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画之美，亦是指画家对人生、自然、社会、历史之感悟，由其画而入其心，进而启迪思想、陶冶心智、使人如沐春风。而诗画同源，因此，好的绘画作品可以当作诗来读。众所周知，中国的古典诗歌含蓄、简约，有着结构美、韵律美、意境美，这和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中国传统绘画底蕴深厚、包罗万象、优美隽永，好的作品总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智慧的启迪，真正读懂了它们，亦会感到一种诗意之美，正所谓“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与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虽属于不同的艺术种类，各自有着独特的审美特性，但文与艺从古至今是不分家的。诗歌与绘画的关系一直被探讨，各种关于诗画互融互通的命题不断被提出、被论证。刘勰《文心雕龙》对古代诗学批评与鉴赏所倡导的“六观”，与谢赫《古画品录》所倡导的创作理念及批评准则的“六法”，在审美观念与艺術精神方面具有一定的互融关系。无论是诗也好，还是画也好，都是通过作品的意境让人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我们常说，中国画尤其是中国山水画应该有诗意美，于是，我们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赏析之法来品读中国画的内涵。事实上，有了这些，对于我们鉴赏中国画的艺术之美，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准则。
　　历史上，很多中国画作品，细细品之，可见其善于把诗情贯穿于画意中，使水墨艺术与诗歌艺术相得益彰，这种交辉不仅仅在纸上，也在欣赏者的心间，也反映出画家胸中的境界和审美思想。绘画和作诗一样，都是创作者在安顿自己的心灵，在构建艺术家的精神世界，进而为更多人的心灵构建居所。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画家，他的追求不是着力于描摹世界，而是深刻的观察自然、体验生活和感悟生命，进而做到物我一体，以艺术的形象来表现他的内心追求和思想感情。因此，一幅好的艺术作品，不是光看就可以了，而是要耐读，就好像那些经久流传的诗歌一样，总是给人以感动，引人共鸣，发人深思。当然，画要感动人，这是不容易的，须有其他的功夫，须有外在之美，更须有内在之真性情、真人格作为支撑。
　　中国画是很讲究笔墨的艺术。从笔墨来看，我们的作品必须对传统持有深深的敬意，既传承着传统中国画的精髓，但又在这个基础上融入着时代气息，将笔墨为“我”所用，注重笔法和墨色变化。这样，才真正是体现了艺术的本质，不仅仅愉悦和感动了自己，进而使观赏者受到感动并获得精神上的审美享受。可将好画当诗读，细细品味，一样使我们感受到画中的诗意节奏、韵律和意境。画家从大自然中汲取创作元素并将其幻化为水墨，再将它们有序运用和布局经营，从而形成了画面的节奏，变幻出优美的韵律，也构建着大美的意境。
　　中国的诗和画的精神都源于中国古典哲学。中国画的发展深受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无论是绘画技法，还是艺术精神，都来源于中国古典哲学。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极大地左右着中国的绘画艺术，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天人合一、释家的佛学禅意等等，都影响着古往今来的一代代画家的创作，这种影响既是经验的，也是感悟的，还是归纳的。中国画很讲究画家的主观心理，也就是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这种表达无不深受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画家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对自然、人物、事情的理解都深深打着中国式思维的烙印，总是以中国式审美来对待自己的创作，这更形成了中国画独具的内涵与特征。
　　中国的诗歌亦是如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在气质。无论是写景咏物，还是抒情言志，或是寓理载道，诗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国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最生动、最集中、最具体的体现。可以说，一部中国的诗歌史，就是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凝聚地表达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中国诗歌的内核就是中国文化，中国诗歌的精神就是中国古典哲学，它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浩如烟海的作品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
　　钱钟书先生曾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简括地指出：“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它们的性能和领域的异同，是美学上的重要理论问题。”因此，诗画的艺术真谛都在于它们对美的追求。一切的艺术，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美”。我们之所以谈及“可将好画当诗读”，事实上是更注重中国画的思想表达与意境构造。在中国画领域，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文人画。中国绘画到宋元以后，由于文人画的逐渐兴起，要求诗书画印作为不可或缺的整体美才确立起来。另一方面，由于画家们都有诗人的修养，他们很方便地便将诗文中的比兴手法，扩展到绘画领域中来。从绘画角度来说，它的寄物寓意比之故事性人物画来说要曲折隐晦得多，然而一张真正的绘画创作，是无法掩饰一个作者的艺术观点与审美情趣的，总是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打上自己的思想符号。例如，在中国花鸟画史上称黄荃的画风富贵，徐熙的画风野逸，就是证明。因为黄荃是宫廷画家而徐熙是江南布衣，他们的身世不同、见闻不同，追求的情趣也就两样。所以我们说的诗情画意、借物抒情，固然是绘画创作中的要点，而具备这个要点，须有文学造诣、生活经验等。
　　“可将好画当诗读”，是告诉我们在中国画的创作实践中，最重要的是意境。诗歌很重视意境，画也是这样。假如诗的语言仅是一种现象的记录，那就缺乏诗味了，绘画同样不能是现象的再现，绘画上若仅求客观现象的再现，就缺乏艺术味道了。中国画的艺术味道，决定在意境之内，而意境的追求也正是包含在诗味的追寻之中。绘画上的笔墨是很重要的，然而单纯的笔墨却无法动人，犹如诗中单纯的音律与语法变化。这些仅仅是表现手段，笔墨自然也是表现手段，只有利用这些手段，充分表现了自身所追求的意境，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诗，是绘画艺术。
　　著名学者王国维说诗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著名画家、教育家诸乐三先生说作画前最好先有诗意，然后生发画意，这样才能有意境。若先画，再按画作诗，很多情况下会使人感到勉强凑凑的，假若此时两项功夫皆不到门，那看了就总有股不舒服感觉。若两者都妙，则即出二人之手亦相得益彰。在古画中不乏其例。诸乐三先生又说，以诗作画，应抓住该诗最突出的主点，并非要罗列字句中所有的东西。他又说，吴昌硕的画渗金石气较多，齐白石的画则以直观去感受生活，故吴得朴茂，齐得鲜活，画面题句，亦各如其画，一如沉沙洗出之文，古意盎然，一如老稚篱角之谈，谐趣横生。又说，吴昌硕的缶庐诗剩中有作画的跋语，是当时作画前的意境与情感，其后据此作诗，故诗与跋语内容大体相同，于此可以窥见前人在创作过程中的若干消息。
　　“可将好画当诗读”，还要求画家要具备诗人的素养。这一点，最直观的就是古往今来的题画诗。比如苏轼，历史上，诗画两方面，他都是大家。一方面，苏轼题画诗，多以自我的精神气质与现世的生命感怀介入，将题咏画作与诗人自我的现实际遇与感慨相联系，从而使所题画作的画境得到了拓展，画意得到了延伸，这种相互渗透的情形使苏轼的题画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寄情山水，以画中的山水代替真实的山水，其中“烟江叠嶂”“现世桃源”“山水清音”，以及“远”的美学追求，均是苏轼在山水题画诗中着意描写的典型意象，他借此而营构自己超然于现实之上的精神家园，从而安顿现世的生命主体。再比如石涛，其作为清初的独创主义大家，其绘画艺术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在诗书与文人情怀中，石涛一生的思想探讨和诗意旅程留下了大量的题画诗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田园野趣自然景色的本真向往，另一类是传达画者在书画方面的理论感想以及人生感慨等等。
　　伟大的艺术总是有着永不消逝的灵魂。中国画在语言符号对图像符号的长期渗透、笼罩并左右中形成的这种诗性精神是中国画的灵魂。它既表现为水墨语言的诗意性表达，更表现为精神层面艺术家胸中块垒、主观感情、胸怀气度、品格理想等的抒发和表达。“可将好画当诗读”，面对时下纷繁复杂的画坛，我想这无论是对于创作实践者，还是艺术鉴赏者，都是一个“法宝”“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