在的价值含量及思辨层次。从命题方式及要求看，材料作文要比一般的标题作文更为强调表现力和思辨力的协调一致。假如要求以“生活中的减法”为题作文，则既可以非常形象生动地来描述来表现生活中如何做减法的实况，也可以非常明确地来论述来思辨生活中为何做减法的意义。表现的力度和思辨的力度显然可以各有侧重。而一旦要求根据所提供的材料作文，就不能不充分考虑“合力”的问题。
　　先看一则叙事性材料：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日立市，人莫之如。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日立于市，人莫與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
　　材料是一则小故事，作文就不能采取简单迁移的方式，依葫芦画瓢地编一个如何请名人明星替某产品代言，进而使该产品销路大增的故事。因为就算故事编的活灵活现，但如果不能显现对如此代言最起码的一点思辨，诸如：名声与金钱、行为与效果、相信与迷信等，也还是达不到材料作文有关力度的要求。同时，作文如果自始至终只是停留在某一个点上谈现象说是非，毫无自己的思考，也会有角度而无力度。
　　再看一则论断性材料：“片言九鼎，一公百服。”“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甘言疾也，苦言药也。”
　　面对这样的结论或判断，很容易出现以实例来认同结论，用说事来证明判断的表达。针对命题材料的角度与方向都对，实例或故事的文字内容也够，缺少的恰是针对性的思辨。如此的表达，不仅思辨力欠缺，而且稍有疏忽，实例或故事的表现力也会错位甚至紊乱。
　　写材料作文，简明、连贯、得体，是表现力的标准，准确、鲜明、生动，是思辨力的要求。但作文的“力度”及“深度”，又很容易被机械地理解为思想要拔高、主题要升华。特别是当命题材料的指向、倾向非常显明的时候，又会误把“公共话语”当作有力度，以为“标语口号”有深度。实际上，只要作文中有直面材料中心或核心的分析，要么有直指材料某个节点以及关照其它方面的解析，就是有力度的表现；只要不是“题是题，我是我”，即采命题材料的“意”，排客观存在的“例”，套现成已有的“理”来成文，而是“题是我，我是题”，即分层剖解材料，纳入自我解读，写一篇有“我”之文，也就会有相应的认识高度和思想深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