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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政权司法战线上,有一位卓越的战士。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法庭庭长、代院长、院长的雷经天。为了表彰雷经天的功绩,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工作者”的荣誉称号,称赞他是解放区司法工作的先进榜样。1950年6月,雷经天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1956年任上海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1959年8月11日,在上海病逝。雷经天长期奋战在我党司法工作岗位上,呕心沥血,作出了辉煌业绩,被群众亲切地誉为“雷青天”。
当代活包公——断案如神的“雷青天”
雷经天1904年5月2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1923年,雷经天考取厦门大学,翌年转入上海大夏大学,在恽代英的领导下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5月,雷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雷经天在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担任党代表。1928年6月,雷经天任广西特委委员、特委常委,1929年12月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11月,雷经天随右江地区的红七军主力北上,于1931年7月抵达中央苏区,编入红三军团。1934年10月,雷经天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雷经天任中央粮食部秘书科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雷经天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法庭庭长,代院长、院长。其间,雷经天建立健全各种司法制度,让全边区司法干部严格遵守,他亲自做出表率,使边区司法工作出现了一派新局面。雷经天身材魁梧,尽管待人态度和蔼,却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因其足智多谋,老百姓称他是“活包公雷青天”。
在陕甘宁边区,雷经天在司法制度方面的一大创举是法院受理案件不收诉讼费。这一举措为边区人民所欢迎,百姓称赞说:“我们打官司,公家就管哩!不要下跪,又不花钱,不写呈状,非常便利,告了就判,有理就能打赢,过去只有有钱的人才能打赢官司。”陇东专员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工作仔细认真,支持刘巧儿婚姻自主,受到陇东人民的称赞。雷经天总结了这个经验,大力推广,并上报边区政府,中央非常赞赏。
雷经天之所以办案准确,是因为他善于观察。一天,两个农民吵吵嚷嚷来找他“打官司”。雷经天和颜悦色地从桌旁站起来,指着一条长板凳说:“请坐下来说!”还给他们各倒了一杯茶水。高个儿农民接过茶杯后说:“我路上遇见这个人,他说他没带烟袋,要借我的烟袋抽一抽,我就把烟锅借给他,谁知他一抽就爱上了,硬说这个烟锅是他丢的,你看天下有这个理么?”矮个农民则很不服气,说:“雷院长,这个烟锅是我的,我抽了七八年了,今天不小心丢了,他捡到了,我认出后,他不但不给我,还耍赖。”高个儿说:“这真是老实人遇到了狐狸精,有理说不清。老百姓都说你雷经天比包公还公道,就请你公断公断。”雷经天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两个人,便从高个儿手中接过烟锅,装上烟边抽边端详。尽管已经使用了多年,看得出由于主人爱护得好,不仅玛瑙嘴子晶莹闪烁,就是白铜烟锅头也明光闪亮,完好如初,一点也没有磕碰的痕迹,烟锅杆上还吊着一个绣花布袋。雷经天边看边思考着,他最后对这两位农民笑道:“是个好家具,起码值十来块银元哩。”
雷经天抽完一锅烟,磕掉烟灰,又装上一锅,递给矮个,划了根火柴替他点上。矮个抽完后,在手上轻轻地弹了几下,烟灰就被弹落了。雷经天要过烟锅,又装上烟,递给高个说:“你也抽一锅。”高个接过烟锅,雷经天照样给点上。他一边抽,一边笑眯眯地瞅着雷经天,似乎心里在盘算着什么。等烟抽完后,高个在石头上将烟灰当当当几下磕掉,又装上一锅烟,正准备递给雷经天,雷经天却让他再抽一锅。抽完第二锅,高个又是当当当几下磕掉烟灰,再装上一锅,恭恭敬敬地递给雷经天,雷经天又递给矮个农民。
矮个农民见雷经天只字不提断案一事,便面带愠色地说:“雷院长,咱是来请你断案的,不是要你装烟的,断得了、断不了,一句话!”雷经天不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饭菜凉了不好吃,官司凉了照样打。来,再抽一锅烟,再说打官司。”矮个农民有点生气,将手中衣服往肩上一搭,背转身蹲在地上。雷经天凑上前,双手递过烟锅,笑呵呵地说:“还是再抽一锅吧,瘾过足了,打官司也有精神。”矮个农民拿来烟锅,闷着头连抽带喷抽完了一锅烟。照例在手上轻轻弹烟灰,烟灰没有弹尽,就站起来,抬起一只脚,在鞋底上轻轻磕了磕。雷经天顺手接过烟锅,肯定地对矮个农民说:“现在这个案子清楚了,烟锅是你的,给,拿去吧!”
矮个农民呆住了,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高个农民也愣了一下,气冲冲地说:“好一个雷经天,是烟锅上刻着他的名字,还是你和他沾亲带故?为什么不断案,就把烟锅给他?”雷经天收敛了笑容,“我与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烟锅上也未刻他的名字,但烟锅确实是他的。”接着,雷经天严肃地说:“你说你抽了十年,而你每抽一锅烟,就要在石头上磕一次,那烟锅头边沿不早就让你磕卷了?可你看,这烟锅除了你刚才磕下的一点窝窝外,还有磕碰的痕迹吗?不瞒你说,我抽第一锅烟时就注意到这一点了。”高个农民语塞,匆匆溜走了。矮个农民望着雷经天,感慨地说:“抽了几锅烟,你断好了一桩案,真不愧是雷青天啊!”
对司法干部提出办案八大原则
雷经天对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建设殚精竭虑,提出“廉洁、明辨、公正、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的原则,要求全边区的司法干部严格执行,并亲自作出表率。雷经天作报告,都是自己动手准备,并亲自办理重大案件,详细修改每件判决书。在建立和健全边区司法机构和制度方面,雷经天在高等法院设立了刑庭、民庭、检察处等部门。为了防止审判中发生偏差,又在各县组织裁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和决定各县的重大案件。同时,还建立巡回审判制度和调解制度,确立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方针。由于民间调解的广泛推行,边区司法工作的面貌蔚然改观。
抗战期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派遣汉奸、特务潜入边区活动。雷经天提出,边区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抗战胜利,保卫民主政权,保持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据此,边区法院严肃处理了大量刑事案件,有力打击了敌人破坏边区的罪恶活动。边区法院将汉奸吉思恭的公判作为教育边区人民的一堂大课来上,影响极为深远。
陕甘宁边区人民对雷经天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安塞县李家沟秧歌队给法院拜年时唱道:“法院院长雷经天,办事公道众人夸。”为了表彰雷经天的功绩,边区劳模大会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工作者”的荣誉称号,称赞他是各解放区中司法工作的先进榜样。
雷经天秉公处理“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
雷经天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不久,便遇到了“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1937年春天,16岁的女学生刘茜来到延安。1937年8月,刘茜进入抗大六大队学习,队长是年轻英俊的黄克功。出生于官宦之家的刘茜容貌清秀,知书达理,浑身上下透着青春的气息,在抗大校园里极其引人注目。黄克功从第一眼看见刘茜开始,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漂亮姑娘。由于黄克功与刘茜两人在生活情趣、习惯爱好方面存在着巨大鸿沟,两人先是矛盾、纠葛、不和谐,后来感到乏味和苦恼,最后反目成仇。刘茜认为恋爱自由,认为自己与黄克功双方都有选择对象的权利,而黄克功则认为刘茜抛弃自己另寻新欢是对自己的不忠贞。
调到陕北公学后,刘茜给黄克功写了一封绝交信。10月5日晚,黄克功约刘茜出来。在明月当空的延河岸边,在越来越激烈的争吵中,黄克功先是持枪威胁,迫婚未成,后来失去理智,丧心病狂地向刘茜开了一枪。发现刘茜未死,接着向她头部又补了一枪。当时,不少同志念及黄克功“资格老,功劳大”,要求法院从轻处理,或带刑发配到抗日前线杀敌赎罪;有的同志出于怜惜老井冈战友之情,向毛泽东请求免予黄克功一死。雷经天为维护法律的神圣尊严,坚持依法办事。为了慎重起见,雷经天当即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黄克功的犯罪事实作了汇报,并提出自己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严格依法办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毛泽东支持雷经天的意见,并于10月10日给雷经天回信。在1993年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收录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予安慰和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鉴于本案重大,群众看法又不一致,确有典型的法制教育意义。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数千人大会,进行公开审判。法庭当庭宣判黄克功死刑,并由雷经天当着黄克功的面,向广大群众宣读了毛主席为此案给他的复信。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参加大会,并在审判结束后发表了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恋爱婚姻与革命关系的重要讲话。通过公审大会,广大群众对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并从黄克功由人民功臣堕落成人民罪人的活生生的事实,受到深刻教育。
担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期间蒙冤
黄克功一案之后,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董必武赴重庆,边区参议会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1945年8月,雷经天调任八路军南下三支队政委,1946年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1947年8月任两广纵队政委。广州解放后,雷经天又率部参加解放广西的战斗。广西解放之初,雷经天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6月,雷经天奉命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中南分院院长。
在雷经天担任院长的两年里,中南分院共审理6000多起重大案件。人无完人,雷经天也出了两个差错。一是在处理一个农妇被害案时,忽视了现场情况、口供、旁证等的情况研究,片面强调了“蒸骨验尸”的旧方法。另一件事是1951年在处理一起离婚案时,雷经天对持不同意见者语气偏激,不够冷静。在1953年司法改革时,有人批评雷经天“犯有隐瞒错误,抵抗批评,进行非组织活动及在工作上严重失职”等错误。雷经天为此受到错误的处分:留党察看两年,撤销本兼各职,工资由7级降为10级。当时很多人为他鸣不平,但雷经天却这么想:“党是我亲爱的母亲,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惩罚不论是轻是重,都是出于对孩子的爱。”
1953年6月,雷经天离开了中南分院,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近一年之久。赋闲期间,雷经天仍以对革命事业和共和国法律工作的理想和信念坚持读书学习,直到1954年4月接受新工作为止。据雷经天在自传中说,1954年4月,他被降职到长江航运局汉口港任副港长。其间,雷经天坦然自若,正确对待,请组织重新审查处理。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两年的调查,1955年终于弄清了问题,并作出决定:“按期取消雷经天同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鞠躬尽瘁育后人
1956年6月,雷经天调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雷经天关心群众,爱护干部,克己奉公,反对特殊化。当时,学校找了较好的楼房给他住,他婉言谢绝,仍住在普通房间里。外出开会,他不坐小轿车,而和大家一起坐大客车。炊事员生病,他还亲自去探望。由于历史的原因,学院里有些矛盾,他始终把握着对人的处理要慎之又慎的原则。
在从1956年到1958年9月华东政法学院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两年的时间里,雷经天全面负责学院的党政领导工作。他十分重视教学工作,要求院领导选择一门课程,一面学习,一面指导,作为教改的试点。他要求干部深入教研室,具体抓好教学。他领导全院制定向科学进军的科研工作规划,调动了教师科研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他顾全大局,抽调大量的骨干教师和职工,输送给新建的上海法律学校和济南法律学校,支持兄弟院校的发展。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历史上的沉痛教训,十分谨慎地处理党内干部的矛盾。在雷经天的领导下,华东政法学院工作在初创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1958年,雷经天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这时,他不幸得了肝癌,但他用凳角顶住肝区仍坚持工作。弥留之际,雷经天拒用珍贵药品,他对医护人员说:“我不行了,药品都留给其他同志用。”1959年8月11日,雷经天因病逝世,终年56岁。
据其夫人吴树琴在回忆文章中说,对于在中南分院所受到的处分,雷经天一直没有停止申诉。直到弥留之际,他还对吴树琴说:“中南那件案子,不知道毛主席知道否?”1982年12月27日,吴树琴给胡耀邦总书记写申诉信,希望为雷经天平反。1985年2月1日,上海市纪委宣布,经中纪委批准,同意撤销1953年6月关于雷经天同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和1954年6月对雷经天同志撤销本兼各职的处理决定。雷经天的历史问题,终于在30年后得到平反。■
编辑:黄灵[email protected]
当代活包公——断案如神的“雷青天”
雷经天1904年5月2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1923年,雷经天考取厦门大学,翌年转入上海大夏大学,在恽代英的领导下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5月,雷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雷经天在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担任党代表。1928年6月,雷经天任广西特委委员、特委常委,1929年12月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11月,雷经天随右江地区的红七军主力北上,于1931年7月抵达中央苏区,编入红三军团。1934年10月,雷经天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雷经天任中央粮食部秘书科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雷经天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法庭庭长,代院长、院长。其间,雷经天建立健全各种司法制度,让全边区司法干部严格遵守,他亲自做出表率,使边区司法工作出现了一派新局面。雷经天身材魁梧,尽管待人态度和蔼,却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因其足智多谋,老百姓称他是“活包公雷青天”。
在陕甘宁边区,雷经天在司法制度方面的一大创举是法院受理案件不收诉讼费。这一举措为边区人民所欢迎,百姓称赞说:“我们打官司,公家就管哩!不要下跪,又不花钱,不写呈状,非常便利,告了就判,有理就能打赢,过去只有有钱的人才能打赢官司。”陇东专员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工作仔细认真,支持刘巧儿婚姻自主,受到陇东人民的称赞。雷经天总结了这个经验,大力推广,并上报边区政府,中央非常赞赏。
雷经天之所以办案准确,是因为他善于观察。一天,两个农民吵吵嚷嚷来找他“打官司”。雷经天和颜悦色地从桌旁站起来,指着一条长板凳说:“请坐下来说!”还给他们各倒了一杯茶水。高个儿农民接过茶杯后说:“我路上遇见这个人,他说他没带烟袋,要借我的烟袋抽一抽,我就把烟锅借给他,谁知他一抽就爱上了,硬说这个烟锅是他丢的,你看天下有这个理么?”矮个农民则很不服气,说:“雷院长,这个烟锅是我的,我抽了七八年了,今天不小心丢了,他捡到了,我认出后,他不但不给我,还耍赖。”高个儿说:“这真是老实人遇到了狐狸精,有理说不清。老百姓都说你雷经天比包公还公道,就请你公断公断。”雷经天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两个人,便从高个儿手中接过烟锅,装上烟边抽边端详。尽管已经使用了多年,看得出由于主人爱护得好,不仅玛瑙嘴子晶莹闪烁,就是白铜烟锅头也明光闪亮,完好如初,一点也没有磕碰的痕迹,烟锅杆上还吊着一个绣花布袋。雷经天边看边思考着,他最后对这两位农民笑道:“是个好家具,起码值十来块银元哩。”
雷经天抽完一锅烟,磕掉烟灰,又装上一锅,递给矮个,划了根火柴替他点上。矮个抽完后,在手上轻轻地弹了几下,烟灰就被弹落了。雷经天要过烟锅,又装上烟,递给高个说:“你也抽一锅。”高个接过烟锅,雷经天照样给点上。他一边抽,一边笑眯眯地瞅着雷经天,似乎心里在盘算着什么。等烟抽完后,高个在石头上将烟灰当当当几下磕掉,又装上一锅烟,正准备递给雷经天,雷经天却让他再抽一锅。抽完第二锅,高个又是当当当几下磕掉烟灰,再装上一锅,恭恭敬敬地递给雷经天,雷经天又递给矮个农民。
矮个农民见雷经天只字不提断案一事,便面带愠色地说:“雷院长,咱是来请你断案的,不是要你装烟的,断得了、断不了,一句话!”雷经天不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饭菜凉了不好吃,官司凉了照样打。来,再抽一锅烟,再说打官司。”矮个农民有点生气,将手中衣服往肩上一搭,背转身蹲在地上。雷经天凑上前,双手递过烟锅,笑呵呵地说:“还是再抽一锅吧,瘾过足了,打官司也有精神。”矮个农民拿来烟锅,闷着头连抽带喷抽完了一锅烟。照例在手上轻轻弹烟灰,烟灰没有弹尽,就站起来,抬起一只脚,在鞋底上轻轻磕了磕。雷经天顺手接过烟锅,肯定地对矮个农民说:“现在这个案子清楚了,烟锅是你的,给,拿去吧!”
矮个农民呆住了,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高个农民也愣了一下,气冲冲地说:“好一个雷经天,是烟锅上刻着他的名字,还是你和他沾亲带故?为什么不断案,就把烟锅给他?”雷经天收敛了笑容,“我与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烟锅上也未刻他的名字,但烟锅确实是他的。”接着,雷经天严肃地说:“你说你抽了十年,而你每抽一锅烟,就要在石头上磕一次,那烟锅头边沿不早就让你磕卷了?可你看,这烟锅除了你刚才磕下的一点窝窝外,还有磕碰的痕迹吗?不瞒你说,我抽第一锅烟时就注意到这一点了。”高个农民语塞,匆匆溜走了。矮个农民望着雷经天,感慨地说:“抽了几锅烟,你断好了一桩案,真不愧是雷青天啊!”
对司法干部提出办案八大原则
雷经天对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建设殚精竭虑,提出“廉洁、明辨、公正、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的原则,要求全边区的司法干部严格执行,并亲自作出表率。雷经天作报告,都是自己动手准备,并亲自办理重大案件,详细修改每件判决书。在建立和健全边区司法机构和制度方面,雷经天在高等法院设立了刑庭、民庭、检察处等部门。为了防止审判中发生偏差,又在各县组织裁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和决定各县的重大案件。同时,还建立巡回审判制度和调解制度,确立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方针。由于民间调解的广泛推行,边区司法工作的面貌蔚然改观。
抗战期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派遣汉奸、特务潜入边区活动。雷经天提出,边区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抗战胜利,保卫民主政权,保持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据此,边区法院严肃处理了大量刑事案件,有力打击了敌人破坏边区的罪恶活动。边区法院将汉奸吉思恭的公判作为教育边区人民的一堂大课来上,影响极为深远。
陕甘宁边区人民对雷经天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安塞县李家沟秧歌队给法院拜年时唱道:“法院院长雷经天,办事公道众人夸。”为了表彰雷经天的功绩,边区劳模大会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工作者”的荣誉称号,称赞他是各解放区中司法工作的先进榜样。
雷经天秉公处理“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
雷经天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不久,便遇到了“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1937年春天,16岁的女学生刘茜来到延安。1937年8月,刘茜进入抗大六大队学习,队长是年轻英俊的黄克功。出生于官宦之家的刘茜容貌清秀,知书达理,浑身上下透着青春的气息,在抗大校园里极其引人注目。黄克功从第一眼看见刘茜开始,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漂亮姑娘。由于黄克功与刘茜两人在生活情趣、习惯爱好方面存在着巨大鸿沟,两人先是矛盾、纠葛、不和谐,后来感到乏味和苦恼,最后反目成仇。刘茜认为恋爱自由,认为自己与黄克功双方都有选择对象的权利,而黄克功则认为刘茜抛弃自己另寻新欢是对自己的不忠贞。
调到陕北公学后,刘茜给黄克功写了一封绝交信。10月5日晚,黄克功约刘茜出来。在明月当空的延河岸边,在越来越激烈的争吵中,黄克功先是持枪威胁,迫婚未成,后来失去理智,丧心病狂地向刘茜开了一枪。发现刘茜未死,接着向她头部又补了一枪。当时,不少同志念及黄克功“资格老,功劳大”,要求法院从轻处理,或带刑发配到抗日前线杀敌赎罪;有的同志出于怜惜老井冈战友之情,向毛泽东请求免予黄克功一死。雷经天为维护法律的神圣尊严,坚持依法办事。为了慎重起见,雷经天当即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黄克功的犯罪事实作了汇报,并提出自己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严格依法办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毛泽东支持雷经天的意见,并于10月10日给雷经天回信。在1993年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收录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予安慰和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鉴于本案重大,群众看法又不一致,确有典型的法制教育意义。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数千人大会,进行公开审判。法庭当庭宣判黄克功死刑,并由雷经天当着黄克功的面,向广大群众宣读了毛主席为此案给他的复信。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参加大会,并在审判结束后发表了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恋爱婚姻与革命关系的重要讲话。通过公审大会,广大群众对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并从黄克功由人民功臣堕落成人民罪人的活生生的事实,受到深刻教育。
担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期间蒙冤
黄克功一案之后,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董必武赴重庆,边区参议会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1945年8月,雷经天调任八路军南下三支队政委,1946年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1947年8月任两广纵队政委。广州解放后,雷经天又率部参加解放广西的战斗。广西解放之初,雷经天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6月,雷经天奉命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中南分院院长。
在雷经天担任院长的两年里,中南分院共审理6000多起重大案件。人无完人,雷经天也出了两个差错。一是在处理一个农妇被害案时,忽视了现场情况、口供、旁证等的情况研究,片面强调了“蒸骨验尸”的旧方法。另一件事是1951年在处理一起离婚案时,雷经天对持不同意见者语气偏激,不够冷静。在1953年司法改革时,有人批评雷经天“犯有隐瞒错误,抵抗批评,进行非组织活动及在工作上严重失职”等错误。雷经天为此受到错误的处分:留党察看两年,撤销本兼各职,工资由7级降为10级。当时很多人为他鸣不平,但雷经天却这么想:“党是我亲爱的母亲,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惩罚不论是轻是重,都是出于对孩子的爱。”
1953年6月,雷经天离开了中南分院,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近一年之久。赋闲期间,雷经天仍以对革命事业和共和国法律工作的理想和信念坚持读书学习,直到1954年4月接受新工作为止。据雷经天在自传中说,1954年4月,他被降职到长江航运局汉口港任副港长。其间,雷经天坦然自若,正确对待,请组织重新审查处理。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两年的调查,1955年终于弄清了问题,并作出决定:“按期取消雷经天同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鞠躬尽瘁育后人
1956年6月,雷经天调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雷经天关心群众,爱护干部,克己奉公,反对特殊化。当时,学校找了较好的楼房给他住,他婉言谢绝,仍住在普通房间里。外出开会,他不坐小轿车,而和大家一起坐大客车。炊事员生病,他还亲自去探望。由于历史的原因,学院里有些矛盾,他始终把握着对人的处理要慎之又慎的原则。
在从1956年到1958年9月华东政法学院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两年的时间里,雷经天全面负责学院的党政领导工作。他十分重视教学工作,要求院领导选择一门课程,一面学习,一面指导,作为教改的试点。他要求干部深入教研室,具体抓好教学。他领导全院制定向科学进军的科研工作规划,调动了教师科研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他顾全大局,抽调大量的骨干教师和职工,输送给新建的上海法律学校和济南法律学校,支持兄弟院校的发展。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历史上的沉痛教训,十分谨慎地处理党内干部的矛盾。在雷经天的领导下,华东政法学院工作在初创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1958年,雷经天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这时,他不幸得了肝癌,但他用凳角顶住肝区仍坚持工作。弥留之际,雷经天拒用珍贵药品,他对医护人员说:“我不行了,药品都留给其他同志用。”1959年8月11日,雷经天因病逝世,终年56岁。
据其夫人吴树琴在回忆文章中说,对于在中南分院所受到的处分,雷经天一直没有停止申诉。直到弥留之际,他还对吴树琴说:“中南那件案子,不知道毛主席知道否?”1982年12月27日,吴树琴给胡耀邦总书记写申诉信,希望为雷经天平反。1985年2月1日,上海市纪委宣布,经中纪委批准,同意撤销1953年6月关于雷经天同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和1954年6月对雷经天同志撤销本兼各职的处理决定。雷经天的历史问题,终于在30年后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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