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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发生在乡村商店里的赊账关系的形成原因及运行状况来看，赊账关系是现代化市场经济与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缔结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兴起的私人商店，因为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发展出了赊账关系。经营商店不仅是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谋生手段，也维系了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在经营中发生的赊账关系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传统乡村社会互助关系。现代化的运行利用了传统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现今乡村社会斑驳陆离的社会精神图景。
关键词：赊账关系；乡村社会；现代化
赊账亦称赊销，指在商品交易时，销货单位先将商品交付给购货单位，采取延期收款的销货方式。[1]“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由费孝通先生提出，认为中国传统农村是一个流动性较弱社会，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这是一个熟人的社会，没有陌生人。”[2]在“熟人社会”中，“乡村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于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一种对于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能性。”[2]从历史学、人类学角度来看，學者多关注同是基于“熟人社会”的信用而产生的借贷，如李金铮先生对近代农村高利贷的研究，李认为“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中不讲信用的可能性较大，在熟人社会里就不同了。农民的生活圈子比较狭窄，面子观念、人情关系成为制约农民偿还债务和维持乡村借贷的一个重要机制。”[3]贺雪峰认为“熟人社会”有着统一的道德观念、价值认同，“在费老那里，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乡土社会，也是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不仅信息对称，而且有公认一致的规矩，以至于语言沟通都变得不重要了，这种信息全对称以外的公认一致的规矩，可以称之为地方性共识。”[4]这种共识与李所提到的对信用的认同、坚持相一致，与“地方性共识”相似的提法，还有“集体意识”、“集体良心”，它将传统农业社会当成一个具有高度道义认同的群体，村民之间存在着互助的关系。“它要求社区成员将社区整体的安危放在最高位置，高于个人的利益，它所追求的是社区内部每个人的权利，当危机出现时，社区内部有义务提供互惠和庇护的关系等非正式的社会保障。”[5]本文通过国家、市场、个人主动性三员模式探讨乡村社会赊账关系，考察前辈学人现代化进程与对于传统乡村社会或熟人社会内部可以称为“地方性共识”或“集体良心”的互助这一农民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的缔结关系。
一、田野地介绍
本次田野调查时间为2016年2月至3月，为期一个月。考察地点在四川筠连县乐义乡花园村。花园村属于乐义乡。1953年，乐义乡并入筠连县时，花园村名为川龙寺，[6]1956年，改村为社，乐义乡下设8个社，川龙寺更名为白花。1981年，开展地名普查工作，花园大队更名为花园。[6]1984年，改大队为村，称为村民委员会，[6]花园村成立。回溯整个花园村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变化，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一位在乡政府工作多年的报道人总结了三四十年，乐义乡的社会经济变化，这与花园村的社会经济变迁相一致。
1981年，土地流转，少部分人自带资金，出门到沿海做涤纶生意，这是改革后最早走出乐义乡的一批人。到了九十年代，才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这批人主要是到沿海五金厂、新疆建筑工地或是云南集市上赶场卖东西。到了2008年，川煤旗下的船景煤矿到乐义开矿后，外出务工人员减少，约有一半的外出人口留在本地工作。近几年来，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煤炭经济下滑，外出务工人数又激增。
外出务工是这个西南山村的经典情景，在现代化发展的华语下，为了应付一套新的生存、发展标准而造成的社会流动，正在重新塑造着社区的社会关系以及农民的内心世界精神图景。
二、国家经济政策、市场调节与个人选择：由供销社到私人经营的百货商店
据84岁的报道人回忆，解放前（筠连县、高县1949年解放）[6]有面房，进行私人交易，1953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建立了供销社：
1953年，建立供销社，卖百货、农产品，这农产品咋来的安？就是各乡会做工的、会编撮箕的，编来啊，就交给供销社，供销社就来加点税，加点管理费，就卖给人些。那供销社就起个（停顿了一下，思考如何表述）传媒作用嘛！
除了供销社，街上有一家卖吃食的小店，市集上有私人兜售的小商品如针线、火柴等，除此之外，没有私人经营的商店。花园村第一家商店办于1975年，在川龙寺，经营副食品，如白酒，但当笔者向别的报道人求证时，得到了别的信息，一位年近80岁的报道人指出，在开办供销社时期，没有私人商店，年近50岁的报道人指出，1975年在川龙寺开办的商店是公家的，并不由私人经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花园村有了第二家商店。二十一世纪初期，村民私人经营的商店开始多起来。这些商店多位于路口，村民赶集、上街都会经过商店。截止2016年笔者田野调查为止，规模较大、服务范围较广的商店有9个，其中有3个商店，已不再经营，一个商店已搬离花园村。现存的5个商店，有2个规模较大，除了出售零食、面、酒、油等生活日用品外，还出售化肥、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村里的商店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商店经营者也有自己的难处，在利益与人情之间周旋，以保持平衡。
三、乡村商店赊账关系的形成及运行
赊账，指的是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先使用商品、延迟付款的现象。在对商店经营者的采访中，报道人表示，赊账是一种正常、普遍的现象：啥子都赊，说白了，没钱的时候，一包味精都赊，他转手又给你（把钱）拿来了。只有麻辣没有赊，3角、5角的，娃儿些没有赊。在采访过程中，聊到农村商店的经营状况时，报道人普遍谈到当前的经济不景气，生意不好做的经营情况：
人流量只有那么一点，这两年出门打工的人太多了，尽是些老者儿老妈儿得屋头，你卖瓶水，老者儿老妈儿都舍不得拿钱来买（笑），你晓得的山，人家找茶喝、找水喝，谁个买你那瓶饮料喝嘛！这两年，出门打工的人太多了！人些得屋头找不到事做，得屋头求生活都难。 当问及为何允许赊账时，报道人都提到了，熟人，有交情，不赊不行：有时候就是人呀，都是熟人，你不好不赊斗嘛！还有嘛就是，他赊嘛，他转个弯子，他有了就给你拿过来了嘛！
在分析上述报道人给出的解释时，可以看到经营者与顾客行为选择间所体现出的属于熟人社会的“地方性共识”。“在费老那里，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乡土社会，也是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不仅信息对称，而且有公认一致的规矩，可以称之为地方性共识。”[4]经营者出于交情，有互助的义务，将商品赊给熟人，那么，另一面便是，顾客也要积极偿还债务：去年子明说经济下滑，但我的帐基本上是撵完了的，像我赊（给别人）两袋米，到了正月间，基本上都是解了扣扣（清了账）的。
对于“熟人”一词，报道人做出了下列解释：
啥子叫熟人？这农村嘛都是相識的那种就是熟人山，就比如说都认识就是熟人，这个就不好将关系好撇，熟人就是都是认识到的人。这农村嘛，都是邻里邻居的，都是相近的人些就是熟人山，都是昼常（经常）都……哎呀！不说每天都见到嘛，随时都见到的那些人些。赊嘛肯定是赊给熟人山，不可能赊给生面孔。
这里的熟人与费孝通先生提到的熟人社会中熟人内涵一致，除了有亲缘上联系，还有地缘上的联系，判断熟人的标准是熟悉，熟悉产生亲密、依赖。在赊账关系的运行中，除了考虑到熟人、交情外，报告人也补充了另一种说法，便是出于市场竞争的逻辑考虑：
现在私人赊账，一个是（基于）人情，一个是（基于）竞争。以前国营的一两个，哪个会赊账嘛！个别情况会。现在开商店的多了，你不赊给他，别个会赊给他嘛！
在当前的乡村社会，赊账关系仍得以延续、运作，经营者与顾客基于乡土社会的熟人、人情等“地方性共识”，积极维持着赊欠与偿还的平衡。在笔者做调查时，也经常听人民们谈起现在“赶人情”的异状：现在办酒的人越来越多了，整个正月间都要赶人情，有的人没得啥子事，都要办个酒。
四、结语
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讨论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连接关系便是国家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刘绍华在研究诺苏人的现代化之路时提出在国家层面上的现代化的两种相互影响、作用的连结关系：“在国家的层次方面，两个在政治光谱上处于极端的现代化计划，亦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强调市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7]刘通过对诺苏社群长时段的人类学调查，得出在个人层面上，现代化还改变了个人的渴望、抱负，也提供了更大的流动和选择自由。[7]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或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变异了的主体。新自由主义并不仅仅代表了政府力量退出市场，从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它代表了一种新的位企业家创造有组织、主动性条件的治理模式，这意味着“企业家模式”不仅扩散到学校、医院、房地产市场，而且激励着每个个体变成自己的企业家。[8]在中国西南的一个边远山村里，现代化在国家、市场及个人层面有着不同的体现，自上个世界九十年代以来，国家政策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农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与打工潮、煤炭经济与流动人口、生活水平提高与生活成本提高、对教育与更好的物质生活的追求，在这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与个人追求、选择的变动下，而赊账关系通过现代化与传统社会交媾的产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经营的商店不得不利用乡村社会中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谋取自身的发展，赊账关系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基于熟人社会的互助关系。
参考文献：
[1]王美涵，李儒训，耿汉斌主编.财务百科全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452.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14.
[3]李金铮.信用的坚守与危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民偿还债务之浅析.该文为2002年在南京举办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九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笔者未找到该会议论文集.
[4]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
[5]万江红，狄金华，张翠娥.社会学视野下的乡村高利贷[J].农业经济.2006（3）：53-55.
[6]筠连县市委员会.筠连县志[M]，成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60-66.
[7]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7.
[8]Gillian Hart，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Critical Ethnographies[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4，28（1）：91-100.
作者简介：牟榕（1993—），女，汉族，四川宜宾人，中国史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古代史。
关键词：赊账关系；乡村社会；现代化
赊账亦称赊销，指在商品交易时，销货单位先将商品交付给购货单位，采取延期收款的销货方式。[1]“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由费孝通先生提出，认为中国传统农村是一个流动性较弱社会，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这是一个熟人的社会，没有陌生人。”[2]在“熟人社会”中，“乡村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于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一种对于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能性。”[2]从历史学、人类学角度来看，學者多关注同是基于“熟人社会”的信用而产生的借贷，如李金铮先生对近代农村高利贷的研究，李认为“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中不讲信用的可能性较大，在熟人社会里就不同了。农民的生活圈子比较狭窄，面子观念、人情关系成为制约农民偿还债务和维持乡村借贷的一个重要机制。”[3]贺雪峰认为“熟人社会”有着统一的道德观念、价值认同，“在费老那里，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乡土社会，也是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不仅信息对称，而且有公认一致的规矩，以至于语言沟通都变得不重要了，这种信息全对称以外的公认一致的规矩，可以称之为地方性共识。”[4]这种共识与李所提到的对信用的认同、坚持相一致，与“地方性共识”相似的提法，还有“集体意识”、“集体良心”，它将传统农业社会当成一个具有高度道义认同的群体，村民之间存在着互助的关系。“它要求社区成员将社区整体的安危放在最高位置，高于个人的利益，它所追求的是社区内部每个人的权利，当危机出现时，社区内部有义务提供互惠和庇护的关系等非正式的社会保障。”[5]本文通过国家、市场、个人主动性三员模式探讨乡村社会赊账关系，考察前辈学人现代化进程与对于传统乡村社会或熟人社会内部可以称为“地方性共识”或“集体良心”的互助这一农民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的缔结关系。
一、田野地介绍
本次田野调查时间为2016年2月至3月，为期一个月。考察地点在四川筠连县乐义乡花园村。花园村属于乐义乡。1953年，乐义乡并入筠连县时，花园村名为川龙寺，[6]1956年，改村为社，乐义乡下设8个社，川龙寺更名为白花。1981年，开展地名普查工作，花园大队更名为花园。[6]1984年，改大队为村，称为村民委员会，[6]花园村成立。回溯整个花园村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变化，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一位在乡政府工作多年的报道人总结了三四十年，乐义乡的社会经济变化，这与花园村的社会经济变迁相一致。
1981年，土地流转，少部分人自带资金，出门到沿海做涤纶生意，这是改革后最早走出乐义乡的一批人。到了九十年代，才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这批人主要是到沿海五金厂、新疆建筑工地或是云南集市上赶场卖东西。到了2008年，川煤旗下的船景煤矿到乐义开矿后，外出务工人员减少，约有一半的外出人口留在本地工作。近几年来，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煤炭经济下滑，外出务工人数又激增。
外出务工是这个西南山村的经典情景，在现代化发展的华语下，为了应付一套新的生存、发展标准而造成的社会流动，正在重新塑造着社区的社会关系以及农民的内心世界精神图景。
二、国家经济政策、市场调节与个人选择：由供销社到私人经营的百货商店
据84岁的报道人回忆，解放前（筠连县、高县1949年解放）[6]有面房，进行私人交易，1953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建立了供销社：
1953年，建立供销社，卖百货、农产品，这农产品咋来的安？就是各乡会做工的、会编撮箕的，编来啊，就交给供销社，供销社就来加点税，加点管理费，就卖给人些。那供销社就起个（停顿了一下，思考如何表述）传媒作用嘛！
除了供销社，街上有一家卖吃食的小店，市集上有私人兜售的小商品如针线、火柴等，除此之外，没有私人经营的商店。花园村第一家商店办于1975年，在川龙寺，经营副食品，如白酒，但当笔者向别的报道人求证时，得到了别的信息，一位年近80岁的报道人指出，在开办供销社时期，没有私人商店，年近50岁的报道人指出，1975年在川龙寺开办的商店是公家的，并不由私人经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花园村有了第二家商店。二十一世纪初期，村民私人经营的商店开始多起来。这些商店多位于路口，村民赶集、上街都会经过商店。截止2016年笔者田野调查为止，规模较大、服务范围较广的商店有9个，其中有3个商店，已不再经营，一个商店已搬离花园村。现存的5个商店，有2个规模较大，除了出售零食、面、酒、油等生活日用品外，还出售化肥、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村里的商店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商店经营者也有自己的难处，在利益与人情之间周旋，以保持平衡。
三、乡村商店赊账关系的形成及运行
赊账，指的是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先使用商品、延迟付款的现象。在对商店经营者的采访中，报道人表示，赊账是一种正常、普遍的现象：啥子都赊，说白了，没钱的时候，一包味精都赊，他转手又给你（把钱）拿来了。只有麻辣没有赊，3角、5角的，娃儿些没有赊。在采访过程中，聊到农村商店的经营状况时，报道人普遍谈到当前的经济不景气，生意不好做的经营情况：
人流量只有那么一点，这两年出门打工的人太多了，尽是些老者儿老妈儿得屋头，你卖瓶水，老者儿老妈儿都舍不得拿钱来买（笑），你晓得的山，人家找茶喝、找水喝，谁个买你那瓶饮料喝嘛！这两年，出门打工的人太多了！人些得屋头找不到事做，得屋头求生活都难。 当问及为何允许赊账时，报道人都提到了，熟人，有交情，不赊不行：有时候就是人呀，都是熟人，你不好不赊斗嘛！还有嘛就是，他赊嘛，他转个弯子，他有了就给你拿过来了嘛！
在分析上述报道人给出的解释时，可以看到经营者与顾客行为选择间所体现出的属于熟人社会的“地方性共识”。“在费老那里，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乡土社会，也是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不仅信息对称，而且有公认一致的规矩，可以称之为地方性共识。”[4]经营者出于交情，有互助的义务，将商品赊给熟人，那么，另一面便是，顾客也要积极偿还债务：去年子明说经济下滑，但我的帐基本上是撵完了的，像我赊（给别人）两袋米，到了正月间，基本上都是解了扣扣（清了账）的。
对于“熟人”一词，报道人做出了下列解释：
啥子叫熟人？这农村嘛都是相識的那种就是熟人山，就比如说都认识就是熟人，这个就不好将关系好撇，熟人就是都是认识到的人。这农村嘛，都是邻里邻居的，都是相近的人些就是熟人山，都是昼常（经常）都……哎呀！不说每天都见到嘛，随时都见到的那些人些。赊嘛肯定是赊给熟人山，不可能赊给生面孔。
这里的熟人与费孝通先生提到的熟人社会中熟人内涵一致，除了有亲缘上联系，还有地缘上的联系，判断熟人的标准是熟悉，熟悉产生亲密、依赖。在赊账关系的运行中，除了考虑到熟人、交情外，报告人也补充了另一种说法，便是出于市场竞争的逻辑考虑：
现在私人赊账，一个是（基于）人情，一个是（基于）竞争。以前国营的一两个，哪个会赊账嘛！个别情况会。现在开商店的多了，你不赊给他，别个会赊给他嘛！
在当前的乡村社会，赊账关系仍得以延续、运作，经营者与顾客基于乡土社会的熟人、人情等“地方性共识”，积极维持着赊欠与偿还的平衡。在笔者做调查时，也经常听人民们谈起现在“赶人情”的异状：现在办酒的人越来越多了，整个正月间都要赶人情，有的人没得啥子事，都要办个酒。
四、结语
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讨论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连接关系便是国家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刘绍华在研究诺苏人的现代化之路时提出在国家层面上的现代化的两种相互影响、作用的连结关系：“在国家的层次方面，两个在政治光谱上处于极端的现代化计划，亦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强调市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7]刘通过对诺苏社群长时段的人类学调查，得出在个人层面上，现代化还改变了个人的渴望、抱负，也提供了更大的流动和选择自由。[7]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或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变异了的主体。新自由主义并不仅仅代表了政府力量退出市场，从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它代表了一种新的位企业家创造有组织、主动性条件的治理模式，这意味着“企业家模式”不仅扩散到学校、医院、房地产市场，而且激励着每个个体变成自己的企业家。[8]在中国西南的一个边远山村里，现代化在国家、市场及个人层面有着不同的体现，自上个世界九十年代以来，国家政策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农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与打工潮、煤炭经济与流动人口、生活水平提高与生活成本提高、对教育与更好的物质生活的追求，在这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与个人追求、选择的变动下，而赊账关系通过现代化与传统社会交媾的产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经营的商店不得不利用乡村社会中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谋取自身的发展，赊账关系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基于熟人社会的互助关系。
参考文献：
[1]王美涵，李儒训，耿汉斌主编.财务百科全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452.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14.
[3]李金铮.信用的坚守与危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民偿还债务之浅析.该文为2002年在南京举办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九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笔者未找到该会议论文集.
[4]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
[5]万江红，狄金华，张翠娥.社会学视野下的乡村高利贷[J].农业经济.2006（3）：53-55.
[6]筠连县市委员会.筠连县志[M]，成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60-66.
[7]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7.
[8]Gillian Hart，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Critical Ethnographies[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4，28（1）：91-100.
作者简介：牟榕（1993—），女，汉族，四川宜宾人，中国史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